激荡与互动：中国共产党民族团结思想的提出与清晰化

源自：中国社会科学网  : 陈建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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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
　　陈建樾，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治理智库研究员，兼任云南民族大学客座教授、云南省“民族团结进步理论与实践”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北京100081
∷　基金项目
　　云南省“民族团结进步理论与实践”协同创新项目(16YMDXT009)阶段性成果。
　　导语：民族团结，是中国共产党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的核心理念，也是中国特色民族事务管理制度的核心要义。文章缕述了中国共产党民族团结理念提出和逐渐明晰化的过程，并依据相关史料记述了云南地方党组织与中共中央在民族团结思想提出和凝练过程中的上下互动和思想激荡过程。

　　关键词：民族团结/民族理论/中国共产党
　　2014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四次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强调指出，人心是最大的政治。人心在我，各族人民就能众志成城。做好民族工作，最关键的是搞好民族团结，最管用的是争取人心。我们要高举各民族大团结的旗帜，坚持绵绵用力、久久为功，把加强民族团结作为战略性、基础性、长期性工作来做。李克强总理在会议上也指出，对我们这个56个民族的大家庭来说，任何时候都要像爱护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像珍视生命一样珍视民族团结。民族团结事业是全社会的事业，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民族工作，各方面要关心支持民族工作，进一步形成做好民族工作的强大合力。习近平和中央领导集体关于民族团结的讲话，既是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继承和对中国共产党民族团结思想的发展，也是新时期处理和解决统一多民族中国民族问题和做好民族工作的重要指示。2015年1月19-2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云南时再次指出“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并要求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坚定不移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广泛开展民族团结教育，注重把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作为战略任务来抓，使各民族人心归聚、精神相依。
　　新中国成立以来实行的民族政策，不仅使广大民族地区成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使民族团结和边疆稳定工作方面取得了巨大成绩和宝贵经验。认真总结历史经验、描摹历史发展历程并从中发掘、整理、归纳其中规律性的经验，对于统一的多民族中国而言，无疑具有特别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一、马克思主义民族团结思想在中国的译介与中国共产党在建党初期的思考
　　习近平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讲话中明确指出，民族团结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一个重要内容;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阶级社会中，不可能有真正的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指出：“人对人的剥削一消灭，民族对民族的剥削就会随之消灭。民族内部的阶级对立一消失，民族之间的敌对关系就会随之消失。”[1](P.291)1906年，朱执信以“蛰伸”的笔名在《民报》第2号上发表的《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中摘译了《共产党宣言》中的四段内容;而在同年6月出版的《民报》第5号上，宋教仁又以“犟斋”的笔名翻译了《万国社会党大会略史》，第一次介绍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史，并摘译了《共产党宣言》的结束语：“盖平民所决者，惟铁锁耳，而所得者，则全世界也”;“万国劳动者，其团结！”
　　我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对《共产党宣言》的译介始于1919年4月，在陈独秀主编的《每周评论》第16期上发表了署名为“舍”的介绍《共产党宣言》的文章。1920年8月，陈望道基于日文本并参酌英文本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作为“社会主义研究小丛书第一种”在上海公开出版，这是马克思著作在中国的第一个中文全译本。与《共产党宣言》翻译出版的同时，列宁的民族思想和苏联的民族政策也在1920年被介绍到中国。1920年11月，《新青年》第8卷第3号刊登了《民族自决权》，这是袁振英根据列宁的原文所译;1921年3月，瞿秋白在《晨报》上连载发表了《共产主义之人间化》，较为系统地介绍了苏共十大和苏联的民族情况与民族政策。[2](P.184-194)
　　1921年中国共产党甫一成立，就创办了由中共中央宣传部长李达主持的“人民出版社”，并出版了马克思著作2种、列宁著作5种和共产主义丛书5种，其中就有《共产党宣言》。[3](P.49)1922年1月，由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主办的机关报《先驱》在创刊号上译述了列宁《民族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的内容，并宣传了列宁关于“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的思想，这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团结思想在中国最早的传播。[4]
　　1923年11月，由中共设立的上海书店发行了中共机关刊物《向导》和《共产党宣言》等30多种书籍。[5]从李大钊在共产国际五大的报告[6](P.608)中也可以发现，中共领导人当时已经对列宁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决议内容有了较完整的了解。1925年初，中共中央要求“中央编译委员会应努力于党内党外小册子之编译，尤其是关于列宁主义，国际政策，政治经济状况以及工人的常识之编辑”[7](P.377);同年10月又要求“发展我们党的机关报”，“翻译马克思主义的书籍──是文字上的宣传和鼓动的根本职任。同时还要搜集整理种种材料，以便根据马克思主义编辑关于中国问题的著作──做解决民族革命及阶级斗争中种种问题的理论上根据。”[8](P.481)到1928年中共六大时，中共中央更要求“发行马克思，恩格斯，斯达林，布哈林及其他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领袖的重要著作”[9](P.421-422)。
　　建党初期的中共，尽管对多民族国家的民族问题缺乏深入的认识和观察，但仍注意到边疆民族地区与中原地区的差异与不同：“现在中国本部做不到和疆部统一，因为这些地方的经济情形，和本部不同，他们互相也有差异”;党中央的决议第一次提出关于多民族国家革命的目标与国家结构形式，其中也第一次提及各民族自治与联合的思想：“统一中国本部(包括东三省)为真正民族共和国”、“蒙古西藏回疆三部实行自治，为民主自治邦”、“在自由联邦制原则上，联合蒙古，西藏，回疆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10](P.62-63)这一主张在中共二大宣言中也被明确载入，该宣言同时还认为“联邦制的原则在中国本部各省是不能采用的。至于蒙古、西藏、新疆等处则不然”[11](P.111)，这显示出通过联邦制处理多民族国家的民族问题并以此实现各民族的联合是中国共产党在建党初期的奋斗目标。1924年，中共在关于“国民党之政纲”的决议中提出，“惟关于民族主义内容的解释，我们主张的是：对外反抗侵略主义的列强加于我人之压迫，对内解除我人加于殖民地弱小民族(如蒙古西藏)之压迫”[12](P.215-216)，显示出中共基于民族平等的民族团结理念，这是中共中央在民族纲领方面与国民党主张相异的最早表达。
　　差不多与此同时，中共也在1925年初不仅注意到了中国革命与世界范围内民族解放运动的关联性，并对国内的民族问题有所关切，《对于民族革命之决议案》不仅认为“世界革命也成了整个的”，而且明确指出前无产阶级的民族运动仅是建构单一民族国家和在多民族国家中施行民族同化政策：
　　封建阶级及资产阶级的民族运动，乃立脚在一民族的一国家的利益上面，其实还是立脚在他们自己阶级的利益上面，这种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的民族运动，包含着两个意义：一是反抗帝国主义的他民族侵略自己的民族，一是以对外拥护民族利益的名义压迫本国无产阶级，并且以拥护自己民族光荣的名义压迫弱小的民族，例如土耳其以大土耳其主义压迫其境内各小民族，中国以大中华民族口号同化蒙藏等藩属;前者固含世界革命性，后者乃是世界革命运动中之反动行为。[13](P.230)
　　在这样的观念指导下，陈独秀在1925年11月撰文认为“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当然没有例外，也应顺着这个世界革命的大潮进行”[14](P.66);1926年5月，李大钊在《马克思的中国民族革命观》一文中认为“应该很明确的认识出来中国国民革命是世界革命一部分的理论和事实”[15](P.111-112);同年6月，后来担任云南省委书记的王德三在云南撰文指出，“反帝国主义的各弱小民族，某一民族得到胜利，则各民族都可以减轻压迫;而各民族要想得到完全的利益，则必须到国际帝国主义打倒以后”[16](P.65);同年7月，中共中央在《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中指出，“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已成为世界革命的联合战线之一员，我们已经不是孤立的了！”[17](P.158)陈云在同月也撰文指出：“有几千年文化历史、沦为次殖民地的中国，最近发展起来的民族运动，已经不是单纯的中国民族独立运动了，它的一切变化足以影响整个世界的形势。但是，具有世界性的中国民族运动，在今后长时期的奋斗过程中，出路究竟在哪里？这是值得我们研究的。”[18](P.1)而瞿秋白不仅注意到民族问题与多民族国家中政党的政治意义，而且提出民族问题与政党成熟程度具有直接的关联度：“我此地不说这问题之政治上的总意义。只说他亦是党的程度之测量表。”[19](P.79)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也注意到国内少数民族的问题并予以关注。1925年11月，中共中央在《蒙古问题决议案》中提出应当注意内蒙古的工作“要能联合内蒙古中蒙农民的斗争”，“我们的党应当注意内蒙古的特别情形──他们的经济利益和文化上民族上的问题，都有相互的关系”，“宣传工作上要注意蒙古人的风俗言语及其他特点”[20](P.492-493)。根据学者基于文献的分析，中共至少在1926年11月之前就已经使用“少数民族”一词来概称汉族以外的其他民族，这在后来成为一个固定的称谓。[21]
　　二、云南地方党组织建立初期对民族问题的认识及其与中央的互动
　　早在新文化运动时期，马克思主义思想就传入云南。效法《新青年》而创刊的《尚志》杂志在1919年2月转载了李大钊的《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滇声报》在同年5月刊载了列宁和李卜克内西的传记，在1920年又连载了《马克思逸话》。[22](P.19-20)1921年，来自云南祥云县的王复生与罗章龙、刘仁静等人选定十月革命爆发四周年之日在北京大学共同发起成立“马克斯学说研究会”，该会预备“至少要购备《马克斯全集》英、徳、法三种文字的各一份，各书现已陆续寄到”[23](P.132);同样来自云南的王德三与胞兄王复生一起担任该会的法文组翻译并译注马克思经典作家的文献。[23](P.10)
　　1925年9月，云南建立共青团特别支部;1926年1月，李国柱成为云南第一位中央党员。1926年11月7日，中共在云南建立特别支部;1927年3月1日在云南特别支部基础上建立中共云南特别委员会，由王德三任书记。
　　1927年11月，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提出，“对于回族地域，本党也应估计当地特殊的土地关系。中国有几省还有土著的苗黎等等。本党应当努力奋斗，消灭对于这些土著民族之一切种种方式的剥削，而赞助他们进于更高的文化程度。”[24](P.83)12月底，中共云南临委组织了“少数民族问题[委员]会”，并提交了报送中共中央的《少数民族问题大纲》。[25](P.183-184)
　　而大约在此前，云南地方党组织还提交了一份《关于云南小民族问题的一个简略报告》，这一未标注时间的报告不仅就云南的民族情况和民族关系做了概述性的总结，而且明确地提到了“统一战线”和“打破了民族的仇视和界限，一致的团结起来”，这在笔者所见的中国共产党文献中是史上第一次：
　　民族的界限底形成，完全是由于各个民族的生活的环境所决定，而且是有很长久的历史过程的。云南的小民族虽然是这样的复杂，可是民族的界限却保持得很严的，主要的事实底表现如婚姻的观念，各民族却划了一道鸿沟，汉人想要同夷人女子结婚是不容易的。苗人同“浓人”也同样不可能。其次是生活的范围，他们都愿意本民族的人在一块居住，不愿意同别个民族混居。同时在交换上，非不得已时，不愿意同别个民族多来往，本民族对别民族完全不信任，这个尤其以苗瑶等民族表现得最充分。至于民族间的仇视，也是很厉害的，常常因为很细微的事端，民族与民族发生械斗，彼此打得头破血流，甚至于打死了很多的人……如何去克服民族间的仇恨和界限，这是民族运动中一个很切要的问题。
　　我们必须使他们深切的了解，超过了民族的利益，只有这样才能使一切被压迫的民族，打破了民族的仇视和界限，一致的团结起来，达到彻底解放之路。①
　　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云南地方党组织在少数民族群众中的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效：1928年1月，中共迆南区委在蒙自的查尼皮彝族村展开工作，仅三个月时间就在附近十几个村子建立了党支部和十余个农会组织;而文山党组织则在蒙自与文山交界的小塘子苗族村组建了20余人的苗族武装游击队。[22](P.93-94)1928年7月2日，王德三作为云南代表在中共六大讨论中提到少数民族意义上的“小民族问题”，他认为“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小民族的问题，如回族及上面所说的各种民族，在农民问题中是很重要的问题。陕西、甘肃、新疆、云南的回民都很多。云南、贵州、四川的落后民族，在民族感情上，很易团结，他们的斗争反抗是很有力的。我们在云南曾屡次讨论，很多同志反对提出民族口号。我以为在农民运动中是值得注意这一问题的”[26](P.206)。7月9日，中共六大在《关于民族问题的决议》中注意到“中国境内少数民族的问题(北部之蒙古、回族、满洲之高丽人，福建之台湾人，以及南部苗、黎等原始民族，新疆和西藏)对于革命有重大的意义”，遂要求在中共七大之前“准备中国少数民族问题的材料，以便第七次大会列入议事日程并加入党纲”[27](P.87)。与此同时，在六大制定的党章中关于“党部机关”的规定中以“附注”形式规定在党的各级委员会之下建立“少数民族工作部”。同年8月，云南地方党组织在筹划迆南地区秋收斗争时提出“对小民族的宣传应提醒他们阶级的觉悟，化除民族界限的成见”[28](P.226)。
　　从目前所见的相关文件记载看，云南的地方党组织至少从1927年起就对云南的少数民族有所观察，并在这些少数民族中进行了一些社会历史文化以及族源和迁徙等方面的实地田野调查，对当地的民族关系也有较具体的观察和成因分析。1928年12月16日，云南地方党组织在提交中央的报告中专门介绍了云南的“小民族问题”，其中不仅介绍了民族关系的状况，还在汇报中提出“这一问题在云南非常重要”：
　　云南自元、明以后，汉人来者日多，土人都被排挤驱逐到偏僻去了。然而这些小民族数量上本不在少，而实质上他们在几重压迫之下，他们求解放的要求，更是迫切，所以这一问题在云南非常重要。现在先将迆南的小民族情况报告。因为我们在迆南工作，已经深入到迆南小民族中去了，并且建立了比较好的基础了，所以知道的都是正确的(这里的迆南包括蒙自、阿迷、个旧、临安、石屏、开化、靖边、马关、邱北等县)。迆南民族与[有]汉人、苗子、朴拉、倮倮、摆夷、土老、侬人等，其中汉人反得百分之十，其次[土]老、摆夷较少，苗子最多可占百分之四十，朴拉、倮倮、侬人约占百分之四十。各族的言语、风俗、习惯、服装均不相同，但汉语是一个通用的言语。汉人纯由中部各省转来，苗子是由中部各省移来，苗子是由贵州移来，侬人由安南边境移来，其余都是云南土人(以后朴拉、摆夷、土老合称土人)。迆南土地半是土人所有，到汉人迁来后，大家已属汉人。据他们传说，土地集中的历史是“从前土地是公有，任何人都可自由占用，他们占田的时候，土人都用木椿为记，苗子是用草绳为记，汉人用石头为记，渐次在天干的时候，被汉人放火烧，木椿草绳都烧去了，只有石头存在，因此土地便多数为汉人所占。”他们有歌谣说：“朴拉无树椿，苗子无地方”。现在他们唱着这个歌，还很愤呢！其次，据他们自己说：“因为土人比较愚蠢，汉人比较精明，汉人初到时，常常制酒和[豆]腐卖给土人，都是赊账，不收现钱，后来一算账，土人无法偿还，只得将土地抵折”。这些故事，他们时常在说着不离口里。总之，现在苗子差不多全数是佃户，土人占百分之八十，自耕农占百分之二十;侬人佃户占百分之五十，自耕农占百分之四十，小地主占百分之十;汉人佃户百分之十，自耕农占百分之五十，田主占百分之四十。我们由此可知小民族在经济上的地位。当然在农民的一般痛苦中，是没有差异。他们感受严重的痛苦，是小民族耕种田地，大半是山地，耕作很是费力，很少得到肥沃的水坝的田地耕种;汉人耕种的田地，完全在肥沃的土地，水坝子中产的是米。山地的重要生产是玉麦(玉蜀薯[黍])及荞。因此，这些小民族的日常生活也和汉人相差甚远。因为居山的缘故，更加生活的苦，所以文化非常落后，识字的人找不到百分之五，常常受汉人的鄙视。这些小民族不像洱田、昭通、永昌各处有土司管理，可说他们完全在田主管理之下(汉人)。不过他们因为语言习惯、婚姻、服装的关系，所以种族界限还很明显。他们婚姻比较自由，迷信比较不深(尤其是苗子因为迁徙无常，所以对于祖宗坟墓，毫不在意，家内亦不供家堂)。他们因居处在山面(里)，所以性情极其勇敢，每人(成年男子)都有火 药枪一支，瞄准正确，以及冲锋陷阵的武勇，就是有训练的军队都敌不过他们。近年来，因为被田主的剥削太厉害，他们反抗的心理也逐渐浓厚，小家番主千年田地歌谣，在他们中间传说得特别起劲。在马关、开化，抗租的事也发生过好几次。今年二月间靖边县的大树塘(附近三百里是苗子)驻军团骚扰太甚，苗子聚集得几百人，将驻军全部缴械，团长被杀。以后该地田主(共十三家，以万宝初为首领，有武装二千余)见佃户势力稍大，即施行更严酷的压迫，因此引起了苗族的反抗。双方由三月到七月，共打了九仗(田主用的是钢子枪，佃户用的是火 药枪)，都是田主打败。最后十三家田主联合着去打，田主的兵五百余人，佃户只是十四家，把五百人打了只剩二十人逃脱。因此，各地主都搬去开化城内，现在虽在对峙中，但田主已不敢再进白竹箐了(此次斗争中心)。
　　迆南小民族中间得一、二人的介绍，我们可以接继不断的走三四百里路工作。他们敬爱我们的热忱，表示喃喃诉苦的微语，表示在倾耳静听的神色中，表示在山肴野菜的款待中，表示在“老师”、“救神”的称呼中，表示握拳切齿的悲愤，充分的表示了他们准备上前线的狂热。在倘甸、蒙自、开化，“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走上前，走呵！曙光在前，打倒地主杀豪绅，努力土地革命，齐暴动”的歌声，在暮色阴沉的山间田地里，常常听见……总之，这一年来，由我们的宣传，反动宣传的帮助，我们的政治影响在整个的云南社会，确是比以前深入扩大了。[29](P.255-271)
　　1928年12月，中共云南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决议案中提出，“云南的各种小民族甚为复杂，种族界线也很严，但因经济上的关系，日渐分化而为地主有产者和佃农贫民两大阶级。今后应切实起[启]发他们的阶级性，消灭他们的种族界限，使他们成为革命战场上的有力战斗者。”[30](P.221)1929年2月，中共中央在给云南党组织的指示中肯定《少数民族问题大纲》在“大体上是对的”，并继而指出“云南革命是中国革命的一部，各少数民族是云南的一部……所以少数民族解放，必须在全滇革命胜利后才能得到”;“少数民族在云南在其数量上及斗争力量上，云南党部都应加以注意”;同时中央还谨慎地提出，“这些少数民族问题都非常复杂，必须由具体的材料研究才能定出具体的办法”;“关于这些问题的材料，中央得到的很少，所以不能作更详细的指示。省委应有一详细的报告来做中央详细讨论的材料，这一报告应包括一切土地关系，土司制度，与汉人的关系，以及其他各种经济的材料。”[31](P.52-54)
　　1929年6月25日，中共在六届二中全会上再次指出，“少数民族问题，确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各地党部应特别注意调查他们的生活状况及风俗习惯，以供给党中央关于少数民族策略决定的材料”[32](P.109);9月28日，中共中央在给云南临时省委的指示信中针对“少数民族问题”指出，“少数民族中的工作是云南党的重要的工作之一。中央因为没有很充分的材料，所以只能做很原则的指示。我们在少数民族中四个口号是：1.没收地主阶级土地;2.反对土司制;3.苗(或说其他少数民族名称)汉工农联合;4.苗(或其他少数民族名称)民自决。”该信还要求“省委必须成立民族解放运动委员会，调少数民族中一两得力同志参加工作，这会的任务是：搜集材料，规定工作方法，并提出少数民族的要求”[31](P.110)。在此后的几封指示信中，中央都指示云南地方党组织注意在迤南等民族地区开展工作;在给中央的报告中，王德三不仅汇报了云南地方党组织在少数民族工作的情况：“农民斗争的要求很迫切，尤其是少数民族的团结性和土地的要求是很值得注意的。我们只要到苗子中去一宣传，马上在苗族中传遍了几百里”，而且也敦请中央就“少数民族问题也望很快决定策略，以便工作”[33](P.279-280)。
　　而在中央指示之前，云南党组织从1929年3月开始就在少数民族占99%的蒙自山后区开展工作并建立了党支部，“使我们的工作普遍到蒙自、开化、马关、靖边的少数民族中间。”[34](P.311)为了宣传和发动少数民族，王德三还从1927年开始撰写《夷经》(又称《苗夷三字经》)，1929年完成后刊载于云南特委机关刊物《日光》周刊和团刊《赤光》上，[35](P.120)1930年单独印行后“向苗族群众秘密宣传时，深受群众欢迎，群众把它誉为自己的‘经书’”[36](P.555)。
　　1930年1月，中共中央在给云南省委的信当中明确指出，“云南少数民族运动比全国各省都重要，在少数民族运动中首先要打破仇视的观念，要争取各民族群众为反帝国主义反豪绅地主资产阶级而斗争。”[37](P.117)5月，中共中央在制定反帝策略时提出，“反帝国主义必须是公开的口号，充分运用群众路线，才能团结工人，农民，城市贫民，小资产阶级群众，吸引国内一切少数民族，成为广大群众的斗争”[38](P.94)，这显示出中共中央在党的策略上还没有把少数民族列入团结对象，少数民族仅是“吸引”和“联合”的对象。同年7月，共产国际提醒中共注意边疆民族的问题：“党应当加强自己在少数民族之中的工作。党应当去和北部中国回民运动建立巩固的联系，并且加以指导，对于内蒙古的民族革命运动，满州[洲]的高丽工农斗争，以及南部中国的苗瑶民族，都要这样。同时，党应当认识安南日益生产的革命斗争的重大意义，而扩大自己在安南人之中的影响，尤其是在云南香港和广州。”[39](P.589)两个月后，周恩来在传达共产国际决议时专门针对“少数民族问题”指出：“中国革命在世界中占了重要地位，正因为他是领导殖民地革命中有极大的任务，围绕在中国四周的大都是弱小民族。内部也有许多弱小民族，虽然云南满洲只有一小部分。”[40](P.380)有鉴于此，中共在六届三中扩大全会决议中提出，“党在中国境内少数民族中的工作，应如国际的指示加紧在他们中间的组织活动与反抗军阀，地主，土司，王公斗争的领导。在有少数民族区域的省委，应组织少数民族工作委员会，以管理此事。”[41](P.323)
　　1931年1月，中共召开六届四中全会以清算“立三路线”并向全党提出“党到群众中去，站在群众前面”的口号[42](P.48-49)，并指出“党在少数民族中的工作”还“没有注意到怎样去发展他们自己之中的阶级斗争与民族解放运动，回民内蒙古与苗瑶中少数民族运动一直到现在，还没能引起地方党部的注意，这是必须改正的”[43](P.90)。同年3月，云南党组织在给全国总工会的报告中，再次汇报了云南的民族问题：
　　小民族在云南是分布得很广而且十分复杂，他们在经济文化上都是很落后的，小民族计有夷、猓猓、摆夷、立梭等，他们在产业上工作上的人很少，大多数是务农，且多为佃农或雇农。在云南迤西边陲一带现在还保存着土司的制度，土司有他的政权，可以处置它制下的农民一切的问题，这些农民夷人或其他小民族居多数，他们是在一种半农奴的状态中生活着，这完全是一种封建的形式。所以云南民族问题，主要是一个农民问题，也就是一个土地的问题。[44](P.74)
　　1931年6月，中共要求在中华苏维埃大会上“提出关于拥护和援助中国境内少数民族自决和解放的运动的决议案，以对抗反革命国民会议席上所拥护的国民党对于蒙藏回民族的‘藩属政策’”[45](P.313)，这显示出中共在处理多民族国家内部民族问题方面与国民党民族同化政策有完全不同的思考路线和政策主张，这无疑为中共中央正式提出民族团结思想进一步廓清了理路。
　　如前所述，中国共产党关于少数民族的认知和在中国革命中团结少数民族的思想是在中央与地方的互动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与其他民族地区相比较而言，云南党组织在民族问题上与中共中央的互动是持续且绵密的。从这一时期中共中央与地方党组织的相关文献来看，多民族杂处共居的云南无疑是当时中共中央思考民族政策和汲取相关经验的一个至关重要的资源。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共产党民族团结思想的萌生与云南党组织的关联是密不可分的。
　　三、“红军长征过云南”与中共正式提出民族团结的思想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共中央在9月22日结合日本国内的情况和台湾“原住民”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雾社事件，指出这是世界经济危机和日本国内“日益紧张和革命化”的必然结果，并认为“满洲事变对于中国事变发展的前途，将给予决定性的影响”[46](P.417-420)。在这样的情势下，中国共产党在党内党外揭露“国民党的‘民族统一战线’”本质的同时，②另一方面从党内到党外有意识地将包括少数民族在内的中国各民族统称为国族意义上的“中国民族”③。这个后来改称为“中华民族”的概念，凸显出当时中共对于国家的多民族架构已经有了足够的思考和规划。
　　1932年，中共宣传部在提供给北方各省省委的讨论提纲中提出“加强满蒙各民族中的工作，紧密地与各民族的民众联合，同为苏维埃的主权而斗争”[47](P.342)的主张;在此前和这一文件中，尽管中共继续将国族意义的“民族”与指涉少数民族的“民族”相混用，但却是在抗战爆发后较早地提出少数民族问题和联合少数民族共同抗战的文献，而中共中央民族团结思想的逐渐清晰化过程，也是由此而始。在讨论通过的北方各省委联席会议的决议中，中共不仅把日本侵华与西方帝国主义的侵略联系起来，而且提出要特别注意做好少数民族工作：“满洲的占领，上海战争，法国侵入云南，英国的组织藏兵侵入西康，都证明帝国主义者公开的最后的瓜分中国的政策是在积极的进行。一切帝国主义都是瓜分中国的参加者，日本暴行的同谋者与共同犯”[48](P.351-352);“在满洲，陕西和晋北，特别应注意到少数民族──韩、回、内蒙古──的工作，吸引他们积极参加土地革命。”[48](P.361)
　　1934年11月，红一方面军政治部在关于苗瑶民族工作的指示中首次提到了瑶族内部民族意识的凝聚，并称之为“民族团结”：
　　由于瑶民等经济与文化发展的极端落后，民族与宗教的社会关系的统治，以及他们内部反对汉族压迫的民族团结，所以瑶民内部的阶级斗争，还没有显著的开展，瑶民的土司管事等，在瑶民群众心目中还有极大的权威与威信……[49](P.244)
　　1934年12月，中央政治局决定在川黔边地区建立根据地，两个月后，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决定改向川滇黔边境地区发展。红军总政治部在工作训令中指出，“严肃的军纪，广泛的群众工作，正确的民族政策，这不但使我们能够顺利地实现自己的战略方针，而且能够吸引至今还没有卷入中国革命洪潮的千百万少数民族加入革命。这种是中国革命的主要问题之一”[50](P.130)。5月，红军总政治部要求“必须向全体战士解释争取少数民族的重要性，及其必须注意的事项”，强调“各军团政治部必须立即把这个问题提到最重要的地位”[51](P.141)。
　　在1935年8月召开的沙窝会议上，中央政治局在会议决议中专门安排了“关于少数民族中党的基本方针”一节，其中指出“红军今后在中国的西北部活动也到处不能同少数民族脱离关系，因此争取少数民族在中国共产党与中国苏维埃政府领导之下，对于中国革命胜利前途有决定的意义”，并明确提出“马克思列宁史达林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与方法是我们解决少数民族问题的最可靠的武器。只有根据这种理论与方法，我们在工作上，才能有明确的方针与路线，学习马克思列宁史达林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与方法，是目前我们全党的迫切任务”[52](P.534-536)。同年9月，红四方面军政治部在《红旗》附刊第一期上要求“尤其要重新严整部队的纪律，正确的执行对于少数民族的政策与肃清部队中违反群众利益任何最小的行为”[53](P.322)。
　　在上述背景下，中共川滇黔边区特委在1936年1-2月间公布的《川滇黔革命根据地纲领》和《川滇黔边区革命根据地行动纲领》中，明确提出了建立民族之间的“民族团结”，并较为完整地提出了关于民族团结的主张，这在中国共产党民族团结思想的发展历程中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川滇黔边区的少数民族团结起来，实行民族平等，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反对大汉族主义和恶霸的压迫，反对少数民族之间的互相歧视。各族人民团结友爱和睦相处，互相帮助，共同努力建设和保卫革命根据地。[54](P.348)
　　川滇黔边区的少数民族(苗、彝、瑶、回……)团结起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实行民族平等，发展民族文化教育，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和信仰自由，反对大汉族主义，反对各民族之间相互歧视，反对剥削和压迫，各民族人民团结友爱和睦相处，互相帮助，共同努力建设和保卫革命根据地。为巩固工农民主政权，争取各民族人民的彻底解放而奋斗。[55](P.352)
　　红军在长征途中先后提出了多个关于团结少数民族的口号和主张，当时虽没有直接归纳为“民族团结”四个字，但却体现了民族团结的精神内核，诸如“苗族与汉族的工农群众，建立亲密的联合”[56](P.243)，“苗族与汉族的工农一体同心”[57](P.246)，“彝、藏、回、番与汉族工农都是一家人”[58](P.251)，“汉族弟兄与苗、瑶民族弟兄一致配合起来”[59](P.253)，“回番夷汉穷人是一家人”[60](P.264)，“赶快团结起来，共把军阀驱逐”[61](P.277)，“汉、藏、彝民族工农穷人联合起来”[62](P.342)等口号。1935年7月，中共中央《红星报》社论中提出争取少数民族“在我们周围”的主张：“不懂得共产党的民族政策的不配当一个共产党员，不了解争取少数民族的重要性和不参加这一工作的不配当一个好的红色战士！”[63](P.297)由此我们也可以发现，中国共产党民族团结思想逐渐清晰化的过程与长征期间在西南多民族地区的经历和革命实践有着密切的关联性;也正是因为长征，使得中共领导人对中国的民族国情有了深刻的认识和了解，其民族政策也由此有了不囿于共产国际和苏联经验的发展，这也从一个侧面体现出中国共产党不断地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思想发展历程。民族团结思想在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发展链条上的演进脉络，是中国共产党人不断认识中国国情的过程，也是他们对民族团结思想从下到上、从上到下不断探索和反复凝练的过程，而“红军过云南”无疑是这一思想生发的一个重要历史时点。
　　四、抗战和建立新中国历史进程中民族团结思想的清晰化
　　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在民族问题上最核心的政策是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因此，中共根据地关于“民族团结”的口号和政策大多与“一致抗日”联系在一起。“这些政策的改变，首先就是在更充分的表明苏维埃自己不但是代表工人农民的，而且是代表中华民族的”，“为了顺利的执行这些政策，为了很快的同日本帝国主义作战，为了保证民族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党与苏维埃自始不变，但须更加努力，更加使之适合于民族统一战线之要求的政策，那就是扩大抗日红军……向少数民族提议建立共同斗争的联盟。”[64](P.332)瓦窑堡会议决议不仅对中国的民族与国族进行了初步的厘定，而且从民族团结的角度提出在中华民族之下达成各民族抗日联盟的民族团结思想，这也为中国共产党建构有别于国民党的国族观和民族观打下了基础。
　　1937年，中共在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中进一步提出了“全国人民的总动员”和“抗日的民族团结”的主张：“动员蒙民回民及其他一切少数民族，在民族自决民族自治的原则下，共同抗日”，“抗日的民族团结：建立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领导抗日战争，精诚团结，共赴国难。”[65](P.553-554)1938年10月召开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根据毛泽东的政治报告提出“团结中华各民族(汉、满、蒙、回、藏、苗、瑶、夷、番等)为统一的力量，共同抗日图存”[66](P.825);毛泽东在题为《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中将“团结各民族为一体”作为党的任务：
　　我们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但是国内各个党派各个阶级的，而且是国内各个民族的。针对着敌人已经进行并还将加紧进行分裂我国内各少数民族的诡计，当前的第十三个任务，就在于团结各民族为一体，共同对付日寇。为此目的，必须特别注意下述各点：第一，允许蒙、回、藏、苗、瑶、夷、番各民族与汉族有平等权利，在共同对日原则之下，有自己管理自己事务之权，同时与汉族联合建立统一的国家。第二，各少数民族与汉族杂居的地方，当地政府须设置由当地少数民族的人员组成的委员会，作为省县政府的一部门，管理和他们有关事务，调节各族间的关系，在省县政府委员中应有他们的位置。第三，尊重各少数民族的文化、宗教、习惯，不但不应强迫他们学汉文汉语，而且应赞助他们发展用各族自己言语文字的文化教育。第四，纠正存在着的大汉族主义，提倡汉人用平等态度和各族接触，使日益亲善密切起来，同时禁止任何对他们带侮辱性与轻视性的言语，文字，与行动。上述政策，一方面，各少数民族应自己团结起来争取实现，一方面应由政府自动实施，才能彻底改善国内各族的相互关系，真正达到团结对外之目的，怀柔羁縻的老办法是行不通了的。[67](P.595)
　　在抗战期间，中共及其领袖还对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多民族架构初步做出了厘定，并通过课本进行教育和宣传：“我们中国是一个拥有四万万五千万人口的国家，差不多占了全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在这四万万五千万人口中，十分之九为汉人;此外还有回人、蒙人、藏人、满人、苗人、夷人、黎人等许多少数民族，组成近代的中华民族。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中华民族是代表中国境内各民族之总称，四万万五千万人民是共同祖国的同胞，是生死存亡利害一致的。”[68](P.808)这一厘定的关键，在于确定了中国是一个由多民族构成的国家，这个国家的所有民族共同构成了国族意义上的中华民族，由此也继1935年瓦窑堡会议之后再次厘定了多民族中国的“国族—民族”架构，这与孙中山、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人关于中国的“国族=民族=汉族”的认知完全不同[69]。也正是基于这种完全不同的认知，中国共产党由此不仅建构了完全不同的民族理论，而且在未来国家建构和制度安排上也有完全不同的路径选择和制度安排。贾拓夫在1940年以“团结中华各族争取抗战建国的胜利”为题撰文指出：“中华民族是由中国境内汉、满、蒙、回、藏、维吾尔、苗、瑶、夷、番、各个民族组成的一个总体，因此中国抗战建国的澈底胜利，没有国内各个民族的积极参加，是没有最后保证的。”[70](P.816)李维汉也撰文提出，“日本强盗的目的是灭亡全中华民族，也就是要灭亡中国境内一切民族。这样，为着挽救自己的生存，中国的各民族和各个社会阶层只有联合一致，坚持抗战……为着更进一步的团结抗战，必须具体的贯彻民族平等的原则，必须彻底根清大汉族主义，必须纠正狭隘的回族主义倾向。”[71](P.840)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国多民族架构的认知，与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完全不同，“平日我们习用的所谓‘中华民族’，事实上是指中华诸民族(或各民族)。我们中国是多民族的国家。”[72](P.945)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团结思想是建构在对多民族国家的国情认知、对多民族国家的国族厘清和关于“国族—民族”架构规划这一基础之上的，因此这一国族观和民族观，不仅有效地凝聚了全国各民族一致抗日、共赴国难的共识，也在事实上成为建立统一的多民族社会主义国家和建构多元一体的国家制度架构的指导理念。
　　“中国需要团结，各方面的团结：民族间的、阶级间的、党派间的、国际间的。只有民主与团结，才能使抗战增强力量，才能使中国走上轨道。”[73](P.956)抗战胜利后，中国共产党继续坚持民族团结的主张，以解决蒙古问题入手，探索处理国内民族问题的道路和制度，“我对蒙古工作的基本方针是帮助蒙人反对大汉族主义，团结蒙人内部力量实行自治”[74](P.998);“目前伊盟工作的方针则应是：广泛开展上层与下层的统一战线，团结蒙人，巩固和平，统一内部，推动民族自治地方自治运动，反对国民党民族压迫政策”[75](P.1006);“消除汉人对蒙人的欺压，使蒙人得到实际利益，促进汉蒙团结”[76](P.1022);“应联合一切可能的同盟者，结成广泛的强大的民族统一战线……应该唤醒蒙汉人民以此为基础的实行蒙汉人民之亲密大团结。”[77](P.1064)1947年内蒙古自治政府的成立，是中国共产党民族理论走向成功的标志，同时也是民族团结政策的制度体现，“内蒙古自治政府将团结内蒙古区域内的蒙、汉、回等民族，并联合一切赞助内蒙古自治的民主党派及中国境内各民族，为彻底粉碎美蒋反动派的进攻，争取内蒙各民族和中国各民族的解放而共同奋斗。”[78](P.1118)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和朱德则将内蒙古实行的民族区域自治视为“创造自由光明的新历史”，“蒙古民族将与汉族和国内其他民族亲密团结，为着扫除民族压迫与封建压迫，建设新蒙古与新中国而奋斗。”[79](P.1127)而在西南地区，中共领导的地方武装和地方党组织也提出了民族团结的口号和主张：“云南各民族起来实行民族自治”[80](P.1331)、“云南各民族团结起来，拥护共产党，打倒蒋介石。”[81](P.1333)
　　“做好民族工作，最关键的是搞好民族团结，最管用的是争取人心”。由抗战到建国的历史进程来看，恰恰是因为廓清了与国民党在国家观、民族观上的区隔，中国共产党所揭橥的民族团结思想才迅速成为团结全国各民族的重要思想资源，并进而成为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集体行动。西方的汉学家就此认为：“实行这些政策后，共产党成功地使辽阔的少数民族地区归附于中央控制之下”，“总的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少数民族地区比以前任何一个主权都赢得了更坚实的立足点。”[82](P.111-113)
　　中国共产党对中国民族问题及其解决之道的思考，有一个从认识到了解、从原理到实践、从地方到中央、从口号到政策的发展过程。而从语汇含糊到用词精准、从认识模糊到理念清晰、从照搬苏联经验到思考中国问题、从照本宣科到找寻中国特色、从地方经验到中央决定，中国共产党人经历的这个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发展脉络，从一个侧面充分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不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国情特别是民族国情相结合的发展历程。这种不断思考、不断探索、不断成长和不断进步的心路历程，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认识国情、建构国家和治理国家方面不断的思考与不懈的探索。恰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概括的那样，“理论不是天生的，是要通过学习和实践来获得的。”[83](P.403)中国共产党关于民族团结思想的演进，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民族问题上“运用历史智慧”和“依靠学习走向未来”的经验总结，也是从失败到成功、从原理到政策、从实践到理论的思想激荡与上下互动过程，更是中国共产党主动发扬党内民主、不断增强创造活力的信心、能力与自信的体现与写照。

※　注释
　　①《关于云南小民族问题的一个简略报告》，载于中共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等编《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在云南的少数民族工作》，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94年版，第46-51页。此件未标注发表日期，但在此书中排在1927年12月25日发表的《少数民族问题大纲》之前。
　　②参见《由于工农红军冲破第三次“围剿”及革命危机逐渐成熟而产生的党的紧急任务(1931年9月20日中央决议案)》、《中国共产党为日帝国主义抢占东三省第二次宣言(1931年9月30日)》，载于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1931)》，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
　　③参见《中央给苏区中央局第七号电──关于宪法原则要点(1931年11月5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目前时局告同志书(1931年12月11日)》、《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1932年1月1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武装保卫中国革命告全国民众(1932年1月27日)》，载于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8册(1932)》，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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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转引自刘春.怎样团结蒙古民族抗日图存(1940年3月20日)[A]//中共中央统战部编.民族问题文献汇编(1921.7-1949.9)[C].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67]毛泽东.论新阶段(1938年10月12-14日)[A]//中共中央统战部编.民族问题文献汇编(1921.7-1949.9)[C].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68]八路军政治部.抗日战时政治课本(1939年12月)[A]//中共中央统战部编.民族问题文献汇编(1921.7-1949.9)[C].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69]陈建樾.国族观念与现代国家的建构：基于近代中国的考察[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5)
　　[70]关烽(贾拓夫).团结中华各族争取抗战建国的胜利(1940年2月)[A]//中共中央统战部编.民族问题文献汇编(1921.7-1949.9)[C].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71]罗迈(李维汉).长期被压迫与长期奋斗的回回民族(1940年4月30日、5月15日)[A]//中共中央统战部编.民族问题文献汇编(1921.7-1949.9)[C].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72]陈伯达.评《中国之命运》(1943年7月21日)[A]//中共中央统战部编.民族问题文献汇编(1921.7-1949.9)[C].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73]在民主与团结的基础上，加强抗战，争取最后胜利(1944年7月7日)[A]//中共中央统战部编.民族问题文献汇编(1921.7-1949.9)[C].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74]中共中央西北局关于鄂旗问题的意见(1946年2月15日)[A]//中共中央统战部编.民族问题文献汇编(1921.7-1949.9)[C].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75]中共中央西北局讨论伊盟工作的记录(1946年2月21日)[A]//中共中央统战部编.民族问题文献汇编(1921.7-1949.9)[C].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76]中共中央冀热辽分局关于热河蒙古工作问题给中央的报告(1946年3月7日)[A]//中共中央统战部编.民族问题文献汇编(1921.7-1949.9)[C].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77]中共中央东北局关于目前蒙古工作中纠正和防止左倾的指示(1946年9月1日)[A]//中共中央统战部编.民族问题文献汇编(1921.7-1949.9)[C].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78]内蒙古人民代表会议宣言(1947年4月30日)[A]//中共中央统战部编.民族问题文献汇编(1921.7-1949.9)[C].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79]毛主席、朱总司令复内蒙人民代表大会电(1947年5月19日)[A]//中共中央统战部编.民族问题文献汇编(1921.7-1949.9)[C].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80]云南人民讨蒋自救军口号(1948年8月)[A]//中共中央统战部编.民族问题文献汇编(1921.7-1949.9)[C].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81]中共桂滇边区党委关于宣传反蒋统一战线七十五条口号的指示(1948年10月10日)[A]//中共中央统战部编.民族问题文献汇编(1921.7-1949.9)[C].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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