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当前公民社会无法乐观的种种理由

近些年来在网络上发生了很多成功的“公民事件”。比如，最早的孙志刚事件，前两年的周老虎事件，近一点的深圳“屁民”事件和南京的周耕久事件，等等。还有邓玉娇事件。这些事件让有些性急的网络活动人士断言：网络民主的时代到来了，而且，谁也无法阻挡！这个断言确实能够令人兴奋：牺牲了那么多的头颅以求得民主和宪政，原来，民主和宪政“得来全不费功夫”──就在这个虚拟的世界里。
　　不过，对此，我的看法有点不同，而且对于网络民主的前途也颇悲观！
　　这一次回老家，20多天几乎都是在农村度过，没有网络，也没有论坛，更没有点击率──闭塞的像个聋子。每天和挣扎着养活自己的兄弟姐妹们“生活”在原生态的现实中，他们几乎没有接触过网络，也没有人对什么公民社会有过哪怕一点点的了解。有一次，我试着和他们谈论网络，我说网络很便利，特别是信息很丰富。我的一个儿时伙伴──他正在贩菜。他先要和菜农订好蔬菜，到时去地里一手交钱，一手起菜。我说：你在玩期货。对于网络，他只说了一句话：那个没有用的！然后，就不和我谈论这件事了。我说，你试一试再说，起码可以对价格走势有个了解。他不作声，但坚决地拒绝了我──我知道。
　　农民“公民”们甚至连对贪官污吏的愤怒都没有。说起村里村外的事情，他们似乎觉得眼前这些事都用不着他们操心，反正都是一样。比如，村前的一条公路，原来是8米，拜4万亿振兴计划之赐，刚刚重新完毕，却变成了6米，而且只是敷了薄薄一层沥青，将来不知会出多少人命事故。但是，村里的人只是以幽默和玩赏的口味说：谁谁谁谁在那6米的路上差点被三马子撞到，谁谁谁家来一部汽车，和谁谁谁的一头羊撞上了，“一张嘴就要3000钱块啊”，一说，原来还是亲戚，只好把羊剥了皮待客。之后，就是农民特有的那种轻松快乐的笑声。他们没有觉得这条杀手一般的路会是自己，或者自己儿孙的祸根──农民人人多是机会主义。他们根本没有从权益的角度考虑这件事。
　　但是，农村的确堕落了。一个是脏，到处是垃圾，没有过去农村的那种清新和安静（既不清，也不贫，物质上应该生活无虞）。在村子里的巷道里行走，一股一股的恶臭扑面而来，让人倒噎气。垃圾有两种，一种是排泄物，有些人不种地了，那些垃圾不能作为肥料，就随意地堆在路上，长久地污染空气。另一种是烂菜头和工业垃圾，每家门前屋后就是垃圾场，在烈日下耀眼地散发着莫名其妙的恶臭气味。农村的堕落还有一个明证，这就是人伦的堕落。流动、迁移和金钱崇拜使农村的家庭不再稳定，性关系到了乱伦的程度。据说，有一家镇上的“公民”开地下（其实人人皆知）妓院，里里外外一家人经营：祖宗三代的男人们负责维持秩序，而祖宗三代的女人们则出面接客。金钱崇拜把5000年代道德存盘格式化了，人性中只剩利益，而没有了温情。这一点不需要过多解释。
　　我在想：公民社会大致是个什么样子，第一条是人们都应该关心公共利益，或者应该关心与他人相关的对方利益，而不是人人挖墙脚。这一点在中国现实中是恰恰相反的──人人都在挖公共利益的墙角。除了农民“公民”的堕落和城市“公民”的“势利”外，最大的风险是公共部门和与之相勾结的利益集团。他们以国家利益、爱国情怀和GDP为借口，甚至把今后100年子孙福祉的墙角都挖穿了。有一次，和别人谈到所谓的民族企业和他们宣称的责任心和爱国情。我说，过去我们有18层地狱，有些人相信这个东西，就是商人也多少怕鬼，因此还能够良心行事。现在如果真有地狱，中国的商人，特别是宣称自己爱国的那些奸商（还有贪官），要给他们建造18的10次方层的地狱才能装得下他们恶贯满盈的灵魂。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产业化过程的推进把所有领域都金钱化了，农村堕落了，商人魔鬼化，政府成了资本的玩偶，所谓公民社会的基础被彻底瓦解了，试想：从哪个角度，有什么理由能够在这样的基础之上衍生出一个公民社会呢！
　　其实，所谓的公民社会是网民──一部分被理想迷惑的网民们臆想的产物。在中国真正在网络上从事公民社会建设的人士大概不足1000人，而这些人又常常面对各方面的重重压力，有时连生存，或者个人安全都受到威胁。但是一些底层的口水的支持让这些人误以为公民力量在觉醒，已经形成一个广泛的基础。那些特殊的网络成功事件本来其实是偶然中的偶然──它们占不到同类事件成功解决的千分之一，这些统计上完全可以忽略的残差怎么能够推翻99%的现实而成为公民社会已经形成的标志呢！鲁迅说过，笔锋再厉害也砍不过大刀片子（大意），光棍档的大刀片子一来，网络上的公民们只有四散奔逃的命运。谁还能像谭嗣同等站在地狱的入口处高呼：酬报圣主和唤醒来者！而且原来的所谓广大民意会急速转向，成为争抢血馒头的“哀哀之牲”，这些可恨之人（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经过“血酬的计算”一定会有1000条理由说服自己出卖英雄以自肥（参见吴思先生的《血酬定律》）。
　　网络上的公民社会的另一半是水浒上的梁山泊──一个待价而沽、等待招安的“草寇集团”。我最近看到萧瀚批评摩罗的文章。我也读过摩罗的书《耻辱者手记》，里面的文章可谓字字都是杜鹃啼血，但是，最近摩罗转向了，写了很多 “反攻”他过去启蒙思想的文字。萧瀚先生轻描淡写地说：来北京之后，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更使得他对当代中国大量底层生活失去痛感。其实，这就是说摩罗被招安了（萧瀚先生是摩罗先生的朋友，相信笔下留情），开始向自己过去的手足们开刀了。这个故事在中国的江湖上反复重演。现在网络上的公民集团，或者个体英雄，很有一部分逃脱不了这个历史循环的圈套。一旦自己的名声作为筹码，足够达到自己的期望价值，这些人就要出卖自己，进而出卖兄弟。这是必须警惕的事情，也是我对目前公民社会无法乐观的另一个理由。
　　最近鲁迅遭到了意识形态的淘汰，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件。鲁迅过去是同道，因为他批评的刀锋是为“我们”开路的，他是射向“我们”的敌人的投枪和匕首。现在，这个“投枪”和“匕首”变成了原始人的“飞去来”，绕一个圈结结实实地扎到自己的胸口上。鲁迅还是鲁迅，但是“我们”蜕变成了鲁迅的目标，而鲁迅却已经死掉了，不能招安以便让他收起自己武器，在王府花园里颐养天年。结果，只有一个办法──把他从“我们”的队伍里，或者意识形态的源头“清理出去”，安上一个名堂就是“不合时宜”。但是，很多人还试图从思想、文学和甚至文字的角度为鲁迅的“不朽”辩护，这是一种多么迂腐的行动。鲁迅的遭遇说明网络上的所谓公民社会的根基是很脆弱的。把鲁迅清除掉，把那几个温和的思想性网站关闭掉，再把那几个坚持非暴力的公共人士（律师）请走，所谓虚拟的公民社会景象的就会一下子从屏幕上消失，而现实社会中畅行的仍然是两手都要“硬”的“生铁”道理。
　　前几天，不意间看到一篇文章：《革命、制造革命和反革命》（作者：邵建），里面转述梁启超的说法。梁说，在清朝末年，也就是1905年左右吧，中国有三股力量。一股是革命派，主要是中山先生的革命党，他们以暴力为号召，目的是推翻满清。另一股是康梁为首的立宪派，他们的宗旨是推动满清政府通过宪政改革，一个方面挽救满清，一个方面避免暴力革命。他们是反革命（反革命和反对革命是不同的，文章标题似应该为“反对革命”）。还有一股是势力就是满清政府。这个政府内部有矛盾，既不想实行立宪，放弃绝对的皇权，又看到了立宪图存的一线希望，总之他们在犹豫不决。但是，总体上这股势力在立宪上作假，真正的作为是采用暴力的方式制止革命。他们的暴力形式实际上是在制造革命。他们是制造革命的一派。最后的结局大家知道，满清被自己的暴力制造出来的暴力革命推翻了。但是，当时有一点值得注意：满清虽然“制造革命”，但是对于“反革命党”如康梁前期全面捕杀，后来却是暗通曲款──1906年，清政府出洋考察的五大臣分两批回到北京，他们提交给御前讨论会议的《考察各国宪政报告》，就是梁启超暗中执笔的。
　　100年前的历史历历在目。今天，“我们”把革命的天敌──反革命党（那些温和理性的网站和非暴力团体及律师）都剿灭了，这不就是为革命党（或者恐怖党）清理道路，为他们的暴力革命开辟空间吗？如此，网络上呼啸的暴力革命的未来就一定不是空穴来风！
　　

制度不改，逃脱不了历史循环命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