暑期与实践：在政治与经济的间隔中能否生长出公民社会

一：暑期了，学生们的实践空间在哪里
　　孩子就要放假了，学校的要求是孩子必须在暑期到家庭所在的社区进行社会实践。
　　但是，面对这样一个在现代社会比较普遍的简单要求，从孩子的家长到孩子本人，都处于一种无奈的境地。
　　在城市高楼耸立的社区，如果叫它社区的话，那么就应当除了居委会和收水电费的以外，居民的家门也应当向一定的社会空间开放。例如，向本选区的人大代表、本小区的业主代表开放等等。
　　正是由于选民活动和业主活动等这些基本的属于公民社会的自主活动一直以来仍然被纳入政治的范畴，所以，中国的社会哪怕是在城市高素质居民居住区，都看不到一点建设的积累。
　　因此，就难怪学校按照现代教育的大纲要求学生们在暑期开展的实践活动，找不到社会的切入点来开展了。

二：绿地功能化和私人住宅林立使得孩子们的暑假只能商业化
　　看看我们今天所谓社会，绿地等等已经被功能化了，林立的小区划分了城市街区。除了大马路，孩子们到任何一个公共空间，都是功利化和被商业交换的。
　　在人的内心，成年人在政治上除了接触到自己一直被管理的层级制度之外，就接触不到任何有自主意义的表现自己社会价值的载体和社会空间。这也影响到孩子们除了一些空洞的概念，对于身边人与人的基本事物，没有一个确切把握的着力点。
　　在人的外在活动中，成年人世界也是一样。现在极端化的利益交换原则，在没有一点宗教道德积累的社会积淀传统的情况下，成年人的世界充满了陌生人世界的物质刺激、物质交换、互相提防、互相戒备等等缺乏社会互信的现象。这种情况也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孩子们的世界。
　　在这种情况下，孩子们在老师口授中和教材文本中无数次接触到的理想社会，在现实中却找不到一点踪影。
　　在想搞一点诸如家庭节约用水的调查，敲不开邻居的家门的情况下，充满社会理想的孩子们就只能失望地把自己的暑假消磨在虚拟的空幻的电子游戏中了。

三：社会主义的现代政党与社会自我成长的关系
　　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是从计划经济的基础上生长的。计划经济的特征是经济政治化，是没有社会的生长空间的。
　　中国的现代化在改革开放的市场化轨道上才进入了正轨，而过度的市场化，也会压缩还没有充分发育的社会空间的。
　　这里所指的社会空间，指的是与法治、公民社会自我管理和道德诚信相关的自治领域。
　　西方成熟的市场经济表明，是先有社会空间，才有正常的利益交换秩序基础上的市场经济。也就是只有先有了西方基督教新教建设的社会基础，才后有了资本主义的系列发展。
　　在产生马克思主义的西方，为什么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就叫做社会主义，就是因为，在西方的现代社会，社会空间永远比利益体所寄托的经济空间要大。在那里，才有社会民主党、工党等反对和平衡资本的力量生存空间，马克思主义才有那么大的社会影响力。
　　中国的改革开放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展以后，邓小平在强调四项基本原则基础之上，有一个著名的论断，那就是放弃权力高度集中的传统体制。也就是要改变计划经济时期党领导一切的僵硬做法。
　　同样是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邓小平在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体制的一系列主张中，都透露出一个观点，那就是要用社会的正常生长来对付残余的封建家长制的管理方式。
　　借用邓小平的关于市场并不代表资本主义的话，可以推导出公民社会也并不代表脱离党的领导的结论。
　　恰恰相反，只有在建设现代物质文明同时建设的公民社会的基础上，才有成熟的执政党的长远发展和健康发展，才有新的时期党与人民群众的新的紧密联系。

四：放权和允许公民社会成长与党的领导的关系
　　在中国共产党于建党九十周年之际提出未来一段时间建设中等收入国家的民生目标以后，人们就十分关注党和政府如何放权，使得现在土地开发、国有大企业等经济发展单一模式，如何过渡到减税、积累民间财富，来启动消费和民间投资的发展富民社会模式。
　　在这样一个过程中，与经济主导的一元化向多元化过渡相适应，党的领导与公民社会的自我成长空间进行主动配合，也是十分重要的。
　　在最近社会广泛关注的农田被建做高尔夫球场、郭美美与红十字会的关系事件中，表明民众对于过分市场化时期，民众现在和他们的子女未来的公共利益被公权侵害，是十分警觉的。
　　比起民众对药家鑫、郭美美等公共事件的关注，孩子学校布置的暑期参加社会实践的作业，也是一种预习，也是一种对于现代社会建设成长的一代代的呼唤。
　　在这方面，执政党正确的做法就是充分地放权，让社会权利正常地生长，然后找到党的领导与正常生长的公民权利的共同发展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