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看六十年：市场经济下的社区党组织才能与宗教影响对话

一：新疆解放初农村土改时的社会情况
　　历史上新疆地区的宗教势力是很强的。当年解放新疆进行土地改革的时候，就考虑到了先从外围的巴依（地主）动起。对清真寺的土地、对宗教人士就不主张按照打击恶霸的办法进行。当时的西北局领导习仲勋在1952 年5月4日所作《关于西北地区土改和统一战线、民族工作的报告》中，提出“在民族团结的基础上去进行改革的方针”。他提出的有独创性的措施，除了“通过当地民族大多数群众和本民族群众为主去做以外”，还主张首先争取各民族上层人士和宗教上层人士的同意和赞助。他要求用“改得和平些”和其他必要的妥协，去换取民族、宗教上层人士的赞助。他还规定了几条政策界限：“游牧区不宣传土改，也不提反恶霸，不清算；半农半牧区暂不土改；严格保护畜牧业，牧畜一律不动；喇嘛寺土地一律不动；清真寺、拱北、道堂土地暂时一律不动；必须排出各民族、各教派头人名单，坚决保护必须保护的人过关。”
　　从外围做起，就是为了打破新疆一些地区原有的政教合一结构，逐渐打破当地经济社会运行围绕宗教来进行的气氛和政治结构。习仲勋的主张是符合中央精神的。1952年5月中共中央《对新疆若干工作方针的指示》指出：“在新疆农业地区，今年实行土地改革、消灭地主阶级，这是一个坚决的革命的进攻，不容动摇。但在实行这个进攻的具体步骤上，必须十分慎重，切戒急躁，必须准备充足的力量，一步一步地去实行进攻，以便获得全胜。在新疆实行社会改革，充分地估计到民族和宗教的特点，有意识地在民族和宗教的问题上作一些让步，以换取整个社会改革的胜利，是完全必要的。”
　　当年5月27日，刘少奇致电中共中央新疆分局书记王震、西北局第二书记习仲勋，提出：应“在你们的土改法令上明白规定保留清真寺、拱北和喇嘛寺的土地。在土改进行中，所有党和政府的工作人员及土改工作队均应向群众明白宣布这条法律，不许含糊或不予宣布，更不许宣布其他办法。”“因为今年要集中最大的力量去进行土地改革，在牧区和半农半牧区就不要同时进行改革。在土地法令上也应有二条规定：土改法令不适用于牧区或畜牧经济，并应在牧区和半农半牧区广泛宣传这条法令，以稳定牧区。”“新疆在土地改革中，特别在镇压武装叛乱中是要杀一些人的，但是必须少杀。对于应该杀的人，也大部采取判刑监禁或判死刑缓期，只杀小部，这在少数民族地区是必须采取的政策。这就是镇反问题上对少数民族从宽的原则。”
　　之所以要在牧区晚进行改革，是因为当地宗教势力与暴力叛乱匪徒的结合主要靠游牧民中的煽动蒙骗。而游牧经济中的改革搞急搞早了，容易给暴乱分子提供人员基础。
　　这里举几个新疆以外的例子：1950年代初期，甘肃省发生过两次大规模的回民暴动，一次占领了中等城市平凉，另一次解放军伤亡近 2000 人。怎样处理呢？习仲勋认为用武力镇压的办法不行，还是请伊斯兰教中的上层人士组织代表团，通过谈判，和平地解决了问题。
　　还有一次，当时，青海著名的藏族千户项谦，一再发动暴乱。青海省军政当局原来准备用五个团去镇压，习仲勋说：不能打。他们是游牧民族，游而不定，你把军队开去，他就跑散了，军队一走，他又集合起来暴动。他给当时的青海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打电话说：决不能打，请喜饶嘉措大师去做工作。喜饶嘉措是藏传佛教的经师，大学者，中共把他安排为青海省副省长。喜饶嘉措做了工作，项谦就不造反了。毛泽东当面表扬习仲勋说：“仲勋，你真厉害，诸葛亮七擒孟获，你比诸葛亮厉害。”这件事，后来被传成：习仲勋对项谦十擒十纵。其实，没有十擒十纵，而是“不战而屈人之兵”。

二：新疆农业合作化期间，电影《天山上的红花》
　　建国以后前三十年，是中国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进行工业化的三十年。在这一时期，新疆的广大地区是与区内外的大规模工业化配合的农业合作化期间。这一时期突出地表现出的特点是，新疆原有的政教合一的经济基础转变到合作化以后的经济政治一体化后，宗教势力衰落的情况。
　　这一时期，各民族实行的计划经济期间，除了精神性的鼓动不说，由于经济高度组织化，人民内部成为没有差别的政治经济组织一份子。巨大的社会改革使得人们具有一种集体自豪感。特别是在原来习惯于宗教精神家园的少数民族群众，在巨大的变革以后，置身于一个新鲜的社会组织中，很容易产生一种对于新社会的崇敬和集体意识。
　　1929年至1930年曾经进入新疆考察的瑞典人贡纳尔·雅林后来又在新中国时期重返新疆，写了《重返喀什噶尔》一书。在书中他回忆解放前来到新疆看到的是：当时，社会底层的贫苦百姓生活艰辛，一些居民为了生计不得不前往苏联中亚地区务工。“季节一过，这些劳工口袋装着挣来的一点钱，又长途跋涉，历尽千辛万苦，步行翻山越岭回到喀什噶尔。”与上述情况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官僚贵族奢侈豪华的生活。
　　直到1949年9月人民解放战争获得胜利，新疆和平解放，新疆才和全国各族人民一起迈入了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主义新时代。贡纳尔·雅林正是这段历史的见证者。1978年，贡纳尔·雅林受中国社会科学院之邀再访新疆。在那里，他目睹了当年艰险的探险古道为通畅的喀喇昆仑公路所替代，目睹了新兴的工业在新疆快速发展，目睹了中央政府通过维修古迹等多种方式保护少数民族文物……在一个名叫“东风公社”的地方，贡纳尔·雅林遇见了一位哈萨克族牧民，这位牧民对自己今昔生活进行对比的描述，更坚定了贡纳尔·雅林认为自己两次考察所看到的新疆“差别是巨大的”的判断。
　　这位朴实的牧民说：“解放前，我们给巴依（地主）干活，但是现在走上了合作化的道路；解放前我们靠吃大麦生活，缺衣少食，只能披山羊皮挡寒取暖，现在我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解放前我们一无所有，而现在我们甚至有了缝纫机；解放前这里没有一所学校，现在每个生产队都有一所小学，每个生产大队都有一所初中，公社有一所高中，我们的孩子也能上大学，比如到北京上大学……解放前我们这里没有医生，也没有卫生保健，现在每个生产队都有自己的医生以及合作医疗站……我们的收入逐年提高了。”
　　对比时隔近半个世纪的对新疆的两次考察，贡纳尔·雅林感慨万千。他说：“在1929年到1930年，我看到的新疆──这个中国西部边远省份和最不开放的地区，最好把它看成是退回到中世纪的地方。1949年后，我又重返这个地区，……现在它已经变成了一个机械化了的、繁荣的社会主义地区，差别是巨大的。……新疆是一个各方面都在走向现代化的省区。”
　　瑞典学者的感受也是新中国全体民众的感受。这一情况在电影《天山的红花》最为典型。1964年为了庆祝新中国成立十五周年，西安电影厂拍摄了反映少数民族在新疆步入社会主义新生活内容的故事片《天山上的红花》。美丽的哈萨克女共产党员阿依古丽当选为生产队长（在群众选举的时候还自己投了自己的一票），但是她的丈夫阿斯哈勒由于担心妻子关心集体不顾家庭，带着大男子主义的暴力倾向百般阻挠。暗藏的阶级敌人阿思木为了夺得大队的权力，以挑动他们之间的家庭矛盾为切入口，并制造生产和工作中的困难。固执的丈夫在阿依古丽一心为公精神的感召下终于觉悟了，阶级敌人被揪了出来，人民的草原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阿依古丽，一方面是新政权的受益者（男女平等），另一方面是新政权的代言人（生产队长）。她的身份具有了多重性：党员、女干部、妻子的多重身份。这表明，在新疆生产队的政经合一性，代替了原来宗教的地位，女性都可以当领导。甚至在群众选举的时候还自己投了自己的一票。
　　影片一开始就显示了解放后的少数民族新女性的定位，阿依古丽扬鞭策马，矫健地驰骋在草原上，是一匹哈萨克人民爱戴的骏马。她不再是受奴役、受压迫的弱者，不再是一个为男人化妆的女人。除此之外，影片还淡化处理少数民族的特殊性──宗教影响，使其同化到整个国家、社会进步的主题上。为了使少数民族人民公社的建设这一题材与整个国家、社会进步的主题相联系，影片用进步与落后的分界线来消解诸如宗教、文化等矛盾。
　　但是，电影毕竟不能代表前进中的生活。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代表了全体中国人民要求变化发展的要求。
　　在这方面，历史又到了一个转弯的时候。在1978年中国科学院邀请瑞典学者重返新疆的同一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了。这次极为重要的全会，决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后三十年的的经济政治一体化结构的巨大变化，使得人民的个体具有的思想和经济的自我空间大大扩展，也给各民族发扬历史上的特点以巨大的空间。在这一转变面前，每个个人和民族都到了与国家共同进步和共同选择的时候。
　　经济实现工业化、现代化、城市化，是各民族走向文明繁荣的共同道路。其中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要牢牢记住民族的根基在于有一个现代政治文明的共和国。在发展的经济面前，建设一个现代政治文明的共和国，她可以打破历史上的民族精神中不和谐不团结和太强调民族个性的东西。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也是到了一个转弯的时候。

三：改革开放以后内地农村空心化的情况也发生在新疆吗
　　改革开放三十年之后，中国农村在与工业与城市的关系上，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经济上从供养城市变为工业反哺农业，从社会结构上变成了农村成为城市的保险缓冲地带。大量城市劳动力的社会福利和失业保障都落到了农村的凋敝空心化社区中。从政治上来说，农民从原来的熟人社会进入到了城市化浪潮中的公民社会环境中。一个呼唤身份平等、政治平等的城市化公民的政治要求正在逐步取代传统中国农村人的形象。
　　那么，上述过程发生在了原来有过政教合一历史的少数民族当中了吗？中国少数民族都是农牧社会的民族，与内地的经济联系是通过建筑在上层的政治联系上来进行的，在少数民族基层，一直是宗教习惯和传统要求在强化着民族的特征。
　　这种情况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又一次重复发生。改革开放期间，在内地广泛下放自主权的背景下，少数民族的自治权也空前扩大了。少数民族内部逐渐产生了上层和下层的分别。内地与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联系，更多是通过上层少数精英和企业家。这样，原来在阿依古丽时期依靠下层直接联系的政治一体性，现在也被让位于历史上曾经的自然状态下的伊斯兰教的社会组织功能了。
　　所以今天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改革开放三十年后，在内地农村的农民特征逐渐消融在城市化浪潮中的时候，少数民族的传统特征为什么倒格外加强了呢？
　　最近，新疆高校教授贺萍发表了一篇报告《新疆地区穆斯林社会心理的实证分析报告》，其中一节“新疆地区穆斯林信教动因的分析”中说到：调查显示，导致被调查者中皈依伊斯兰教的第一位因素是家庭，比重达40.9% ；其次，居住环境的影响，比重为29.1% ；再次，阿訇的影响，比重为12.0% ；第四是，亲戚朋友的影响，比重为1.9%。可见，家庭和社区是新疆地区穆斯林形成伊斯兰教信仰的初始媒介和第一个社会环境。在访谈中，一位穆斯林告诉笔者：“伊斯兰教是祖先传下来的，我如果不信教，害怕受到真主的惩罚。自己对伊斯兰教不太了解，也不太关注这个问题，主要是跟着老人做。”
　　该报告表明，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基本政经合一的单位──生产队和国营企业不存在了，新疆少数民族的社区又变成了单一的家庭加居住地加族群特征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人有一种向社会求索的要求，那就是对自身社会角色的确认要求。前面说过，一旦家庭家族居住地的概念淡漠，一个农村人进入城市以后，就会向一个公民社会的社会求索方向转变。而这一切，对于一个新疆少数民族成员来说就有一个极为方便便捷的条件──那就是历史上的民族宗教特征。
　　贺萍最后得出四点结论：(1)宗教心理具有明显的索求性，它体现的是新疆地区穆斯林对现实感性生活的肯定、依恋和执著。 (2)在新疆，大多数穆斯林伊斯兰信仰的形成，主要不是个人有意识追求获得的，而是承袭家庭宗教传统和社区环境影响的结果。对伊斯兰教的信仰主要不是一种他们学习和选择的结果，而是一种社会角色的表达和定位。 (3)新疆地区的穆斯林通过信奉伊斯兰教满足了自身寻求宗教归属和民族归属的双重需要。文化是民族的标志，当民族文化以一种宗教形成承载的时候，宗教也就具有了民族象征意义。
　　最后一点，贺萍建议政府说，(4)在伊斯兰教和社会现实生活问题之间，新疆地区的穆斯林更关注和重视现实问题。调查表明,目前,新疆地区的穆斯林对于现实生活中存在的矛盾和困惑，不是仅仅停留在对伊斯兰教的依赖上，还能够注意通过自身的努力加以克服和解决，宗教心理开始向非宗教方面变化，这就为我们引导伊斯兰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奠定了现实社会心理基础。对于各级政府而言，怎样在非宗教的基础上满足信教公民的需求，使人们不必为了寻求安慰去求助于宗教的方法和手段成为摆在议事日程上的重要课题。

四：市场经济下的社区党组织才能与宗教影响对话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新疆少数民族也同内地农民一样，一批批地走向了市场走向了城市。
　　──据报道，1990年代末期，热合曼只身一人外出打工，凭着一口流利的汉语和维吾尔族做生意的天赋，最终在武汉站住脚。热合曼说，做干果批发生意没几年，他就在湖北省地级以上城市里都设立了自己的干果批发店。此后，他的生意做到了广东和浙江，在南方许多城市都建立了连锁店，除了聘用当地的汉族人，他的主要雇员都是奎牙乡的乡亲。
　　──奎牙乡只有4万多人口，但截至目前，已有1000多名村民被热合曼带出新疆，他们的家庭也因此摆脱了贫困。他们出去后，除了各种必要的开销，每人每年都至少能寄回1万多块钱，而奎牙乡去年人均收入不过1000多元。
　　──由于语言、饮食习惯及宗教等原因，新疆的少数民族农民过去大多不愿离开家乡到外地闯荡。如今这种观念正悄然转变，越来越多的新疆少数民族农民赴沿海地区“淘金”“取经”。
　　──来青岛一年多的女青年努尔阿米娜·吾斯曼现在已是一家服装出口企业的熟练工。她说:“等我学好了技术，就回到家开一个服装店。”去年在新疆莎车县政府的组织下，包括阿米娜·吾斯曼在内的上千名维吾尔族青年农民来到天津、青岛等沿海城市。在走出去打工、挣钱的同时，他们还学到了技术、增长了见识。
　　──为促进农民增收，近两年来，新疆各地特别是南疆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县市大规模开展对少数民族农民的技能培训，越来越多的少数民族农民有组织地前往东部省市。
　　──为解决外出务工者语言不通、技能不足等困难，新疆采取“按需培训、先培训后输出、以培训促输出”方式，整合培训资源，与当地技工学校联手，建设特色技能培训实训基地，同时坚持开展适应性培训，重点提高输出人员的汉语知识、法律知识和城市生活常识等。
　　──在拓展内地务工市场时，山东、天津、浙江等省市的援疆干部也发挥了桥梁作用，他们积极联系所在地区的企业，给少数民族农民工找好“婆家”，为他们外出就业创造条件。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劳动与社会保障厅统计，仅2007年，新疆各地就培训农民工34万人次，有近13万少数民族农民工在政府组织下到前往天津、江苏、山东等内地发达地区就业。
　　在上述政府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进行的工作中，我们缺少的就是对于这些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社会求索的满足。内地城市流动人口的社会求索问题普遍的不到满足的情况在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身上表现得尤其突出。这就需要在政治上有所突破。
　　以往，我们说在社区建立党组织，往往与居住地联系。而没有与流动人口的特点加以联系。在历史上和少数民族地区，宗教社区的联系首先在于流动人口、注重的是人的流动性。
　　穆斯林民族往往多数是流动性民族。他们的清真寺没有偶像，没有佛教、基督教那样宏伟的对象。他们的念、礼、斋、课、朝五门宗教生活内容中，其中礼斋属于集体性的体验。念课作为自修与听讲属于道德知识接受。从中反映出，道德感与被接受感是一个流动的人单独的人，迫切需要的东西。
　　以前，在内地广泛实行计划经济进行工业化期间，由于人的社会环境高度单位化，所以人的被接受感和道德感都不存在问题，这也是少数民族在放弃了宗教生活情况下，比较容易纳入的生活的原因。
　　可是，内地的市场化经济使得人的流动性增强了。在内地来说，传统儒家的家族父兄的等级道德观念，也早已不存在了。因此即使对于内地，也必须重视进行政治方面的努力──走向未来的中华政治文明，无疑是应当朝着建立统一的公民社会的目标努力。
　　从内地已经进行的努力来说，在建立公民社会的努力中，公民的道德感和流动生人社会的接受感，无疑需要付出更多的智慧和政治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内地群众的自发建立过程无疑是需要走弯路和有一个过程以便逐渐争得政治领导途径的。
　　但应特别提出的是，党的组织结合社区的建立绝不仅仅是一个居住地的概念。如果仅仅是居住地，那么还是没有超出农业社会的政治理念。这里的结合社区建立的党组织，应当是针对生人社会的公民社会的建立的高度政治文明目标进行的努力。
　　在这一过程中，内地民众忽视少数民族的心理需要，对于少数民族的流动人口的需要满足的不够，也是难免的。
　　因此，在这方面，少数民族群众与广大内地群众一样都是建设者都是参与者。经过七五事件，新疆与内地的政治结合问题，又一次醒目的地提了出来。我们除了要打击一小撮民族分裂分子以外，更要在团结大多数群众，注重下层群众的需要方面进行更大的努力。
　　现在，内地群众和少数民族群众通过七五事件，第一次感到政治建设的迫切性，这就是基础，这就是人心。在人心思安、人们都想通过政治建设达到长治久安方面，我们的党组织千万不要辜负了历史，不能辜负了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