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纬国口述历史：十四年抗日战争—建设大后方

撷选自《蒋纬国口述历史》之「父亲蒋中正──（二）十四年抗日战争──2、建设大后方」一节。
　　江西剿共一共五次，记载上说前四次失败，最后一次成功，并归功于父亲亲自指导。第五次江西剿共是发展所谓碉堡政策，部队打下一个地方以后，立刻做成碉堡，并且把碉堡交给地方政府，部队继续作战，农民住在碉堡里面，晚上睡觉，白天耕地；同时政府成立五省农民银行，让农民贷款买农具，以复兴农村来巩固地方，以地方自卫来接替野战部队的收获。记载上显示此种做法是成功的。但是既然第五次围剿是成功的，又怎幺会被毛泽东领着大军突围呢？这岂不是前后矛盾？所以我就扣了父亲几分，甚至于我认为这是个失败，国军保卫不成，反而造成中共所谓的两万五千里长征。
　　到了台湾后，我碰到一位已退休的空军大队长，他告诉我有一件事情是他一直百思不解的：当年他当飞行员时，奉命勘查江西突围时部队所走的路线，但是他发现国军并不是去追击（尾追或超越追击）。国军再怎幺穷，当时动员几百辆卡车，装载一部分部队，那怕只有一个师或一个团都能够先追到前面将中共军队堵住再加以围剿，中共的退兵也不致于能打得过国军，但是实际的情形却是南北边各有一支部队，中共走多远，我们的军队就走多远，也没有超越他们，这哪里是追击，简直是护航。 他很灰心地讲了以上这些话之后，反而恍然大悟。我跟他说：“你真是给我上了一课，我们确实是压迫他们进入四川，经过广西、贵州、云南，绕了一大圈，再折回来到四川。”
　　所以，从整体来看，当时与其说是没有包围成功而被中共突围，不如说是我们放水，这一点从前大家都没有体会到。我常说当时不体会可以原谅，后人不体会则不能原谅，因为我们已经看到了整体情况，假如不从整体来看，也没有办法体会我们为何放水。凡是研究历史的人都懂得战略，懂得战略的人更能体会历史，不看历史的人永远不会懂得战略，因为战略是全程的。
　　以当时的状况而言，我们能够做到这件事，实在是不容易。至于功与过，当时当地的作战是一回事，而整体的战略指导又是一回事。父亲亲自赶到云贵川，是因为当地军阀主动地反映共产党部队进入他们的地区。父亲到达后对他们非常的恭敬与尊重，并对刘湘、龙云等军阀说：“国军马上就到，而且我们不想在你们这里打，因为不论胜负，对地方来说总是骚扰，我们要逼他们到陕西后就范。”中央的力量在那个时候第一次正式进入到西南地区，而且父亲还告诉他们一句话：“日本早晚会侵略我们，到那个时候，我们要建立大后方，要及时让下江的工业往西南转移，一方面也能使地方繁荣。”这些话都是军阀听得进去的。后来父亲在西康盖了一百幢房子，预备在云贵川受到战斗波及时，以西康作为大后方，这就是抗战到底的决心。
　　以当时的情况来说，这是一个非常成功的政治战略，我们随着共军进入云贵川，使中国达成真正的统一。 但是作战部队真是艰苦万分，而且在松潘当地要与大自然作战，真是非常辛苦。眼看国军克服万难，包围延安，到了最后决战时却发生了西安事变。
　　对于西北的马家部队，我们也是以友善诚恳的态度，跟他们打成一片。父亲派哥哥跟我一起去看马步青（马麟之子）；我们也到青海看马步芳（马麒之子）。我跟哥哥一起去看马步芳（青海省主席）时，他的儿子马继援已经当中将军长了，我那时是上尉，马继援不肯出来见我们，马步芳说：“你是个军长就要像个军长的样子，你已经是中将了，你还怕什幺？”马继援说：“人家年纪比我大，还只是个上尉，我因为是你的儿子，你给我当军长我才能当军长。”那年他好象才二十五岁。后来马步芳叫他出来，他还是出来了，我们后来也成为朋友。我就跟他讲：“任何事情，只要我能帮得上忙的，我一定帮你。”马继援也很谦虚，他说：“你需要我时，我愿意随时给你当参谋，我愿意到你这里来服务。”我们相处得不错，到台湾以后，我们还保持联络。
　　河西走廊有哈萨克人作乱时，哥哥和我带了二十多辆的卡车列队，为他们送衣料、布匹、生活用品，还用一半的车子装满了一缸一缸的酒去慰劳他们。我们经过兰州时，甘肃省党主席（战区司令长官）朱少良要我们带两个营一起去，哥哥说我们是去招安，带两个营不但无济于事，万一出了事打起来更是没有必要，所以就只有我们兄弟两人前往河西走廊，连一个兵都没带。不过朱少良还是命令军队在远远的几十公里以外，看到我们前进了，就慢慢跟上一点，以防我们被裹胁。其实像这些哈萨克人，你只有动之以情，才能说得通，万一搞毛了，他就是冒灭族的危险也会跟你拼。我们抵达河西走廊后，哈萨克人热情地招待我们，那天非常热闹，我能喝，哥哥也能喝。我能唱能舞，就跟他们一起闹了一个通宵。哥哥能讲，他们懂俄文，哥哥就跟他们讲俄语，告诉他们不要抢劫过路的骆驼队、车队以及玉门油矿的人，以后他们需要的生活用品，我们可以陆续送来。那次的经验对我而言是一个很深刻的印象，在我们的观念里面，打仗是万不得已的事情，如果能够化敌为友，不动干戈，何乐而不为呢？
　　父亲对于战争指导有独到之处。第一，在政治层面上化敌为友，不要再动干戈，这远比孙子兵法里“不战而屈人之兵”要高明一些；第二，在运用方面则因势利导，这也是我最欣赏的，没有条件时要造势，但是机会来时要能掌握。所以他派盛世才进入新疆，盛世才进入新疆后，虽然手段狠毒了一点，可是还是蛮有效的，而且在那个时候也只能那样处理。这也是因势利导的一种运用。

文章提交者：天会亮 加帖在

后 记

《蒋纬国口述自传》的出版，经过整整一年的时间。在这期间，刘凤翰先生被诊断为癌症晚期。他极希望看到书稿的出版，不但多次表达了这种心情，还多次对编校工作提供支持和意见。他希望这部书稿在大陆的出版，是他临终前对蒋纬国先生的最后一个交待。

蒋纬国在口述自传中说：“与其说这本访谈录是写我的一生，不如说是写父亲的一生，只是这件事与我有关，所以由我口述写出。虽然是我的自传，但也变成了父亲的别传”。这部书稿的主要内容，的确大都是围绕“父亲蒋中正”展开的。 所以本书的第一章，即是概述蒋介石一生的功过。蒋纬国强调：1、蒋介石“是积极抗日的”。为了准备抗战，蒋介石在战前已经开始进行60个师的整军计划，以及云贵川的大后方建设；2、蒋介石采取以德报怨、化敌为友的方式，对消除军阀势力，完成国家统一是有功绩的；3、蒋介石的一贯反共，是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分歧使然。他认为，是苏联对中共的支持和美国对苏联的妥协，造成了国民党最后的失败。

不过这部口述自传，毕竟是蒋纬国自己的自传。自传的主要内容，是蒋纬国个人的生活和历史。

有关蒋纬国的身世，一向多有传闻。蒋纬国在自传里承认，自己并非蒋介石亲生。他出生在日本，生父是国民党元老戴季陶，生母是日本人重松金子。但他是一出生就进了蒋家，蒋介石对他更视如己出。而且在整个幼年时代，蒋纬国与蒋介石的关系，甚至比蒋经国更为亲近。蒋纬国活泼聪慧的性格，深得蒋介石的怜爱和欢心。蒋介石对两个儿子“经天纬地”、一文一武的设计也是成功的：蒋经国在苏联学文，造就了坚忍的政治性格和刻苦奉行的作风；蒋纬国赴德国学军，培养出严谨的军人风范。

蒋纬国与蒋经国兄弟之间的关系，也最为人关注。刘凤翰在本书序中提到：“纬国感到最困扰的是：一些小人自愿（非经国先生授意）调查他的小事，提供给经国先生，再由经国先生转告他们的父亲”。他的这种困扰，在这本自传中经常可以得到证实和体会。他与蒋经国之间的间隙，也决定了他后来的政治命运。他与蒋介石父子关系的疏远，始于“湖口事件”。事件发生后，虽然俞大维、刘安祺都向蒋介石说明“此事不关纬国的事”，蒋纬国也曾亲自写过一份“政战改制报告”，呈陆军总司令部说明真相。但是，由于政工系统的变本加厉，特别是蒋经国的影响，使蒋介石对蒋纬国的态度，在长时间内大为改变，认为他“识人不明”，且与东北籍军官走得太近，不堪大用。

蒋纬国说，他一生有两个生活原则，一是 “调皮不捣蛋”，一是“从军不从政”。即使在晚年作为国民党“第二代元老”，尝试着进入政界时，他也采取的是“候选而不竞选”的态度。蒋纬国自我解嘲地说，他的政治能力实在是“有限公司”，因为“政治手段我们是不屑用的，政治人物那种说了会错、错了会赖、赖了就火、火了就整人的做法，不是我从小走的教育路线” 。

但是他晚年从政，却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他比蒋经国更早认识到李登辉的台独立场和政治野心。为了阻止李登辉当选连任，使国民党免于被葬送的命运，他在与林洋港、李焕、郝柏村合作，“候选而不竞选”期间，宁愿处在被利用的地位上而毫无怨言，始终积极配合，公开表示“决不退选”。而在被迫退选的情势下，仍坚持要求李登辉放弃台独立场。可见刘凤翰序中所说的纬国“想做事，又不敢光明正大地去做，此种个性，误其终生”，说法并不公正。联系到近一年来，民进党借“转型正义”的名义，大搞“去蒋化”、“去中国化”，蒋纬国当年的忧虑，更让人感慨良多！

大陆改革开放以后，蒋纬国一贯的反共立场有所改变。他晚年明确表示：“我很诚恳地赞成邓老（邓小平）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他认为，这句话是有双重意义：对大陆而言，是鼓励他们走总理（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对台湾而言，就是要打击那些否认自己是中国人的人，同时也让台独运动死心。他又提出一个近似幼稚的主张，即由“新党”和现在存留在大陆的第五代“旧党”整合成第七代国民党，使命不是谁统谁，“而是共同建设新的理想的中国”。这些言论当时在台湾引起轩然大波，一些台独分子甚至不准他从美国回到台湾，“就是回来了也要驱逐出境”。

从原稿问答部分可以推断，本书的最后一次访谈是在1994年12月28日，蒋纬国时年78岁。刘凤翰先生在序中说，当时蒋纬国已经重病缠身──“体内许多器官多已老化或破坏，完全以药物或洗肾维持，此后对外接触谈话较多，真真假假，无足凭信。”就是在这次访谈中，蒋纬国黯然地说，蒋家确实是没落了，因为“所托非人”（指李登辉上台）。至少这时的他还是清醒的。

因为是口述记录的原因，文稿的内容、观点和材料，经常有所重复。某些章节内还留有一些问答文字，属于未经蒋纬国审订的后来补访的内容。对于这些枝节，我们一仍原貌，未做整理。为了对自传中的一些内容做必要的核证，我在编校过程中，查阅了汪士淳的《千山独行──蒋纬国的人生之旅》、黄嘉瑜等人的《蒋纬国侧写──独立卓行的军事将领》、林朝和的《蒋纬国评传》以及翁元的《我在蒋介石父子身边四十三年》等。

最后，感谢凤凰卫视的张林主任，与我们一同工作，终于编好了全部文稿。

而让我们遗憾的是，就在本书将要付梓之际，刘凤翰先生于11月6日不幸辞世了──他念兹在兹的这份心愿，最终竟未能亲见。

郭银星缀记于

2007年11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