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思维和个体思维：城市社区党组织与越来越贵的房价之间的关系

一、在新的社会成分中的党组织
　　最近，中央组织部提出了在新的经济社会成分中建立党的基层组织的通知。特别是，在由于流动人口大量存在，和私人购房比例上升以后，由于人员与财产安全需要和经济活力辐射方面的原因，人与人的交往出现了时间和空间上的交叉作用。
　　例如，一个高档社区，居住的都是高收入的白领、金领人士，但是从建立党组织的基层覆盖角度来讲，这个社区仍然是一个普通的政治社区。里面的业主作为自由职业者也好，里面的工作人员如物业工作者、花匠、清洁人员等等也好，都是政治需要覆盖的对象。
　　如果是一个商住区，那么里面的金融公司也好，经纪公司也好，律师所也好，他们的对外满足社会需求的辐射层面是不一样的。但是，这样的高档居住环境提供了居住其间的白领人员的精力恢复机会，同样，高档的商业环境也会从人文方面提供商业机会和利润来源。
　　那么，住在其中的自由职业者、律师等人员，他们都属于社会的中产阶级，他们的政治需求是什么呢？在这些高档社区的流动性、职业性人员中，怎样建立党的基层组织呢？从被动的角度讲，中产阶级需要一个稳定的政治环境，而高档社区绿地、井然有序的物业服务和彬彬有礼的适当等级体现等等，以及对业主提供的私密空间，都是中产阶级对于宏观政治环境的感觉领域的反照和心理满足。
　　在高档社区，白领人士、成功人士要找一种感觉上的脱离了工业社会嘈杂繁闹氛围的感觉，作为他在潜意识中的宏观政治安定的感觉需要。
　　而无论是商品房开发商、物业提供商也好，还是物业工人保安也好，他们提供的这种商住环境的方便、安定、快捷、私密和舒适整洁等等，无疑是能够满足一部分有辐射经济社会能力的自由职业者和金融界人士的潜在政治需求能力的。
　　从主动的角度来讲，自由职业者和金融律师等从业者，他们对于国家公共产品的提供例如法制水平、新闻舆论以及精英意见表达等等，会在一定的积累从业经验以后，会有定期的政治参与欲望。这个时候，如果能够提供一个党的基层组织的向上表达的渠道，无疑是聚集现在这些人们的政治能量的最好途径。
　　所以中组部关于在新的经济社会成分中建立党组织的要求就是有针对性的。

二、北京的房价正在向着三万元水平迈进
　　目前作为中国经济保持增长的稳定器──商品房的销售和对经济的辐射不可忽视。
　　在小户型、保障性住房建设等口号式的表态都逐渐听不见的现实面前，是北京等大城市的高档商品房的恐慌性抢购。国家在出台四万亿的振兴经济保持增长的财政大手笔的同时，国家所希望的带动的民间消费，是以高档商品房的提升档次和一小群精英的龙头作用所带动的。
　　汤臣一品、橘郡等商品房销售火爆的新闻效应，带动了国内的消费和投资热潮。在中国的加工工业，由于发达国家的技术封锁还一时提不到一定档次的时候，中国一些大城市作为全球化经济重新布点、调整产业链的第三产业价值提升点，很多高档社区都出现了。
　　北京2008年奥运会，上海2010年世博会，在吸引资金和服务业方面，在世界时尚业和追逐低成本人工的等级服务成为一种潮流方面，在国际间成功白领人士普遍存在政治潜意识的安定需求，为成功阶层提供潜在心理需求方面都是一种宣传广告。北京或者上海的房价直追三万元的少数高档社区，它所表达出来的潜在对于人们消费标准和消费愿望的提升，这里面的影响不可忽视。

三、中国的稳定环境的长久体现是基层党组织
　　爆发于2008年下半年，经过一年多的全球金融风暴，逐渐地，人们都在谈论中国的政治优势，中国是如何做到保证了自己金融体系的稳定的？在风暴中全球各国都在紧缩消费和投资的时候，中国是如何做到增长的带动性的？
　　在探讨原因时，人们提到了中国的中共长期执政拥有的制度优势，例如没有两党制的或者多党制的内部掣肘，所以，中国采取庞大的财政刺激政策的时候，才不会由于争论不休而耽误时机。人们还提到了中国普通百姓的先储蓄后消费的稳定消费观念，使得中国没有西方那样的大量家庭破产，这保证了中国的消费者的稳定长久的消费心态，等等。
　　仔细观察中国在金融风暴后的表现，就可以知道，多年来中国的消费热潮升级对象，到了住房这里，可以说聚集了很多的政治经济社会因素。由于住房消费，人们看到了第一次作为中国人改变观念敢于贷款超前消费，由于住房启动了银行金融系统，保证了中国的股市一度成为世界领涨的方向标。
　　前面我们分析了，中国的中产阶级作为社会地位的显著标志之一，就是逐渐高档的社区居住，作为他们对于政治宏观稳定的潜在心理需求。在北京的房价有了一个突破以后，在三万元的价格点上，就宣告了中国中产阶级的居住领域的一个阶层显著特征。在美国，如果公寓区的成功人士达到了中产阶级的标准，那么他们就会选择离开旧社区，就像他们投出的选票一样，他们的地位也会通过居住地的选择来对本国的政治分层进行投票。纳税多的人就会选择公共产品提供多的地点居住。
　　中国的情况将来是不是也是这样？
　　中国的普通基层党组织不是根据这样的标准建立的。
　　北京的房价达到三万元的时候，宣告了普通工薪阶层是不可能进入这一领域的。
　　但是即使是这样，即使是在高档社区的普通物业工人，在工作之后还会回到自己的廉价租金的公寓里面的时候，也还可以通过基层党组织的覆盖，直接表现出中产阶级实际上的潜在政治稳定心理需求的满足渠道，在这种情况下，中产阶级不应当通过改变居住区的方式把这种政治需求隐晦地表达出来。

四、三万元房价出台后的社会和谐问题
　　中共的新的党内民主也好，基层组织建设也好，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发展和稳定。
　　实际上，在住房成为中国恢复增长和经济活跃的带头行业的同时，逐渐进入越来越鲜明的作为中产阶级标志的高档住宅或者商住区的金融家和律师等自由职业者们，应当明白，这种居住选择实际上是一种对于政治稳定的政治需求的潜在满足。
　　但是由于中国的国情和政治特征，作为快节奏、辐射能力强的的经济法律界成功人士，实际上，他们的政治表达潜在心理需求，是可以通过在新经济成分中建立党组织的方式，获得定期的解决。而不必像在美国一样通过搬离公寓区，主动寻找公共资源和纳税者的对应地位。
　　中国的党组织基层建设的新内容要做到的效果，就像一个属于党员的物业工人在高档社区对待同样属于党员的业主时能够做到的那样，通过提供服务，我们提供一种心理需求，同时在此之外，通过党组织的建立和运作，我们们也可以作为一个党支部的成员彼此同处在一个政治平台上。
　　通过这样的平台，我们可以直接进行宏观的政治概念表达和政治上层意见的反馈，因此，在政治上达到和谐和平等，物业工人和业主们，在同样是党员的情况下，成为联合在一起的同志和批评家。

城市社区党组织与越来越贵的房价之间的关系就是老百姓越来越不敢花钱买别的东西,只好存钱买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