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卫健委：17种抗癌药入医保 平均降价56.7%

源自：参考消息

---

　　外媒关注中国将加速推动抗癌药物降价
　　参考消息网7月11日报道 外媒称，中国誓言要加快降低抗癌药物的价格。
　　英国《金融时报》网站7月9日援引中国《人民日报》的报道称，政府官员将推动抗癌药加快降价。此前，中国在2017年的价格谈判后已令一批海外药品的价格降低了多达70%。
　　据总部位于伦敦的艾意凯咨询公司介绍，按销售额衡量，中国是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医药市场，是癌症治疗药物的一个关键增长市场。
　　据咨询公司Latitude Health的赵衡（音）称，目前已经在国家医保目录内的药物价格可能会降低10%，其他药物可能会降价高达50%，这是它们被纳入国家医保目录的前提条件。
　　“跨国公司生产的几乎所有抗癌药都可能会降价。”他说。
　　据知情人士透露，多家跨国制药公司本周接到了与政府官员就价格问题进行商谈的邀请。“这将是一场紧张激烈的谈判，”某欧洲制药商的一位高管表示。
　　另据印度报业托拉斯网站7月9日报道，中国外交部9日在北京说，有关部门就开展中印双边医药贸易合作及促进扩大印度药品进入中国市场等制定了具体措施。
　　不过，尚不清楚中国是否已同意向印度公司发放在中国这一巨大市场销售抗癌药的许可──这将是一项重大举措。
　　报道称，印度药品──特别是治疗癌症的药品──在中国需求量很大，因为它们比西方同类药品便宜得多。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9日的例行记者会上说，中印就推动印度药品进入中国市场、开展中印医药产业对话交流合作进行着良好沟通。
　　她还说：“中国进一步扩大进口和降税将给包括印度在内的本地区国家以及世界各国带来巨大的市场机遇。”
　　报道称，关于全面降低关税，华春莹说：“今年博鳌亚洲论坛召开以来，中方宣布了一系列扩大开放的举措，主动扩大进口，大幅降低了汽车及零部件和日用消费品的进口关税，对抗癌药等药品也实行了零关税。这是中国基于自身发展需要采取的积极措施，得到了有关国家的欢迎。中国将继续按照自己的节奏、目标和发展需要进一步扩大开放。”
　　她说：“7月1日，《亚太贸易协定》第四轮关税减让成果文件正式生效实施，协定的六个成员国中国、印度、韩国、斯里兰卡、孟加拉国和老挝，将对共计10312个税目的产品削减关税，平均降幅33%。我理解你提到的印度削减关税是落实《亚太贸易协定》成果文件的一项举措。”

源自：新浪新闻综合

---

原文标题：红星锐评丨医保谈判，让抗癌药物更接地气

源自：红星新闻

　　据央视新闻报道，近日从国家医疗保障局了解到，随着抗癌药新规逐步落地，各有关部门正积极落实抗癌药降税的后续措施──对医保目录内的抗癌药，开展专项招标采购，在充分考虑降税影响的基础上，通过市场竞争实现价格下降；对于医保目录外的抗癌药，也将与相关企业开展准入谈判，与企业协商确定合理的价格后纳入目录范围，有效平衡患者临床需求、企业合理利润和基金承受能力。

国家医疗保障局：开展准入谈判专项招标采购 推动抗癌药加快降价 相关报道截图
　　对于我国这样一个每年新发癌症病例超350万（出自国家癌症中心统计数据）的癌症大国，由政府出面，统一为癌症患者争取价格相对合理的药品供应源，这是一项春风雨露般令人温暖的行动。
　　癌症作为一种目前还没有被攻克的疾病，治疗起来不但耗时较长，而且很多抗癌药都是新研发产品，由于涉及专利保护等问题，所以其定价远远高于一般疾病所需药品的价格。并且，癌症患者又多丧失劳动能力，支付能力有限，这也导致癌症患者吃不起药或者勉力维持治疗而倾家荡产。
　　这次，国家医保局不但要通过招标采购的方式，对过去已经纳入医保的药品进行价格调整，还要启动准入谈判，对一批确实具有较好临床疗效的抗癌药品进行价格协商。不但要降低价格，还要通过医保基金，缓解癌症患者的支付压力。我们有理由相信，在医保局的努力下，一旦这些措施得以落实，将有一大批癌症患者从中获益，可谓善莫大焉。
　　此前，我国的医保工作对于癌症患者家庭的保障力道不足。一方面，政策的落实有一个时间过程；另一方面则是对药品的议价能力稍显薄弱。
　　今年5月1日开始正式实施取消进口药物关税政策，然后近日开始启动价格谈判，即便政策反应提速，但要到手的药品真正降价，或许还得等一些时日。可是，对于众多的癌症患者，他们确实等不起。
　　其次，我们国家的谈判应该说，已有成果。例如格列卫这个抗癌药，在美国的用药成本上，基本上是人均年花费7万美元，而我们国家，人均年花费5万多不到6万美元，这就是我们集中谈判的成果。但这对于我们人均可支配收入不足3万元人民币（据媒体报道，2017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5974万元）的国家而言，即便是一年减少了1万多美元，可依然还是天文数字，并不能真正改变他们买不起药的窘况。所以，若要为他们争取更多的利益，除了常规的价格调整，可能还需要更大的力度。
　　由医保局统一与企业协商抗癌药的价格，体现了政府部门对癌症群体的关心，无疑会为患癌家庭争取到更多的利益。我们期待政府部门的工作还能更加迅速，方法更加灵活，以便为患癌家庭提供更加贴近他们生活的支付保障和药品供应。
　　电影《我不是药神》走红 原型案件更令人深思

源自：21世纪经济报道

---

　　抗癌药降价背后：专利之惑与高价之困
　　21世纪经济报道 卢杉 上海报道
　　医保目录外的抗癌药如何实现降价？国家医保局将开展准入谈判，与企业协商确定合理的价格后纳入目录范围，有效平衡患者临床需求、企业合理利润和基金承受能力。
　　在抗癌药“零关税”、取消药品加成、加速仿制药“一致性评价”等改革措施之后，不论专利药还是仿制药，如何降低抗癌药的高价、提高药品的可及性，成为关注的焦点。
　　7月8日，国家医保局表示，随着抗癌药新规逐步落地，各有关部门正积极落实抗癌药降税的后续措施，督促推动抗癌药加快降价。国家医保局将开展准入谈判，与企业协商确定合理的价格后纳入目录范围，有效平衡患者临床需求、企业合理利润和基金承受能力。
　　“癌症药物的高价在美国也是很复杂的问题。我们去年批准了一些包括免疫药物在内的新型肿瘤治疗方案和药品上市，这是战胜癌症非常重要的方面。”7月6日，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DA）肿瘤学卓越中心（OCE）主任Richard Pazdur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表示，同时，与中国一样，仿制药在美国占据了很大的市场份额，“可以为患者提供许多低成本的药物选择，但FDA在审批仿制药进入美国时非常谨慎，包括审查生产企业、试验数据、效用一致性等等。从个人角度来说，我自己也吃仿制药，对于批准合法、合规的仿制药上市没有任何问题。”

新药为何“天价”
　　根据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CFDA）给出的官方定义，专利药即在全球最先提出申请并获得专利保护的药品，一般有20年的保护期；原研药即过了专利期、由原生产商生产的药品；仿制药即专利药过了保护期，其他企业均可仿制的药品。
　　原研药需经过对成千上万种化合物层层筛选和严格的临床试验才得以获准上市。平均需要花费10~15年左右的研发时间，投入数十亿美元，研发成本高昂造成药品价格昂贵。
　　“格列卫确实是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癌症靶向药，是治疗慢性粒细胞白血病患者的一线用药，能使慢粒患者的10年生存率达85%～90%，延长患者的生命周期。”长海医院血液内科主任杨建民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采访时表示，此前这类白血病患者主要靠化疗和干细胞移植治疗。
　　但格列卫一开始进中国时的价格高达23500元/盒，即患者一个月的用量，“确实大多数患者用不起，厂家的销量也一直上不去。”这也是后来诺华开始做“买三赠九”（一年用量）等慈善项目的原因。
　　由于药品专利给了新药垄断市场的机会，药企才更有动力进一步研发或收购新药。
　　“比如CAR-T产品Kymriah，一开始是在我们学校实验室做出来的，但当时项目没有钱难以为继，后来被诺华买下来，投入了大量资金接着做临床试验，才得以上市。”宾夕法尼亚大学医学院病理及实验医药系研究副教授张洪涛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采访时表示，一般药物在化合物阶段就开始申请专利，“真正做完临床试验到药品上市可能专利期已经过去一大半，要想在最后几年把钱赚回来，药企往往会将药价定得很高。”
　　诺华将Kymriah在美国的价格定为47.5万美元/次疗程。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梳理2017年各大跨国药企财报，研发投入排名前三为罗氏104亿瑞士法郎（+5%）、强生105.54亿美元（+16%）、默沙东99.82亿美元（-1.4%）；分别对应其营收为533亿瑞士法郎、765亿美元和401.22亿美元，占比约为19.5%、13.7%和24.8%。
　　高投入源于巨大市场的利益诱惑。
　　2014-2015年，新一代丙肝直接抗病毒药物（DAA）的上市，快速拉动了全球丙肝药物市场的大幅提升，吉利德、艾伯维、BMS、强生和默沙东的丙肝药品销售在这期间都实现了稳步扩张。
　　原因之一是高昂的单价。索磷布韦Sovaldi在美国的上市价格高达84000美元/疗程（12周），每片药折合1000美元，德国66000美元/疗程，英国57000美元/疗程。
　　另一个研发投入的典型是阿尔茨海默病，自2003年美金刚获批上市，过去十五年，真正意义上的新药至今没有再出现，研发失败率几乎百分百，是巨头们临床试验折戟的大型战场，但药企依旧以每年数十亿美元的投入前赴后继。
　　作为阿尔茨海默研发“带头大哥”的礼来，1988年之后，“到目前投入已经接近40亿美元，但最终真正能够上市的突破性产品，我们估计还要花至少10亿～20亿美元。”礼来中国中枢神经治疗领域医学总监吴胜虎对21世纪经济报道表示，2016年在礼来宣布Solanezumab III期临床失败之前，华尔街的分析师们对这个寄予厚望的药物给出了一年至少十亿甚至上百亿美元销售额的预期，“如果产品成功上市，一年销售额至少10亿美元。”

多措施降低药价
　　但同为新药，在中国上市的价格往往高于周边国家和地区。如乳腺癌用药赫赛汀，内地与香港价差曾超过1万元。
　　2017年6月19日，CFDA宣布加入国际人用药品注册技术协调会（ICH），被认为是中国医药行业与国际标准接轨的标志性事件。
　　新药审批是一个复杂又严肃的过程，由于各国制定的标准和规则不同，药企在不同的国家或地区进行新药申报的试验流程和时间各异，因此需要花费重复的资源和成本。由于采用不同的审评标准，新药进入中国市场需要再次申请临床三期实验，导致成本增加，也部分转嫁到了患者头上，加入ICH意味着未来数据可互通互认，减少这一部分的成本，从而降低药价。
　　ICH在1990年由美国、欧共体和日本三方药品监管部门和行业协会共同发起成立，最终于2015年12月转变成为在瑞士民法下注册的技术性非政府国际组织。其基本宗旨是在药品注册技术领域协调和建立关于药品安全、有效和质量的国际技术标准和规范，作为监管机构批准药品上市的基础，从而减少药品研发和上市成本。
　　不过，真正与ICH接轨、把这部分成本降下来还需要过渡期。
　　除了在审批标准上与国际接轨，在药品税收、流通等多个环节，也相继采取了系列措施，如部分进口药品零关税、药品“零加成”以及药品采购“两票制”等。
　　2017年，由政府出面谈判，将36种药品纳入国家医保目录，与2016年平均零售价相比，谈判药品的平均降幅达到44%，最高的达到70%，大部分进口药品谈判后的支付标准低于周边国际市场价格，包含15个肿瘤药，覆盖了肺癌、胃癌、乳腺癌、结直肠癌、淋巴瘤、骨髓瘤等癌种。
　　美国杜克大学癌症生物学博士、抗癌新药研究员李治中表示，“国家的谈判话语权来源于中国本土现代生物制药企业的崛起。如果你不大幅降价，我就采购和推广其它本土公司的药物。”
　　7月8日，国家医保局表示，对于目录内的抗癌药，下一步将开展专项招标采购，在充分考虑降税影响的基础上，通过市场竞争实现价格下降。
　　医保目录外的抗癌药如何实现降价？国家医保局将开展准入谈判，与企业协商确定合理的价格后纳入目录范围，有效平衡患者临床需求、企业合理利润和基金承受能力。

提高竞争力
　　广阔的肿瘤市场等着药品专利到期降价，或是让药企赚够了钱主动让利显然不现实，李治中认为，“你不能要求一个药企有特别强的道德感来达到降价的目的。除了降低新药的流通成本、国家出面进行医保谈判，培养有竞争力的本土企业也是关键。”
　　在加速扶持创新药的研发和投资情况下，提高仿制药的质量也是路径之一。
　　中国是仿制药大国。根据CFDA发布的《2017年度食品药品监管统计年报》和《2017年度药品审评报告》，截至2017年11月底，全国共有原料药和制剂生产企业4376家，这其中九成以上是仿制药企业。2017年药审中心完成新药临床试验（IND）申请审评908件，完成新药上市申请（NDA）审评294件，完成仿制药上市申请（ANDA）审评4152件。
　　仿制药仅复制原研药的主要分子结构，省时省资省力，研发成本低，其上市往往伴随着原研药价格大幅下降。
　　上述格列卫在2013年专利到期，2017年被列入医保目录，仿制药也相继上市。根据2018年北京地区的中标价格，相同规格下，格列卫为10800元/盒，正大天晴仿制药为872.19元/盒，江苏豪森为1159.98元/盒。
　　目前国内仿制格列卫的厂家中，江苏豪森已经通过一致性评价，正大天晴药业回复21世纪经济报道采访时表示，其甲磺酸伊马替尼胶囊（格尼可）的一致性评价已完成相关的临床实验，正在申报中（技术审评中）。正大天晴目前的生产线，设计产能是年产1亿粒，可以满足5万以上患者一年的用药需求。截至2018年5月，格尼可市场占有率为9.6%，销售数量份额为31.3%。2017年销售额为2亿元。
　　也有一部分中国药企资本出海选择嫁接印度的仿制药企业，张洪涛表示，“一方面印度仿制药要合法进入中国流程比较复杂，任何印度药企要进入，都会有时间、资金方面的壁垒；另一方面本土企业有这方面的优势。”
　　2017年9月，复星医药出资近11亿美元收购印度药企Gland Pharma约74%的股权，成为当时中国制药企业交易金额最大的海外并购案。Gland Pharma目前主要通过共同开发、引进许可，为全球各大型制药公司提供注射剂仿制药品的生产制造服务等。
　　目前复星还未有Gland的产品引入国内，陈启宇此前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采访时称，“印度有两大优势，一是印度制药企业在全球化接轨的能力上有语言和体系优势，多年来已有大批印度企业切入到美国、欧洲等全球市场，遥遥领先于中国企业；另一方面，印度市场在药物研发、临床试验和制造环节上有符合全球标准的成本优势。”

源自：新浪财经综合

---

　　《我不是药神》刷屏，然而这几件事你未必知道

源自：冯仑风马牛

封面配图|《我不是药神》
　　文|风马牛（微信公众号：冯仑风马牛）
　　‘慢粒白血病’、‘格列卫’、‘天价药’、‘印度仿制药’……《我不是药神》在暑假档期激活了一连串关键词。豆瓣评分 9.0，好评如潮。过去的一个周，‘长出头发的徐峥’与‘治癌药格列卫’刷爆朋友圈。
　　徐峥曾说，‘希望影片能成为行业的一剂猛药。’在过去的这一周里，影片确实引发了大讨论。热议之下，我们也梳理了一些普遍关注的问题，分享给大家。

‘格列宁’们为什么那么贵？
　　众所周知，电影是根据真实新闻改编的，片名也几经修改，从最初的‘印度药神’，改为‘中国药神’，最终命名为‘我不是药神’。电影中，‘格列宁’是白血病患者的救命神药。现实中，格列卫是慢粒细胞白血病的救命药，售价不菲。
　　在格列卫问世之前，慢粒被视作绝症，在格列卫诞生之后，慢粒患者的五年生存率被提高到了 85% 以上，且生存质量几乎和正常人无异。正因为如此，业界把格列卫视为史上最成功的白血病靶向药物。2015年，瑞士产的原版格列卫，100mg * 60 片一盒定价 23500元，根据不同的适应症，够用两周至两个月不等。

图片来源：《我不是药神》剧照
　　药价高昂，与研发投入的巨额的人力、物力和时间有关。1984年，瑞士医药公司诺华的前身之一汽巴-嘉基公司开始为格列卫项目提供资源，2001年药物上市。这 17年间，经历了公司合并、研究负责人更换、经费险些中断等许多波折。
　　医药圈流传着一种说法，‘靶向药之所以昂贵到要卖几万元，那是因为你能买到的已经是第二颗药了，第一颗药的价格是数十亿美金。’言下之意，天价药不能归罪于药企贪婪，而是研发成本巨大。毕竟在现实中，很多疾病目前还无药可医。有研究实力的医药巨头只有从研制新药中获利，才会投入热情到新药研发中，而这一点，对促进全人类的健康而言至关重要。

印度的仿制药为什么便宜？
　　印度生产了全球 20% 的仿制药，美国市场上的仿制药品近 40% 来自印度。印度的仿制药发展经历过一个漫长的历程。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印度沿用英国殖民统治时期的产品专利法，药业管控很严格。如今印度排名前几位的制药企业兰博西（Ranbaxy）的创始人，瞄准了当时没有在印度注册专利的罗氏公司生产的一种镇定剂，然后进行仿制生产。当时这款正版镇定剂价格是 12000 美元一公斤，但仿制药价格仅 3000 美元一公斤。兰博西仿制的镇定剂一投入市场，极大的成本优势立刻拥有巨大市场与销量。此后，印度的仿制药基本遵循这一模式，通过仿制为穷人提供物美价廉的药品。

《摔跤吧！爸爸》|印度不仅电影业发达

仿制药行业也处在世界前列
　　看到兰博西的仿制方法不仅带来巨额利润，还因低价拯救了很多穷人，印度政府决定鼓励。印度政府实行了‘专利强制许可制度’，并且在 1970年印度颁布的《专利法》中，取消了医药产品的专利，使印度本土制药企业可以合法地仿制跨国制药企业研发的专利药品。《专利法》颁布后，仿制药公司开始在印度大行其道，除了制药商，最大的受益者是穷人。在 1970年到 2005年，印度政府没有授予药品专利，这种做法促进了仿制药制造业快速发展，比如向全世界出口用于治疗艾滋病、疟疾和肺结核等疾病的仿制药。
　　2005年之后，印度开始承认包括药品在内的知识产权。不过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DA）仍然允许印度仿制药在美使用，并且还为其提供快速批准。印度与美国的政策配合，使得目前印度仿制药非常发达。据统计，目前印度约有 550 个大型实验室为利润丰厚的美国医药市场生产仿制药，还占领了绝大部分市场份额。
　　几十年间，印度通过一系列法规和政策，鼓励本土制药企业大举开发仿制药。这些印度仿制药企业研发成本低，自然售价就低了，再加上是大规模地仿制生产，低廉的药价便得到了保证。

仿制药与假药、劣药有什么区别？
　　仿制药并不是假药，也不是劣药。它是仿制其他专利药进行研发和生产的药物，其成分与药效得到医学界认可。电影中的‘格列宁’就是印度产的仿制药。
　　在多数国家，仿制药上市标准是非常高的。美国FDA（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规定，仿制药必须和它仿的专利药在‘有效成分、剂量、安全性、效力、作用（包括副作用）以及针对的疾病上都完全相同’。
　　而未经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没有药品准字号的药品，擅自在中国境内销售，这就叫假药。
　　劣药就是劣质药品，正规药厂做出不合格的药品，在明知的情况下还故意往外卖，就属于劣药的范围。小作坊做出的冒牌药，也是劣药。患者吃了劣药不仅没有疗效，反而有较大副作用，需要严加打击与查处。

《大宅门》|大宅门里有秘方

现代医药有专利
中国可以像印度那样生产仿制药吗？
　　印度为仿制药提供了法律和制度支持，长时间里没有授予药品专利。相比而言，中国也经历过长期没有专利相关法律法规的年代，1985年，第一版专利法根本没有保护药品；但在1992年，为了入世谈判，中国出台了一系列过渡性法规，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后，中国又有了规范的药品专利法规。
　　当然，‘强制许可’在中国也有法规支持。2006年 1月，中国通过《涉及公共健康问题的专利实施强制许可办法》。2015年，卫计委又出台《关于印发中国癌症防治三年行动计划（2015-2017年）的通知》，其中提到：探索通过利用专利实施强制许可制度提高药物可及性的可能性，国内尚不能仿制的，通过建立谈判机制，降低采购价格，加快国内相关药品上市速度。
　　也就是说，中国可以拥有跟印度一样强大的‘药品专利强制许可’谈判能力。不过，由于各种原因，这项规定在中国一次都没有被实践过。2005年禽流感肆虐的时期，中国也没有批准广州白云山对‘救命药’达菲的强制许可请求，而是通过谈判，让罗氏把达菲的生产授权给了两家企业。
　　事实上，在专利制度方面，中国的专利法和宽松的专利管理已经尽力了。2018年，国务院还出台了‘20 号意见’，放宽了专利限制，鼓励强制许可。从这些文件的历史发展来看，目前在中国境内生产仿制药，专利已经完全不是问题。

中国生产仿制药难在哪？
　　药品专利的保护也有一定期限，一般是 6年。2013-2020年，全球每年专利到期品种平均超过 200 个，其中不乏明星品种。2014年，全球有 326 个原研药的专利到期，都可以合法仿制。
　　但目前中国相关行业的整个产业链都处于较为低端的水平。要做一种仿制药，除了把‘正版’研究透，还要寻找合适的中间体、原料药，以及药品辅料。以原料为例，中国大多数原料药和制剂药企都是中小企业，有些企业甚至连《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GMP 质量标准）和环保排污的要求都达不到。企业规模上不去，获得融资能力和研发能力也上不去。除了生产能力，仿制药的审评体系也曾经长期制约仿制药行业的发展。

《大药坊》|如何提高整个产业链的水平是个问题

癌症患者的未来在哪里？
　　在上述情况下，中国的患者们除了冒着风险从印度，甚至土耳其、孟加拉购买仿制药，还有没有可能吃到便宜的‘救命药’？有。近年来，由于国家药品价格谈判，由政府出面，向原产药企压低售价。截至去年，累计谈判成功药物共有 39 种，基本上降价幅度都在‘打五折’以上。
　　以最成功的替诺福韦（Viread）为例。这是一种由吉利德开发的乙肝一线用药，进入中国时的价格是 1500元 300mg * 30 片（一月量）。2016年，替诺福韦的专利有效性被几家中国企业起诉。经过几轮复杂的拉锯，法院判决替诺福韦所有专利无效，大批国产仿制药挤进战场。同年，替诺福韦参与了国家价格谈判，直接降价 67%，变成 499元一个月，仅略高于印度版本。
　　同时，大病医保的范围不断扩大，比如电影中提到的‘慢粒’，2013年被纳入大病医保的范围，对于这类患者来说，无疑也是雪中送炭。
　　当然，就像《中国贫困白血病儿童生存状况调查报告》指出的，虽然当前的医疗保险覆盖率比较大，但由于报销比例、报销范围、起付线、封顶线、异地治疗、自费药等因素的影响，有一半以上的家庭只能从医保中报销不到一半，远远弥补不了高昂的医疗费用。
　　也就是说，虽然境况在不断改善，但很多人面对疾病、癌症时，依然束手无策。‘辛辛苦苦几十年，一病回到解放前’，在新闻中，不时能看到因病致贫，甚至因生病发生的人伦惨剧。《我不是药神》引发的讨论，让癌症病人的困境被更多人知道。但如何帮助他们走出困境，却依然任重道远。

源自：21世纪经济报道

---

　　抗癌药降价背后：专利之惑与高价之困
　　导语：医保目录外的抗癌药如何实现降价？国家医保局将开展准入谈判，与企业协商确定合理的价格后纳入目录范围，有效平衡患者临床需求、企业合理利润和基金承受能力。

⊙记者：卢杉 上海报道

　　在抗癌药“零关税”、取消药品加成、加速仿制药“一致性评价”等改革措施之后，不论专利药还是仿制药，如何降低抗癌药的高价、提高药品的可及性，成为关注的焦点。
　　7月8日，国家医保局表示，随着抗癌药新规逐步落地，各有关部门正积极落实抗癌药降税的后续措施，督促推动抗癌药加快降价。国家医保局将开展准入谈判，与企业协商确定合理的价格后纳入目录范围，有效平衡患者临床需求、企业合理利润和基金承受能力。
　　“癌症药物的高价在美国也是很复杂的问题。我们去年批准了一些包括免疫药物在内的新型肿瘤治疗方案和药品上市，这是战胜癌症非常重要的方面。”7月6日，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DA）肿瘤学卓越中心（OCE）主任Richard Pazdur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表示，同时，与中国一样，仿制药在美国占据了很大的市场份额，“可以为患者提供许多低成本的药物选择，但FDA在审批仿制药进入美国时非常谨慎，包括审查生产企业、试验数据、效用一致性等等。从个人角度来说，我自己也吃仿制药，对于批准合法、合规的仿制药上市没有任何问题。”

新药为何“天价”
　　根据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CFDA）给出的官方定义，专利药即在全球最先提出申请并获得专利保护的药品，一般有20年的保护期；原研药即过了专利期、由原生产商生产的药品；仿制药即专利药过了保护期，其他企业均可仿制的药品。
　　原研药需经过对成千上万种化合物层层筛选和严格的临床试验才得以获准上市。平均需要花费10~15年左右的研发时间，投入数十亿美元，研发成本高昂造成药品价格昂贵。
　　“格列卫确实是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癌症靶向药，是治疗慢性粒细胞白血病患者的一线用药，能使慢粒患者的10年生存率达85%～90%，延长患者的生命周期。”长海医院血液内科主任杨建民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采访时表示，此前这类白血病患者主要靠化疗和干细胞移植治疗。
　　但格列卫一开始进中国时的价格高达23500元/盒，即患者一个月的用量，“确实大多数患者用不起，厂家的销量也一直上不去。”这也是后来诺华开始做“买三赠九”（一年用量）等慈善项目的原因。
　　由于药品专利给了新药垄断市场的机会，药企才更有动力进一步研发或收购新药。
　　“比如CAR-T产品Kymriah，一开始是在我们学校实验室做出来的，但当时项目没有钱难以为继，后来被诺华买下来，投入了大量资金接着做临床试验，才得以上市。”宾夕法尼亚大学医学院病理及实验医药系研究副教授张洪涛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采访时表示，一般药物在化合物阶段就开始申请专利，“真正做完临床试验到药品上市可能专利期已经过去一大半，要想在最后几年把钱赚回来，药企往往会将药价定得很高。”
　　诺华将Kymriah在美国的价格定为47.5万美元/次疗程。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梳理2017年各大跨国药企财报，研发投入排名前三为罗氏104亿瑞士法郎（+5%）、强生105.54亿美元（+16%）、默沙东99.82亿美元（-1.4%）；分别对应其营收为533亿瑞士法郎、765亿美元和401.22亿美元，占比约为19.5%、13.7%和24.8%。
　　高投入源于巨大市场的利益诱惑。
　　2014-2015年，新一代丙肝直接抗病毒药物（DAA）的上市，快速拉动了全球丙肝药物市场的大幅提升，吉利德、艾伯维、BMS、强生和默沙东的丙肝药品销售在这期间都实现了稳步扩张。
　　原因之一是高昂的单价。索磷布韦Sovaldi在美国的上市价格高达84000美元/疗程（12周），每片药折合1000美元，德国66000美元/疗程，英国57000美元/疗程。
　　另一个研发投入的典型是阿尔茨海默病，自2003年美金刚获批上市，过去十五年，真正意义上的新药至今没有再出现，研发失败率几乎百分百，是巨头们临床试验折戟的大型战场，但药企依旧以每年数十亿美元的投入前赴后继。
　　作为阿尔茨海默研发“带头大哥”的礼来，1988年之后，“到目前投入已经接近40亿美元，但最终真正能够上市的突破性产品，我们估计还要花至少10亿～20亿美元。”礼来中国中枢神经治疗领域医学总监吴胜虎对21世纪经济报道表示，2016年在礼来宣布Solanezumab III期临床失败之前，华尔街的分析师们对这个寄予厚望的药物给出了一年至少十亿甚至上百亿美元销售额的预期，“如果产品成功上市，一年销售额至少10亿美元。”

多措施降低药价
　　但同为新药，在中国上市的价格往往高于周边国家和地区。如乳腺癌用药赫赛汀，内地与香港价差曾超过1万元。
　　2017年6月19日，CFDA宣布加入国际人用药品注册技术协调会（ICH），被认为是中国医药行业与国际标准接轨的标志性事件。
　　新药审批是一个复杂又严肃的过程，由于各国制定的标准和规则不同，药企在不同的国家或地区进行新药申报的试验流程和时间各异，因此需要花费重复的资源和成本。由于采用不同的审评标准，新药进入中国市场需要再次申请临床三期实验，导致成本增加，也部分转嫁到了患者头上，加入ICH意味着未来数据可互通互认，减少这一部分的成本，从而降低药价。
　　ICH在1990年由美国、欧共体和日本三方药品监管部门和行业协会共同发起成立，最终于2015年12月转变成为在瑞士民法下注册的技术性非政府国际组织。其基本宗旨是在药品注册技术领域协调和建立关于药品安全、有效和质量的国际技术标准和规范，作为监管机构批准药品上市的基础，从而减少药品研发和上市成本。
　　不过，真正与ICH接轨、把这部分成本降下来还需要过渡期。
　　除了在审批标准上与国际接轨，在药品税收、流通等多个环节，也相继采取了系列措施，如部分进口药品零关税、药品“零加成”以及药品采购“两票制”等。
　　2017年，由政府出面谈判，将36种药品纳入国家医保目录，与2016年平均零售价相比，谈判药品的平均降幅达到44%，最高的达到70%，大部分进口药品谈判后的支付标准低于周边国际市场价格，包含15个肿瘤药，覆盖了肺癌、胃癌、乳腺癌、结直肠癌、淋巴瘤、骨髓瘤等癌种。
　　美国杜克大学癌症生物学博士、抗癌新药研究员李治中表示，“国家的谈判话语权来源于中国本土现代生物制药企业的崛起。如果你不大幅降价，我就采购和推广其它本土公司的药物。”
　　7月8日，国家医保局表示，对于目录内的抗癌药，下一步将开展专项招标采购，在充分考虑降税影响的基础上，通过市场竞争实现价格下降。
　　医保目录外的抗癌药如何实现降价？国家医保局将开展准入谈判，与企业协商确定合理的价格后纳入目录范围，有效平衡患者临床需求、企业合理利润和基金承受能力。

提高竞争力
　　广阔的肿瘤市场等着药品专利到期降价，或是让药企赚够了钱主动让利显然不现实，李治中认为，“你不能要求一个药企有特别强的道德感来达到降价的目的。除了降低新药的流通成本、国家出面进行医保谈判，培养有竞争力的本土企业也是关键。”
　　在加速扶持创新药的研发和投资情况下，提高仿制药的质量也是路径之一。
　　中国是仿制药大国。根据CFDA发布的《2017年度食品药品监管统计年报》和《2017年度药品审评报告》，截至2017年11月底，全国共有原料药和制剂生产企业4376家，这其中九成以上是仿制药企业。2017年药审中心完成新药临床试验（IND）申请审评908件，完成新药上市申请（NDA）审评294件，完成仿制药上市申请（ANDA）审评4152件。
　　仿制药仅复制原研药的主要分子结构，省时省资省力，研发成本低，其上市往往伴随着原研药价格大幅下降。
　　上述格列卫在2013年专利到期，2017年被列入医保目录，仿制药也相继上市。根据2018年北京地区的中标价格，相同规格下，格列卫为10800元/盒，正大天晴仿制药为872.19元/盒，江苏豪森为1159.98元/盒。
　　目前国内仿制格列卫的厂家中，江苏豪森已经通过一致性评价，正大天晴药业回复21世纪经济报道采访时表示，其甲磺酸伊马替尼胶囊（格尼可）的一致性评价已完成相关的临床实验，正在申报中（技术审评中）。正大天晴目前的生产线，设计产能是年产1亿粒，可以满足5万以上患者一年的用药需求。截至2018年5月，格尼可市场占有率为9.6%，销售数量份额为31.3%。2017年销售额为2亿元。
　　也有一部分中国药企资本出海选择嫁接印度的仿制药企业，张洪涛表示，“一方面印度仿制药要合法进入中国流程比较复杂，任何印度药企要进入，都会有时间、资金方面的壁垒；另一方面本土企业有这方面的优势。”
　　2017年9月，复星医药出资近11亿美元收购印度药企Gland Pharma约74%的股权，成为当时中国制药企业交易金额最大的海外并购案。Gland Pharma目前主要通过共同开发、引进许可，为全球各大型制药公司提供注射剂仿制药品的生产制造服务等。
　　目前复星还未有Gland的产品引入国内，陈启宇此前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采访时称，“印度有两大优势，一是印度制药企业在全球化接轨的能力上有语言和体系优势，多年来已有大批印度企业切入到美国、欧洲等全球市场，遥遥领先于中国企业；另一方面，印度市场在药物研发、临床试验和制造环节上有符合全球标准的成本优势。”

源自：外交部网站

---

　　中国外交部回应“中方是否将削减对印度抗癌药物的关税”
　　一、应土耳其共和国总统埃尔多安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特使、文化和旅游部部长雒树刚将于7月9日赴土耳其出席埃尔多安总统就职仪式。
　　二、经中欧双方商定，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将于7月16日在北京同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共同主持第二十次中国欧盟领导人会晤。
　　追问：中方将削减对印度抗癌药物的关税吗？
　　最近在中国有部热映的电影《我不是药神》，当中涉及印度抗癌药品问题。据我了解，中印双方医药贸易呈现持续增长之势，双方就推动印度药品进入中国市场、开展中印医药产业对话交流合作进行着良好沟通。有关部门就开展中印双边医药贸易合作及促进扩大印度药品进入中国市场等制定了具体措施。相信中印医药贸易合作扩大和深化，将进一步增进两国人民的健康福祉。

源自：新浪财经综合

---

　　抗癌药降价的空间与路径

源自：北京商报

　　抗癌药成为了话题榜的头条。7月8日，国家医保局再次发布声明，各有关部门正积极落实抗癌药降税的后续措施，督促推动抗癌药加快降价。进入2017医保目录的17个抗癌药药价均有大幅下降，然而，对于没有挤进医保的高价“救命药”来说，获得这张“通行证”，还将有一番复杂的博弈。

一粒药一克金
　　抗癌药价格少则上千，多则上万，一粒抗癌药的价格甚至不输黄金。GEN年初公布了2017年全球十大畅销抗癌药榜单，其中位居第三的曲妥珠单抗单支费用高达2万元。日前获准进入中国市场的欧狄沃被称为“抗癌神药”，根据FDA提供的给药标准与收费情况，欧狄沃一年的治疗成本约为15万美元，合人民币96万元。
　　2017年全球十大畅销抗癌药榜单上的所有均为靶向药，而高昂的价格就是靶向药的特点之一。肺癌等治疗领域对靶向药的依赖程度极高，它能够瞄准特定的病变部位释放有效成分，从而抑制毒副作用。大量的需求导致使用靶向药的成本进一步提升，平均一年超过20万元。
　　然而，目前国内临床使用的靶向药物多为进口产品，尤其是原研药。6月26日，国际顶尖医学期刊《美国医学会杂志》刊发了首个由中国人独立研发的靶向药研究成果。历经12年，国产原研药终于打响了第一炮，可是高昂的研发费用依旧令原研药的前途不容乐观。
　　对于抗癌药价高的原因，同济大学东方医院肿瘤科主任医师李进解释道：“国外申请专利的原研药在中国享受单独定价权，国内没有仿制药竞争。出口到中国再经过关税、2-3层经销商，到达医院中标价加价10%～15%，医院药房给病人的价格就翻了很多倍。”中国社科院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朱恒鹏表示，公立医院在采购药品时偏爱高价药是造成抗癌药价高的原因之一。对医院来说，如果这个病50块钱的药也能治，100块钱的药也能治，那我采购50块钱的药就是50块钱去拿利息；如果采购100块钱的药就是100块钱拿利息，所以药价高的药，医院收益大。

降价的空间
　　2017年7月，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在其网站上正式公布了《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2017年版）》第二批谈判结果，15个疗效确切但价格较为昂贵的癌症治疗药品价格下降幅度明显。例如既往5000元左右的100mg贝伐珠单抗，新支付标准为1998元。
　　截至今年4月18日，两批谈判的抗癌药品因降价节约资金41.7亿元，加上纳入医保目录后报销的部分，共为患者减轻药费负担62.4亿元。
　　国家卫健委主任马晓伟表示：“现在医保选的几个品种针对的疾病，肺癌、慢性乙肝都是目前国内比较高发而且用药负担比较重的，这是一个基本原则，我们希望能够从公众感受最明显的品种和疾病上减轻他们的负担。”
　　此次是我国首次使用国家层面进行医保药品目录准入谈判，在已经实现“全民医保”的情况下，中国巨大的市场规模是谈判最大的筹码。其实自5月1日起，我国就以暂定税率方式将包括抗癌药在内的所有普通药品、具有抗癌作用的生物碱类药品及有实际进口的中成药进口关税降为零。对进口抗癌药品，减按3%征收进口环节增值税。其中包括了103种已经上市的抗癌药。
　　目前市面在售的药品均为5月1日前进口，无法享受降税“红利”，以后的抗癌药将命运如何呢？朱恒鹏向北京商报记者分析：“进口关税原来在2%～5%，增值税如果按照30%的差价（一般不到）来算的话，17%的增值税也就是五六个点。从这个角度看，关税最多降3个点，增值税下降其实也就5个点。所以实际上，税的取消最多也就让药价下降8个点左右。当然不能说这没意义，像肺癌使用的药物月平均费用达到2万元左右，下降8%也是1500元左右。有作用，但不像预期的那么大。”

医保的选择
　　医保成为了抗癌药降价最有效的手段之一，接下来高价抗癌药进医保的路会怎样走呢？
　　国家医疗保障局副局长陈金甫曾表示：“纳入医保目录有严格的程序，并且由于基金承受能力等限制，不可能把所有市场上的产品都纳入药品目录，留有适当的竞争对国家发展是有好处的。这里面我们主要考虑一个基金总量的平衡，临床的需要以及价值的导向，这是大的方向。”
　　朱恒鹏也认为：“我们是个发展中国家，人均收入才8000多美元，我们现在能用于医疗费用的也就GDP的6%～7%。即便在人均收入超过4万美元的美国，甚至人均收入超过6万美元的挪威，也不是所有的药品、所有的项目都纳入医保的。所以我们面临的选择是，把有限的钱用于晚期肿瘤患者，还是用于先天性心脏病、先天性白血病、先天性耳聋、妇女的两癌筛查以及宫颈癌的疫苗注射，这些成本效益更好的地方。”
　　此外，医保局相关负责人表示，2017年居民个人支出占卫生总费用的比重下降到28.8%，较新一轮医改前下降了12个百分点。抗癌药方面，绝大多数临床常用、疗效确切的药品都已纳入医保支付范围。医保局将通过医保谈判、加快药物创新等后续措施，让群众切实感受到急需抗癌药的价格“明显降低”。
　　加快药物创新，研发高质量的仿制药替代原研药，是降低抗癌药价格的又一途径。2018年4月，国务院发布《关于改革完善仿制药供应保障及使用政策的意见》中明确提出：“促进仿制药替代使用。将与原研药质量和疗效一致的仿制药纳入与原研药可相互替代药品目录。”
　　然而中国虽然是仿制药大国，仿制药品种、品规数量巨大，但是因多数国产仿制药药品质量与原研药存在较大差距，还很难抢占进口原研药市场。“除了在质量上、疗效上不一致，另外国内的仿制水平、仿制速度还跟不上。导致原研产品专利到期之后，国内却仍是其销量的温室。”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药剂科主任刘国强说。
　　北京商报记者 陶凤 实习记者：常蕾/文 代小杰/制图

源自：每日经济新闻

---

　　近日上映的《我不是药神》引发了观影热潮，在电影中，一群白血病患者如何在天价药的困境之中寻求生的希望，一位本是旁观者的商人如何放下利益成为“药神”，一名警察如何在法情之间做出抉择，一家药企又如何维持企业的商业诉求，一场关于救赎的拉锯战在这重重困境之中展开。
　　这部由真实故事改编而成的电影，再次将治疗白血病的药物“格列卫”带入公众视线。这款产自瑞士的药物可以极大提高患者的十年生存率，但高达23500元/瓶的国内售价却让很多患者望而却步，只能选择其他替代品或仿制药。
　　电影在演绎人物命运的同时，也唤起了现实中人们对高价药的关注。然而说起高价药，美国相比其他国家更为严重。据《华尔街日报》近期报道，全球最大的制药公司辉瑞制药最近对旗下40%的处方药上调价格，而这已经是该企业今年发起的第二轮提价。Avonex，一种可延缓多发性硬化症的药物，在过去十年中，每年价格涨幅为16%。预充式肾上腺素笔EpiPen，自2007年以来价格已经上涨了450％。
　　现实是否真如电影中所言，“这世界上只有一种病，穷病”？全球药品的价格是否都与美国一样，成了高价药的天堂？每日经济新闻（微信号：nbdnews）记者对此展开了调查。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美国成为高价药的天堂
　　美国卫生及公共服务部下设美国计划与评估助理部长办公室（Office of The Assistant Secretary for Planning and Evaluation，以下简称ASPE）曾在2016年发布关于美国处方药花费趋势的报告。ASPE发现，美国处方药的支出正在快速上升，预计它的增长速度将超过整体医疗支出的增长速度。2015年，美国的处方药支出约为4570亿美元，占整体个人医疗保健服务的16.7%，然而上世纪90年代，这一比重仅为7%。根据IMS Health Incorporated的数据，预计到2020年，美国在处方药上的开销将达到6400亿美元。
　　更让人触目惊心的是，《华尔街日报》对30种处方药的价格进行长期观察后发现，在2010年至2014年，药物价格的涨幅是美国通货膨胀率的8倍之多。
　　2013年，在美国以零售价购买治疗慢性病的处方药，人均花费超过11000美元，几乎是美国平均社会保障退休福利（15526美元）的四分之三，是医保受益人收入中位数（23500美元）的一半，超过同期美国家庭收入中位数（52250美元）的五分之一，以上数据来源美国退休人员协会（American Association of Retired Persons）的统计。
　　ASPE在报告中表示，导致处方药支出上涨的原因很多，其中有30%是因为药方中更倾向于高价药品以及药品价格本身上涨所致。据《纽约时报》早前报道，虽然一些药价的上涨是由于药品短缺造成，但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药企的商业策略，即收购一些早已存在但被大众忽视的药品，再将其变成高价的“特殊药物”。
　　2016年，图灵制药前任首席执行官马丁·施克雷利（Martin Shkreli）成了“全美最令人憎恶的人”。这源于他将一种鲜为人知但极其重要的药物在一夜之间提价55倍，从原先每片13.50美元直接上调至750美元。这种药叫做达拉匹林（Daraprim），是由葛兰素史克公司最先研制，主要针对弓形虫感染的患者，以及艾滋病人、癌症病人等免疫系统受损的群体，也可以用于治疗疟疾。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在2010年葛兰素史克将达拉匹林在美国市场的营销权出售给CorePharma之前，那时的达拉匹林每片只要1美元，随后CorePharma将价格上调至每片13.5美元。后来经由一系列的交易，图灵制药在2015年8月掌握了达拉匹林的营销权，疯狂的提价行动就此展开。虽然达拉匹林的专利权在几十年前就已到期，但是因为它采用的销售方式是管制发售（controlled distribution），这意味着制药公司很难得到研制仿制药所需的样品，可以说施克雷利发起的涨价直接扼住了这些患者们的咽喉。
　　达拉匹林并非唯一的案例。环丝氨酸（Cycloserine）是一种用于治疗多重抗药性肺结核的药物，最初的价格是30片500美元，但在被Rodelis Therapeutics收购销售权后，该药直接涨价20倍，每30片售价涨至10800美元。
　　吉利德科学（Gilead）公司的净收入，从2012年的不到26亿美元，2013年小幅上升至30.7亿美元，在2014年飙升至121亿美元，该公司能够像变魔术般地实现利润膨胀，源于在2012年完成对Pharmasett的收购，丙型肝炎治疗药物索非布韦（Sovaldi）的研发公司，在完成收购后，吉利德随后上调了该药的价格。
　　欧盟及新兴市场控制力更强
　　

源自：央视新闻

---

　　记者从国家医疗保障局了解到，随着抗癌药新规逐步落地，各有关部门正积极落实抗癌药降税的后续措施，督促推动抗癌药加快降价，让群众有更多获得感。
　　2017年医保药品目录准入谈判，赫赛汀、美罗华、万珂等15个疗效确切但价格较为昂贵癌症治疗药品被纳入医保目录。对于目录内的抗癌药，下一步将开展专项招标采购，在充分考虑降税影响的基础上，通过市场竞争实现价格下降。
　　医保目录外的抗癌药如何实现降价？国家医保局将开展准入谈判，与企业协商确定合理的价格后纳入目录范围，有效平衡患者临床需求、企业合理利润和基金承受能力。
　　据了解，近年来有关部门采取一系列措施，2017年居民个人支出占卫生总费用的比重下降到28.8%，较新一轮医改前下降了12个百分点。抗癌药方面，绝大多数临床常用、疗效确切的药品都已纳入医保支付范围。
　　国家医保局将按要求抓紧推进工作，争取让群众早用上、用得起好药，逐步减轻重大疾病患者的医药费用负担。（央视记者 张萍）

源自：新浪财经综合

---

　　摆脱抗癌药短缺有多难
　　用于治疗乳腺癌的靶向药物赫赛汀供应出现短缺，抗癌药零关税政策实施后部分进口抗癌药仍维持原价……近日，有关抗癌药的话题再次引起市场热议。6月20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确定，加快已在境外上市新药审批、落实抗癌药降价措施、强化短缺药供应保障。

源自：科技日报 本报记者 付丽丽

市场慢半拍 药品准入制度仍有改进空间
　　国家出台一系列政策，如零关税之后，药物市场依然慢半拍，跟不上百姓需求的节奏。究其原因，加科思新药研发有限公司研发总裁胡邵京表示，主要是市场问题，或者说是供与求的问题。供的方面，如果没有足够的市场或回报，供方在市场没有足够刺激情况下，不会主动增加供应。
　　“换句话说，跨国医药企业在中国市场没有足够的回报，不会主动积极加快进口，特别是一些小众产品。”胡邵京说，再就是中国的药品准入制度和支付机制仍然有改进的空间。
　　的确，南京传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公共关系和投资副总裁马志杰认为，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首先，国外的抗癌药物在中国合法销售，必须要通过中国的国家药监局审批，拿到国家药监局的药品注册批件，目前这个流程还比较长，虽然近期也有所加快，比如总理关注的九价宫颈癌疫苗只用两个多月就获批，但还是要花费较多时间，导致在国内上市的抗癌药物，比国外少很多。
　　其次，中国的药品市场还不是完全的市场化行为，定价要政府审批，政府审批后很难变动，虽然进口关税降了，但是相应的政府定价并没有调整，因此药企一般也不会主动下调价格。
　　“再就是跨国大药企对中国市场重视程度不够，在产能没有明显提升的情况下，优先保障欧美日等发达国家的用药需求，因为发达国家的支付能力更强。”马志杰说。
　　业内专家表示，之所以百姓还没感受到药价的变化，主要有以下原因：一是进口药品普遍存在数月的存货，税收政策调整反映到终端价格有一定的滞后性，一般消化库存需要6个月左右，但考虑到药品种类繁多，不能一概而论。二是各省的招标采购周期通常为1～2年，合同期内医院的采购价格并未发生变化，降税收益可能仍留存在流通环节，比如进口商和经销商。

解决创新环境缺失才能跳出仿制药怪圈
　　“中国人的吃药问题一定只能靠自己解决。”胡邵京说，虽然从短期来看，国产创新药在环节药品短缺方面还不能发挥太大作用，但只要国家和企业长期坚持加大研发投入，那么国产创新药就将大有可为，中国在生物医药领域，无论是基础研究，还是转化和临床研究都将达到国际水准。
　　在马志杰看来，目前国产药品很少有创新，大部分国内药企都是在做仿制药，但实际上中国人并不比外国人笨，创新少的原因主要在于创新环境的缺失。因此，需要国家大力鼓励创新，如对创新者提供更大的支持，严格知识产权保护，加快审批流程等等。
　　尽管国产创新药依然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不容否认，这些年在国家的大力鼓励和支持下，我国企业新药研发的热情空前高涨，自主研发了埃克替尼、西达苯胺、阿帕替尼等一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创新药物，打破了进口药的垄断，获得了国际专家的高度评价，提升了我国医药产业的国际地位。
　　在肿瘤精准治疗的前沿领域，比如小分子靶向药物、PD-1/PD-L1单抗、CAR-T细胞治疗、基因检测等方面，我国企业奋起直追，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越来越小。
　　虽然，中国的新药研发水平与欧美发达国家还存在一定的差距，但是，中国正在积极参与全球化创新分工，新药研发水平在不断地提升，国际化程度逐步加大，正在从仿制向创新转型，从跟跑向并跑、领跑转变。“我相信在未来5～10年，依靠进口药治疗重大疾病的状况将得到彻底改变，我国的医药企业将扛起民族制药的大旗，彻底解决百姓看病难、看病贵、药品短缺的问题。”一位不愿具名的业内专家说。

打通创新药“最后一公里”造福百姓
　　“目前，在创新药物研发上市后的市场准入环节还面临着重重难关，成为我国创新药物发展的瓶颈，包括药品集中招标采购、进医保、进医院、二次议价等等。特别是招投标环节和进医保目录给创新药带来了极大的困难，严重阻碍了创新药的临床应用，影响了创新药的可及性。”上述不具名专家说。
　　在国内，一款新药经历十年左右的研发，成功上市后需经各省的集中招标采购并成功中标后方可进入公立医院销售；由于各省招标采购周期不同，无备案采购窗口的省份，需等待新一轮集中招标采购启动，短则需要花费1～2年时间，长则需要3～5年，大大耽搁了创新药临床应用的时间，严重缩短创新药的有效专利期。
　　进医保方面，2009年国家医保目录调整后直到2017年才有更新版，中间间隔8年时间，而在这期间上市的新药没有机会进入国家医保目录。在药品进院环节中，部分医疗机构对谈判品种再次进行“二次议价”，要求企业进一步让利，这完全背离了国家药品价格谈判的初衷和规则，使得谈判企业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因此，专家表示，对于医保后续衔接政策，还有很大的改进空间，需要进一步打通创新药造福百姓的“最后一公里”。
　　马志杰表示，创新的环境尤为重要，对国产创新药，应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加快审批流程，对国外的抗癌药品，要加快引进，更多的医保覆盖等，总之，国家层面上，鼓励和支持政策应该是全方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