护国宝救难民 记杭立武抗战时期两大事功

　　故宫国宝经历了抗战和内战两次大规模迁运，这两段国宝迁运故事，相信两岸许多同胞都已耳熟能详。五千年中华文物精粹能远避战祸，完整保存至今，杭先生功不可没。另一段历史陈迹，国人可能已经淡忘，在抗战烽火席卷上海，日寇铁蹄踏进首都前夕，杭立武深恐日军一旦攻进南京城，必定残酷屠戮我无辜同胞。杭先生以其先见之明，在极其匆促的时间里，运用他广泛的中外人脉关系，奔走各个国际友人团体之间，力谋在南京市区创设难民安全区，同时又在百忙之中，运筹帷幄故宫国宝迁运大后方之紧急计划。一肩承担保国宝、保军民两大事务，诚属艰巨。两次迁运国宝，两岸三地中国同胞容或因政见之争，对杭先生存有不同看法，但若论及面对敌寇强梁，能像救世活菩萨那样，以未雨绸缪的聪明睿智，凡事舍我其谁的大气魄，为成千上万的南京市民划设安全区，抵御日寇屠戮，的确值得后人顶礼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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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传时间: 2010-5-30 1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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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立武原籍浙江杭州，一九０三年出生于安徽滁县。一九二四年，毕业于南京金陵大学。一九二九年，获得英国伦敦大学博士学位后返国服务。回国后第一份教职，是母校金陵大学兼任研究教授。他同时也接受戴季陶聘请，担任国府考试院编纂，复又兼任考选委员会编纂室副主任。
　　初生之犊不畏虎，杭立武年轻时代很有几分耿介之气。任职考选委员会编纂室副主任不久，该会主任王某，系邵元冲友人，对杭立武颇有排斥之心。某次内部会议上，这位王姓主任起立发言，提议编纂室不应设置副主任。言下之意，明显欲杯葛杭立武。会场中没有任何人发言支持或反对王姓主任撤废副主任的意见。杭立武受不了被人排斥的窝囊气，当众起立发言：「我赞成取消副主任！」会后，杭立武写就辞呈，专任金陵大学教授。
　　杭立武抗战时期护国宝救难民，皆渊源于任职「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根据一九三０年，我国与英国正式换文，明确规定在中国设立董事会，用以管理英国退还的庚子赔款，两国约定庚子赔款必须用于整理及建筑铁路，和经营其它生产事业。同时，再将英国退还之庚子赔款的利息，作为兴办教育文化事业之用。
　　一九三二年，「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董事长，中央大学校长朱家骅想要聘请一位具有留学英国背景的中国青年，担任董事会的总干事。杨杏佛和梅光迪出面介绍杭立武给朱家骅认识，面谈之后，朱校长即要杭立武去该会上班。
　　杭立武本身是留英博士，复供职于「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庚款董事会作为源头，从此逐渐扩展他与国际友人之间的人脉网络。进入庚款董事会之后，他又先后成立了「中国政治学会」和「中英文化协会」。他在英国驻中国大使蓝普森爵士（Sir Miles Wedderburn, Lampson1880~1964）大力协助下，在南京成立了「中英文化协会」。基于这些人脉关系，杭立武和南京市国际人士建立起十分密切的交谊。旅居南京的外国人士，也都乐于与杭立武交朋友。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本发动芦沟桥事变，随之全面抗战爆发。因为杭立武担任金陵大学董事会董事长，他和南京的一些美国和德国友人，照往例成立了南京的国际救济机构，「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International Committee for Nanking Safety Zone)，该会之主要任务，在保护未及撤离的南京居民的生命安全，并且划定了一个五平方公里的安全区，包括金陵大学、金陵女子大学、南京神学院在内的鼓楼、新街口、山西路一带地方。南京外籍人士公推德国人拉比，担任「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杭立武和美国人费吴生(Gegorge Ashmore Fitch)为安全区的总干事和副总干事。
　　杭立武之所以有设置难民安全区的构思，是起因于他一九三七年十一月某日阅报时，见到一则报道，饶神父在上海设立难民区，济助上海受战火波及的妇女和儿童。杭立武读完这则新闻，担忧南京迟早沦为敌寇之手，以日军军纪之败坏，行为之残暴，一旦攻进南京，势必引发一场惨绝人寰的灾难，如果不能思患预防，为无力逃出南京城的难民，提供一处安全无虞的难民区，可能会有更多无辜百姓受敌军荼毒。
　　淞沪战役结束，与日军血战三个月后的国军部队，一批批从前线沿着津浦铁路撤退到南京附近。此时，国民政府已经先行撤离南京，迁往武汉三镇。南京市原本有四分之三的市民或者正准备撤出，或者已经先行离城，旅居南京的外国人士，也只有少数人还留在城内。但是，受到战火扩大的影响，大批难民和撤退的部队，纷纷涌进南京市，加上未及离城的市民，使得市面显得格外紧张混乱。
　　眼见局势一天天危险，战火随时都有可能席卷南京。忧心如焚的杭立武邀集了二十位美国、英国、德国企业界的朋友聚会，共同商量解决办法，为一旦日军攻进南京，预作准备。杭立武清楚，在人命如蝼蚁的战争岁月，必须运用国际友人的力量，保护我们无辜百姓的生命安全。杭立武因而主张成立一个国际救济机构，在南京市内划定一块安全区，保障无辜民众的安全。这个国际救济机构稍后定名为「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杭立武并担任安全区主任。
　　为了确保安全区的中立性，杭立武征得首都卫戍总司令唐生智同意，把安全区内所有的军事单位迁出，包括一处高射炮阵地。日军攻进南京前夕，安全区已经住满了南京本地和来自各地的难民。
　　据日后何应钦将军的估计，南京市沦陷之后，至少有二十五万人涌进了杭立武筹设的安全区避难。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三日，日军进占南京，随即展开一场人类历史上旷古未有的残酷大屠杀，整座南京城深陷腥风血雨之中。暂避安全区的民众，固然笼罩在恐怖阴影下，惶惶不可终日。二十余万难民的性命，毕竟在敌人虎口边缘，得以幸免于难。
　　杭立武为筹设南京市难民安全区，与南京市长马超俊时有往还。某日，马市长忽然向杭立武提议，应该将南京朝天宫也纳入安全区范围，因为，朝天宫里存放了从北平故宫迁运南来的大批国宝。如果朝天宫纳入难民安全区，方可维护这批无上珍宝，免于战火威胁。杭立武不以为然，他告诉马超俊，他对日军是否尊重难民安全区并无信心，假使日寇知道安全区内收藏了大批国宝，必定更将侵入安全区内，大肆劫掠偷盗。杭立武认为，最最万全之策，应该是想办法把故宫国宝运到大后方去，绝对不能留在沦陷区，徒招敌寇觊觎。
　　要把数量可观的故宫国宝，从南京市运到大后方，谈何容易，绝非杭立武这个金陵大学校长、中英庚子赔款董事会总干事之能力所及。杭立武认为这件事应该报告给蒋介石知道。政府当局只顾得打仗，大家都疏忽了南京朝天宫里还储存着大批故宫国宝。杭立武随即请见张群(时任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张岳军明白兹事体大，马上打了一通电报给在杭州的蒋介石。
　　第二天，张群约杭立武到国防最高委员会，张秘书长告诉杭立武，迁运国宝的事，蒋先生已经回复同意。杭立武心想既然建议蒋介石同意运走国宝，那我也不担误张群的办公时间，便起身向张群告辞。张秘书长却作势要杭立武稍坐片刻，并说：「委员长的意思，是要你负责抢运工作。」杭立武的确没有料到自己热心提建议，到头来反而揽了一桩艰巨任务上身，何况他正在筹措难民安全区的工作，他担心到时两头不踏实，担误了大事，杭立武告诉张群：「南京难民区的工作十分紧迫，我怕无法抽身去执行古物搬运的任务。」张群这时将了杭立武一军：「那你自己去同委员长说吧！」杭立武暗想，这节骨眼上哪能为这事去麻烦火在线的蒋介石，只好吞下这颗硬果子，决心排除万难，肩负起故宫文物迁运到大后方的重责大任。
　　抗战时期，国家经费十分拮据，张群那里已经没有多余的经费，杭立武经过中英庚款董事长朱家骅同意，动用庚款十万元，但中英庚款董事会手上没有现金，杭立武特地去关务署向英籍税务司借了十万元，作为迁运国宝的川资费用。
　　迁运过程，经过水陆两路，陆路所需的卡车、火车，通过军事委员会，由蒋介石下令派遣，供应无虞。水路则由杭立武洽租英国轮船，沿着长江运往四川。
　　托我国列祖列宗之庇佑，故宫文物在迁运至大后方的艰辛旅程中，幸无任何险阻或损毁情事发生。时至今日，历经两次迁运过程的故宫文物，仍然完好保存于北京、台北两地，供我炎黄子孙共享祖先文明遗产。
　　南京固然在日寇进占之初，发生了震惊世界的大屠杀惨祸，但仍有不少同胞在难民安全区得以安身立命。杭立武这位充满服务热忱的知识分子，在偶然机缘中，种下造福祖国后世的福田。
　　杭立武历任国民参政会议员、教育部次长，到台湾之后，担任过教育部长、多国驻外使节等重要职务。一九九一年二月十六日，病逝于台北，高寿八十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