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与规划：城市化期间的灾害应对、备战备荒

　　计划与规划：城市化期间的灾害应对、备战备荒
　　（一）城市化的社会，放大了自然灾害的人文后果
　　中国自然灾害多的特点在城市化以后，成为一个突出的现象。那就是，在中国这个农业传统的国家中，工业化城市化以后人口的高度集中，就意味着人文意义上的灾害损伤将会增加。
　　中国的农业社会灾害中，造成人文后果的大多数是天灾。在历史记载中，旱水两灾在中国历史上造成人文意义上的灾害损伤的记载占了绝大多数。
　　水旱灾害的特点是一下子把小农经济自救措施灭绝了。相比较起来，中国历史上的地震也很多，但是由于农业社会自救措施没有被毁，所以尽管地震当时死亡人口较多，但是不像水旱灾害一下子把民间自救的措施灭绝了，因此，不会造成那样大的人文后果。
　　但是，这一切在中国进入城市化阶段以后，都被颠倒过来了。
　　城市化是中国现代化、工业化的必然面貌，城市化意味着人口和资源集约化和工商化。
　　所以，城市化期间的中国人可能对于农业时期造成人文后果的水旱灾害不是那么敏感和致命，但是对于过去可以靠小农经济自救的地震、泥石流等自然灾害则非常敏感和致命。
　　最近两年的地震和泥石流灾害，就是证明。
　　这是因为人口的高度集中和信息的传播使得这种过去在小农经济时期可以自救的灾害，这时非得靠政府而不能够得到好的救助。
　　（二）用美国卡特里娜飓风灾后的政府行为，对比中国的救灾
　　美国在2005年发生了卡特里娜对新奥尔良的袭击，新奥尔良城市民众当中大量集中的灾害发生。当时，美国政府对于灾害的救助非常不利，造成了灾区社会的混乱和世界舆论的惊讶。惊讶就是美国这样一个超级大国对于自身灾害的救助居然这样不利。
　　特别是美国政府的救灾表现，相比较中国的1998年的抗击长江流域特大洪水时的表现，那可是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
　　实际上，城市化人口资源集约化的地区突然遭到灾害和战争，人口生命的脆弱性，是世界性的现象。
　　美国军队救援灾民的表现，尤其与中国的人民解放军形成了对比。但是，美国军队在全球各地分布的特征，决定了这一不同之处。
　　二战以后，由于有了原子弹，使用原子弹等于发生超级自然灾变会发生毁灭人类的后果，所以造成了几十年的冷战局面。冷战时期，美国军队分布各地就是其中一大景象。
　　换句话说，在核战争阴影下，美国的备战是主动的备战，是军队布点式的备战。
　　而中国的藏兵于民的传统在核战争阴影时期起到了另外一种作用。
　　当时，中国还处于城市化初期，工业化的领导信息传递调度和农业化基础同时存在，光是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中国就发生了两次大规模的城市疏散人口到乡村的行为，第一次是六十年代初，由于三年自然灾害和工业化失误，大量城市人口回到乡村。第二次是六十年代末，由于核战争的威胁，中国的城市人口大规模疏散到乡村。
　　显然，这种藏兵于民的解放军特点，那就是一旦民众陷于灾害当中，救助民众是解放军的第一要责。
　　（三）从5·12大地震到舟曲泥石流──可以看做是一次城市化期间灾害或战争处置预演
　　1998年抗击洪水，可以看做是一次抗击传统灾害的政府动员。于是，自从发生了2003年的非典疫病灾害以后，中国的城市化以后的灾害人文后果评估就是一个突出的现象。
　　但是，由于非典疫病灾害毕竟属于国际性人类共同防御的灾害，其与中国传统的灾害应对的对比性还不是十分鲜明。
　　到了2008年的四川5·12大地震，这种特点就十分鲜明了。
　　中国政府对于城市化期间的灾害应对，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政府介入时机迅速及时，比起2005年美国的卡特里娜飓风造成的新奥尔良城市灾难，中国政府突出了救人生命的第一主题，抢时间抢速度，救助人的生命。这种传统在后来的青海玉树地震灾害和甘肃舟曲特大泥石流灾害时期，又再一次被强化被突出。成为世界上公认的城市化期间人类灾害救助的中国特征、中国特色。
　　这种城市化期间人类灾害救助的中国特征、中国特色是中国的农业社会传统与城市化工业化期间的传统之间的结合。
　　在中国诗经的时代就有着“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说法。这意思就是，中国不是一个移民组成的国家，而是人人都是需要政府照顾的臣。
　　中国的农业社会传统与城市化工业化期间的传统结合了起来，表现在灾害救助中，那就是人是第一可宝贵的。这里的人，不是美国那样的移民国家中把人分成三六九等的人，而是从中国传统中就被一视同仁的普通老百姓。
　　（四）日德两国在战后的恢复以及备战时期对纳入财政的人口士兵生命的重视
　　上世纪六十年代末中国城市人口大量疏散到农村，这是中国藏兵于民的传统的现代运用，是对于现代核战争的一种应对，当时有一个突出的的口号──备战备荒，这一口号就突出表明了中国深厚的藏兵于民的传统。
　　对此，当时武装到牙齿的那两个超级大国也无可奈何。
　　备战备荒的口号之外，还有这一句可以互相印证的口号，那就是深挖洞、广积粮。备战备荒，就是说中国政府在战争时期，更加重视民间的自我救助能力的储备。一旦实行了深挖洞、广积粮，战争一来，就像地震时期虽然中国社会死亡人口一下子很多，但是民间有存粮，政府就不慌张。
　　但是今天不同了，中国已经进入不可逆转的城市化阶段，现在不光是城市居民不会回到农村，就是已经进城的中国农民工二代也不会回到农村。在这种情况下，一旦发生大的自然灾害和战争，人口高度集中的城镇，就只能靠政府救助，而没有了自我救助的能力。
　　对待这种现代化社会的应对灾害战争的方法，我们应当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
　　例如，二战以后日德两国的自我恢复，为什么这样快？应当看到冷战阵营的外部支援，但是除此之外，日本和德国两国的社会存在的民间恢复能力应当得到我们的重视。例如，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在灾后战后恢复中，对于技术、教育和人才储备的人口划分，区别对待，就不能简单等同于人口歧视。
　　美国在具有强大的战争能力的情况下，常备军不是用于救灾，而是用于在全球布点，支持各地雇佣军或者傀儡军为美国的利益作战，这是一个重视纳入财政的人口士兵的生命的表现。
　　美军的布点，是主动地对于石油、水源、海洋权等关键点的争夺，因为这些东西也是可能处于稀缺和荒芜的处境当中的，一个具有全球利益的大国，是不可不争夺的关键点。
　　因此，在中国的城市化以后，中国面对全球化利益的分布，和今天备战备荒的荒中，已经不是单纯的粮食荒了，而是包括石油、水资源和海洋权、太空权等等领域的广义的备荒，面对这种局面，中国军队在继续保持救助老百姓的特点之外，还要学习美国等大国的军队，对于纳入财政的人口士兵的生命的节约使用的经验，要注重在今后的全球化的贸易、资源和工业链条的运转中善于保护中国的利益和无形边界。
　　以上这些，都是中国在进入新世纪第二个十年的门槛的时候，中国人民在参与制定新的国家发展规划时需要十分关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