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到1921：从五四知识分子传统，到延安整风确立党的作风

一：废除科举到五四运动期间，知识分子沉湖和出家的为什么多
　　1927年清华大学国学教授王国维的自杀沉湖，此事与清末改革废科举造成的知识分子群体没有方向感，是不是有关系呢？比如人们常常提起的──1924年冯玉祥驱逐小皇帝溥仪，被王国维等人认为是奇耻大辱，当年就想沉湖自尽。
　　尽管王国维并没有从这个科举制度中受到任何益处，才改作留日学习西学，然后做的中西学对比中的国学研究，成为的一代国学大师。但是，对朝廷沉默寡言的王国维的自杀比早年的梁启超的声声维护朝廷，还要引起人们对封建文化价值转变的关注。
　　可以说，辛亥革命带给所有人的转折意义，都没有带给知识分子群体的转折来的那样大和深远。这是因为，知识群体和他们所传承的知识，代表着一个民族的价值观和深层次的凝聚力。
　　一个时代结束一个时代兴起，最感到痛苦的就是寻找价值体转换的知识分子。
　　广西桂平市政协副主席宽能法师作为早年的女大学生，就是例子。当然还有男大学生李叔同成为弘一法师的例子。
　　宽能法师和李叔同是民国年间中国知识分子出家的例子，还有就是王国维、罗振玉等等的例子，为了一个废帝──溥仪的被逐出故宫，就要集体自杀，等等，也都说明中国的传统文化的载体──士大夫集团和知识分子的自我价值感的重要性。甚至为此可以出家可以自杀，他们追逐的价值那么重要吗？
　　封建王朝已经解体，但是精神的价值体现者──知识和知识分子的价值标准改变需要一个过程和机缘。
　　五四运动就是这个机缘。
　　可以说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是自从东汉引进佛教以来，中国的知识分子又一次面临文化的普及机缘。那一次，汉明帝从西域引进第一批僧师，盖起了中原第一座佛教寺院──白马寺。外来文化冲击了原先西汉儒生的被独尊的地位。到三国时期魏国的朱世行，在西域来的法师的主持下成为汉人第一个出家人的时候，号称贤良文学的儒生的知识价值，遭到了冲击。
　　在出家之前，朱世行作为汉人居士已经多年把原先只在贵族中秘密研习的学说向群众宣传，把贵族秘学变成了汉族普通群众能够理解的文化。这一文化的特点，不是用文言文和繁体字来承担灌输儒家经典的任务，而是用汉字和许多新词来讲述一个属于民间的字词系统和理解系统。这些属于民间的字词系统和理解系统是伴随着大量西域文字被译成汉字进行的，产生了大量被百姓接受的新字词。
　　后来用来讲述三国故事的《三国演义》所依据的民间话本大量三国故事，就是用佛文化产生的字词来讲述的，它区别于科举考试的四书五经的书面语言，而是大量民间生动语言。三国人物依靠民间语言产生的中国的精神价值体，也是不同于书面语言的真正的市民文化。
　　这一切，在十九世纪中国大量接触西方现代文明的时候，又一次摆在了中国的传统知识分子面前。上述过程又一次循环上演在中国大地上。

二：直到五四运动，才找到近现代知识分子的定位
　　西方学说中的现代社会理论可以说是分很多派别的，比如美国的共和、英国的立宪以及俄国的苏维埃等等，甚至还有尼采到后来希特勒的法西斯主义。
　　这些西方现代学说都有一个特点，那就是无论按一个学说实行，都要在文化的普及基础上才能实施，只有实施了现代教育，实行了全民教育才能做到。
　　1905年，清廷实行了新的全民教育的新学制，以后美国用庚子赔款建立的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等等，都是西方国家着眼于中国的新一代的知识分子的价值观的建立，而作的投资。后来国学素养深厚的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和赵元任担任了清华大学国学院的四大教授，作为中国人设立西学以后思想上有意对西方投资和价值观影响的平衡。
　　但是，真正在西学上起到平衡作用的是北京大学。光绪设立的京师大学堂也就是北京大学的前身，它是中国的戊戌变法唯一的留下来的中国人自己办的大学。后来在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和赵元任担任了清华大学国学院的四大教授的时候，没想到中国特色的知识分子运动却转到了北京大学。
　　1917年，一代教育家蔡元培任校长，实行新教育体制。同样是在1917年，陈独秀、李大钊等被聘请到北京大学。在此之前，陈独秀在上海创办了《新青年》，率先掀起了新文化运动的大旗。北京大学集结着一批最精锐的新青年。蔡元培功不可没。正因为他提出“兼容并包”的方针，北大才仿效西方的教育制度和教学内容，大批吸收了各种思想观念的师资力量，既有梁漱溟、辜鸿铭、林纾为主的宣扬国故旧派，又有陈独秀、胡适、鲁迅、钱玄同等主张变革的新派，同在一座校园之中，针锋相对，通过授课、演讲及辩论等方式进行着白热化的思想斗争，进而影响着青年学生、广大知识分子甚至整个中国思想界。
　　上面提到的西方学说中的各个派别和政体模式，也就是在这一代五四青年中扎下了最初的印象和种子。
　　五四新文化运动使得各种西方学说与中国国故的交叉和碰撞，产生了很多新的语言和主张，打开了人心解放了思想。
　　从1900年八国联军攻打北京，朝廷在逃跑中决定立宪改革，这之后1905年废除科举设立新的学制和学校，派出大量大臣和青年出国学习，伴随着庚子赔款的各种变通使用请进了西方的医学、教育、宗教等各种人士和人才。到了1919年，已经近二十年，这样的大规模的西学所承载的价值观与中国民众的结合体现在知识分子身上，可以说到了五四运动和之前新文化运动，才初步确立。
　　五四运动的价值的集中体现就是两个词──科学、民主。
　　这里的科学，不是朝廷早年所指的夷学，而是已经被青年深入了解的一个外部世界的系统的认识体系。这里的民主，也不是朝廷主张的与中学为体对立的西体，而是有着深刻民族自觉的民众自存的要求的人格化体现。就是一个民族的存在感化作在每一个黄皮肤黑头发的华夏子孙心中的那份存在感和紧迫感。
　　就像孙中山说的，这个民族已经危亡，那么这个民族的存在感就会体现出来，落实到每个人身上有一种急迫的存在感。这就是民主的基本要义，民族民主的主张者，首先要有自己的存在感，才能谈到每个个体的主张。
　　所以，五四学生运动中喊出的德先生、赛先生，就是封建知识分子价值观转向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价值观的具体体现。
　　但是，中国文化普及到民间还有一个规律，那就是要与政治变动和民间的参与相关联，这一切只有在中共有意识地利用五四的群众运动规律之后，才变为现实。

三：从五四运动中引进的一个主张到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对于知识分子来说，不是一个西学东渐的问题，而首先是一个民族存亡的问题。因此，康有为梁启超等知识分子促成戊戌变法维新，主张的都是急迫的实务，还顾不上西学中的各种派别和对立主张。
　　1912年元月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并不是一个国民靠着民主程序产生的政体结果，而是一个国内政治团体临时协商产生的结果。以后随着袁世凯当上大总统，中国尽管叫做民国可还是处在封建基础上的特点表露无疑。这里面，群众没有发动、民智没有打开，民主没有实际基础的现实就为反动势力的复辟提供了前提条件。
　　封建的问题不解决，救亡就不能够真正形成。所以，五四运动由知识分子运动转变为与广大群众结合的救亡运动，就是历史的必然。
　　五四运动为中国学习西方学说中的不同流派提供了可能和条件，准备了人员和思想。
　　简单总结，就是五四运动为中国共产党准备了发动群众的知识分子类型，也为改组后的国民党的组成人员，准备了改组派、三民主义等等结合了西方主张的干部。
　　前者，有李大钊、陈独秀、恽代英等等，后者则有戴季陶、沈玄庐等等。
　　不光如此，五四运动还为西方各种流派的社会主张打开了面对民众的舞台，这里面有自由主义、个性解放、人权、女权和人道主义等，甚至还有无政府主义的主张，可以说都有交流和交锋。胡适著名的学习美国实用主义的主张──少谈论主义、多研究问题，也是五四时期著名的一派。
　　这些知识分子之所以还保留着差别，就是因为各自对于中国的价值体现者载体认识不同，对于中国的民族存亡感急迫的程度和认知的程度有所不同。
　　华北之大摆不下一张书桌，只是一个提法，一部分埋头苦读文学考古的青年学生，还感不到这一点。
　　好了，1937年卢沟桥事变，把这些知识分子派别都变成了一个派别，那就是面对生存还是死亡唯一命题的民族救亡派。
　　可以说，在这之前，国民党政府中利用知识分子的某种类型──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社会独裁和一党专政思想，他们作为知识分子代表的形象，突然被一些无法研究古文字、古代人种学到无法研究现代物理、桥梁学的一大批茅以升、钱学森、杨振宁类型的知识青年所取代，那就是中国知识群体必须投身抗战投身政治的形象。
　　那么，他们要投向何处呢？他们身上的五四简单的科学民主的主张，在他们投身抗战的行动中就足够了吗？这些都是要解决的问题。
　　1935年的“一二·九”运动带动了抗日救国浪潮，青年知识分子纷纷寻找献身救国的道路。他们一要抗日，二要民主。而国民党的所作所为令他们失望，共产党既抗日又争取民主的立场则吸引着他们。“芦沟桥事变”后国共两党开始合作，国民党暂时停止了对共产党员的迫害，共产党可以公开活动了。中共抓住这个机会在1939年12月做出了“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在一个由毛泽东起草的决定中说道，全党同志必须认识到，对于知识分子的正确的政策是革命胜利的重要条件之一。那时，大批知识青年加入了共产党，其中很多人从国民党统治区涌入延安。在1938年5月至8月的四个月当中，经武汉、西安等地八路军办事处介绍到延安的革命青年及各界人士就达2,288人，当时延安每天接待几十到一百多新来者。到1938年12月，延安的抗大有学员一万人，陕北公学有三千人，青训班有二千人，加上鲁迅艺术学院、马列学院、党校，共约两万人。小小的延安城的街上出现了许多陌生的城里人面孔。
　　可以说，五四运动产生的知识分子群体的价值观确立的道路，又一次来到了一个转折处。那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从西方一个学说流派的下属支部的思想转变中，来到将要进行的巨大改造知识分子的痛苦和新生的道路转折处。

四：从五四知识分子传统，到延安整风确立党的作风
　　国民党有一个著名的知识群体，那就是西山会议派。西山会议派，国民党内的一个反对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派别。代表人物有谢持﹑邹鲁﹑林森﹑张继﹑居正等。
　　1925年11月23日，谢持、邹鲁、林森等这些也是五四传统中的知识分子，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孙中山的灵前，召开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会议宣布取消共产党员的国民党党籍，分别开除共产党人谭平山、李大钊、毛泽东等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和候补中央执行委员职务，并取消他们的党籍。说：如果不在国民党内实行清党，恐怕“再过一年，青天白日之旗，必化为红色矣”。
　　以后，蒋介石就是围绕着着这些主张，建立从社会达尔文主义一直到法西斯独裁主张的国民党统治。
　　这一形成国民党上层的主张，当然得不到国内大多数知识分子群体和青年学生的支持。当然，对于从研究甲骨文和北京人头盖骨到学习西方物理的贾兰坡到杨振宁的一大批青年来说，他们看一个国内政治实体的价值，还是要看它是不是符合科学民主的五四精神。
　　当时，1937年以后的抗日救亡中，还是主张民主和发动群众的延安共产党更加吸引知识分子。
　　因此，中国具有五四传统的知识分子与中国具有16年国内政治斗争经验的中国共产党，就在延安整风运动中相遇了。这次相遇，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在建国以后通过被改造后的知识分子群体的治国方式甚至是行文、报告、表述的方式，也决定了中国在真正的工业化、城市化期间，知识分子在可以分行业发挥知识作用，而不用救亡的时候，知识分子必须形成的统一社会价值观。
　　如果说延安形成的知识分子价值是什么？那就是老老实实与工农结合的价值。
　　延安整风运动，提升了中共过去单纯作为西方学说分支运动的一个下属支部的面貌，被彻底改造成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延安整风运动，恰好是各种行业的知识分子放下书桌来到民间的一个历史性转折时期。五四传统中的救亡式民主现在在延安已经不够用了，必须按照毛泽东所说的，与广大工农兵进行彻底的结合，放下架子实行改造。把过去五四运动中还残存的代表群众实行民主的思想，改造成变成老老实实向工农大众学习然后再当先生的思想。
　　当然，自从邓小平提出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实际上把知识分子的地位大大提升以后，必须看到，我们政党的知识分子理论并没有从根本上调整，还是在文风和党风上存在对于意见主张的压制性做法──批评教育的做法。这已经与今天的知识分子与市场经济中产阶级要求参政和民主的主张，有了差距。
　　中国共产党在作为革命党期间对于中国知识分子的价值观的决定性影响，已经在作为执政党以后在市场经济条件和与外界的各种社会学说主张的新历史条件下的打交道中发生了历史性的改变要求。
　　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在今天十二五计划提出改变工业化城市化的粗放单一经济模式的目标以后，这将是我们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要切实研究的内容。
　　作为研究的内容之一，就是对中国知识分子群体的价值承载的历史进行回顾和清理。在这一清理回顾中，当我们想到作为女性知识分子的宽能法师和作为男性知识分子的弘一法师的时候，想到他们所代表的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寻找价值的不容易，真是感到历史沧桑和宏大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