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转型尝试

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副理事长杨文庄认为，公募基金会由运作型向资助型基金会转变这是未来发展趋势，也是中国慈善事业专业化程度加大的必然。所以，在系统内进行了给一些小的公益机构提供一些资金支持的尝试。

一切都是新的：人少车稀的马路，不再熟悉的办公大楼，还有一份令人满怀期待的新事业。这是杨文庄2010年的心境。
　　从中央宣传部到国家计生委办公厅再到挂职某市副市长，辗转二十年，这次这位“体制内”官员的新身份是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
　　“慈善事业，天地宽阔”，这是杨文庄任职后感受最多的一句话。“以前工作也很忙，但都是着手于自己手头的事情，而现在不同了。”11月5日，在北京海淀区大慧寺12号一间普通的办公室，坐在对面的杨文庄意气风发地告诉记者。
　　2009年，杨文庄上任后，经过基金会相关领导的一致同意，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提出转型的新思路。当时，这在很多基金会工作人员的眼里，犹如天方夜谈。怎么转？拿什么转？在很多人看来，在公益方面似乎属于“门外汉”的杨文庄还没有达到“小学毕业”的水平。然而，一年下来，他不仅做得有声有色，而且成为了公益界的专家。
　　杨文庄说，公募基金会向资助型基金会转变这是未来发展趋势，也是中国慈善事业专业化程度加大的必然。

“项目完了，钱也没了”

“另一方面也必须摆脱以前小作坊的方式，左手拿右手花，忙得团团转，自己筹多少钱自己拿着，只有自己把这个钱花出去才放心，如果总是停留在这样一个工作习惯下，对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是一个阻碍。”

五个月之前，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第五届理事会正式组成。第五届理事会决议通过，何鲁丽、蒋正华、顾秀莲三位前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副委员长担任荣誉会长，前全国政协副主席王忠禹担任会长。

在杨文庄看来，这是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发展史上一次重要跨越。而这次调整也似乎让杨文庄吃了“定心丸”，看到了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的未来。这几位前国家领导人对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的事业非常关心和支持，王忠禹会长提出，要把握当前有利时机，把基金会的事业做大，做活，做实。

做大，首先是要把基金会的规模做大，千方百计增强筹资能力；做活，就是要创新体制机制，促进基金会由项目运作型向筹资型方向发展；做实，就是加强管理，完善监督，提高社会公信力。

杨文庄坦诚说，无论从每年的筹资量，还是从影响力上来说，与其他重量级的基金会相比，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目前还不是特别大。“但就是因为这样，基金会更要找出一条发展的道路。”

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第四届理事会财务收支情况的报告显示，第四届理事会期间，累计收入1.94亿元。其中捐赠收入1.76亿元（货币资产收入1.10亿元，实物捐赠6580.95万元），占收入总额的90.20%；政府购买服务收入1297.18万元；投资收益及利息收入582.53万元。提高筹资效率，加快体制转型迫在眉睫。

杨文庄这样理解转型的原因：除了是基金会目前自身发展的需求，也是时代所赋予的使命。他说，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属于国家级公募基金会，其性质就有别于私募基金会，如果基金会能充分发挥公募基金会的功能，那肯定是以资助型为主。

“另一方面也必须摆脱以前小作坊的方式，左手拿右手花，忙得团团转，自己筹多少钱自己拿着，只有自己把这个钱花出去才放心，如果总是停留在这样一个工作习惯下，对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是一个阻碍。”杨文庄说。

目前，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大概有十几位专业工作人员，如果不向资助型方向转变，改进工作的思路和方法，基金会不可能做大做强做优，这也对基金会的管理层面造成挑战。

他分享了这样一个故事：基金会有个“幸福家园”的植树项目，这个项目基本上从种树、回访、监督、评估等都是由基金会完成，这样的投入让基金会的成本加大。“因为没有人考虑让这个项目多元化，越做越大，基本上处于项目做完了，钱也就没了的状态。”杨文庄分析说。

充分发挥优势，动员更多资源，这是中国人口福利发展基金会发展阶段的必然要求。
两个角色会同时存在

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杨红良表示，现代基金会成立之初，一般都在对外资助的同时也直接开展公益活动，当代的不少资助型基金会往往是从运作型基金会转变而来的。

公募基金会提出转型的并不是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一家。在此之前，中国红十字基金会、中国扶贫基金会、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等都公开表示要从运作型基金会向资助型基金会转变。

2009年，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在5·12大地震时拿出一部分善款用公开招标的方式支援灾区，随后，红基会提出红基会要从项目实务操作型的基金会变成资助型的基金会。今年，中国扶贫基金会在玉树地震时，也拿出了1000万元进行项目招标。

但实际上，资助型基金会和运作型基金会常常不能严格地区分。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杨红良表示，现代基金会成立之初，一般都在对外资助的同时也直接开展公益活动，当代的不少资助型基金会往往是从运作型基金会转变而来的。另外，至于什么是对外资助，什么是直接的公益活动，在某些情况下也未必就能严格区别。

这一点，杨文庄感同身受，他说，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虽然目前在向筹资型努力，但两个角色还是会同时存在。

幸福工程公益项目一直是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的明星项目，五年来大概投入5213.13万元，使得1.7万余贫困母亲获得救助。“这一项目就是典型的资助型项目。”杨文庄说，“基金会一般只会负责经营和管理。”

谈起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所倡导的“资助型基金会”的明显标志，杨文庄毫不避讳地说，这是目前一个努力的方向，但具体的效果并没有显现出来。

“现在都强调一种结果导向，有了目标牵引后，才能在这条道路上做出成绩来。”杨文庄强调。

小规模的招标尝试

杨文庄表示，由于目前基金会实力有限，短期内不会公开进行，但这是未来努力的一个方向。“资金雄厚是公开招标的关键要素，目前基金会还不具备这个势力。”

据业内专家透露，基金会两种做法的一个明显差异，主要表现在从接受捐赠到积极发挥社会效益的过程中，对资助型基金会来说，往往还有其他非营利组织或个人作为“承办者”随同发生作用，而运作型基金会在这个过程中能独成其事而不需要第三方的协作。

据杨文庄介绍，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目前正在系统内进行一些小规模的招标项目，给一些小的公益机构提供一些资金支持。

当记者问到，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是否会公开进行一些公益项目招标时，杨文庄表示，由于目前基金会实力有限，短期内不会公开进行，但这是未来努力的一个方向。“资金雄厚是公开招标的关键要素，目前基金会还不具备这个实力。”

他毫不避讳地说，目前国内公募基金会太习惯于在体制内解决事情，这样也不是很有利于慈善事业的发展。在他看来，应该多进入一些新的合作伙伴，引入竞争机制，这样才能真正促进基金会的转型。
　　目前，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正在通过三个举措积极促进转型，一是完善基金会制度，采取项目运作化的形式，实行小规模的招标制，探索适合自己的转型模式。二是，在财务管理方面，采取考核导向制。三是，创新项目形式，孵化新项目。

专家访谈>>>

公募基金会转型可以降低管理成本

公募基金会为何转型忙？本报记者就此问题采访了中国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董强博士，董博士谈了自己的看法。

　

2000年，国家出台了《基金会管理条例》。第一次把基金会分成公募基金会和私募基金会。在国家法律潜在的含义，从公募基金会和非公募基金会出资的门槛上，包括在每年必须要支出多少金额的限制上，可以明显地看出来政策上或者是法律上希望非公募基金会去做资助型基金会，公募基金会还是运作为主。
　　从2008年开始，我们可以非常明显地看到中国公募基金会筹资的能力非常强。比如说2008年有十几家公募基金会筹集了很多的资金，他有很多钱，但是他运作不了这么多钱。所以从那个时候中国红十字基金会第一家公募基金会开始向民间组织，也就是向其他服务类的NGO公开的招标项目，把这些资源给到拿不到资源但是想做事的民间组织手里。中国扶贫基金会也开始把这样一个钱拿出来给民间组织做。
　　从最近两三年的趋势来看，公募基金会其实是愿意做资助型的项目，有这样一个趋势。

我认为形成这样的局面主要有几个原因：第一，在中国这样一个特殊的情形下，非公募基金会不得向公众公开募集资金。这个时候公募基金会就有独特的优势去向公众公开的募集资金。
　　第二，向公众公开募集资金的公募基金会不是特别多，在全国数量是有限的。它又有这么大一个独特的优势，那么它就可以快速的筹集资金。我们会发现现在公众捐款的意愿是比较强烈的，相对于过去来说。在这种情况下公募基金会可以筹集到相当高比例的资金。
　　第三，公募基金会拿到这么大额的资金以后，如果不做资助就要做执行。如果做执行，管理成本是非常高的。所以这个时候就要培育民间组织，通过把钱给到民间组织手中以后，公募基金会可以监管他，我们在这里面还有一些能力提升的支持，总之就是能够让这种民间组织成为一个有能力的合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