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与小鲜：封建残余是如何在辛亥革命百年中表现的

一：中国的国情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封建残余的顽固表现
　　现在，关于中国改革的理论中，有很多是回到了1949年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提法。例如，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补上法治社会这一课、基层民主意识不强等等的提法，都说的是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内容。
　　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对象就是中国国情中强大的封建社会残余。可以说，辛亥革命之所以不彻底，之所以未能在强敌环饲的危亡当中挽救中国的颓势，就在于当时与官僚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结合得很深很透的半封建。
　　什么叫做半封建社会？那就是中国最大的国情──封建残余。
　　辛亥革命以后，帝制没有了，奴才没有了，但是从全封建社会进入半封建社会，就是说中国的流通性的商品社会需要的那种公民意识、国家意识、民族意识，还被地方主义、家族意识、人情社会所阻碍，不能得到充分发展。
　　那么，无论是国民革命时期的旧民主主义革命，还是共产党在根据地的政权推向全社会时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应当说有很大一部分都是针对半封建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思想基础进行的宣战。
　　例如，中国国情中，历史上凡是一个统一的帝制被推翻，就会迎来一个群雄竞起的争霸时期。对付这种顽强表现的国情，就要在统一的国内市场上作出努力。用资本主义新兴势力中的民族资本家所需要的统一市场的力量来克服这种旧规律的顽强表现。所以，北伐战争实际上是资本主义革命的继续。
　　北伐战争胜利本来可以结束国内割据局面，但是国民党反动派进行的清党运动迫害了大批中国共产党人士。中共被迫进行武装起义，并且在毛泽东的创建中进行了成功的红色割据。
　　这是不是中国国情的另一种表现呢？或者说红色割据也是一种国情的运用呢？鉴于毛泽东创建井冈山根据地时成功地改造了当地的土匪武装，所以可以说是社会主义力量作为迟早要统一中国的力量，在一开始时不得已采取了武装割据的政治策略，很早就与中国国情进行了有效的结合。
　　可见，在特殊情况下，有时国情与封建残余是一个现象的两种说法。

二：山沟里的马克思主义与进城后的封建残余
　　山沟里可以不可以有马克思主义？这个问题是在毛泽东创建了红色割据以后，当时还在上海的中共领导机关当中进行的争论。这一争论实际上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建立在成熟的资本主义基础上的理论，是不是在中国特殊国情中可以变形为建立在对半封建的改造之上的问题。
　　在中国国情中，大同社会均贫富的思想，一直存在于农民的小农经济社会中。这种不彻底的社会主义思想曾经在马克思对于法国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的批判中得到彻底的揭露。但是，在中国国情中，这种在小农意识中培养初步的社会主义意识，有利于建立红色割据和建立工农武装，是中国共产党人可以利用的国情。
　　所以，蒋介石在讲到红军的时候，不止一次地提到了天平天国运动，提到了石达开。那么这里面是不是也表明，当时的中共领导机关被赶到中央苏区以后的红区和红军，在蒋介石的眼里，就是一群新型的知识分子领导着一群当年的怀揣平均主义思想的天平军。
　　蒋介石作为清党以后的资本主义革命的唯一政治力量，俨然要对红色割据这一封建残余进行资本主义革命了。
　　但是，中国共产党的红色割据，不是简单的割据，而是有着宏伟的将来要统一中国的政治纲领的。因此，在1934年退出中央根据地以后，在北上途中打出了抗日救亡的号召性政治口号，一举把国民党的统一内部的单纯清剿的落后性暴露出来。
　　国民党反动派以统一中国为名进行的消灭共产党的清剿，一直就是在允许地方军阀势力存在的情况下进行的。所以，统一中国的市场这一民族资本主义的任务，他都没有真心实意地去完成。而是一心要消灭中共这一暂时采取割据形式最终要用社会主义纲领统一中国的政治势力。
　　中共在红色割据时期进行的土地革命，就是国民党在一旦完成了政治统一以后，也会进行的内容。什么时候解决了土地的封建所有制，土地可以作为资本进入工业社会的生产要素进行规范运作的时候，就可以视作半封建社会的结束。
　　从这一点出发，无论是在1949年中共领导的新中国诞生之时，还是在国民党反动派退守台湾以后，都进行了土地改革。完成了对于半封建社会的结束。
　　但是，作为以土地封建为基础的半封建社会的对立面──全国市场流通的法治社会，是在结合了大工业完成以后生产力发展基础上才去建设，还是在大工业化阶段另搞一套有很强的封建色彩的东西，这成为新中国能不能在中共执政力量进城以后，解决中国国情中顽固的封建残余的关键所在。

三：封闭起来搞工业化导致的封建残余和外向型经济中的民主化
　　1949年新中国建立以及国民党退守台湾以后都进行了彻底的土地改革，中国半封建社会彻底结束。
　　但是半封建社会的土地封建基础没有了，封建社会的残余还会借助对于统一法治的破坏，对于统一市场的破坏和对统一制度依赖而不是人身依赖来继续顽强地存在。
　　国民党在台湾的土地改革以后，一直以反攻大陆为名继续进行顽固的威权统治，所以一直到蒋经国进行岛内政治放开，台湾民众对于人身的依附还是存在的。
　　1949年新中国诞生以后，中国的工业化一直是在政治集团色彩很浓的封闭环境下进行的，中国小农经济被强化改造成为政治色彩很浓的政治经济单位。这种情况实际上延续了中国人的公民意识被人身依附性压制的局面。
　　到了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台湾进行外向型经济，到了八九十年代中国大陆进行改革开放，政治改革社会改革都进行得很快。
　　应当说，作为人身依附性存在的封建残余，在经济放开和经济改革中，受到的冲击最大。也可以看作是对于封建残余的最后冲击。
　　但是，对于人身依附为特征的封建残余的最终结束，应当是统一的法治和民主制度的建立，然后这一制度的建立是渗透到统一市场的建立当中的。
　　就这一标准而言，作为有着长达几千年历史的封建社会的顽强表现残余势力来说，这一政治文明的完成还任重道远。

四：中国模式和中国国情中的封建残余
　　今天无论是谈论亚洲四小龙还是谈论中国的经济崛起，都会谈到儒家社会的重视储蓄、重视教育、重视团体等利于发展劳动力密集的外向型经济的特点。储蓄、教育和团体，都是以人情社会和代际培养为伴随物的。政治领导的代际培养、人情社会的家庭储蓄等等，都有利于稳定和加入全球化经济链条。
　　但是，对于中国要最终在十二五计划时期以及十年发展纲要时期要完成对于创新型经济的建立，就有必要对于人情社会和政治领导的代际培养模式进行突破，补上公民社会和法制民主政治文明这一课。
　　我们不能在确立了创新型经济和扩大内需方针以后，对于过去的经济经验沾沾自喜，认为自己真的是一个万古不变的模式，可以包打天下，可以在全球金融危机要求政治经济格局发生急剧变化的时期，固步自封停步不前。
　　要做到对于十二五计划的目标完成，就要做到对于今天的经济病症从思想和制度惯性上入手进行治理。
　　要改变制度惯性和对于国内消费的启动，对于国民从生产型向生产和消费并重，增长与富裕并重的社会转型，就要对于国内的种种阻力进行斗争。
　　作为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对于以人身依附为特征的封建残余的斗争，应当是需要及时提出来进行关注的。
　　建立一个在经济增长基础上的富裕社会，需要克服封建残余，在目前急剧变化的全球化经济格局中最终谋求发挥一个大国作用，也需要克服封建残余。这就是我们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