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文史哲：历史重演十回，蒋介石也敌不过毛泽东

一：1943年，国共两党对自己领袖人物的定位
　　蒋介石(1887—1975) 即蒋中正，中华民国总统浙江奉化人，名中正，字介石，原名瑞元，谱名周泰，学名志清。1907年入保定全国陆军速成学堂。1908年留学日本。1908年加入同盟会。1910年日本振武学校毕业后，入日本陆军第十三师团第十九联队为士官候补生,辛亥革命后追随孙中山，曾参加反对袁世凯的活动。1923年赴苏联考察军事政治。1924年回国后任黄埔军校校长，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1926年先后制造“中山舰事件”、“整理党务案”。后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国国民党总裁，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席。率师北伐途中，于 1927年发动了“4·12”政变，在各地清党，第一次国共合作被迫失败。1928年任南京国民政府主席。1931年 “9·18”事变后，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实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围攻中共红军根据地。1936年“西安事变”后，采纳抗日主张，实行第二次国共合作。1938年任中国国民党总裁，三民主义青年团团长。
　　抗日战争期间，任国防最高委员会主席，同盟国中国战区最高统帅，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1943年参加美、英、中三国开罗会议。抗日战争胜利后，与中共代表团在重庆进行和平谈判。1946年由于国共两党未能履行《停战协定》、《政协与中共会谈纪要》，国共内战开始，蒋介石指挥800万国军与解放军作战，并且组织召开制宪国民大会，通过宪法。1948年召开第一届国民大会，当选总统。1949年1月21日，发表《引退谋和文告》，由副总统李宗仁代行总统职权。
　　1949年败退台湾后，历任总统与国民党总裁。1975年4月5日于台北士林官邸去世。
　　给有世界影响的二十世纪中国历史进行浓缩，可以从两个政党──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关系来看，也可以从两个领袖人物的历史互动来看。
　　这两个历史性的领袖人物，就是蒋介石和毛泽东。
　　但是，有世界影响的二十世纪中国历史中出现这两个历史性领袖人物，他们很早就看到了对自己的历史性地位清楚的表述。这种表述不是像几千年的封建王朝那样的史书和史官给予的，而是由两个知识分子集团以政党的名义赋予的，或者说在历史关头由政党有意推出的，有意集中提炼两个人的个人思想体系的。
　　蒋介石和毛泽东都是很早就看到对自己历史地位的表述的领袖人物，那么，他们对于历史的敏感，对于自己与政治集团的关系，与民族的关系，与世界的关系，都是有着历史的自觉的。
　　蒋介石和毛泽东，他们处在各自的政党中的领导位置起初都并不显著，思想主张只是在各自党内形成一个分支派别。
　　但是后来都是由于他们各自对于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军队的独特作用改变了他与党的关系，即日益增强了自己在党内影响力。
　　最后，国共两党在历史进程中，都在政治理论、思想方法和宣传内容上加强了对蒋介石和毛泽东个人的历史定位。
　　比如，1943年，国民党出于历史性的原因曾经集中宣传蒋介石的历史定位和思想高度，1943年3月10日，蒋介石的著作《中国之命运》出版。国民党宣传部门组织部门大力宣传这本书，宣传蒋介石的思想并把蒋介石与国民党一体化，提出只有国民党才能救中国。
　　蒋介石的著作《中国之命运》，的确有着蒋介石本人的历史自觉，也就是说蒋介石本质上还是一个民族主义者，是对国家的主权被分割、民族被压迫有着深刻的历史自觉的。
　　蒋介石早年追随孙中山参加国民党，理论水平上绝对达不到孙中山、廖仲恺、胡汉民的高度。但是，修身养性、仁义忠孝等自我约束，使得蒋介石从早年混迹于上海洋场和黑帮中的年轻人，逐渐成长为孙中山信任的军事负责人和善于与国民党早期元老搞好关系的后起之秀。
　　1942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全面展开，美英等国家出于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全局利益考虑，废除了在中国的一切租界、领事裁判权等不平等权益，国民党认为可以借机包装自己的领袖蒋介石，全面宣传蒋介石的著作《中国之命运》。
　　但是，处在抗日战争期间的蒋介石的书，应当从政党和指挥军队的角度，谈个人的历史性看法。但是，看《中国之命运》的内容，全篇都没有讲作者与党的关系、与军队的关系。
　　这样，我们就有必要梳理一下蒋介石与政党的关系、与军队的关系。并以此来对比分析，同样是中国政党的中共，在提出毛泽东思想的时候，有意识地提到它的核心是党的思想和军队政治灵魂的方面，从这里就可以看出，蒋介石与毛泽东在各自的政党推出领袖的历史定位时的不同之处。

二：1943年，蒋介石给自己历史定位
　　《中国之命运》全书分八章，第一章写中华民族的历史变迁和发展概略；第二章写国耻的由来和革命的历史；第三章说不平等条约的影响；第四章谈北伐到抗战的历史；第五章介绍平等互惠的新约和国民今后的方向；第六章讲革命建国之根本问题；第七章说中国革命建国动脉、命运的决定关头的问题；第八章讲中国命运和世界前途的关系。
　　1943年，蒋介石出版《中国之命运》的心态是什么呢？在书中内容没有涉及政党和军队等问题，而是用很多篇幅批判帝国主义。
　　例如英国当年以鸦 片战争形式打开中国大门，实行领事裁判权和租界，《中国之命运》认为这种国中之国带来了中国传统的以德治国的基层自治体系崩坏。书中提出，1840年以后中国围绕着对外贸易、租界和近代工商业建立的各个大城市，都是因为帝国主义的存在，树立了榨取中国经济血脉、改变中国城乡均衡、毒化中国淳朴风气等榜样。
　　蒋介石以孙中山的弟子自居，以辛亥革命传人自居，希望在1942年美英等国全面废除不平等条约这一政治成功，发展为一种政党功绩的表述，重新唤回北伐战争期间国民党在全国民众当中的拥戴。
　　果然，在《中国之命运》中，对北伐战争进行了回顾。书中说，打倒列强打倒军阀这一北伐时期的群众实践，是由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带来的。《中国之命运》把孙中山的扶助工农、联俄联共政策，表述为国民党内不同派别之争。说国民党内不同派别的矛盾被中国共产党利用了。清除共产党以后，由于红军建立的根据地使得新成立的国民政府，不能集中注意力完成废除列强不平等条约的任务。
　　最后，《中国之命运》总结历史教训认为，中国只有一个主义、一个党，那就是三民主义和国民党。中国的命运就系于三民主义，就系于国民党。只有国民党才能救中国。
　　作为国民党右派集中吹捧的《中国之命运》，代表了蒋介石的政治理念和代表国家的历史自觉。但是，需要进一步追问的是，在所有篇幅中为什么没有谈到个人与党的关系和个人与军队的关系。
　　我们知道，蒋介石在国民党中的地位，是由于他培养了一批黄埔系军队。这支军队与各地的地方军一起组成了国民党作为军政、训政和宪政的第一阶段。1924年孙中山发表了《国民政府建国大纲》，集中阐述了他三阶段的政治主张：“在军政时期，一切制度悉隶于军政之下。政府一面用兵力扫除国内之障碍；一面宣传主义以开化全国之人心，而促进国家之统一”
　　而历史对于蒋介石的真正定位，就是他在与黄埔军校和嫡系部队以及各旁系军队的关系中如何贯彻了上述思想，以及他依靠超政治手段长期把握国民党权力中心时期，在国民党与国家权力关系上的实际运作。
　　在中华民国宪法规定了共和国体制以后，蒋介石在1927年实现统一中国以后，没有走传统军阀培养个人势力的老路，而是维持了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形式，表明他当时是国民党旗号下各方面接受的政治人物。从形式上保持了国民党政治理想对于全国的号召地位。
　　中国国民党在由同盟会改组成中华革命党以后经过二次改组而成，它的基层组织和理想色彩，都是学习苏维埃俄国的样式形成的。但是，以后国民党高层发生分裂，孙中山的军政阶段变成了带有特务统治特征的政治高压与思想多元和宽容并存的政治多元体制。
　　当时，国内地方派和国民党各派对于蒋介石都接受，国际上各种背景的国家利益，也都需要蒋介石来加以照顾。于是蒋介石一时间处于左右逢源的地位。这是客观实际条件。
　　但是，地方派的接受和国际各方利益的照顾，只是外界对于蒋介石的历史地位承认的外部条件，而蒋介石本身的内在因素则起到决定性作用。应当说，比起毛泽东，蒋介石无论在对于思想理论水平还是在对于中国国情的政治把握上，都有很大的差距。
　　在这时，蒋介石本身的历史感弥补了他在思想理论体系上的不足和对于中国实际的真正把握上的不足。
　　这一历史感，就集中表现在《中国之命运》书中。蒋介石对于国民党当年北伐时受到的群众欢迎记忆犹新。打倒列强、废除租界等等民族主义实践活动，深深映在蒋介石的心中。但是，用什么样的理论来解释这一历史事实呢？
　　蒋介石在回顾这段历史时，回避了党组织的基层作用，也就是有意识地避开了基层组织的作用。这是因为，当年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替代了单纯来自国情的中体。三大政策是一个动态的吸引外来体制资源和政治资源的动态过程。当时国民党的下层组织主要是由共产党员和有着苏维埃俄国模式激励的积极分子来承担，所以蒋介石赖以成名的北伐政治基础，实际上是共产党人为他奠定的。
　　但是，他看到了城市中一般群众的反列强反租界的情感，把它向着民族主义的纲领上引导和解释。因此，无论是对历史的回顾还是对未来的展望，蒋介石都没有谈到国民党的建设。
　　对于军队超出地方军阀的政治性质，蒋介石没有从中国传统兵源产生地──农村的政治变革出发进行认真的反思，这是因为蒋介石名义上对于国民党军队特别是地方军队的一统指挥，在实践上主要还是依靠对于军队上层的政治拉拢、金钱收买等等手段的应用，这些毕竟进入不了理论层面，因此在《中国之命运》一书中也无从表达。

三：1943年，毛泽东的定位历史性发生
　　1943年7月8日，王稼祥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这是毛泽东的定位历史性发生的时刻，是中国共产党对于自己领袖人物进行历史性定位的自觉行动。
　　据历史学家研究，1943年的《中国之命运》一书是针对《新民主主义论》一书的。
　　毛泽东1940年1月9日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演，原题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载于1940年2月15日延安出版的《中国文化》创刊号。同年2月20日在延安出版的《解放》第九十八、九十九期合刊登载时，题目改为《新民主主义论》。
　　《新民主主义论》在有关中国共产党的基层组织运作原理上，在中国军队最大的兵源地──农村问题上，有着系统的论述，都超越了单纯民族主义和单纯国情论的圈子。
　　例如，对于蒋介石出于感性认识错认为是国民党的群众性的显露的北伐革命时期受群众欢迎的一段历史，毛泽东是这样表述的：“中国无产阶级，由于自己的长成和俄国革命的影响，已经迅速地变成了一个觉悟了的独立的政治力量了。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和整个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彻底的纲领，是中国共产党提出的；而土地革命的实行，则是中国共产党单独进行的。”
　　也就是说，1926年北伐从广州一路打到武汉的军事行为与群众奋勇支援的政治行为，无论是在军队中基层官兵还是在城市动员民众的工作，都是共产党员在实际起着作用。国民党受欢迎只是表象，实际上国民党的基层动员工作都是共产党人在做。但是，在中国兵源地──农村的群众运动中，中国农村在几千年的血缘亲族自治瓦解之后，在受到城市压迫情况下，发展出新型的自主政治关系，这是新的国情，是需要调查研究以后，用新的理论来加以概况的。
　　《新民主主义论》把中国的现代进程放在一个动态的、理论化的世界革命范围，以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来解释不平等条约、农村血缘亲族关系解体和中国农村面对城市压迫建立自治关系这些新的国情。
　　通过《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形成了对于中国革命的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新的历史观，同时也是当时中国共产党集体的历史观。
　　1937年1月至1947年3月，毛泽东在延安形成了对中国革命历史的理论体系。在这10年中，是毛泽东读书最多的一段时期。他发奋读书，有几个因素造成。
　　第一，到了延安条件改善了，生活比较稳定，书也多了起来，客观条件好了。第二，遵义会议后，他已经实际成为党的领导核心，尽管他已经是第一把手，而且重大的决策基本上都是由他决定的。革命形势也发生了巨大改变，从内战转变为抗日，党的军事、政治路线已经有了重大转变，但是，思想路线上一些坚持的东西和主观的东西还没有得到肃清。因此要取得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正确处理双方统战上的复杂关系，不解决思想路线是很难出现抗战的新局面，此时党的事业也需要他发奋地读书。第三，他个人也有决心和志气，虽然，有的领导人，笑话他是狭隘的经验主义者，不是真正理解马列主义，甚至在遵义会议的时候，也有人说他没有读过马列主义的书，说他不过是读了《三国演义》和《孙子兵法》来指挥战争，这些都是土包子的东西，无法指挥打胜仗的，所以到了延安他发奋读书，他读了非常多的书。
　　1937年1月，毛泽东到达延安后，通过各种渠道从国民党统治区搜集到大量各类书籍和报刊，后来，他的书逐渐多起来了，直到他的书架和床上都摆不下了，只好在离他住处不远的一间平房里放了一些书，并由专人替他管理。后因日军的飞机的骚扰和轰炸延安，他又将存放在平房里的书转移到一个比较深、比较安全的窑洞里，保护起来。毛泽东读书学习和写作时非常专心，当时，延安的条件非常艰苦，冬天也很冷，有时他的手脚都冻僵了，便放一盆炭火在桌子底下，炭火经常把他的棉鞋烧焦，他把棉鞋上的火熄灭后，继续坚持读书写作。
　　毛泽东在延安写《新民主主义论》一书时，就读了10几遍《共产党宣言》。为了让更多的人能够学到知识，在延安时期，他还办起了20多所学校，从艺术学院、妇女学院，到青年干部学院，再到民族干部学院，一应俱全。毛泽东还经常亲自到各个学校讲课。这都体现出毛泽东希望让知识根植大众的良苦用心。
　　1937年1月至1947年3月，毛泽东在延安住了10年，他博览群书，系统地学习和研究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当时在他的书架上摆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著作，还有许多线装的中国史书。在这期间，他结合中国革命的实际，共撰写了100多篇文章，后来收入到《毛泽东选集》中的就有92篇。《实践论》、《矛盾论》、《论持久战》、《论联合政府》、《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等许多重要著作，都是在延安时期相当艰苦的条件下写的。
　　1943年7月8日，王稼祥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这篇文章是第一次系统的将毛泽东思想进行论述，充分指明了毛泽东思想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中国的布尔什维主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运动实际经验相结合的产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和实践中指出的道路得到全党的认可，毛泽东思想也在党的领导阶层的共同努力下得到了完善。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在延安时期都为毛泽东思想的确立做出的重要贡献。周恩来在《七大开幕演说》中说道：“最主要的，我们还是依靠了我党领袖毛泽东同志的英明领导。他指示了我们以新民主主义的方向，他教育了我们以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和学说，他领导了我们经过中国革命三个历史时期，创造了伟大的革命力量，经历了无数次革命斗争，克服了无数次艰难困苦，达到了今天的初步胜利。”

　　（四）历史重演十回，蒋介石也敌不过毛泽东
王稼祥在《解放日报》上发表的《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可以说代表了中国共产党关于毛泽东思想的集体论述。文中说，中国共产党认为，毛泽东思想是“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运动实际经验相结合的结果”，“并且，这个理论也正在继续发展中。”
　　这里没有提到中国国情和中国实践，但是关于“中国革命运动实际经验”的内容，可以说代表了中国的国情是运动的、动态的和与国际思想政治环境联系的观点。毛泽东在延安10年中所写的大量文章建立的理论体系，是在认真钻研马列主义原著，结合毛泽东的10多年党内外斗争实践写出的，所以要理解毛泽东思想，就必须联系到他10多年党内外斗争实践这方面深刻领会到的中国国情。
　　毛泽东从一个进化论者和具有危机意识的中国青年，到最终选择马列主义参加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层，并逐渐成为核心，可以说有着对于民族危机的深刻认识。那就是要挽救中国，要挽救1840年以来中国民族危机，完成民族独立大业，必须以阶级意识和党的力量来结合国情、组织民众。
　　在民族危亡和抗日战争的紧要关头，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却是针对中国的文化建设问题讲的，可以说是到了一个相当高度的民族和国情理论层面。
　　因为是针对中国的文化进行的著述，所以，毛泽东也没有讲到党和军队的问题。但是，人们读《新民主主义论》，却可以清楚地联系毛泽东在两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的实践，看出这方面的理论总结。毛泽东写道：“在今日，谁能领导人民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并实施民主政治，谁就是人民的救星。历史已经证明：中国资产阶级是不能尽此责任的，这个责任就不得不落在无产阶级的肩上了。”
　　对于毛泽东的这个观点，蒋介石是不服的，1943年3月，蒋介石以他个人名义发表了《中国之命运》一书。
　　《中国之命运》一书，一开篇就打出中国国情的牌子，但是他的中国国情理论实际上是在国际上出于反法西斯大局，废除了历史上对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情势下自我膨胀。他认为汉民族意义上的三民主义，就可以解决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问题。
　　这表明蒋介石本质上是一个民族主义者，在《中国之命运》一书中，他对于中国明朝的灭亡和清朝的建立，有着一个对于现实的类比。他将明亡归咎于“外寇”与“流寇”，而1943年的类比的“外寇”与“流寇”，显然是指日本帝国主义和共产党，蒋介石甚至还认为，明不是亡于“外寇”，而是亡于“流寇”。他说：“满族原是少数人口的宗族，为什么能征服中国呢?──三百年的明室，在李闯王与张献忠等流寇与满族的旗兵，内外交侵下，竟以覆灭。自满族入关以后，中国的民族思想，便渐渐覆灭了。”
　　作为对蒋介石集团的哲学思想和现行政策的论述，《中国之命运》其攻击的对象主要是中国共产党和共产主义思想体系，同时也把矛头指向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蒋介石指出：“个人本位的自由主义与阶级斗争的共产主义。”“不外英美思想与苏俄思想的抄袭的附会”。这种从西方“照搬照抄”而来的学说，不切于中国的国计民生，违反了中国的固有文化精神，是中国民族精神的最大隐患。这样的学说和政论，“根本上忘记了他是一个中国人”，是“以某一外国的立场为产场，以某一外国的利益为利益，甚至为帝国主义作粉饰，为侵略主义作爪牙。”
　　这里蒋介石批评了对于西方理论的照抄照搬，认为无论是西方的自由民主还是苏联的阶级斗争理论都是不适合中国国情的理论，是为侵略做了爪牙。蒋介石在这本书中公开宣扬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专制主义。他不仅反对共产主义，连自由主义也不能容忍。闻一多说：“《中国之命运》一书的出版，在我一个人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我简直被那里面的义和团精神吓一跳，我们的英明领袖原来是这样想法的吗？五四给我的影响太深，《中国之命运》公开的向五四宣战，我是无论如何受不了的。”
　　蒋介石在自我膨胀时期推出的理论观点和特殊国情论，没有得到国内知识界和群众的正面反响，对于国民党的执政地位也没有任何帮助。在中国知识青年中，广泛认为蒋介石宣传的狭隘国情论和一党专政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特务统治的现实，必将导致类似于日本与德国那样的法西斯理论。
　　1943年，中共虽然还未成为中国政治舞台主角，但由《中国之命运》一书的出版，毛泽东已洞察到，抗战后期的国共力量对比将彼此消长，必引起中国政局的变化。未来中国命运之争，具体落在国共双方争取不同的抗战结果之上。关于这一点，蒋介石远没有毛泽东敏锐。早在抗战初期，毛已将战局的发展与政局的转换联系起来。1937年8月两党统一战线刚形成，毛泽东就提出：在联合抗战的情况下，要把民族革命与社会革命贯通起来。一位中共领导干部解释说：“民族革命指中日问题，社会革命指国共问题……这就是说，整个抗战时期，中共始终是将两个革命联系起来一并展开的。”
　　对于《新民主主义论》一书中，毛泽东隐含着的对于中国国情动态的、与国际政治联系的理解，蒋介石是无法理解的。他执着地认为毛泽东文中的阶级划分的观点不适合中国国情。
　　但是，有着东方社会背景的列宁主义认为，来自西欧的马克思主义主张的阶级斗争或者说阶级冲突，是解决国家政权的形式与功能的手段。格局将决定结局，富有战略眼光的毛泽东欲利用抗战后期两党力量的变化，争取实行两党关系的政治转型。
　　在延安写作了大量文章的毛泽东，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和《新民主主义论》，完成了以阶级斗争理论统一和动员中共的思想体系，为最终成为新中国的执政党打下了基础。
　　在被称为中共有史以来“最盛大、最完满”的中共“七大”会议上，毛泽东的开幕词，赫然以《两个中国之命运》为标题。毛泽东说：“中国之命运有两种：一种是有人写了书的；我们这个大会是代表另一种中国之命运，我们也要写一本书出来。”这本书就是《论联合政府》。
　　最终，毛泽东的历史定位和历史自觉，化为一个领导集体和一个有着民族命运的大党的统一行动。并于1949年，把蒋介石赶到了台湾。
　　蒋介石也对国民党溃败大陆进行了不断的反思与忏悔。
　　实际上，第三次国内战争开始后，蒋介石就开始对党国经常进行反思，最有代表性的一次反思是他1948年在“戡乱”建国干部训练班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他说：“抗战胜利以来，我们一般同志精神堕落，气节丧失，把本党50年的革命道德精神摧毁无余。甚至毁法乱纪，败德乱行，蒙上欺下，忍心害理。”又说：“我们党和团的组织复杂、散漫、松懈、迟钝，党部成了衙门，党员成了官僚，在社会上不仅不能发生领导的作用，反而成了人家讥笑侮辱的对象。”他甚至气愤地说：“自抗战以来，本党在社会上的信誉一落千丈，我们的革命工作苟且因循，毫无进展。老实说，古今中外，任何革命党都没有像我们今天这样的没有精神，没有纪律，更没有是非标准。这样的党，早就应该被消灭淘汰了。”
　　蒋的自怨自艾显示了他对整个党国民党“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扼叹，也暴露了他对国民党前途的深深忧虑。
　　国共决战失败后，蒋的反思更甚，他在1949年1月20日日记中写到：“此次失败之最大原因，乃在于新制度未能成熟与确立，而旧制度已放弃崩溃，在此新旧交接紧要危急之刻，而所恃以建国救民之基本条件，完全失去，焉得不为之失败。”他所说的新旧制度，实际上就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他改造后的三民主义。他甚至痛心疾首：“不幸许多同志，把总理所创的三民主义置之脑后。他们不根据三民主义去发挥本党的革命理论，而离开三民主义，自己任意发挥个人主观的见解，致使党的理论分歧。”
　　实际上，“离开三民主义，自己任意发挥个人主观的见解，致使党的理论分歧”的最大始作俑者就是蒋介石本人。1943年，西南联大历史系一位教授就告诉一位学生，在政府众多败笔中，最大的败笔是蒋介石《中国之命运》的出版。他声称，那本书中的错误多如牛毛，连美国汉学家都能看出来。
　　从1940年代初，从蒋介石《中国之命运》与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从这当中透露的历史定位来看，其中浓缩了国民党与共产党两个政党以及蒋介石、毛泽东两个领袖人物的历史互动。
　　历史互动结果，以及对其中内在因素的探索表明──
　　历史重演十回，蒋介石也敌不过毛泽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