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礼辉：警惕Diem成超主权数字货币把数字人民币打造成全球最佳

源自：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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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中国银行前行长李礼辉：疫情防控或加快推进数字货币的发行

　　随着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进入关键阶段，社会公众关心的使用现金支付是否安全的问题近期得到了相关的权威解释。更多的人倾向于在特殊时期使用无接触的电子支付手段，专家表示，这或许还将推进数字货币的发行和使用。
　　尽管目前尚不清楚新型冠状病毒可以在现金表面存活多久，但考虑到其主要通过与受感染者的接触和飞沫传播，为了确保安全，人们正在减少面对面的现金直接交易。
　　在周六的一场新闻发布会上，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范一飞介绍，为保证公众使用现金的安全与卫生，春节前人民银行紧急向武汉投放了40亿元的新钞，提高了银行网点工作人员和办理现金业务群众的安全感。同时，暂停了现金跨省调拨，以及部分疫情严重地区的省内调拨，尽可能减少人员流动，降低在途感染及传播的风险。
　　对疫情防控重点地区回笼现金，采取紫外线或者高温等消毒，存放14天以上再投放市场。范一飞说，“目前的措施还是有效的，我们要确保老百姓使用现金的安全和卫生。”
　　他同时谈到，人民银行将进一步加快推进移动支付领域工作。“目前，这方面业务发展很快，最近三年来移动支付笔数和金额的年复合增长率分别达到83.5%和39%，应该说我国的电子支付还是比较领先的。”“下一步，还要采取一些措施，鼓励网上银行、手机银行等渠道全天候为客户提供金融投资、生活缴费、网络购物等多项服务。“
　　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区块链工作组组长，中国银行前行长李礼辉在周末接受中国日报专访时表示，在当前防控疫情的情况下，应该可以加快数字货币发行。
　　“不过，我国的现代化新兴电子支付平台已经非常成熟，微信支付和支付宝在线上支付平台在全球已名列第一、第二位，”李礼辉谈到。“应用于零售业务场景的数字货币的发展前景，在一定程度上将取决于市场的选择，也取决于数字货币的效率、成本和便捷性，以及由此决定的具有商业价值的经济规模。”
　　中国人民大学未来法治研究院金融科技与区块链研究中心主任杨东在接受中国日报采访时谈到，总体看，受疫情影响，数字货币的推出或将进一步加快。“这主要是因为疫情病毒使得人与人之间直接接触的频率大大下降，现金作为一种交易媒介受到了’排斥’，从而使需要当面进行支付的“纸币”的使用量进一步减少。”
　　“机构和个人都会在短时间内更加倾向于使用包括数字货币在内的非直接接触的交易媒介，而这种倾向会很快地形成一种用户粘性。数字货币将会以此为契机，加速其发行与应用，”杨东说。
　　此前，范一飞曾表示，央行法定数字货币已经基本完成顶层设计、标准制定、功能研发、联调测试等工作，下一步将合理选择试点验证地区、场景和服务范围，稳妥推进数字化形态法定货币出台应用。（原题为《疫情防控或加快推进数字货币的发行》）

源自：新浪财经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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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银行前行长李礼辉：疫情防控或加快推进数字货币的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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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梁雨山
　　2月17日，中国银行前行长李礼辉近期在接受‘中国日报’采访时表示，“在当前防控疫情的情况下，数字货币应该可以加快发行。”
　　他同时指出，“不过，我国的现代化新兴电子支付平台已非常成熟，微信支付和支付宝在线上支付平台在全球已名列第一、第二位。应用于零售业务场景的数字货币的发展前景，在一定程度上将取决于市场的选择，也取决于数字货币的效率、成本和便捷性，以及由此决定的具有商业价值的经济规模。”
　　此外，中国人民大学‘金融科技与区块链研究中心’主任杨东也持有类似的观点，认为疫情将加速提升数字货币的发行速度。他在近期表示，“总体看，受疫情影响，数字货币的推出或将进一步加快。这主要是因为疫情使得人与人之间直接接触的频率大大下降，现金作为一种交易媒介受到了’排斥’，从而使需要当面进行支付的“纸币”的使用量进一步减少。”
　　在杨东看来，“机构和个人都会在短时间内更加倾向于使用包括数字货币在内的非直接接触的交易媒介，而这种倾向会很快地形成一种用户粘性。数字货币将会以此为契机，加速其发行与应用”。
　　据火星财经此前报道，相关负责人于去年12月透露，央行数字货币（DC/EP）在坚持双层投放、M0替代、可控匿名的前提下，已基本完成顶层设计、标准制定、功能研发、联调测试等工作。“下一步，将遵循稳步、安全、可控原则，合理选择试点验证地区、场景和服务范围，不断优化和丰富功能，稳妥推进数字化形态法定货币出台应用。”
　　关于上述试点验证地区，《财经》曾援引知情人士消息称，央行数字货币试点项目有望在深圳、苏州等地落地。该试点项目由央行货币金银局牵头，数字货币研究所具体落实，工、农、中、建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以及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三大电信运营商均参与其中。

源自：Tech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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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李礼辉：虚拟货币注定不能成为一种大众化支付工具

　　据新华网报道，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区块链研究工作组组长、中国银行原行长李礼辉在接受《白话金融》栏目采访时表示，以比特币为代表的虚拟货币存在投机性太重的问题，所以注定不可能成为一种大众化或者能够进入公共社会生活的支付工具，或者一种所谓的这种货币形态。因为虚拟货币包括比特币在内存在的这样一些问题，所以在全球范围内包括中国出现一些关于虚拟货币炒作行为和投机行为，在这方面认为加强监管是非常必要的。任何一个新技术的应用和发展，在其发展过程中，本身的安全性是需要得到关注的。另外，任何一个新的概念都有可能会被炒作，需要我们特别关注，这才能维护新技术健康、可持续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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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自：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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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语：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方兴未艾，数字经济正为中国经济增长注入新活力。近期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大力发展数字经济”。本期新华网《白话金融》栏目邀请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区块链研究工作组组长、中国银行原行长李礼辉，分析阐释我国数字经济创新发展的趋势和看点。

问题一：为何要大力发展数字经济？
　　李礼辉：中央重视数字技术、数字经济的发展，这符合当前全球技术创新趋势和经济发展趋势。数字技术应该是多种的数字化技术的集成，包括区块链、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等，我觉得数字技术应用最大的长处，是能够大幅度提高经济效率。
　　为什么能够提高经济的效率，因为（数字技术）可以构建一个更加直接、高效的网络。过去，我们说世界是平的。在一个平面中，企业和企业之间的联系，个人与个人之间的联系，以及人与物的这种联系是平面的。而平面的连接或者架构，造成的问题就是节点多，效率低。
　　通过数字化技术，特别是区块链技术、云计算技术，还有人工智能技术，我认为未来有可能建立一个立体的、折叠的、交互式的架构。在这个架构中，过去点对点、端对端之间的交互关系将更加直接，不需要通过更多的中央节点，进一步提高效率。区块链还有个很重要的优势，可以通过数学算法建立一个数字信任。
　　我们可以设想，在一个交互式的立体架构中，又有了一种数字信赖的关系，这样整个经济运行的效率就会更高，可以获得比过去更低的成本，更高的效率，能够让整个经济社会发展更加迅速。

问题二：我国在全球区块链研究与应用处在哪个阶段？
　　李礼辉：区块链技术经过十年发展，应该说还处在一个初级应用阶段，现在已经有一些规模化的商业应用，但规模总体还不大。另外，很多应用还是一种带有实验性质的。
　　所以，如果拿一句话来归纳现在区块链技术的发展状态，那就是区块链技术现在还不是特别成熟，区块链规模化可靠应用的瓶颈还有待突破，我们还处在区块链技术和产业创新的关键机遇期。
　　区块链是多种的底层技术创新，比如P2P的对等网络，还有一些密码学的算法作为一种组件技术，它本身是比较成熟的。但当我们把已有的组件技术集成在一起时，那就会得到新的要求。另外，区块链也有特定的技术，比如共识算法、智能合约，这些技术要满足规模化可靠应用的需求，也要进一步创新，让它更加成熟。
　　在中国运用区块链技术或者用其他数字化技术也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中国是一个超大的市场。在超大的市场中，任何数字化技术的创新、数字化技术的应用，都要达到超大市场高并发的要求。这也是未来区块链技术进一步创新、进一步提升、进一步成熟所要努力的方向。

问题三：您是否认同“区块链时代已至”的观点？
　　李礼辉：一半同意，一半不同意。我们不能够单一强调某一种数字技术，包括区块链技术、大数据，我认为未来应该是个数字技术的时代，是数字经济的时代。
　　这个时代正在到来，而且正在加速到来。所以我认为，任何一个单一的数字化技术都是不可能独木成林的，区块链技术必须和人工智能技术、大数据技术、云计算技术紧紧地结合、集成在一起，才有可能发挥更大的效能和作用，从而满足未来经济社会的需求。

问题四：在区块链话题持续火热的语境下，我们又应如何看待炒“币”行为？
　　李礼辉：比特币是比特币，区块链是区块链。2009年，当时比特币是基于区块链技术平台推出了一种所谓的这种虚拟货币的概念。说到比特币，其实我们也说的是虚拟货币。虚拟货币有两个最重要的问题缺陷，在技术上，它是基于这种公有区块链的平台的，在去中心化的公有区块链的架构下，以比特币为代表的虚拟货币，它的交易效率很低，速度很慢，不能够满足这种规模化的应用需求的。
　　另外，以比特币为代表的虚拟货币存在投机性太重的问题，所以注定不可能成为一种大众化或者能够进入公共社会生活的支付工具，或者一种所谓的这种货币形态。因为虚拟货币包括比特币在内存在的这样一些问题，所以在全球范围内包括中国出现一些关于虚拟货币炒作行为和投机行为，在这方面认为加强监管是非常必要的。任何一个新技术的应用和发展，在其发展过程中，本身的安全性是需要得到关注的。另外，任何一个新的概念都有可能会被炒作，需要我们特别关注，这才能维护新技术健康、可持续的发展。
　　我认为，对可能会带来重大的技术风险、金融风险，或者说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行为，是必须要严格监管的。我们绝不允许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国家出现一些全局性或者系统性的金融风险，这实际上也是各个国家金融监管的一个底线。
　　另外，我们应该特别关注、保护、促进新技术的实验创新和发展，应该给新技术的创新和广泛应用营造一个更好的环境，能够帮助其成长。

问题五：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加快金融体制改革”，数字技术在此领域能发挥什么作用？
　　李礼辉：金融体制的深化改革，对于中国的金融业发展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在这里，我觉得有两点特别重要：第一，金融体制的深化改革，必须适应数字化技术在金融应用或者说金融科技创新的趋势。就金融的管理体制、金融的监管体制、乃至整个的金融市场布局而言，要能够适应数字技术、数字经济的新时代。这是非常重要的工作。
　　另外，未来的金融市场的参与者与或者从业者会越来越多，除了大型的国有金融机构、中小型的银行以外，还有（其他）中小型的金融机构，也会有越来越多的科技企业可能会从事部分金融业务或者准金融业务，甚至打金融业务的“擦边球”。
　　随着市场主体越来越多，金融体制和金融系统需要更高的运作效率和协调性，也需要更加全面到位的监管。未来金融科技的创新，将为金融监管提供一种新的可能性，即利用数字化技术来提高监管效率，降低监管成本，同时也降低被监管成本，从而把整个市场潜在的金融风险控制在一个低水平范围内，保证整个金融业更好、更顺畅的可持续发展。
　　这样金融业才能够真正达到初衷，更好地为实体经济服务，为实体经济创造更高的价值。（新华网 刘绪尧、何凡采写）

源自：金色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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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1月13日，在北大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和人民日报出版社举办的“数字”研讨会上，第十二届全国人大财经委委员、中国银行前行长李礼辉行长，发表了主旨演讲。李礼辉对央行数字货币的发行方式、技术路线以及未来前景进行了最新详细的归纳，此外还对虚拟货币成长的经济原因以及Libra的相关优势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以下是金色财经对演讲内容的精彩梳理。

谈数字货币
　　在谈及数字货币时，他表示，数字货币到底会不会重构我们的货币体系，包括我们中国的货币体系，以至于全球的货币体系，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把所有的采用数字化技术的形式都称为数字货币，我把数字货币大致分成三类。第一类所有的法定数字货币，或者中央银行数字货币。第二类就像比特币、以太币，把它称之为虚拟货币，有的也把它称为某种资产。第三类把它归纳为可信任机构的数字货币，在可信任机构数字货币的基础上如果进一步衍生，可能派生在可信任机构的数字货币出全球性数字货币。
　　关于一些具体的数字货币的形式，他认为关注的焦点应该是高并发与高可靠性，具有法定地位、具有国家主权背书、具有发行责任主体的数字货币称之为法定数字货币，其本质依然是法定的数字货币和支付工具。从2014年开始很多国家的中央银行就已经宣布启动数字货币的研发，但是数字货币可能应用的技术，包括共识机制、分布式账本、区块链、加密算法等技术目前还是无法达到超大市场零售业务高并发的需求。我想主要是因为技术上的瓶颈还没有突破，所以全球还在权衡抉择的过程中，现在还没有做出抉择。
　　尽管是这样，多个国家的中央银行基本上形成了大致的共识，IMF最近也发布了一些报告，报告表示，很多个国家的中央银行的意见是数字货币有潜在的好处。
　　第一，可以节省现金流通的成本，特别是在偏远而又辽阔的地区，以及在跨境零售支付这样一些场景中，法定数字货币可以有效的降低现金流通的成本，同时也有助于防范假币。
　　第二，可以强化之后社会的公共属性，推进铺会金融。他们认为法定数字货币能够为公众提供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工具，不再需要商业银行的账户，不再需要商业银行作为支付中介。
　　第三，法定数字货币可以为数字资产的交易提供端对端可靠支付工具，区块链的智能合约、秘钥等等技术，按照约定的商业条款以及适应的法律自动执行资产转移。
　　第四，可以加强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特别是在经济长期衰退的阶段，我们采用法定数字货币这么一个形式，可能比较便于实施负利率等等特殊的货币政策，这个还要进行进一步研究。在法定数字货币这么一个体系下，我们进行负利率政策会碰到哪些问题呢，可能还要进一步研究。
　　与此同时，中央银行也认为法定数字货币也有一些潜在的风险和问题，李礼辉根据一些专家讨论的观点做出了三点归纳。
　　第一，可能削弱商业银行初始的信贷能力和盈利能力，法定数字货币可以有两种发行模式，一种是间接发行，跟我们现在的发行模式是一样的中央银行通过商业银行向公众发行货币。还有一种，因为法定数字货币架构的特殊性，法定数字货币是直接向公众发行的。不管是哪一种形态中央银行在法定数字货币的架构下，它是都可以吸收公众的存款，就会有一个问题，公众的存款它可能会从商业银行流向中央银行，这样的话迫使商业银行提高利率以获得资金留住客户，商业银行的成本就提高了。
　　第二，它可能更加容易促发系统性的金融风险，特别是出现经济危机或者金融危机的时候，信任等级比较低的商业银行可能会出现难以控制的数字货币的挤兑，并且引起连锁反应。大家知道在传统的货币发行体制下是现金，某一家银行出问题了只要大银行支持过去，这种挤兑很容易被防止。法定数字货币的存款只要满足条件，取出存款很容易，就会引起某一家银行的支付危机，而且引起连锁反应可能会促发系统性的金融风险。
　　第三，在法定数字货币这种架构下，中央银行对货币市场的调控有更加直接的权力，或者更加绝对的地位。李礼辉认为在法定数字货币的情况下，央行的资产负债表有可能大幅度扩张的。前面提到的基本上是各个国家中央银行比较一致的认识，中国的专家对这些问题还要进一步讨论和研究。
　　中国的市场是远远大于其他国家，数字货币对中国来说更加重要。李礼辉认为推出中国的法定数字货币，可能会有一定的过渡性。可能会特别注重传承和替代，及维持现行的货币市场的运行机制和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逐步去替代传统的货币工具和支付工具。
　　下面是李礼辉对央行官员去年做的一些报告和发言的归纳及解读。
　　第一，会选择间接发行的模式，采取双层运营投放体系，我刚才提到法定数字货币，它既可以选择央行到公众直接发行的模式，也可以选择中央银行到商业银行到公众的间接发行模式。就中国现在的情况看，我觉得还是有比较大的可能是采用间接发行的模式，它维持双层运营投放机制，好处是第一，不必再造金融基础设施，有利于节省投资。第二，不必要重构货币发行与管理格局，有利于管控风险。第三不必衔接不同特征的货币发行模式，有利于稳定市场。如果发行模式不一样，两种运行体制必须要衔接，我们选择这种间接发行的模式，跟传统的体系是一致的，这样的话就能够稳定我们的市场。这是大概第一个可能性。
　　第二个可能性，坚持中央银行管理，或者叫中央银行中心化管理的模式，同时采用并行的技术路线。我自己觉得中国是个很大的国家，我们即使发行法定数字货币我们也不可能采用去中心的或者说多中心的这么一种管理模式，应该会保持现在的中心化的管理模式。主要目标在于说要保证货币传导机制的可靠性，保证货币调控的效率。同时因为我刚才提到的现在的区块链技术还无法达到超大市场零售业务高并发的需求，所以我们应该会保持技术中性，不依赖单一的技术，不依赖单一的区块链技术。还有更大的可能，比如说采取赛马的机制，由一些指定机构进行研发，看看市场更需要什么，同时哪一条技术路线能走的更好那时候再来确定。
　　第三，采用“账户松偶合”的方式，替代流通中的货币，替代M0。我们在座各位手上都有微信、支付宝，我们的支付宝、微信支付绑定一个或者两个我们的银行账户，包括借记卡，也包括个别的代记卡。在这样一种状态下，我们必须通过银行才能够进行价值的转移，哪怕微信和支付宝是不需要加密码的支付，但它必须通过银行账户来实现价值转移的。现在的银行账户管理是严格的实名制的管理制度，所以在现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采用微信支付也好，支付宝也好，是没有可能实现匿名支付的。但是法定数字货币它可能会采取账户松偶合加上数字钱包的这样一种方式，然后设计中技术官员认为是可以脱离银行账户来实现端对端的价值转移，就可以减轻交易环节对金融中介的依赖，并且实现可控匿名支付，是可控的，由中央银行来把握。比如支付五千块钱就可以匿名支付，超过了5000块就可能不能够匿名的。如果在短时间以内有大笔的支付，哪怕每一笔支付数量很小，也可能被列入监控名单。这种可控匿名支付，我认为认为在数字货币的形态下也是容易达到的。
　　还有一个，我们中国的所谓法定数字货币或者中央银行的数字货币选是替代M0，流通中的现金。这一点跟我们其他国家的推出的金融机构的数字货币是不一样的，像美国推出的金融机构的数字货币并不着眼于替代流通中的现金，而替代金融交易，金融机构之间的清算是M1甚至M2。
　　在这里头要讨论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现在我们的微信支付、支付宝数字技术构建了一个以信任链接为纽带的支付和生活服务的平台。但我们设计中的法定数字货币，理论上是可以脱离网络，脱离银行实现价值转移，是法定数字货币有别于微信支付、支付宝的优势。但是我认为法定数字货币到底能不能替代传统的货币形式，取代新兴的电子支付工具，成为主要的货币形式和主要的支付工具，最终会是一个由市场来决定的过程。这个抉择条件是会不会更加便捷，流通的成本是否更低，大众是否乐意接受，从而形成具有商业价值的经济规模。

谈虚拟货币
　　下面来讨论虚拟货币，我自己觉得我们对虚拟货币有很多不同的看法，我自己觉得关注焦点应该是去中心化与它的投机性。虚拟货币其实大家都知道没有实体资产做支撑，也没有足够的信任背书，企事业包括一些小的金融机构推出的所谓的稳定币，它的实体资产到底支撑到什么程度呢？也没有一个值得信任的全球是会计事务所来进行审计的，它的信任也是值得怀疑的。虚拟货币既然没有足够的信任背书，又没有信任资产，为什么会在这么多年里头不断的成长？这其实是我们要问的一个问题。我自己觉得它是有经济层面的原因的，我归纳了两个方面。
　　第一，虚拟货币有生存土壤，它是在公有区块链的社区，或者公有区块链技术为架构的虚拟社区中存在的，第一它具有通行网络的治理机制。第二通行发行虚拟货币的激励机制，所以在这些虚拟的去中心化的公有链社区中，虚拟货币是参加者认可的等价物和支付工具，也是他们的工作贡献的一个证明。
　　第二，虚拟货币是有市场需求的，虚拟货币它可以匿名，可以跨境，它是难以管控的，因为它的这些特性它可能会成为资金非法流动和投资的工具。全球有一个很大的暗网市场，有毒 品交易、色情交易，这样一个市场它的规模多大，现在谁也说不清楚。在这样一个市场中它需要什么？需要的是地下可以信任，地上难以管控的这样一些支付工具、货币工具。所以我认为像比特币这样一些虚拟货币正是适应了这种暗网市场这一类的地下市场的交易和支付需求。
　　我们来进一步讨论到底虚拟货币会走到哪里去？我认为它存在两个很大的问题。第一就是它的技术性缺陷，刚才我们提到的虚拟货币是在去中心化的公有区块链的架构下生存和发展的，在这样一种架构下它的全网验证是通过超大规格的数据同步，而且各个节点的运行能力也需要平衡。到现在为止不管发展的最好的比特币还是后来居上的以太坊，都不能解决交易效率和规模化应用的问题。
　　第二，存在经济性的问题，或者经济性的缺陷。它因为缺乏足够的实体资产做支撑和信任背书，投机性太重，在2018年虚拟货币，比特币最低的价格是3158美元一枚，年初最高的价格是19700多美元一枚。最低价格跟最高价格之间跌了84%。另外一个，全球各种各样的虚拟货币它的总市值在2018年下降跌幅87%，我们中国人很多参与比特币虚拟货币的投机交易，应该说大部分人是受损失的。为什么呢？我们看看比特币，大家如果进一步去分析比特币的账户结构，发现它的40%左右的比特币是有1000个左右的账户来控制的，一千个账户是很容易投机的。去年上半年五六月份我们中国有一个做比特币很好的投资者，也是一个技术专家，他做了比特币遭受了很大的损失，最后也选择了自杀这么一条路。
　　我自己觉得这一块投机性非常重，有两个问题，一个是说它规模化的问题，现在还达不到，另外一个就是投机性太重。因为这两个原因我自己觉得虚拟货币目前还是难以进入大众化的交易和生活场景。中国对这样一些所谓的虚拟货币交易是严格控制和严格监管的。到去年年底，我们中国有173家虚拟货币的交易和融资平台，都已经无风险退出，我认为这是完全必要的。
　　现在来讨论社会全球性可信赖机构的数字货币，关于全球性的数字货币应该特别关注的是它的超主权和超银行。法定数字货币刚才已经提到了，因为法定的地位和国家主权的背书而可信任。其他的任何机构的数字货币要做到可信任必须具备这样一些品质，我把它归类为五个方面。
　　第一，具有公众信任机构的信任背书；第二具有商业价值的客户规模；第三具有高效可靠的金融交易和支付平台；第四，具有可审计的金融资产支撑；第五，具有行政许可的市场准入。

谈Libra
　　大家对Libra也有一些研究，Libra是有一些潜在优势，有21家的联合的创始机构，信任背书是足够的。第二，这个20几家的创始机构已有的客户群体扣掉重复的至少20亿。我刚才提到我们的微信支付、支付宝是10亿以上，它不是一个独立的货币体系。我们的支付宝、微信支付客户群体基本上是国内的，国外的很少。大家可能不知道我们中国现在有这么多网络平台，哪一个平台全球的客户最多呢？应该是tiktok，tiktok可能至少有两三亿的海外客户，也许它还在很快的成长。现在其他的跟支付相关的东西，很少有全球的客户，但是脸书主导著有全球客户，这是他们一个非常重大的优势。
　　还有一个，就是它应用所谓的分布式对等的架构和数字钱包，同时它也承诺以硬资产来保证它的价值。脸书推出的Libra，明确指出还不能采用去中心化的架构，他们保证五年以后采用去中心化架构。这些东西大部分是脸书说的，到底Libra能不能得到发达国家的市场准入门槛呢？我自己觉得还是会有几个重大的问题要解决的。
　　第一，技术平台的效率和可靠性到底怎么样，就我刚才说的他现在采用的多中心联盟的对等式网络架构到底可靠吗？它的效率能不能达到高并发的需求呢。第二市场运行模式的可行性和透明度怎么样？把那么多钱烧进去，我们的钱换成他的天秤币，到底它的透明度怎么样，它的可行性又怎么样。第三合规的管控到底执行什么路径，它的可信度怎么样。
　　其实，我自己觉得Libra到底能不能成为全球性的支付和基础设施，成为全球的货币系统关键在美国。在法规之外，到现在为止Libra还受到很多质疑，包括美国的政客、政治家、美国政府部门的质疑，在法规之外有什么能打动美国政客、政府，应该是国家的经济金融战略。去年脸书的CEO回答了议员们提出的一堆问题，在这个会上脸书的CEO强调的四个观点。第一个观点他们推出的Libra并不想创建一个全新的主权货币，它只是一个全球的支付系统而已，而且在它的储备金中美元会占最大的比例。第二，这会扩大美国的金融领导地位，以及在世界各地的民主价值观。第三，他说如果美国不进行创新，美国的全球金融领导地位就可能被削弱，就没有保证。第四，中国在技术创新的某些方面已经超过了美国，部分金融基础设施，指的是微信支付、支付宝，已经领先于美国，美国必须建立更加现代化的支付基础设施。
　　我自己觉得如果说美国试图保持金融霸权地位，他是有可能对Libra基于附加限制性条件的行政和准入。比如说要求Libra锚定的主权货币里头增加美元的比重，增加一到三分之二左右，70%左右，以符合美元在全球的霸权地位。有可能要求Libra遵循美国关于反逃税、反洗钱的规范。
　　我们必须更加警惕的是什么？全球性的数字货币可能会导致金融颠覆，第一是超主权，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的地位本质上是取决于公众的信任，弱小的国家如果说遭遇更大的经济困难，主权货币就可能被超主权的全球货币替代。在某些国家比特币都替代了他们的主权货币，更不要说超主权的全球货币。还有一个是发达经济体的主权货币一般不会退出货币舞台的，更可能成为超主权货币的锚定对象，这样主权货币跟超主权的全球货币之间的主治地位可能会更替。还有一点，我认为全球有可能会出现几个势均力敌的超主权货币体系，此外，就是全球流通的超主权货币也许不会再有明确的国别标签。像Libra是在瑞士主设，不在中国主设，重要的是公众认可的全球性的商业应用和数字信任。
　　第二，超银行，Libra目标是提供可以覆盖全球各个角落点对点、端对端的交易合转账平台，形成可以覆盖全国各个角落的金融基础设施。它很有可能从支付清算逐步入口储蓄、资产交易等领域，渗透平民大众的经济生活，就不再需要第三方金融机构和商业银行，可能全面来争夺金融业的市场。从上面的分析来看，我认为数字货币很有可能重构我们的金融模式和货币体系，这是现实的考验也是未来的机遇。
　　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我觉得数字货币在未来的全球数字经济的竞争中一定会居于核心的地位，所以我们中国很有必要抓紧研究发行中国主导的全球性数字货币的可行路径和实施方案。中国主导的全球性数字货币可以是由央行主导的，我认为也可以是由企业主导的。我们也应该有必要进一步完善，我们国家的法定数字货币的具体架构。我前面介绍的是我的解读，我们这些架构怎么做的更加完善，我觉得我们也要进一步探讨。我们应该立足于中国的数字金融健康发展，加快数字金融制度的建设，加快数字金融标准化的建设，抓紧制定数字货币监管法定数字货币发行等等数字金融的制度。
　　第三，数字金融必将进一步强化金融全球化、经济全球化。在数字金融全球制度建设中应该积极争取我们的话语权，并努力争取主导权，我们应该加强国际监管的协调，促进达成监管共识，建立数字金融、数字货币国际监管统一标准。
　　以上是李礼辉的演讲，金色财经根据嘉宾现场发言整理，未经本人确认。

源自：上海证券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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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证报中国证券网讯2019第三届中国互联网金融论坛今日在京召开，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区块链研究工作组组长、中国银行原行长李礼辉在出席活动时表示，区块链的技术应用已经延伸到数字金融、物联网、智能制造、供应链管理、数字资产等多个领域。他认为区块链底层技术尚未成熟，规模化可靠应用的技术瓶颈有待突破，目前处在区块链技术和产业创新发展的重大机遇期。
　　李礼辉认为，有必要建立数字金融创新的沙盒实验制度，积极探索数字金融业务监管的新模式、新规范。数字金融势必进一步强化金融全球化，在数字金融建设中，应该积极参与并努力争取相关国际规则和标准的话语权和主导权，加强国际监管协调，促进达成监管共识，建立统一的数字金融国际监管标准。
　　与此同时，他表示，应当实施数字经济的国家战略，推进数字金融创新。他提到，应当掌握自主可控技术。根据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的研究，在区块链的共识机制、智能合约等底层技术上，我国目前缺乏自主产权。大部分应用项目采用开源区块链底层平台进行适用性的调整开发，在并发用户数、吞吐量、可靠性、安全性等方面进行优化，适应业务的需求，实现身份验证、隐私保护、节点管理等功能。
　　他表示，应该大力支持技术创新，力争掌握数字技术的主导权，明确数字技术、数字产业政策对于数字企业研发和人才给予税费方面的优惠，鼓励数字技术的开发和应用。鼓励“中资+外资”，“大中+小微”在数字技术的关键领域掌握自主可控的知识产权，在数字经济、数字金融的关键领域，建立全球性的竞争优势。
　　此外，李礼辉还提到，应当加快标准化的建设和制度创新。应该抓紧完善关于区块链金融的技术标准、安全规范和认证审核制度。在法律上应该明确数字资产的法律定义，明确智能合约的合同性质以及它的有效性，明确分布式架构下的责任主体以及行为规范和监管标准。（黄紫豪）

源自：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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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李礼辉：应抓紧完善区块链金融技术标准、安全规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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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区块链研究工作组组长、中国银行原行长李礼辉
　　（记者：陈鹏）“我们应该抓紧完善关于区块链金融的技术标准、安全规范和认证审核制度。”在12月17日由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等主办的“2019第三届中国互联网金融论坛”上，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区块链研究工作组组长、中国银行原行长李礼辉表示，在法律上，我们应该明确数字资产的法律定义，明确智能合约的合同性质以及它的有效性，明确分布式架构下的责任主体以及行为规范和监管标准。
　　李礼辉说，“区块链技术的应用已经延伸到数字金融、物联网、智能制造、供应链管理、数字资产等多个领域，如何评价区块链技术和产业发展的现状？我的看法是区块链底层技术尚未成熟，规模化可靠应用的技术瓶颈有待突破，我们处在区块链技术和产业创新发展的重大机遇期。”
　　中国应该怎么做？李礼辉从技术和标准、制度建设两个维度提出建议。他认为，要掌握自主可控技术，同时加快标准化的建设和制度创新。
　　“根据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的研究，在区块链的共识机制、智能合约等底层技术上，我国目前缺乏自主产权。中国是个数据大国，也是个算力大国，但是我们是个算法弱国，我们好多原代码、基本的底层算法程序过多依赖美国等西方国家。所以，应该大力支持技术创新，力争掌握数字技术的主导权，明确数字技术、数字产业政策对于数字企业研发和人才给予税费方面的优惠，鼓励数字技术的开发和应用。鼓励’中资+外资’，’大中+小微’在数字技术的关键领域掌握自主可控的知识产权，在数字经济、数字金融的关键领域，建立全球性的竞争优势。”李礼辉说道。
　　他还表示，我们应该抓紧完善关于区块链金融的技术标准、安全规范和认证审核制度。在法律上，应该明确数字资产的法律定义，明确智能合约的合同性质以及它的有效性，明确分布式架构下的责任主体以及行为规范和监管标准。
　　新京报记者陈鹏
　　编辑王宇校对郭利

源自：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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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李礼辉：穿透数据孤岛解决小微企业“两难”问题

　　新华网北京12月16日电（杨晓波）14日，第二十一届北大光华新年论坛在国家会议中心举行，中国银行前行长李礼辉表示，大型银行的小微金融存在“掐尖”现象，这可能会加大中小型金融机构、银行的小微金融风险。
　　他认为，当前经济形势下面临着四个“偏低”问题，即民营企业融资占比偏低、上市银行的估值偏低、直接融资占比偏低、固定资产投资动力偏低。“造成这一局面的主要原因是：传统信用模式、行政手段、初级资本市场以及民营企业方面存在局限性。”
　　为破解这一难题，在李礼辉看来，应建设数字信任机制，确保价值交换符合契约原则和法律规范，避免无法预知的交易风险；完善市场化定价机制，商业银行合理的信贷定价，应该覆盖风险成本和资金成本；完善财政税赋制度，调整小微企业的税赋结构，减少中间税；完善资本市场，鼓励长期投资，吸引并规范保险、养老基金等长期资金入市。
　　在谈及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时，李礼辉表示，大银行的服务重心要下沉；中小银行、中小金融机构应该有直接的融资；科创企业可以通过计算优势、数据能力，为金融机构提供数据信息；穿透数据孤岛，建立社会诚信体系特别重要。
　　

源自：财经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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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14日消息，由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主办的“第二十一届北大光华新年论坛”于12月14日在北京举行。论坛的主题为“奋进新时代、探索新动能”。中国银行前行长、第十二届全国人大财经委委员李礼辉出席并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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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礼辉强调，金融配置失衡，需寻求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赋能实体经济的可行路径。他指出4个偏低：一是民营企业融资占比偏低，二是上市银行的估值偏低，三是直接融资占比偏低，四是固定资产投资动力偏低。
　　他表示，“同一阶段并存的4个偏低，应该有内在的联系。”由此他又指出，金融资源配置存在四个局限：
　　第一，传统信用模式的局限性。信息不对称放大了传统商业信用的缺陷，容易造成底层信用隔离，民营的小微企业大多资本实力弱，风险成本高，信用价值低，融资难，融资贵。
　　第二，行政手段的局限性。大型银行如果只是在小微金融市场“掐尖”，那只是一批优质的小微企业从中小银行到大型银行的信贷“搬家”，未必能够显著增加小微企业信贷供应的总量，并且可能迫使中小金融机构“降维”经营，承担过高的风险成本。
　　第三，初级资本市场的局限性。我国的资本市场仍不够成熟、不够完善。
　　第四，民营企业的局限性。大多数民营企业的成功经验局限于房地产、资源开发、基础设施建设、通用工业制造、传统服务业等领域，只有极少数的民营企业较早启动转型。
　　他强调，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着眼长远，务实可行。对此他提出几点建议：
　　第一，建设数字信任机制。运用大数据技术发现信用，应用区块链技术解决信任问题。
　　第二，完善市场化定价机制。商业银行合理的信贷定价，应该覆盖风险成本和资金成本。
　　第三，完善财政税赋制度。调整小微企业的税赋结构，减少中间税，细分所得税；适当扩大小微金融业务税赋优惠，对金融机构发放给小微企业的贷款，免除或大幅减少增值税和所得税。
　　第四，完善资本市场。鼓励长期投资，吸引并规范保险、养老基金等长期资金入市。

以下是嘉宾发言全文：
激发活力 纠正失衡
　　金融资源配置失衡，是一个经常被提起、一直难解决的问题。很有必要探讨深层次的原因，寻求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赋能实体经济的可行路径。
　　当前有4个偏低。

一是民营企业融资占比偏低。
　　在税收、GDP、技术创新成果、劳动就业、企业数量等方面，民营企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度是5 6 7 8 9，即50-90%。
　　金融资源配置渠道包括银行贷款、债券发行和股票融资，目前还没有区分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官方汇总统计数据。根据统计局、人民银行、财政部、银保监会披露的有关数据测算，2018年末，民营企业贷款占企业贷款的比重在40%左右，债券融资的占比较低，民营企业负债总额占企业全部负债的比重在30%左右，这与民营企业的经济贡献度是倒置的。

二是上市银行的估值偏低。
　　目前，A股市场平均市盈率14.39，平均市净率1.63；而银行板块平均市盈率只有6.55，平均市净率只有0.8。

三是直接融资占比偏低。
　　2019年1-3季度，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增量18.74万亿元，其中直接融资（企业债券与非金融企业境内股票融资）规模为2.62万亿元，占比14%，同比提升1.64个百分点，但仍然远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

四是固定资产投资动力偏低。
　　2018年，我国最终消费支出对GDP增长贡献率76.2%，高于资本形成总额43.8百分点。与之相应，这2年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一直偏低，这将削弱持续发展的动力。
　　2019年1-10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5.2%，其中高科技产业投资增长14.2%，提示产业结构优化的趋势。但民间投资仅增长4.4%，比2018年同期回落4.4个百分点。第一产业民间投资增长-2.4%，回落15.8个百分点；第二产业民间投资增长2.3%，回落3.5个百分点；第三产业民间投资增长6.8%，上升1.4个百分点。
　　同一阶段并存的4个偏低，应该有内在的联系。我尝试做一些综合分析。

第一，传统信用模式的局限性。
　　讨论民营企业经济地位时，人们更多关注民营企业在税收、GDP、就业等方面的贡献度。还有一个值得强调的指标是9，即民营企业数量占全部企业的90%。这表明，民营企业的绝大多数是小微企业，国有企业的绝大多数是大中型企业。
　　传统的信用模式有明显的局限性。由于信任需要积累，因而信用的建立需要较长的周期，信用形成的成本高；由于必须经过可信任的中央节点，小范围的经济行为难以成为社会认可的信用记录，信用可及的范围小。信息不对称放大了传统商业信用的缺陷，容易造成底层信用隔离，民营的小微企业大多资本实力弱，风险成本高，信用价值低，融资难，融资贵。

第二，行政手段的局限性。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11月召开的民营企业座谈会中提出，要大力支持民营企业发展壮大。会后各部门和各地政府密集推出支持民营企业、小微企业的发展一系列政策措施，已经取得初步成效，特别是显著改进了我国的营商环境。世界银行《全球营商环境报告2020》中，我国营商环境全球排名第31位，比1年前提升15位。
　　不过，一些行政化手段的实际效果有待考察。例如，规定大型商业银行对小微企业贷款的增长指标和利率上限。2018年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为1.83%，穆迪测算的民营企业不良贷款率为4.2-4.7%。信贷定价如果未能覆盖风险成本，就难以持续经营。大型银行如果只是在小微金融市场“掐尖”，那只是一批优质的小微企业从中小银行到大型银行的信贷“搬家”，未必能够显著增加小微企业信贷供应的总量，并且可能迫使中小金融机构“降维”经营，承担过高的风险成本。

第三，初级资本市场的局限性。
　　我国的资本市场仍不够成熟、不够完善。2017年我国上市公司市值相当于GDP的71%，美国、日本分别为166%和128%。我国股票市场投资者换手率偏高，2019年1月上交所和深交所换手率分别为120%和266%，而香港、伦敦证券交易所的换手率仅为44%和49%。债券市场中商业银行持有国债的占比偏高，保险公司、基金公司的参与度不足，国债换手率低，不利于货币政策的有效传导。我国资本市场准入难，退出也难，每年退市率不到0.5%，而国际主要资本市场的退市率处于2%～10%之间。

第四，民营企业的局限性。
　　改革开放的40年，是我国民营企业成长进步的40年。40年中的前30年，总体上经济的外延张力大于内涵张力。大多数民营企业的成功经验局限于房地产、资源开发、基础设施建设、通用工业制造、传统服务业等领域，只有极少数的民营企业较早启动转型，成功实现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形成核心竞争力。这几年，我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转换为高质量增长，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大多数民营企业还需要一个学习的过程、适应的过程。而且，由于民营企业平均利润率下降，融资难，也就限制了民间投资的动力和能力。
　　金融稳，经济稳；金融增值，经济才能增效。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着眼长远，务实可行。

第一，建设数字信任机制。
　　数字信任的价值在于，可以在信任未知或信任薄弱的环境中形成可信任的纽带，节约信用形成所需的时间和成本，加持商业信用。数字信任的主要优势是高效率、低成本的普惠性。一是运用大数据技术发现信用。例如，蚂蚁金服、微众银行等新型的金融机构，通过数据挖掘发掘普罗大众的信用价值，推进信用普及，为数百万户小微企业发放贷款。二是应用区块链技术解决信任问题。以算法程序表达规则，只要信任共同的算法程序就可以建立互信。通过编程化的智能合约，可以自行确定并自动执行交易各方认同的商业条款，可以引入法律规则和监管节点，确保价值交换符合契约原则和法律规范，避免无法预知的交易风险。例如，在供应链金融场景中，应用区块链技术建立多方协作架构，可以将核心企业信用传导至更多层级；可以将商业约定纳入智能合约，防止资金挪用和恶意违约。人民银行在深圳推出的贸易金融区块链平台，可以实现供应链应收账款多级融资、跨境融资、国际贸易账款监管、对外支付税务备案表等业务上链运行。

第二，完善市场化定价机制。
　　商业银行合理的信贷定价，应该覆盖风险成本和资金成本。对于享受财政补贴和央行定向降准优惠的信贷业务，应该以覆盖经补偿后的平均风险成本和资金成本为基准，限制上浮的幅度。完善市场化定价机制，才能办真正的银行。

第三，完善财政税赋制度。
　　2019年税赋制度改革的步子是最大的，减税降费2万亿元，提高企业应纳税额起点，降低增值税率，有利于降低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的实际税费负担。税赋制度还有深化改革的余地。一是调整小微企业的税赋结构，减少中间税，细分所得税，原则上做到有盈利纳税，无盈利不纳税；增加税前扣除，适当调整税基，对科研和技术创新投入、职业培训投入予以税前扣除。二是适当扩大小微金融业务税赋优惠，对金融机构发放给小微企业的贷款，免除或大幅减少增值税和所得税，补偿银行承担的部分风险成本，支持小微金融“维稳”。

第四，完善资本市场。
　　鼓励长期投资，吸引并规范保险、养老基金等长期资金入市。扩大资本市场双向开放，促进投资便利化，完善人民币跨境使用政策，完善离岸人民币市场流动性服务框架。加强资本市场制度建设，以科创板为试点，探讨注册制改革的可行路径，规范上市公司停牌、退市制度。完善债券市场信用评级制度和债券市场违约处置机制，支持境外主体在境内发债融资，鼓励境外投资者投资中国债券市场。

源自：《财经》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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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李礼辉：大数据、区块链等新技术正在建立一个普惠的信任机制

　　“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等新技术或者说数字技术的应用正在建立一个普惠的信任机制。”12月7日，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区块链工作组组长、中国银行原行长李礼辉在“三亚财经国际论坛──全球格局变化下的应对与抉择”上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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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区块链工作组组长、中国银行原行长李礼辉
　　李礼辉以“新时代新金融”为主题，指出我们的经济社会正面临一些重要的转折点。第一个变化，是具备支付能力的老龄化品质生活的需求。2018年中国60岁以上的人口是2.49亿，占总人口的比重已经达到了17.9%，中国已经进入称之为轻度老龄化的社会。与老龄化同步的是居民支付能力的提升。这样一个社会将会创造规模化的金融市场，特别是保险业的市场。
　　第二个变化，是具有投资能力的全球化的财富管理市场。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我国高净值人群的数量迅速增加，带动了财富管理市场的扩张。未来我国的财富管理市场将发展为一个全球化的市场。
　　第三个变化，是具备普惠信任的数字化经济社会架构。李礼辉提出，传统的认证工具和信任模式难以适应数字经济社会的需求，而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技术正在建立一个普惠的信任机制。李礼辉以区块链技术举例道，区块链以算法的成熟来表达规则，只要信任共同的算法程序就可以建立互信。在保持商业信用的同时，区块链建立了一种技术背书的信任机制，用数字信任来加持商业信用。
　　李礼辉表示，在我国金融业面临这样一个全新的发展机遇期时，我们应该推进观念的创新，技术的创新，服务的创新和制度的创新，打造新时代的新的金融。
　　首先要树立正确的金融价值观。第二是要掌握自主可控的核心技术，大力支持技术创新，力争能够掌握数字技术的主导权。第三，要加快金融服务创新，充分利用数字技术提高金融服务的品质。第四，推动标准化建设和制度创新，抓紧完善关于数字金融的技术标准，安全规范和认证审核制度。
以下为李礼辉发言实录：
李礼辉
　　感谢主持人，尊敬的周主席，各位嘉宾、各位朋友。周主席是我们保险业行业的领导，以及专家，他刚才说的非常系统，把保险和科技融合发展说的很透彻。我是做银行的，我站在这里说保险有两个原因，第一，我工作的中国银行是以银行为主，但是保险+科技我们在内地在香港总共有四个保险机构。我家里的成员我们也是银行业和保险业，我们有保险的从业者，也有银行的从业者，同时我们也都是保险的客户。
　　今天我跟大家分享自己的看法是“新时代新金融”，我想从更广义的角度来讨论金融业，把保险放到金融业里一起来讨论。
　　我们现在正在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我们的经济社会面临一些重要的转折点，我归纳了三个方面：第一，具备支付能力的老龄化品质生活的需求。2018年我们中国60岁以上的人口是2.49亿，占总人口的比重已经达到了17.9%，已经进入称之为轻度老龄化的社会，老龄化的程度未来将会继续加深，所以老龄化将是一个长期的趋势。与老龄化同步的是居民支付能力的提升，据瑞信他们的测算从2000年到2018年这18年间中国的中产阶级的财富增长了330%，增长的速度高居全国之首。预计到2020年我们中国人均财富在1到10万美元之间的成年人口将会达到全国的成年人口的50%。
　　所以我们是这样一个未来的社会，是具备支付能力的高品质的老龄生活，这样一个社会将会创造规模化的金融市场，特别是保险业的市场，这是第一个重要的转折和变化。
　　第二，具有投资能力的全球化的财富管理市场，财富是资产的储存，财富的形式包括存款、债券、股票、基金、信托、理财、保险、贵金属、现钞等等金融资产，当然也包括以数字资产的形态存在的金融资产，也包括房地产、艺术品、名贵家具等投资性的不动产。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我们国家高净值人群的数量迅速增加，带动了财富管理市场的扩张。根据2018年全球财富报告我国进入全球最富裕10%人群的规模达到8940万，仅次于美国的1亿零247万，我们居全球第二位。2018年我国财富管理市场的规模124万亿元，个人可投资的资产规模约190万亿元，其实保险机构历来是财富管理市场最大的机构投资者。与此同时我们国家正在全面放开商业银行保险期货、基金和证券公司的外资持股鼓励限制，我们国家未来的财富管理市场将是一个全球化的市场。目前我们国家的财富管理市场仍不太成熟，我的看法不成熟的地方主要是：风险的约束机制部分失灵，底层资产配置局部失衡，财富管理机构有的过度拉高产品的预期收益率，以争夺市场，有的过多投资于风险过高，实际投资风险超过了大多数投资者的风险偏好。面对这样一个规模巨大，高速增长，但是不太成熟的市场，财富拥有者关注的是资产的增值，金融监管机构更多关注的则是风险的防范和制度的建设。
　　第三个变化，具备普惠信任的数字化经济社会架构。我们国家物联网链接规模2018年达到23个亿，预计今年是31亿，到2022年是70个亿。与此同时物联网联合的速率将几何级提升，5G的通信网络具有高速度、广连接、低时延的特点，时延可以低于一个毫秒。
　　在数字化的经济社会中，诸多的链接具有控制功能或者交易功能，包括金融交易的功能，这就需要对管理、指挥、调节的权利进行认证，也需要对物权关系、信任关系进行认证。比如说以后物联网进一步发展，智能化水平进一步的提高，我们要操控一个在路上行驶的无人驾驶的汽车，谁能够操控某一部汽车呢，这种指挥和控制的权利是需要认证的，是传统的认证体系和训练体系无法达成的，传统的权利的认证和物权认证的体系总体上是中心化的，环节比较多，效率比较低，覆盖面比较小，在传统的商业信任模式中信任需要积累，信任也需要中间结点，建立信用所需要的时间长，信任可及的范围小，信任的成本高，因此传统的认证工具和信任模式难以适应数字经济社会的需求。
　　我们看到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等新技术或者说数字技术的应用正在建立一个普惠的信任机制。我把它归纳为三个方面：
　　一是区块链的技术通过数学方法来解决信任问题。区块链以算法的成熟来表达规则，只要信任共同的算法程序就可以建立互信。
　　通过编程化的智能合约可以自行确定并交付执行交易各方认同的商业条款，可以引入法律规则和监管控制节点，确保价值交换符合契约原则和法律规范，避免无法预知的交易风险。
　　在保持商业信用的同时，区块链建立了一种技术背书的信任机制，用数字信任来加持商业信用。
　　二是大数据技术通过数据挖掘发现信用。大家知道这里主要的还是阿里巴巴在领跑，以后有越来越多的科技平台、金融机构跟进，推出基于大哥数据技术的普惠金融服务。像2016年阿里巴巴旗下的几个金融机构和科技机构他们就对小微企业发放贷款，累计发放数8000多亿元，这些资金都流向了实体经济的底层。这里的关键是运用大数据技术发现信用，创造信用，发掘普罗大众的信用价值。
　　三，应用数字技术进行身份认证和物权认证。传统的经济社会总体上是独立个体的互联，包括我们现在这个阶段的互联网的架构也差不多是独立个体的互联，个体之间的交互是必须通过中心的，在未来的数字经济社会中，我认为平面的中心化的互联将会迭代升级为立体的分布式的交互。比如说金融服务平台也包括我们的保险业务服务平台，必须支持多终端、多场景的使用，必须构建用户相互信任、信息真实对称的基础环境，这就要求构建信息跨机构交互共享的技术架构，以保证数据的可靠传输，保护用户的隐私，同时也要求采用信息真实性交互验证的技术，进行用户授权的验证。这些业务在现在的保险业务中，比如说平安保险他们的车险业务中已经在应用这样的技术。在分布式交互的数字链接中集中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等技术能够对人进行识别，进行时空的定位，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意义：一是可以认证人物的身份，确认端对端点对点的控制、指挥、调节的权利。二是可以认证数字化资产确认物权的价值和归属。我觉得数字信任主要的优势是高效率、低成本的普惠性。
　　前面我们讨论了三个方面，归纳起来说具备支付能力的老龄化品质生活需求，具备投资能力的全球财富管理市场，以及具备将为我们国家的金融业创造一个全新的重大的发展机遇期，我们应该推进观念的创新，技术的创新，服务的创新和制度的创新，打造新时代的新的金融。
　　这里提几个建议或者是我自己的想法：
　　第一，树立正确的金融价值观。我理解的金融服务的价值观包括固守本原，珍惜托付，谋全局谋长远，不违背市场规律和职业道德。比价格战等有长远竞争力的是信誉和品牌。价格战可能你只能够赢得一时的优势，但是它是不可持续的。
　　我理解的金融监管的价值观包含：监管+服务。全球化+市场化，降低监管成本和被监管成本，监管机构往往强调的是怎么降低监管成本，我们希望降低监管成本的同时能够有效的降低被监管的成本。
　　比行政手段更有约束力的是市场机制和法律的规范。我们有时候遇到问题就推，一推就推到行政手段上去我觉得这个不足取，比行政手段更有约束力更有推动力的应该是市场机制和法律的规范。
　　第二、掌握自主可控的核心技术。我现在担任区块链研究小组组长，区块链的技术已经得到了初步的形成，但是到现在为止我们的底层技术还不成熟，我们的规模化、可靠运用的瓶颈还没有突破，所以现在还是在比较小的规模，比较低的高并发性的场景中应用，这些全球都有一个发展进步的过程。对中国来说我们有一个问题是什么，我们的问题在于说在数字化的底层技术方面，我们的好多关键的、核心的技术是依赖于外国的，有一种技术性的对外国的依赖，这是很危险的。比如说我们现在区块链所采用原代码基本上都不是我们中国自己的，这种技术性的依赖会造成未来发展比较大的问题。现在欧洲的一些国家比如说德国和法国他们最近推出了一个叫“GA×（音）”的计划，他们希望通过这个计划在减少在数据技术方面对于美国的依赖。那么中国应该怎么办呢，我觉得我们应该大力支持技术创新，力争能够掌握数字技术的主导权，我们应该明确产业政策对数字技术研发企业和专业人才给予税费方面的优惠，鼓励数字技术的研发和应用，国家队+民营队，中资加外资，大中加小微在数字技术的关键领域掌握自主可控的知识产权，在数字经济、数字金融的关键领域建立全球性的竞争优势。
　　第三，加快金融服务创新。我们应该积极扩展金融服务的新的市场。去年和今年我去过泰康人寿和中国人寿他们做的一些养老社区，他们的创新实践证明了什么，证明了把养老保险和金融投资，养老社区的建设和管理，养老服务和医疗保健有机结合，可以形成兼具服务价值、社会价值和投资价值的养老保险金融服务产业，这一点我觉得三亚海南应该有特别大的区域优势。我曾经在海南当过两年的副省长，我觉得这个产业投资规模大、循环受到长，它需要有实力有远见可信任的金融机构，这个产业重在服务，重在品质，所以它需要有爱心、有能力，可托福的金融管理团队。
　　我们应该充分利用数字技术提高金融服务的品质，比如说我们把数据分析和信用评价的对象从法人主题扩展到知产主体，我们过去是关注对法人的信用评级，对知产的信用评价做得是很差的。我们要区别发行主体，区别行业，区别项目，为财富管理的底层资产的风险定价和组合进一步配置。
　　第四，推动标准化建设和制度创新，我们应该抓紧完善关于数字金融的技术标准，安全规范和认证审核制度。说到数字资产，说到区块链我觉得我们在法律上还要做什么事呢，在法律上我们应该明确数字资产的法律定义，明确数字化的合约它和同性质以及它的有效性。
　　明确分布式架构下的责任的主体极其行为的规范和其监管的标准。我们应该立足于数字金融的健康发展，加快数字金融制度建设，抓紧制定数字金融监管，数字保险监管，数字货币监管等等数字金融制度。而且我们也应该看到数字金融势必进一步强化金融的全球化在数字金融全球化制度的建设中我们中国不应该缺位，我们应该积极参与并努力争取我们在全球的话语权。
　　应该加强国际监管协调，促进达成监管共识，努力建立数字金融国际监管的统一标准。
　　上面就是我跟大家分享的观点还有一分多钟。
　　袁满：谢谢李行长。他今天的演讲其实是非常客观的讲述了金融科技领域的一些原则和面临的一些挑战，以及现实的技术还没有克服的一些问题，非常非常的客观，而且非常的务实。接下来有一个提问的机会，在场的听众有没有人想提问，请举手。如果没有的话我有一个问题，您刚才其实也谈到了数字资产的界定问题，这也让我想到了一个关于，我们现在也在谈个人信息的保护，实际上对于很多应用金融科技的企业来筛，金融企业科技应用有一个很重要的叫KYC，更好的了解客户的需求以及精准定价，但是怎么把商业的应用和需求与个人信息保护这个去平衡，您在这个问题上怎么看？
　　李礼辉：我们中国这几年在关于个人信息保护方面我们取得了一些进展。比如说我们《电子商务法》，《民法通则》的修订都对个人信息的保护做了比较严格的规定。我觉得这些法规规定要落实到位是需要一个过程的，而且重要的问题是我们现在的这些规定对具体的一些定义，具体的规范并不明确。比如说关于数据信息，哪些属于公共信息，我们是没有明确定义的，还有关于个人信息，哪些个人信息是需要特别保护的，商业机构出于商业目的在利用这些个人信息的时候你要遵循哪些规则，我觉得这个应该在法律上我们应该做的更好一点。这些问题解决了我们才有可能解决周主席提到的数据孤岛的问题，也才有可能解决我们现在的隐私保护做得更好更到位的问题。
　　刚才袁主持人提到一个问题，就是怎么样去平衡，平衡两者之间的关系，我自己觉得可能第一个原则上是商业机构要使用个人的信息应该要得到个人的，就是说信息数据所有权权得到他的授权，这应该才可以。
　　第二，我们当然也应该建立一个比如说我们国家应该建立一个由政府主导的信息共享的系统，我们现在中国的数据系统，我们的信息统计体系，还是一种叫“以表格为中心”的统计体系。区域不同，部门不同，行业不同，领域不同，它的数据标准规定完全一致，我觉得解决数据的一致化和统一性的问题也特别重要。如果我们能够建立一个全国的统一数据管理系统，实现数据的共享，像刚才主持人提到的这些问题可能是比较容易得到解决的。对于个人隐私的保护有个全民的意识的提高和社会的容忍度的问题，我想说的是为什么互联网经济，互联网金融在中国发展的比较好，当然政府的支持，政府的鼓励起了很大的作用。政府的宽容鼓励了这个行业的发展，但实际上在中国我们跟西方的国家比，我们公民个人对于自己隐私的保护这方面的观念比较淡薄，诉求不那么强烈也有很大的关系。我觉得这应该是一个互进的过程，希望公民的隐私保护意识逐步的提高，企业在使用这些个人信息的时候你的法律意识，全球化的意识，全球化标准规范的意识，或者说遵循全球行业惯例的意识也应该做得更好，我觉得这可能是个过程
　　“三亚财经国际论坛──全球格局变化下的应对与抉择”由《财经》杂志、财经网、财经智库联合主办，于12月6日～10日在海南三亚举行。
　　（嘉宾观点据现场发言整理，未经发言人本人确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