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洁夫：疾控的权威性在于专业技术而非行政级别

健哥纯爷们 · 发表于: 2011-8-12 22:17:13

　　黄洁夫，男，汉族，1946年出生，江西吉安人。中国肝胆外科专家。为中国共产党第十五、十六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现任中央保健委员会副主任（正部长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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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包七 · 发表于: 2020-3-25 22:26:00

源自：新京报

原文标题：黄洁夫：疾控的权威性在于专业技术而非行政级别
⊙记者：肖隆平李云蝶

　　CDC专业技术人员要真正做到“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敢于担当的科学精神与风骨，国家应从法律上将行政干预的缺口堵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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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卫生部副部长、现任中国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委员会主任委员、清华大学医院管理研究院院长、中国器官移植发展基金会理事长黄洁夫。张华东摄

　　17年前，一场SARS冠状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肆虐全国。时任卫生部副部长的黄洁夫亲临一线，指挥抗击非典。
　　17年后，一场新型冠状病毒疫情袭来，并在世界暴发。如今，任中国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委员会主任委员、清华大学医院管理研究院院长和中国器官移植发展基金会理事长的黄洁夫密切关注新冠疫情的发展，对疫情建言献策，并坚持每周在协和医院从事外科临床工作。
　　针对这次新冠肺炎疫情，3月20日，新京报记者独家专访了黄洁夫。
　　专访黄洁夫：搞疾控的人是“战士”，他们的权威是技术，而不在级别。新京报“剥洋葱”出品

谈SARS
领衔第二批专家组，支持钟南山病毒说
　　问：2003年SARS期间，你在卫生部做什么工作？
　　答：十七年前的事，仿佛还是昨天，记忆犹新。我是2001年10月调至卫生部的，2003年2月7日我回广州过年，8日广东省副省长与卫生厅长告知我原来工作过的中山医科大学附二院发生了医务人员群体性不明原因肺炎，医疗界有些紧张。我第一时间就电话报告了卫生部主要领导，卫生部高度重视，春节前就派遣卫生部与国家CDC（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赴穗调查。第一批专家组调查结果是“衣原体”感染性肺炎，主要是当时发现尸检病理有大量衣原体。春节后，疫情未能控制，有更多人员发病，多个医院均发生疫情。我受命作为第二批专家组的卫生部领导赴广州。当时的科学技术手段有限，没有现在的基因测序、核酸检测等，病原体一直未明确，国家CDC专家与广州临床专家意见不一致，有“衣原体与病毒之争”。我是支持钟南山等八名呼吸病专家意见的，认为疫情是病毒感染。

　　问：这次新冠肺炎暴发后，你主要做了什么？
　　答：常言“国家有难，匹夫有责”，作为一名74岁的退休干部，虽已不能亲临抗疫前线，但心在抗疫前线，“老骥伏枥”吧！我有许多学生和昔日同事与朋友都在抗疫一线，我为他们的安全担心，也为他们英勇奋战取得的胜利而鼓舞，也尽量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主要是在中国器官移植基金会层面，例如：基金会与海峡两岸医药卫生交流协会的同志们联合，联系台湾中华妇女联合会向大陆捐助了台湾第一批抗疫急需物资；基金会募捐善款，并与宜兴市人民政府、韩美林紫砂艺术馆捐赠紫砂壶义卖向抗疫一线的战友们献爱心；基金会开展了“网上讲座”，集中移植专家的智慧讨论与疫情有关热点问题，如：“终末期新冠病人肺移植”、“瑞德西韦”临床试验，疫后公卫体系重建等向国家有关部门建言献策。

谈“短板”
国家应从法律上将行政干预的缺口堵死
　　问：与2003年SARS相比，你觉得这次应对疫情比较大的进步是什么？
　　答：经过SARS以后我国综合国力与十七年前已今非昔比，我国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与科学技术上有了很大的进步。令全世界瞩目的是我们用了很短时间发现了新型冠状病毒是传染源，并在2020年1月10日，把新冠病毒全基因组序列与全世界分享，对传播途径有较明确判断，在检测、诊断和治疗新冠病毒方面均有较大进展。重组疫苗现已进入临床试验，火神山、雷神山医院、方舱医院建成使用，以及全国4万多名医护人员英勇赴疫情最前线，全社会万众一心抗击疫情都是了不起的进步。

　　问：与2003年SARS相比，哪些方面变化很小或没有改变？疫后改革有什么建议？
　　答：与社会经济及科技显著进步相比较，我国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滞后，正如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的我国的制度、体制与能力的现代化管理改革十分紧迫，这次新冠疫情深刻地反映了这些“短板”。如果不是党中央国务院的果断决策与我们体制的强大，则疫情牺牲会更加严重。我相信，党中央国务院会在疫情控制形势进一步好转时审时度势地处理一些遗留问题并推进公共卫生体系改革的。
　　至于疫后改革，有人建议将CDC权力提升，我认为疾控工作是一种技术性工作，是采用科学方法对各类传染病、流行病开展监测，系统分析、风险评估、预警和干预，并制定标准和指南，是种专业技术要求很高的工作，权力的提升是在于技术工作不受行政干扰的权威性，而不是行政级别的提升。如果将疾控技术人员官员化，疾控工作则有极大风险。国家CDC与国家卫健委疾控局，地方CDC与地方卫健委疾控部门的行政关系和专业领域责任应该厘清。应完善重大传染性疾病防控的直报系统，及时客观地反映临床一线医务人员的科学报告，临床医学与公共卫生脱节的两张皮的老大难问题要解决。
　　CDC专业技术人员要真正做到“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敢于担当的科学精神与风骨，国家应从法律上将行政干预的缺口堵死。要明确重大疫情问题处理的责任、越级申诉的权利和渠道，以及失职渎职的责罚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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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0日，黄洁夫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

谈新冠患者肺移植
希望成为世界认可的中国硬核技术
　　问：你如何评价一些国家政府提倡的“群体免疫”抗疫模式？
　　答：“群体免疫”应该说是个伪命题，英文中的Herd immunity是人类与传染病斗争中形成的“免疫屏障”的理论与概念，上世纪六十年代我上医学院就学过的老理论，是“物竞天择”。如果今天在抗击疫情中采用自生自灭的“群体免疫”，实际上是向病毒投降。会造成大量病人的死亡与社会动乱。这种观点是对人类医学进步的否定，也是不尊重人权。有些政府巧用这个概念，威慑公众，让公民自觉隔离，实际上也达到封城、封国的目的，现在尽管说有不同的模式，但实际上除了隔离还是隔离，只是分层、分级、分期的隔离而已，在疫情与经济损失中找平衡。不少国家的疫情失控，十分惨烈。我们移植圈有不少专家都认识到生活在我们这个国家的幸运与自豪。我国的新冠疫情作为甲类管理，诊疗所用的试剂、中西药、呼吸机、ECMO（体外膜肺氧合）都充足供给，甚至对有一丝希望的病人都尽百分之百的努力，例如：采用肺移植，降低死亡率。

　　问：最近无锡市人民医院和浙江大学第一医院做了几例新冠肺炎患者的肺移植手术，引发各界关注。对此你怎么看？
　　答：对烈性传染病进行器官移植是世界医学的禁区，肺移植技术已是成熟的医疗技术，但如何在新冠肺炎中使用则是全球关注的热点。我国提出进行高选择性、高防护性、严管控性的肺移植以降低新冠死亡率，这使世界移植协会（TTS）与世界卫生组织器官移植特别工作委员会（WHO Task Force）十分关注。最近世界移植协会（TTS）与WHO与我联系，希望我国介绍在疫情中如何推进器官捐献与移植的经验。所以对此项工作我国应有统一指挥，选择前期已有扎实临床工作基础的团队进行临床研究，切忌一哄而上，合理与符合伦理标准地利用爱心奉献的器官来源，并要评估与科学总结及随访，并由有扎实专业外文基础的专家予以总结，形成为世界所认可的中国抗疫的硬核技术。

谈病毒起源
世界人民都需要一个更详细、更透明的解释
　　问：现在国内外均热议新冠病毒来源，你有何见解？
　　答：有关新冠病毒起源的问题，我们的“云播间”由武汉同济大学陈忠华教授根据国内外文献做了较全面的一个报告，你们可以上网参考。我只是一名临床外科医生，隔行如隔山，这个问题应请病毒学家来回答更妥当一些。但现在国际上有别有用心的人借助疫情污名化中国，我是十分愤慨的，病毒来源是一个生物界的自然过程，应该科学地研究，更不能带上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这是明显违反2015年世界卫生组织关于疾病与病毒命名原则的。
　　我们应该清醒认识现有一些反华势力企图将新冠疫情变成在国际社会孤立中国、遏制中国发展的机会。我们应坚决回击，俗话说“打蛇要打七寸”，要应用科学的事实与围绕这一次新冠疫情流行病学，病毒演化树中的种种疑问，实事求是地反击。
　　2002-2003年SARS首先发生于佛山、顺德等周边农村，与广东的野生动物市场交易与广东人的生活习惯关系链条清晰，又找到了零号病人，经过近三年时间的努力才逐步明确从蝙蝠到市场野生哺乳动物再传人的关系。但武汉市居民较少有吃野生动物的习惯，目前新冠病毒的“中间宿主”或人类的直接感染源仍未明确，零号病人不清楚。再加上国内外许多病人与华南海鲜市场或武汉毫无联系，围绕疫情发生的去年在国外11月～12月也有许多发人深省的事件。所以我认为应请世界卫生组织（WHO）牵头在全球范围内调查研究，应该发挥我国曾经参加过中美合作冠状病毒研究的病毒学与流行病学专家的作用，与世界科学家一道得出可信的科学结论，世界各国人民都需要得到一个更详细、更透明的解释。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博士说“世界应该感谢武汉人民”，我认为这是他的肺腑之言。

　　问：你怎么判断现在我国与全球疫情形势？
　　答：目前全世界科学界对新冠病毒的认识都还不够，具有很多的不确定性，我不能够毫无科学依据轻易对疫情发展形势做预测。我国的抗疫由于有国家体制的优势与全社会的热烈响应及医务人员高尚的职业操守，我们已取得了重大阶段性胜利，看到了希望曙光。但随着全球疫情的恶化，如何防止输入性疫情成了艰巨的挑战，绝不能掉以轻心，新冠疫情长期化很可能是个事实。当前我国采取的严格隔离政策与全球的疫情发展、新冠病毒的进一步了解结合起来，及时准确地将抗疫与经济社会恢复要做战略战术上的调整。另外，新冠疫情也可能给我国带来一次机遇，提升我国公共卫生在世界上的话语权、国际竞争力及政治大国形象。至于全球的疫情形势我是不乐观的。COVID-19病毒与SARS病毒不同，它在人与人之间有很高传播速率，由于国家体制、文化、经济、宗教的不同，制约因素很多。目前全球有180多个国家和地区出现超过30万新冠肺炎病例，世界卫生组织称新冠肺炎是“世界大流行病”（Pandemic）。这个大流行病还会持续相当长一段时间，对全球的政治与经济都将会产生严重影响并改变世界格局。

谈中西医之争
“一个世界，一种医学”
　　问：你怎么看待此次新冠肺炎治疗中民众与医务界对于中西药孰优孰劣的争议？
　　答：中西医谁优谁劣的争论是毫无意义的，中医和西医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体系，各有其优势。目前我国医疗服务是西医占绝对优势，建议不要用西医的标准来衡量中医。由于中医具有中国哲学和传统文化的属性，中医对某些疾病有明确疗效，国内民众普遍是肯定中医的。中医药在抗击新冠肺炎中发挥的作用与贡献记录在抗疫战场上，得到举世关注和赞誉。我建议中医应根据中医理论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有个中医的学术命名，不能跟随西医也称COVID-19，是否可称之为“庚子时疫”，根据不同地域和气候特点，又分“温湿”（湿热）、“寒湿”。中国古代历史有名的中医治理瘟疫有完整的理论体系和防治经验，应予以总结与提炼。
　　我记得美国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李政道博士十余年前访问北京时曾给部级领导作过一场世界科技进展瞻望的报告，讲到未来的医学应发挥中医天人合一的整体观、辩证施治的个性化以及内外兼治的特色。他讲，中西医准确讲法应该说是现代医学与传统医疗。他说未来应该是One world，One medicine（一个世界，一种医学）。
　　我国中医专家应阐明在抗疫中怎样扶正祛邪、化痰清热、宣肺败毒等，使新冠肺炎可以预防，使轻症不成为重症，使重症转为轻症，怎样配合西医救治危重病人，并要有准确的英文翻译与术语，用国际社会听得懂的语言与方式讲好中医的故事。中医药制药业应该将现在疫情中已证实的中医药方剂变成符合世界食药规格的产品，如：片剂、冲剂、胶囊剂，并备有英文的成分说明与安全性保证，使中医药为世界抗疫发挥作用，为中医药走向世界迈出坚实的一步。应该把此次抗击疫情看作是中医药走向世界的黄金时机，不争论，不折腾，做实事。老子曰“胜人者力，胜己者强”，中医的强大必须依靠中医医务人员的自强精神。

　　问：如何看待国际上对中医的一些“非议”？
　　答：我是学西医的，但我并不否定中医，生病时有时也找中医诊病，2017年我去梵蒂冈参加一次世界移植会议前身体不佳，就专程去广东省中医院住院了一个星期。世界上有不少华侨包括外国朋友也看中医。但不可否认，我国的中医医务工作者需要自强。例如我国中医院西化现象很严重，中医药大学教育中中医课程薄弱，中医学校毕业生报考西医的研究生比例过高，从事中医的学生专业思想不牢，中青年知名中医专家太少。中医也用大白鼠作动物实验发表论文，申报基金和奖项，中医大夫诊病都要看化验单和CT（计算机断层扫描）、MRI（核磁共振成像）、PET-CT（正电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显像）报告单，中医的“脉诊”与许多行之有效的中医疗法已差不多失传，名中医后继无人。民间中医生存空间很小，特别是那些世代传承确有专长，实践中又得到广大民众认可的民间的中医学偏方、祖传方是可贵的遗产，要进行抢救性挖掘和扶持。应制定相应的政策法规，让那些有真才实学的祖传的中医也能够合法地行医和教育传承，同时也要加强监管，要防止泥沙俱下，假冒伪劣的江湖巫医，莆田老军医损害中医声誉危害群众。
　　（实习生：刘思圆对文本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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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疫情 | 口罩

一对山 · 发表于: 2019-3-23 21:23:00

源自：中国新闻网

原文标题：黄洁夫：海峡两岸及港澳地区应共享器官捐献

　　中新社广州3月23日电（蔡敏婕李绍斌）“2019年广州生物科技创新大会”23日在广州举行。中国器官捐献与移植委员会主任委员黄洁夫在会上建议海峡两岸及港澳地区的器官捐献实现共享。
　　“2019年广州生物科技创新大会”由广州市人民政府、广东省科学技术协会作为指导单位，中国医院协会、中国器官移植发展基金会等承办，器官定向研究与治疗、器官基因编辑、抗癌药物研发等一批国际领先的最新研究成果在会上亮相。
　　黄洁夫在会上介绍了粤港澳器官分配与共享的新进展。其中，自中国内地开展公民器官捐献至今，通过中国人体器官分配与共享计算机系统共有74位澳门居民在内地接受器官移植，120余名澳门居民进行了登记等候。
　　澳门在借鉴内地器官捐献和移植经验的基础上，逐渐开展公民身后器官捐献和移植。2017年11月，中国器官移植发展基金会与澳门卫生局签署了器官分配与共享协议，以期缓解澳门器官短缺的现状，为澳门终末期疾病患者能带来福音。
　　“港澳地区有言论认为，假若实现捐献共享，中国内地等待器官移植的患者会占用港澳地区的资源。但实际上，到目前已有近千名港澳居民在内地接受器官移植，还有超过1000名在等候移植，而内地居民没一例是在港澳地区接受移植的。”黄洁夫希望，内地和港澳地区器官捐献能首先实现共享，再延伸至台湾地区。
　　截至2019年2月28日，中国内地居民器官自愿捐献已达23219例，移植器官总数64087例，器官捐献总量已跃居全球第二位。

幻想式流浪 · 发表于: 2018-12-24 13:23:00

源自：新京报

原文标题：黄洁夫：建议出台中国器官捐献和移植条例
⊙记者：许雯见习编辑：于音　校对：张彦君

　　新京报快讯（记者：许雯）我国器官捐献和移植数量正大幅提升，但缺口仍存。记者今日（12月24日）从中国器官移植发展基金会宣传工作会议获悉，2018年全国实施器官移植手术1.8万例，较去年同期提高19%，但与年均30万器官移植需求相比还有很大距离。中国器官移植发展基金会理事长黄洁夫建议，应尽快出台中国器官捐献和移植条例。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医政医管局副局长郭燕红在会上介绍，目前，我国人体器官捐献志愿登记人数已达84万人，其中近70万人通过中国器官移植发展基金会管理的“施予受”器官捐献平台志愿登记。
　　据了解，截至12月21日，今年“施予受”平台志愿登记人数为42万人，较去年同期增长27万余人次；累计登记人数已达682964人，年底将突破70万。
　　不过，报名登记并不等于直接捐献。郭燕红透露，今年前11个月，我国完成公民逝后器官捐献5810例，较去年同期提升24%，今年将突破6000例；共实施器官移植手术1.8万例，较去年同期提高19%。
　　中国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器官移植发展基金会理事长黄洁夫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指出，每年有30万患者需要肝、肾等器官移植或眼角膜等组织移植，一年2万例器官移植手术，意味着30万人需要、2万人满足，还有很大的缺口。
　　黄洁夫认为，制约中国器官移植发展因素有多个方面，比如器官移植收费较高，患者无力负担；移植器官数量的不足。
　　此外，可以做器官移植手术的医疗机构和医生不足。黄洁夫告诉记者，器官移植对医生技术要求很高，一名器官移植手术医生需要3到5年时间培养。他透露，目前全国有178家有器官移植资质医院，很快将在此基础上新增9家。
　　黄洁夫同时建议，尽快出台器官捐献和移植条例。2007年，我国曾颁布《人体器官移植条例》，但已经不适用于现在的器官移植管理需要。他呼吁，尽快出台中国器官捐献和移植条例，将器官捐献监管等纳入。

红星 · 发表于: 2017-3-8 09:48:01

源自：人民日报中央厨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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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黄洁夫
　　3月7日下午，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黄洁夫在接受媒体访问时表示，支持运用更多互联网手段，让器官捐献志愿登记变得更加便捷。
　　2016年12月23日，在中国器官移植发展基金会管理的施予受器官捐献志愿登记网站开通支付宝“一键登记”通道第二天，黄洁夫就通过手机登记，再次表达了自己身后自愿无偿捐献器官的意愿。
　　“原先的登记程序很繁琐，最早的登记表有长长的三页纸，像干部考察表。”黄洁夫介绍，2014年，国家卫生计生委国际合作司和红十字会指导下的两个器官捐献志愿登记网站上线后，程序简化了一些，但进展也比较缓慢，两年的时间，两边都只有两三万人。
　　“所以，我们的工作人员有了借助互联网公共服务平台实现志愿登记的想法。”黄洁夫认为，器官捐献的志愿登记，其实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yes或no，yes的话，登记身份证信息即可。”
　　黄洁夫强调，器官捐献志愿登记，只是一种爱心表达。器官捐献志愿登记的宣传动员工作，是为了倡导一种公民互助的良好社会风尚，不是每一位器官捐献志愿者都要实施器官捐献；器官捐献志愿者不会绑定，也不意味着任何义务的履行，更不用去主动联系医院。
　　黄洁夫介绍，真正的器官捐献，是要在医院的ICU（重症加强护理病房）中，对已经去世的公民进行的，且必须经过逝者家人的（书面）同意。每年，中国医院的ICU有约600万人去世，只要有千分之一的逝者捐献器官，就能够满足全国的临床器官移植需求。黄洁夫说，越来越多的人成为器官捐献志愿者，对器官捐献工作的推进意义，是未来在ICU中能够帮助医务人员更快地发现生前有器官捐志愿的逝者，坚定其家属同意捐献逝者器官的决心，帮助逝去的亲人以另一种方式延续生命。（人民日报中央厨房·一本政经工作室魏哲哲）

红星 · 发表于: 2017-3-6 11:08:01

源自：法制晚报

原文标题：黄洁夫：中国器官移植医院未来5年将增至300家
⊙记者：杜雯雯编辑/张子渊

　　黄洁夫，全国政协委员，原卫生部副部长，现任中国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器官移植发展基金会理事长。
　　2005年，在马尼拉的世界器官移植管理高层会议上，时任中国卫生部副部长的黄洁夫首次披露中国器官移植主要来源于死囚捐赠。2014年12月3日，黄洁夫在昆明召开的中国人体器官获取组织联盟会议上宣布：自2015年1月1日起，中国全面停止使用死囚器官，公民自愿捐献成为器官移植供体的唯一合法来源。
　　由于在多年来在推动中国器官捐献事业上的卓越贡献，2015年黄洁夫获顾氏国际和平奖，成为中国大陆首次获此殊荣的医学界人士。今年2月，黄洁夫应邀出席海外反器官贩卖全球峰会，分享中国器官捐赠和移植的改革经验。
　　3月4日下午，黄洁夫在两会驻地接受法制晚报记者采访，分享了参加这次反对器官贩卖全球峰会的幕后故事，同时他表示，为了满足器官移植患者的需求，未来五年内，国内有器官移植资质的医院将从现在的169家增至300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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秉持实事求是的态度讲述中国故事
　　问：是什么样的契机在今年2月去参加海外峰会？
　　答：当时我收到对方科学院的邀请信，参加反对器官贩卖的全球峰会，这不是一般的学术会议，参会的人是都是所在领域的领袖和全世界器官移植界的领袖，世界卫生组织也派特使参加，陈冯富珍发表讲话，峰会要发表全球性的反对器官买卖的statement（声明），在器官移植界是属于制定规则的重大会议。
　　邀请中国参加，本身就是有特殊的含义。这次邀请信发来之后，得到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关注和支持，最终决定组成代表团前往。

　　问：会场里的情况如何？
　　答：我方参会秉持着实事求是、真实的态度，首先承认中国以前在器官捐献和移植领域存在问题，但我们改正错误并不断改进，这样的改变全世界应该正视。2007年，国务院《人体器官移植条例》颁布实施，明确中国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应遵循自愿无偿、知情同意、器官科学公平分配等原则，中国根据自己的国情，经过10年的努力，建立了中国的死亡判定标准、器官捐献体系、红十字会参与的第三方机制、对受体和供体的人道主义救助机制等等。
　　我用孔夫子的话“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来表达，就是说圣人犯错误，就像日食月食一样所有人都能看得到，改了，众人仰之，我们中国就是这样。
　　习主席经常说要讲中国故事，我们在会场就是讲述中国器官移植的改革进程，这次参与世界器官移植界的规则制定，是有历史意义的一场成功参会，打了大胜仗。

器官移植改革已没有杂音改革这一步走对了
　　问：从05到现在的12年间，您觉得中国的器官移植改革走到什么样的阶段？下一步应该怎么走？
　　答：必须要实事求是，05年我第一次承认了这个事情，承认就是改革的第一步。
　　2007年国务院颁布《人体器官移植条例》，器官移植走上法治轨道。2014年底，我们宣布取消使用死囚器官，在全世界范围来讲难度都是很高的，我们做到了。2015年出现历史性突破，公民身后器官捐赠达2776例，2016年涨幅达50%，到了4080例。
　　以前每年有数百外国人来中国“器官移植旅游”，现在再也没有外国人到中国来器官移植旅游，国外相关机构统计的数据和我们给出的数据一致。
　　中国器官捐赠移植体系改革牵扯到五个方面：器官捐献，器官获取和分配，器官移植，器官移植后的登记，器官移植的监管。以前我们讲这五个体系还处于“new born baby”的状态，现在可能还处于婴儿期，还必须完善，完善过程中最困难的地方，在于突破各部门之间的利益，协调起来做同一件事。
　　中国这12年来在器官捐献和移植方面的改革都是在党中央、国务院高度的政治承诺下才能完成的，是党中央的决心，不是我个人的能力改变这么大的一件事情。

　　问：改革中的阻力和挑战有哪些？
　　答：2015年全面停止使用死囚器官移植时，有很多人说这样的改革是“器官移植的冬天到了”，也有人说“黄部长是霸王硬上弓，肯定做不起来的”。我当时压力很大，但我坚持这样的改革是“器官移植的春天到了”，现在已经证明我的说法是对的，在器官移植界现在已经没有杂音了，现在看也觉得走这一步是对的。

希望2020前把器官移植纳入全民基本医疗
　　问：现在中国器官捐赠和移植改革还面临哪些挑战？
　　答：器官捐献移植最关键的核心，很多人认为是捐赠器官数量短缺，其实不然。
　　现在我们每百万人口年器官捐献率是3，最先进的国家西班牙是40，但我们人口基数很大，如果每百万人口捐献率到10，供给就平衡了，器官捐赠来源就能得到解决。
　　其实器官移植最大的难点首先是经济原因，很多病人没有钱接受移植，希望在2020年前，我们可以把器官移植作为基本医疗提供给广大人民大众，纳入全民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中。
　　第二，是没有那么多够资质的医院和医生可以做移植手术，服务能力有限，器官移植手术是外科手术的“宝塔尖”，最顶级的医生都在器官移植领域，所以最优秀的资源缺少，加快培养这方面的医生还需要一个过程。
　　最后，才是器官捐赠短缺的问题。之前有这样的说法，中国文化中“保全尸、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之类的落后观念是器官捐赠的障碍，但根据我们基金会最近做的民意调查显示：70%的人同意身后捐献，前提是这个体制流程是公开透明，没有买卖的。

器官移植医院五年内增至300家
　　问：具备什么资质的医院才可以进行器官移植手术？
　　答：医院的资质是由我们委员会来认定，首先是要在公民器官捐献方面做的很好的医院，并且器官移植手术的存活率也达到一定要求。
　　过去，我们有600多家可以做器官捐赠手术的医院，后来砍到169家，从梵蒂冈峰会回来以后，我们召开了一次会议，决定最近一段时间内，要增加10家够资质的医院，并且在未来五年内慢慢恢复到300家。

　　问：去年中国器官移植发展基金会还在支付宝上线了“器官捐赠登记”功能。
　　答：今天还有人问我捐赠登记的志愿者有多少真正达到捐赠，这其实是两码事，捐赠登记是培养公民的意识，让大家知道捐献是光荣的，是爱心的延续，真正的器官捐献还需要得到家属的同意。

远方的雁 · 发表于: 2017-3-4 10:28:00

源自：中国新闻网

原文标题：黄洁夫：斩断死囚器官移植利益链中国说到做到

　　中新社北京3月3日电（记者：庞无忌）全国政协委员、卫生部原副部长黄洁夫3日接受中新社记者专访时表示，今年2月赴梵蒂冈参加“反对器官贩卖全球峰会”时，器官移植方面的“中国声音”得以传递，该领域多个国家的代表都表示认可中国说到做到的能力。
　　黄洁夫表示，2015年，中国说要取消死囚器官移植、杜绝外国人来华接受器官移植，当年中国就都做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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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图：黄洁夫委员回答记者提问。中新社记者韩海丹摄
　　黄洁夫现任中央保健委员会副主任，是中国著名的肝移植专家。多年来，他一直是中国器官移植改革的领军者。
　　黄洁夫坦言，在理顺器官移植的体制机制方面，中国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
　　他说，捐赠器官不够、供不应求并非现在器官移植的最大难点。“最大的难点在于我们缺少医生和符合资质的医院”。
　　黄洁夫列举说，去年中国有4080例公民捐赠，比起前几年翻了几番，但是当年心脏移植手术只做了380多例，肺移植手术204例。大量心、肺器官都被浪费，“因为我们没有那么多医生和医院”。
　　黄洁夫指出，中国器官移植改革的当务之急是完善五个体系：从器官捐献、器官获取和分配、器官移植到移植后的监管。现在顶层设计有了，相应的人员编制也应该尽快组建起来。 ●

小姑凉可爱 · 发表于: 2017-2-10 11:48:01

　　[环球时报赴梵蒂冈特派记者范凌志]当地时间8日，历时两天的由梵蒂冈教皇科学院举办的“反对器官贩卖全球峰会”落下帷幕。中国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委员会主任委员黄洁夫受邀参会，这是中国首次在国际高级别器官移植会议上参与规则制定。《环球时报》记者注意到，本次峰会未有台湾地区代表出席，有台湾媒体甚至将峰会解读为“中梵破冰更进一步”。
　　一同获邀参加峰会的中国人体器官分配与共享计算机系统负责人王海波教授8日向《环球时报》记者透露一个小插曲：在会议中，世界移植协会前主席杰里米·查普曼提出代表们的材料还不完善，例如台湾的材料就没有在里边。黄洁夫马上在会上发言表态：“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就像香港、澳门一样。相关资料应该在国际认可的一个中国的原则下进行上报。”
　　会后，黄洁夫和查普曼进一步进行沟通。查普曼表示完全理解和尊重黄洁夫教授的立场，并承诺在以后的上报材料中，把中国香港、澳门、台湾的资料都包括在中国框架里。
　　梵蒂冈是台湾在欧洲唯一的所谓“邦交国”。近年来，梵蒂冈和中国大陆不断互释改善关系的积极信号。

远方的雁 · 发表于: 2017-2-10 10:28:00

源自：法制晚报

原文标题：原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曾三次落泪

　　（法制晚报记者张莹　编辑：岳三猛）2015年1月，歌手姚贝娜病逝，眼角膜移植给深圳、成都的两位病人。两个月后再提及此事，正接受采访的原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渐渐语无伦次，最终忍不住背过身去，潸然泪下。
　　观海解局（微信ID：guanhaijieju）记者发现，这位被誉为“中国器官移植改革推手”的官员曾在不同场合三次落泪，并两次亲自主刀器官移植手术。动手术刀之前，他都会向着捐献者遗体低头默哀，“我要带头去向捐献者鞠躬，让医务人员尊重生命”。
　　“我自己早已填写了（器官捐献）志愿书”，黄洁夫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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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17岁广东女孩吴华静默哀

器官自愿捐献系统第一推手
　　2月7日，新华社报道，中国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器官移植发展基金会理事长黄洁夫在“反对器官贩卖全球峰会”上发言时提出“中国方案”，倡议由世界卫生组织牵头，成立对成员国进行器官移植监管的特别委员会。
　　黄洁夫说，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器官捐献与移植工作，2007年中国颁布《人体器官移植条例》，2011年把器官买卖和非自愿摘取器官纳入刑法调整范围，自2015年1月1日起中国全面停止使用司法途径来源器官，公民自愿捐献成为唯一合法来源；中国还制定了系列配套政策，成立了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委员会，推动器官捐献与移植依法规范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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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洁夫
　　公开简历现实，黄洁夫，1946年出生，江西吉安人，中国肝胆外科专家。现任中央保健委员会副主任，原卫生部副部长。因为历经长达10多年的不懈努力，建立了中国器官捐献系统，黄洁夫也由此成为中国公民器官自愿捐献系统“从无到有”的第一推手。

曾为姚贝娜撰文“天堂歌声”
　　2015年3月13日出版的《人民政协报》刊发署名黄洁夫的评论文章，《让传统美德照耀器官捐献事业发展之路》。
　　文章一开始就提出：可能是春节前1月16日歌手姚贝娜身后捐献角膜的天堂歌声的感召……一些人在人生旅程中的挽歌伴随着生命的升华。
　　女兵冯碧仪、律师夏兴霞、农民工普明、15个月大的小涵涵、法国留学生小奥等一个个闪烁着人性光辉大爱救人的生命故事不断感动着我们。正如冯碧仪的姐姐在妹妹遗体告别时哽咽地讲述的那番话：“碧仪远在天国，看到身后更多生命因她而再次鲜活起来，一定会报以纯真的微笑，化解家人心中的悲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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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贝娜捐献眼角膜
　　这篇文章，正是黄洁夫为“姚贝娜们”而写。据《Vista 看天下》报道，2015年1月16日，歌手姚贝娜不幸病逝，依照她生前的志愿书，医院为其做了眼角膜摘除手术，并移植给深圳、成都的两位病人。黄洁夫得知以后，特意为《人民政协报》写了一篇评论。
　　当年全国两会期间接受采访时再次提及此事，向来克制、语调平静的黄洁夫有些语无伦次，最终忍不住背过身去，潸然泪下。

曾为17岁花季女孩默哀
　　不仅为落泪，黄洁夫还至少两次为他们默哀。
　　2012年11月9日，就读于韶关学院医学院、17岁的实习护士吴华静因车祸而致脑死亡。为达成其出事前心愿，吴华静的父母决定捐献女儿的器官──1个肝脏、2个肾脏和1对眼角膜，拯救3个人的生命，让两个人重见光明。
　　11月22日下午，吴华静的遗体被缓缓推出手术室。她穿上了粉红色护士服，戴上了粉红色的护士帽，穿上了白色的护士鞋，化了淡妆，以漂亮的护士形象离开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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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洁夫为吴华静默哀
　　获知消息后，黄洁夫连夜赶往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决定亲自主刀将捐献器官移植到受体体内。手术前，面对前来采访的记者，黄洁夫动情地说，“请记住这名伟大的女孩，这名实习护士捐献器官的精神让我感动。我之所以亲自做器官移植手术，就是要告慰她的在天之灵。”
　　晚上9时许，黄洁夫进入手术室内，与医生们一起摘下口罩，向吴华静集体低头默哀。默哀毕，医生们才拿起了手术刀。开展肝移植手术。几个小时后，吴华静的肝脏在另一个人的身体里苏醒。
　　为吴华静默哀的一幕被定格下来，向世界诠释着中国的器官移植事业正在走向更加开放透明。

曾向10岁女孩默哀致敬
　　一个月后的12月29日，黄洁夫来到昆明市第一人民医院，和医务人员一道，向捐献多个器官的女孩施继琴的遗体默哀致敬。
　　逝者施继琴，10岁，云南东川人，在放学途中被重物打中头部陷入昏迷。医院经长时间积极抢救，最终无力回天。家属在小继琴临终前表达了无偿捐献器官的愿望。她捐献的一个肝脏、两个肾脏、一对眼角膜将让5人受益。
　　小继琴的家庭比较贫困，在填写《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登记表》时，她的母亲甚至不会写自己名字。黄洁夫在与家属见面时，多次表达了由衷的感动，并称器官捐献是“伟大的善举”。
　　“跟其他手术不一样，它（移植手术）需要另外一个终结人的生命，把它作为生命的礼物献给其他人，这个手术才能进行下去。（小继琴）她去世了，但是她的生命救了另外三个人，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她的生命在另外的生命永存。”黄洁夫建议，今后遗体告别要成为移植手术前必须举行的程序，这样更利于医风医德的培养。
　　“我看着医护人员，他们都带着崇敬的心情，向供体表示缅怀。（像今天）这样的取，我们的医生才是真正的天使。”

其已签订捐献器官志愿书
　　四个月后的全国两会上，黄洁夫接受《广州日报》采访，回忆起给吴华静做器官移植手术时说：“去年11月到广州做的那台肝移植手术，是按照中国标准公民自愿捐献的首例肝移植手术。我作为全国人体器官移植临床应用委员会（OTC）的主任委员，我要带头去向捐献者鞠躬，让医务人员尊重生命，同时推广宣传我们的器官捐献工作。”
　　说起“器官移植梦”，67岁的黄洁夫当天接受记者采访时忍不住落泪。作为中国著名的肝胆外科专家，黄洁夫被视为中国器官移植的“掌门人”，多年来为中国的器官移植体系建立奔走呼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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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洁夫
　　“日前，上海复旦大学中山医院全体领导集体签名，自愿在不幸失去生命后捐献器官。”现在，愿意捐赠器官的群体，不单包括学生，很多农民工、打工者也都愿意捐赠，领导干部们也在身体力行。比如，时任卫生部部长陈竺和时任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会长华建敏都表态要填写器官捐献志愿书，“我自己早已填写了志愿书”，黄洁夫说。

曾宣布停止使用死囚器官
　　2013年2月25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国全国人体器官捐献视频会议上，黄洁夫说到“中国器官移植医生的梦”──有了自己的器官捐献体系，中国就能扬眉吐气、光明正大地在世界器官移植的舞台上发言。
　　“这个梦凝聚着几代……”言及于此时，黄洁夫再次哽咽落泪。平复心情后，他表示，器官捐献工作的持续推进为中国医生的梦想铺平了道路。
　　身为中国人体器官捐献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的黄洁夫，在发言中对于这项事业的发展深有感触。
　　器官移植技术20世纪下半叶从欧美国家引入，这项手术必须有可供移植的器官才能进行。由于中国“脑死亡”尚未立法，加之当时在国家层面未建立起一种公民自愿捐献器官的正规渠道。黄洁夫认为，这严重制约了中国器官移植事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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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洁夫
　　据新华网报道，经过不懈的努力，2015年1月1日，作为中国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委员会主任委员，黄洁夫终于宣布：从当日起，全面停止使用死囚器官作为移植供体来源，公民逝世后自愿器官捐献将成为器官移植使用的唯一渠道。这一年也被外界被誉为是中国器官捐献移植实现“里程碑式”转型的一年。
　　事实也证明了黄洁夫当初的预言：告别死囚器官依赖，不仅不会造成器官短缺加重，反而会促使更多公民自愿捐献器官──2015年，中国公民器官捐献数量大幅提升，共完成器官捐献2766例。

天朝明志 · 发表于: 2017-2-7 22:4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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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器官移植发展基金会理事长黄洁夫
　　[环球时报-环球网报道记者：范凌志]2017年2月7日，梵蒂冈教皇科学院举办“反对器官贩卖全球峰会”在梵蒂冈正式召开，中国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器官移植发展基金会理事长黄洁夫受邀参加本次峰会，向世界各国分享器官捐献与移植管理的“中国方案”。有西方媒体解读为“梵蒂冈正积极改善与中国的关系。”对此，黄洁夫主任委员在《环球时报》独家专访时表示，受邀是因为自己是一名器官移植专家，而非因为部长身份。
　　黄洁夫在接受《环球时报》独家专访时表示，自己来梵蒂冈参会是从事业务层面的工作。“虽然在卫生部做过副部长，但我本人是一个器官移植外科医生，这次来梵蒂冈，我是以中国器官捐献移植委员会主任委员的身份参会，是来从事业务层面的工作，这次教皇科学院邀请我来参会，更多因为我是一个器官移植专家，而不是因为我是个部长。”
　　黄洁夫同时表示，这次来没有外交方面的任务，自己也不懂。“但是我相信中梵两国人民是相互友好的，如果将来发展正常的关系，也是很自然的，是符合世界永久和平的希望的。”
　　黄洁夫简历
　　黄洁夫，男，汉族，1946年出生，江西吉安人。中国肝胆外科专家。为中国共产党第十五、十六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现任中央保健委员会副主任（正部长级）。
　　1969年毕业于广州中山医学院（现中山大学中山医学院），1982年获中山医科大学外科学硕士学位，1984-1987年赴澳大利亚悉尼大学医学院外科作博士后研究，并成为澳洲国立肝脏移植中心外科骨干医师，获得该院授予的“荣誉教授”称号。
　　归国后历任中山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肝胆外科主任，副院长、院长，中山医科大学副校长、校长兼党委书记。北京协和医院肝脏外科主任、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副部长、中央保健委员会副主任。
　　中国共产党第十五、十六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

西蜀教师 · 发表于: 2016-5-7 02:48:01

源自：新京报

原文标题：政解|原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约20%转运的器官浪费了

　　新京报快讯（记者：李丹丹）近期，国家卫计委等六部门联合下文要求建立人体捐献器官转运绿色通道；并明确在航班延误时，除天气因素等不可抗力外，由航空公司协调承运人体捐献器官的航班优先起飞。
　　中国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委员会主任委员、原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对新京报记者表示，这对中国的器官捐献和移植事业将带来很大的促进，但是变成现实还有很多的路要走。
　　黄洁夫表示，建立绿色通道是很有意义的，六个部门联合下文意味着国家关注器官捐献和移植的事业。转运是器官捐献和移植改革中的重要部分，而建立绿色通道，意味着政府部门知道器官移植对民生的意义，把群众的生命放在第一位。
　　据他介绍，中国转运的器官中大约20%是浪费的。我们国家的面积太大，因此器官分布在多个地方。但是一些器官移植手术只有个别医院可以做。比如心肺移植手术只有5-6家医院能做。以前由于器官不能在短时间内运输到医院，很多医院只能干着急。
　　他表示，此外，不同移植器官的耐受冷缺血时间是不同的。器官通过手术从捐献者身上取出来是需要时间的。如果交通耽搁，器官冷缺血的时间过长，那么器官就没用了。
　　黄洁夫认为，转运对器官移植事业将有很大的促进，提高器官的使用率。尤其会救助很多接受心肺移植的病人，因为心肺耐受冷缺血时间都比较短。心脏耐受冷缺血时间上限约为6-8小时，肺脏耐受冷缺血时间上限约为8-12小时。
　　他同时提醒，但目前这还仅是一个文件，政府部门下发文件很容易，但变成现实还有很多的路要走。这涉及整个体系的建设、部门的衔接。虽然这是个很大的进步，但是不能指望一纸文书来落实这个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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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护] 黄洁夫：疾控的权威性在于专业技术而非行政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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