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别“反腐斗士”杨维骏：弥留之际曾追问活着的意义

豆角 · 发表于: 2011-8-16 10:07:17

　　杨维骏，男，回族，1922年3月生，云南昆明人，1945年毕业于云南大学政治系，同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民盟云南省临时工委副主任委员，云南大学学生自治会主席、建国后历任民盟云南省委秘书长、副主任委员和中央委员，云南省第五、六届政协副主席，第六届全国人大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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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恩培 | 秦光荣 | 仇和 | 张田欣

涪江 · 发表于: 2020-6-12 21:04:00

源自：界面新闻

原文标题：送别“反腐斗士”杨维骏：弥留之际曾追问活着的意义
⊙记者：赵孟

　　“国有柱臣巨奸白倒，盟存血性大纛公擎。”
　　6月12日，昆明市殡仪馆霞飞厅门口的这幅挽联，概括了“反腐斗士”杨维骏一生的信仰和贡献。

追悼会的挽联囊括杨维骏一生本版图片赵孟 3a4c-iuvaazp7434003.jpg 保存到相册

　　挽联中的“白”指白恩培，云南省前省委书记，2016年10月9日被河南省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宣判犯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对白恩培决定执行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杨维骏被中纪委评价为“年龄最大、职务最高、反映问题不为自己而是最为老百姓着想的实名举报者”。
　　云南乃至全国官场最有名的“反腐斗士”、被称为“现实版陈岩石”（《人民的名义》剧中人物）的云南省原政协副主席杨维骏，于2020年6月9日18时03分在昆明逝世，享年98岁。
　　杨维骏性格耿直，退休后不断实名举报云南省当时的在任官员，已经落马的原云南省主要官员白恩培、秦光荣、仇和等人，都曾是杨维骏的举报对象。2010年，他开着公车带群众反映问题，名噪一时。
　　杨维骏辞世后，引发从网络到现实的缅怀活动。在他的追悼会现场，至少数百名从云南各地赶来的群众，抱着自制的杨维骏遗像送他最后一程。
　　他的好友杨靖宇说，杨维骏有两个遗愿：一个是凝结他毕生心血的文集尚未出版；另一个是他替老百姓反映问题，“有的解决了，有的还没解决。”

“人活着的意义是什么？”
　　早上8点，霞飞厅已经摆满花圈，数百条挽联讲述着逝者不同寻常的一生。灵堂上联写着，“克己奉公两袖清风”，下联写着，“光明磊落一生正气”，横批是：一生荆棘志不衰。
　　杨维骏的灵柩放在大厅中央，四周围绕花环，庄严肃穆。
　　霞飞厅并不是这里最大的悼念厅，只能容纳几十人，现场放置着30把椅子，仅供杨维骏的亲人和好友吊唁。一位官员说，杨维骏作为一名省部级领导，这样的追悼会规格算不上隆重。
　　杨维骏生前对腐败深恶痛绝。在追悼会现场，云南省委组织部、省政协办公厅、省委统战部等单位，也以集体的名义敬献花圈。民盟云南省委主席和副主席，也以个人名义敬献挽联，表达哀悼。

追悼会现场肃穆 4c5a-iuvaazp7434006.jpg 保存到相册

　　临近8点30分，亲友们陆续进入吊唁厅。随后其他人被请出吊唁厅，门外大厅也拉起了警戒线。
　　追悼会由杨维骏的外孙女主持，她动情地回忆与外公生活的日子，对到来的亲友表示感谢。接着是杨维骏遗孀王婉琪致悼词，老人情绪不太好，坐在轮椅上只有寥寥数语。接着，杨维骏的女儿和儿子致悼词。
　　女儿杨多琪在悼词中回忆，父亲在弥留之际问她：人活着的意义是什么？她回答，是为更多的人带来幸福。她说，自己正是秉承父亲传递给的价值观，用了20年探寻人生的意义和对孩子的教育。
　　杨多琪是一位幼教专家。她对病榻上的父亲说，身为教师她明白，这是“太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教师应该怀着智慧、爱心和生命生去教育孩子，“以生命唤醒生命，以智慧启迪智慧，引导孩子求知向上……”
　　当她向父亲描述这些时，她看到父亲欣慰的笑了，她抱着父亲的头，亲吻他的脸颊，对他说：“爸爸，你一定要坚强地撑过。”
　　她说，哪怕是在父亲身体最虚弱的时候，心里想的也是那些未完成的老百姓的事情。这些可贵的精神财富，会一代代相传，流芳百世。说到这里，杨多琪哽咽。
　　杨维骏生前经常和女儿促膝谈心，父女俩谈论老子、孔子、黑格尔、尼采等哲学家。父亲常常对杨多琪说，人要回答几个问题，“我是谁？我要去哪里？我要做什么？”“而父亲用一生回答了这个问题，正如诗人臧克家所说，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杨多琪说。
　　她说“你是以一个完整、干净的身子去迎接死亡的，让我们明白生与死的意义。”杨多琪说，她将秉承父亲的价值观，去做父亲想做而未做完的事。
　　所有的致词结束后，亲友们缓缓走过灵柩，瞻仰杨维骏遗容，老人98年跌宕起伏的一生，定格在几尺棺木里，再无言语。有亲友低声拭泪。

数百群众自发悼念
　　亲友参加的追悼会结束后，杨维骏的遗体从霞飞厅后门徐徐推出，经过一条约300米的长廊，折转进入火化车间。在遗体被推入火化炉的最后一程，自发前来的人们可以在此瞻仰悼念。
　　在追悼会吊唁厅外，大量杨维骏生前帮助过的老百姓前来为他送别，有些则是慕名而来。人们手捧杨维骏遗像，还有些手里提着袋子，装着曾给杨维骏看过的材料。
　　一位人士说，因为待遇的问题，他们曾找过杨维骏帮忙，杨维骏辗转多方，待遇问题最终圆满解决。

自发赶来的群众等候在吊唁厅外 9abe-iuvaazp7434057.jpg 保存到相册

　　在朋友圈看到杨维骏逝世的消息，家住昆明经开区的张朝礼已经三天吃不下饭了。张朝礼是杨维骏开公车反映问题时带的老百姓之一，此前他们已经找过杨维骏多次，材料几经周转，问题终究无解。去云南省政协政协反映问题，成为杨维骏的“最后一搏”，他也因此一举成名。
　　一位媒体人士记得，2016年底他采访杨维骏时，杨维骏罹患多种疾病，85岁的他已经很难爬到三楼，平时只能在一楼看书写作，但他仍对媒体来者不拒，不时接到求助者的电话。因为罹患糖尿病，他只能靠在沙发上回答记者的问题，但思路清晰，口齿伶俐。
　　杨维骏去世后，多家媒体前来采访和悼念，许多记者跟他是“老相识”。

“反腐斗士”的遗愿
　　6月12日上午9时30分许，杨维骏的遗体被推到火化间10号捡灰炉口。家属在这里搭建了一个简易的悼念区，共前来的群众看送老人最后一程。遗孀王婉琪坐在旁边，女儿孙女陪伴左右。
　　最先进去的是民盟云南省委有关部门的领导，他们向家属表达慰问，宣读简短的悼词，向逝者三鞠躬。
　　早已在门口排了几十米队的群众，被十多个人一组安排进吊唁区，这里可以远远看到杨维骏的遗容侧面，他瘦小的头部埋在鲜花里。三鞠躬后，家属不停双手合十道谢。
　　来这里吊唁的里人中，89岁的杨靖华可能是年纪最大的一位，坐在轮椅上的他无法鞠躬，数度啜泣。杨靖华是杨维骏的密友，他们在一起共处71年。

杨靖华与杨维骏相处71年
　　1949年3月，当时的昆明尚未解放，18岁的杨靖华经人介绍与杨维骏认识，“当时他找的人都住到他家里，管吃管住，然后找交通工具送去游击队。”杨靖华从此走上革命道路，他称杨维骏是他革命路上的老师。
　　杨靖华说，世人在开公车反映问题后才知道杨维骏，其实他在很多年前就为云南乃至中国做出过巨大贡献，“是他说服卢汉将军起义的，当时我们的游击队的力量根本到不了昆明。”
　　这些年，当年的那拨人不断离世，杨靖华成了陪在杨维骏身边为数不多的几个朋友之一。作为离休干部，他发自内心赞许杨维骏行为，并协助他做了不少事，“说实话我都自愧不如啊”。
　　杨靖华最近一次见老友，是新冠疫情爆发之前。今年3月份杨维骏生日前，他原计划去为他祝寿，但被杨维骏拒绝了。因为疫情，为数不多的几个朋友都无法到场，陪在他身边的只有老伴和几个亲人。
　　看着络绎不绝前来悼念老友的人，杨靖华情绪激动了。最近几年，杨维骏经常对他说，自己还有两个愿望完成，一个是凝聚自己毕生心血的《杨维骏争鸣文集》；另一个是他关心的老百姓的问题，“有的解决了，有的还没解决。”
　　“他常说不为老百姓做事，活著有什么意思？”80岁的杨靖华说到这里，吃力地挥着手，有些亢奋，“我想去替他完成这两个遗愿，可是我走不动了。”
　　上午10时许，所有群众悼唁结束，杨维骏的遗体被推入火化炉，彻底走完了波澜壮阔的一生。
　　几个小时后，杨维骏在位于昆明盘龙山的晋龙公墓入土为安，这是他生前选好的归宿。

戏网 · 发表于: 2020-6-11 19:25:20

源自：新京报

原文标题：中央有关领导同志，对杨维骏逝世表示慰问和哀悼

　　据《云南日报》消息，政协云南省第五届、六届委员会副主席，民盟云南省委员会第六届、七届、八届、九届副主委，离休干部杨维骏同志（享受省长级医疗待遇），因病医治无效，于2020年6月9日18时3分在昆明逝世，享年98岁。
　　在杨维骏同志逝世后，中央有关领导同志以不同形式表示慰问和哀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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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维骏被称为“级别最高的实名举报者”。他曾称：“反腐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不能停。”
　　举报云南省委原书记白恩培等高官，是杨维骏最备受关注的“战果”。

杨维骏简历
　　杨维骏同志，男，汉族，云南昆明人，1922年3月出生，1945年1月参加革命工作，同年7月加入中国民主同盟。
　　1940年9月起，先后在云南大学农学院农学系、文法学院政治系读书，其间担任云南大学学生自治会主席；
　　1945年1月加入党的秘密外围组织“民主青年同盟”；
　　1945年10月起，历任民盟云南省支部执行委员、昆明“中国周报”社社长；
　　1946年9月，赴鹤庆县师范学校任教；
　　1947年3月，赴民盟上海市临时工委工作；
　　1949年3月起，历任民盟云南省临时工委副主委、组织部副部长；
　　1951年1月起，历任云南省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副秘书长，民盟云南省委员会秘书长，政协云南省第一届委员会副秘书长；
　　1958年11月起，历任政协云南省委员会秘书处联络科副科长、文史资料小组组员、文史资料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
　　1980年3月起，历任民盟云南省委员会第六届、七届、八届、九届副主委，政协云南省第五届委员会副秘书长；
　　1985年9月起，先后担任政协云南省第五届、六届委员会副主席。1997年10月离休。

刘作 · 发表于: 2020-6-11 00:14:00

源自：新京报

原文标题：“反腐愚公”杨维骏走了：一朵永立潮头的“前浪”
⊙与归（媒体人）

　　杨维骏老人，就是一个永远飞驰在追求理想道路上，不屈不挠的“少年”。他没有心安理得，没有默不作声，他勇敢地去战斗，直至离开。
　　98岁的“反腐愚公”杨维骏，驾鹤而去了。
　　消息一出，很快刷屏。杨维骏，一个非典型的老人。用现在流行的比喻，他的晚年，比后浪还要后浪。
　　反腐大剧《人民的名义》热播时，很多人问，现实中真的有陈岩石这样的人吗？其实，正是有了杨维骏这个原型，才有了陈岩石。
　　杨维骏的事迹有很多。如2010年，89岁高龄的杨维骏坐着政府专配用车，为12名失地维权的农民开道，这被称作“公车上访”事件；如2013年，他在网上实名举报云南省委原书记白恩培──他因此被人劝“管闲事会被灭口”，还受到不少人围攻，严重时电话被监听、行踪被监视。
　　2014年，白恩培落马，随后云南一众腐败高官纷纷下马。他们大都被杨维骏举报过。就是在2019年“主动投案”的云南省委原书记秦光荣，也曾被杨维骏反映过问题。
　　可以说，杨维骏比陈岩石还陈岩石。向上举报达官显贵，他门庭冷落；向下帮助维权民众，他客厅喧闹。他知道自己喜欢和谁待在一起，也知道自己应该和谁待在一起。
　　杨维骏的一生，算是深深烙印在了云南。他不仅出生在云南，也求学于云南，毕业于云南大学政治系。长成后，子承父志加入了中国民主同盟，继续父亲的革命事业。或许，正是因为深深爱着这片土地，他才看不惯一些腐败的主政官员祸害云南。
　　在一些人看来，杨维骏这样的“硬老头”，就是不懂人情世故，就是爱举报人，就是“负能量”。但其实他是一个爱憎分明，在大是大非面前相当冷静理性的人。
　　你可能很难想象，这样一个“协助”纪检监察部门撂倒一众云南腐败高官的“找茬先锋”，当年义正言辞地拒绝揭发曾一起共事的社会学家费孝通，而甘愿与其一起被打成“右派”。什么样的人该被揭穿，什么样的人不该蒙冤，他心里明镜似的，也按照内心去做或不做。在接受媒体的采访中，他曾自嘲道，“我就是一个异类，常常不合时宜”。
　　都说四十不惑，杨维骏在耄耋之年也常困惑：“现在这个世道完全变了，是非观念颠倒了，好像是干不好的事才是正常的，干好事反而变成奇怪的了。”我们需要这样的“另类”，更需要为他的正义行为正名，消解他的困惑。
　　有人叫他“反腐斗士”，有人叫他“反腐愚公”，还有人说他是“举着长矛的堂吉诃德”。但在我看来，他不就是那个“心里有热，眼中有光”的最初少年吗？为后浪加油，最好的方式，就是把自己活成少年。
　　杨维骏老人，就是一个永远飞驰在追求理想道路上，不屈不挠的“少年”。他没有把“前浪”当作心安理得、默不作声的借口，而是勇敢地去战斗，直至离开。
　　他的客厅沙发后面的白墙上，挂着他写的诗：“冬去春来往又还，沉浮世上哪能完。人生百岁如弹指，轻看浊流心自恬。”
　　杨维骏用他奔涌的一生，给我们做了最好的榜样。他就是永立潮头的“前浪”，想做，干就完了。就是这么简单、敞亮。

和硕贝勒 · 发表于: 2020-6-10 22:24:43

源自：环球人物

原文标题：“反腐斗士”杨维骏逝世。曾说“我活着就是对云南地区腐败的最大震慑”

　　据云南新闻网消息，6月9日18时03分，“反腐斗士”、云南省政协原副主席杨维骏在昆明逝世，享年98岁。
　　2010年“公车上访”事件让杨维骏成了“名人”。几年后，他又在91岁高龄时实名举报云南原省委书记白恩培，创下中纪委信访室接待最年长部级高官的纪录。
　　当年，中纪委说他的实名举报创下了三个“最”：年龄最大、职务最高、最为老百姓着想。
　　直到逝世前，杨维骏一直在反腐的路上，从未停息。

“爱管闲事的老头”
　　2001年，白恩培从青海调任云南省委书记不久后，“一湖四片”的新昆明建设拉开了序幕。
　　对城市建设颇为关注的杨维骏认为这个规划存在很大问题，理由是一旦推进城市化运动，在大拆大建面前，野蛮征地和拆迁不可避免。而且，以昆明当时现有的环境容量和资源，搞如此大规模的造城运动也不合适。于是，在当年的省委老干部座谈会上，杨维骏就给白恩培提了一些城市发展的意见，但没有得到回应。
　　后来，杨维骏在多个场合追问白恩培“是否有下文”，也没有明确答复。几个来回后，杨维骏明白了，对方在敷衍他。在后期交往中，白恩培给杨维骏的感觉，“就是一个土皇帝，权大于一切”。
　　因为一直向政府反映工作，杨维骏也成为领导眼里“爱管闲事的老头”。
　　2009年新年团拜会，杨维骏将群众反映的拆迁纠纷问题整理成多份材料，并带到了会场上，亲自交给白恩培和多位省委常委手中。白恩培当时看了很不高兴。
　　同年，杨维骏掌握了一个重要线索──云南省著名的兰坪铅锌矿被四川老板刘汉以10亿元控股近6成。而这座亚洲最大的铅锌矿，曾被估值5000亿元。

“这不是贱卖嘛！”
　　杨维骏拍案而起，将问题整理成材料，并指出可能跟白恩培有关，交给了彼时正在云南进行巡视的中央纪委、中组部第二巡视组负责人。与此同时，他还在网上发表了《刘汉在云南的朋友》一文，对刘汉与白恩培交往的细节进行了披露。
　　2013年，91岁的杨维骏趁着在北京看病期间，再次找到中纪委，反映了云南当地5个案子。这些案子都直接或间接与白恩培有关。
　　他也创下了中纪委信访室接待最年长部级高官的纪录，使得中纪委的工作人员都将杨维骏的行为总结为三个“最”：年龄最大、职务最高、反映问题不为自己而是最为群众着想。
　　其实，杨维骏当时的压力特别大，有人在网上骂他，有人威胁要把他打成植物人，他家附近也经常有人在监视他。为此，他的老伴和家人受了不少惊吓。
　　终于在2014年，白恩培落马。法院查明，其受贿额高达2.46亿元，并有巨额财产明显超过合法收入，故而判处其死缓，并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白恩培更成为刑法修正案（九）通过后，首个被判处终身监禁的正部级高官。

坐专车为上访村民开路
　　从云南省民盟离休后，杨维骏享受副部级待遇，住的是有武警站岗的省委家属院，生活有保姆照顾。但老人家没有颐享天年，而是想为群众做点事情。
　　在杨维骏的家里，到处都是别人给他的材料。有些人和他不认识，慕名打电话给他，他也会认真听着。有时，政府向老干部征求意见，很多人都是随便写写，只有他是带着人去做调查，回来后写一份材料递给各级领导。
　　2006年，昆明市西山区福海社区韩家湾村有8个自然村组要拆迁，但政府没有出示任何征地手续，便开始在耕地上强行倾倒废土废渣，迫使很多村民在拆迁协议上签字，1700多亩耕地被征用。直到2010年底，每亩25万元的征地款还没发放，拆迁安置也没落实，一些老人无家可归，只能住在猪圈里。村民曾上访80多次，但都失望而归。
　　后来，有个从云南大学毕业的大学生给杨维骏打电话，反映问题。接到电话的当天，杨维骏从政协老干部处借调一名工作人员，乘坐政府给自己配备的专车赶到韩家湾村。
　　到了现场后，杨维骏吩咐工作人员拍照、摄像取证。一切妥当后，他又让司机开着车，后面跟着两辆载满了村民的面包车，直接开进云南省政协大院，反应情况。
　　第二天，老干处的一位处长找到杨维骏，两人就前一天的上访问题辩论了2个多小时。处长认为，杨维骏不该以省政协原副主席的身份带上访农民进入省政协大院，称农民有冤屈应走正常渠道反映问题。杨维骏当场反驳：“我的公车不是拿来游山玩水的，是拿来为民请命的。我为什么不能以退休干部身份为群众反映问题？”
　　这一幕被当时到杨维骏家采访的媒体抓了个正着，杨维骏立即“名扬天下”。
　　“公车上访”后，杨维骏收到的举报信越来越多。他会选择一些有代表性、经调查情况属实的，继续向上反映。
　　除了昆明福海案，公开信中还有近几年来始终悬而未决的5个案子，包括宣威虹桥征地案、贱卖矿产案、“金座”非法集资案等。
　　杨维骏的举报对象中，上至省委书记、省纪委书记，下至司法局局长。因为举报对象太多，他时不时地听到别人放狠话，“要让他永远闭嘴”。也有人为他担心，叮嘱他“晚上尽量不要一个人出去”，但他都没放在心上。
　　“谁得罪老百姓，我就要得罪谁。共产党执政为民，你不为民，那我就不管你官有多大，我就要对你提意见，得罪你我觉得也是理所应当。”
　　不过，为了“安全考虑”，杨维骏还是把坚持了多年的两天一次游泳给停了。
　　2010年，杨维骏让女儿帮他开通了博客，取名“直言”。迄今为止，他共发布345篇博文。其中，有对腐败现象的批判，也有对国家、城市发展的建言。“反腐只是其中一个内容，我更关心我们国家面临的种种外患。”

杨维骏的博客 142604z02fg2tq0y62ho6b.png 保存到相册

　　以前，杨维骏还会在电脑前一个字一个字地“敲材料”。后来他因年事已高，就先在家写好材料，再拿到小区外边的打印店花钱请人打字，打印出来了还要一遍遍修改，然后再上传到网上。通常，一篇文章要花费近6个小时，他常在夜里10点多被保姆叫回家。
　　因长期查看举报材料，杨维骏被医生诊断为用脑过度导致的脑供血不足，并让他注意休息。但杨维骏说自己不能停下来，“反腐斗争阻力很大，我的文章就是向云南的腐败分子们正面宣战。”
　　“我活着就是对云南地区

“腐败的最大震慑”
　　很多人都会问，为何一个离休老干部如此勇敢？
　　其实，杨维骏的一身正气来自于他的家庭。
　　他的父亲杨蓁是滇中名将，加入过中国同盟会，辛亥革命时参加了云南重九起义，曾担任孙中山大本营代参谋长，后与朱德义结金兰。父亲当年带兵打仗时不许扰民，农忙时还带着士兵去帮农民收种，自己种田，自己种菜。昆明的第一条公路也是父亲亲自带兵从西藏修到昆明。
　　后来父亲被军阀杀害，3岁的杨维骏和家人搬到了上海。年纪尚幼的他，看到租界里洋人趾高气扬，在家仇国恨的环境里长大，小学5年级就参加学生运动，解放前是云南大学学生自治会主席。
　　他被特务追捕过，后又经历“文革”劳动改造20年，流着泪看马恩文选，是九死一生过来的。

年轻时的杨维骏 142605jf7ubpp7fffret9e.png 保存到相册

　　从父亲的故事和法租界的经历中，他懂得了正义和反抗，也从小对底层人民心怀同情。
　　“为什么我要这样做？这是我应当的，老百姓是我们的衣食父母，干部是公仆，这种思想在我脑子里根深蒂固。我现在待遇不低可以安度晚年，但如果眼睁睁看着老百姓受苦不闻不问，好吃好穿又有什么意义？人生百岁终须死，活着的时候要问心无愧……”
　　从上世纪80年代末打击“官倒”开始，杨维骏便行走于反腐路上。
　　当时，中央在全国开展整治行动，云南成立了治理整顿公司的领导小组，作为小组成员，杨维骏就曾揭露昆钢某高官亲戚私卖钢材，收受对方汽车的行为。只是没想到，这一走就是几十年。
　　退休后，杨维骏满脑子想的都是国家的发展形势、云南的政治生态和百姓的困难。身边不理解的人也很多，有人怀疑他是被访民“绑架”，还有人直接说他是多管闲事的傻子。
　　面对外面的种种非议，杨维骏不以为然。他把“世路艰辛荆棘阻，甘当除棘一愚公”挂在书房自勉，并坚持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
　　闲暇之时，他写了《杨维骏争鸣文集》和自传，共七八十万字，里面包括史学争论、政治理论和他多年革命、反腐、为民请命的经历等，希望对后人有所借鉴。
　　在文集的扉页上写着这样一句话：“一定向真理低头，绝不向谬误退让。”这是杨维骏的人生格言。他曾说，与腐败作斗争，是他最大的心愿，“我活着就是对云南地区腐败的最大震慑，想再活久一些。”
　　如今，杨老走了，但正风反腐一直在路上。

金沙江 · 发表于: 2020-6-10 17:34:00

源自：澎湃新闻

原文标题：追忆“反腐斗士”杨维骏
⊙记者：胡磊　编辑：刘洲

　　“以丹心照万民，甘造坎坷不甘驯”，这是云南省政协原副主席杨维骏自己书写挂在屋内的一句话。6月9日下午18点03分，这位1922年出生的老人因病与世长辞，享年98岁。
　　6月10日上午，上游新闻（报料微信号：shangyounews）记者前往杨维骏家中。杨维骏女儿杨多琪对上游新闻记者表示，家属目前在家中设立了灵堂，“但只是供家人悼念追思，目前暂不接受公众的悼念，感谢社会各界人士的关心”。杨多琪表示，今天晚些时候，云南省相关部门将就杨维骏的生平、简历等发布权威消息，相关信息以官方发布的为准。
　　上游新闻记者看到，杨维骏生前朋友、亲戚等多人陆续前往灵堂致哀，小区内没有摆放花圈、张贴挽联等。
　　杨维骏的妻子王婉琪告诉上游新闻记者，5月初，杨维骏因身体着凉，引发肺部感染，之后病情迅速恶化，6月9日下午18点03分，因抢救无效去世。6月12日，杨维骏的遗体告别仪式将在昆明跑马山公墓举行。

6月10日，杨维骏家属在昆明金牛小区设立了灵堂，供家庭追思。/记者胡磊 f4e9-iuvaazn9303628.jpg 保存到相册

　　上游新闻记者了解到，杨维骏1922年3月出生于云南昆明，是云南名将杨蓁之子。1945年，杨维骏从云南大学政治系毕业，同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任民盟云南省临时工委副主任委员，云南大学学生自治会主席。新中国成立后，杨维骏历任民盟云南省委秘书长、副主任委员和中央委员，云南省第五、第六届政协副主席，第六届全国人大代表。
　　2019年5月10日，上游新闻记者曾在昆明采访了杨维骏老人。因为患有多种疾病，头发花白的杨维骏行动缓慢，走路必须拄着拐杖，只能一步一步地慢慢前行。脑供血不足、失眠、高血压、糖尿病，多种疾病缠身的杨维骏晚年有喝冰水的癖好，妻子王婉琪将使用过的玻璃奶瓶清洗干净，装满水后放入冰箱冰冻，杨维骏每天都要喝不少冰水解渴。
　　2010年，为了帮助昆明市郊区农民解决耕地被毁坏、强征的问题，当时已经88岁的杨维骏，和失地农民代表一起，坐着省政协配给他的黑色奥迪轿车，前往云南省国土资源厅反映问题。“公车上访”随即引起舆论热议。不久之后，因持续举报白恩培、仇和、秦光荣等云南政坛昔日的重量级官员，杨维骏成为了著名的反腐斗士。
　　2014年8月，云南原省委书记白恩培因严重违纪违法被相关部门调查，当地普遍认为与杨维骏坚持不懈的举报有较大的关系。2019年5月10日，杨维骏在昆明的家中告诉上游新闻记者，除了对白恩培进行过持续的举报之外，在秦光荣担任云南省委书记期间，自己也对其进行过实名举报。

2019年5月，杨维骏在家中接受上游新闻记者采访。/记者胡磊 6fb1-iuvaazn9140960.jpg 保存到相册

　　白恩培在任云南省委书记期间曾提出“全域发展”的理念，无视国家对基本农田政策，大力推行征用农田的政策，这种举措被杨维骏多次举报。秦光荣从白恩培手上接过省委书记一职之后，改变了白恩培的城市发展思路，将“全域发展”改为了“用地上山”。杨维骏对上游新闻记者表示：“用地上山没问题，也符合国家的政策，但这些话都只落在了嘴上。”
　　“秦光荣口是心非、言行不一，在调动特警和当地农民发生严重冲突的事件之后，他只是以不再征用基本农田这样的承诺来敷衍了事，根本没有其它任何惩处措施，我就此以个人的名义向中纪委进行了举报。”杨维骏虽然已经97岁高龄，但和上游新闻记者一谈到当年被他举报过的秦光荣、白恩培等人，他的思维瞬间就变得十分清晰，开始侃侃而谈。王婉琪对记者表示，“老爷子就是这样的性格，生活上不是很方便，但只要一谈到反腐，马上就来了精神。”
　　杨维骏近年来集中精力撰写了《杨维骏争鸣文集》和自传，字数共计七八十万字，内容包括了史学重点问题、亲身经历的多年革命、反腐经历等，“一定向真理低头，绝不向谬误退让”，是他为自己的文集所提，也是他的人生格言。
　　对于云南政界近年来多名重要官员落马一事，杨维骏认为，反腐还是应该坚持“把权力关进笼子里”这一原则，“权力大了没人管，而且集中在少数人的手中，没有人可以制约。只有按制度办事，官再大也不能让一个人说了算”。

豆角 · 发表于: 2020-6-10 13:34:59

源自：新京报

原文标题：“反腐愚公”杨维骏逝世：赞赏我的人很多，却没看到哪一个效仿我
⊙作者：新京报记者张惠兰

　　面对这个比她还要衰老的丈夫，王婉琦不时感到照顾的疲累。她说，自己不是贪图享受的人，丈夫人品好，一生为国为民，在这方面她敬重他，但“负担太重了”。
　　6月10日上午，新京报记者从杨维骏夫人王婉琦处证实，云南省政协原副主席杨维骏因感染肺炎抢救无效，于6月9日18时03分在昆明离世，享年98岁。
　　王婉琦告诉新京报记者，不久前杨维骏因感染肺炎住进医院，一直在ICU抢救，因年纪大身子弱，“没几天就不行了”。6月12日，杨维骏的遗体告别仪式将在昆明跑马山公墓举行。
　　杨维骏的一位朋友告诉新京报记者，杨维骏身体一直不好，两个月前，她曾去医院看望，杨维骏还在为违法征占地而不平，挂念着失地农民。她说，杨维骏的精神有时清楚有时糊涂，“但是讲起反腐还是思路很清晰。”
　　2010年12月，为了帮助昆明市某区农民解决耕地被毁坏、强征的问题，88岁的杨维骏带着农民代表，坐上政府配给他的黑色奥迪A6专车，驶进省政协大院。随着这起著名的“公车上访”事件引发舆论热议，作为云南省政协原副主席的杨维骏走到台前。
　　三五年后，他致力举报的白恩培、仇和等一干在云南任职的官员先后落马。盛名之下，杨维骏创造了中纪委实名举报人中年龄最大、职务最高的记录。
　　“反腐斗士”杨维骏生前接受专访视频：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新京报“我们视频”出品
　　公开资料显示，杨维骏1922年出生于云南昆明；1945年毕业于云南大学政治系，加入中国民主同盟；1949年，协助劝说卢汉起义；1949年至1959年，任云南省政协副秘书长；1978年，恢复工作，任云南省政协副秘书长，后任云南省政协副主席。此后曾当选第六届全国人大代表。1993年，从云南省政协副主席一职卸任；1993年至1998年，任云南省民盟副主任；1998年，离休。
　　杨维骏和新京报渊源颇深，最初杨维骏走入公众视野就是因为2010年12月“公车上访”事件后新京报的一篇深度报道《云南副省级退休官员开道带村民上访》（刊发于2010年12月21日），此后新京报曾多次采访杨老，刊发《反腐“愚公”杨维骏：反腐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不能停》《举报白恩培、仇和的反腐斗士，曾被人威胁“永远闭嘴”》等多篇报道。去年10月下旬，新京报记者曾去昆明拜访过杨维骏，不想竟成永诀。

2010年12月新京报对杨维骏的报道 56d8-iuvaazn8347318.png 保存到相册

“快一百岁了”
　　2019年10月21日下午四点半，97岁的杨维骏刚输完液，从昏睡中醒来。几个小时前，杨维骏和老伴吵了一架。
　　因为半年前摔倒受伤，他每隔一阵就要到医院挂水。这天，因为扎针位置的问题，杨维骏和老伴儿拌了几句嘴。老伴儿王婉琦身体也不好，她提到自己生病，都是因为杨维骏反腐害上的。就这么一句，触到了杨维骏的“底线”。他说，不和“反对我反腐的人”回家。老伴怄气走了。

2019年10月，和老伴怄气不愿回家的杨维骏。新京报记者张惠兰摄 8cd9-iuvaazn8347368.jpg 保存到相册

　　一觉醒来，杨维骏仍未消气，他梗着脖子，“大是大非问题，我怎么能退让，说我反腐错了？”
　　身为前云南省政协副主席，杨维骏也是凭着这股倔强，成了云南官场的“异类”，继而为大众所知。
　　2010年，他用政府专配的黑色奥迪A6专车开道，带着失地农民到省政协大院上访，以“公车上访”事件跃入公众视野。4年后，他坚持举报了十余年的云南原省委书记白恩培落马，让他二度迎来晚年的高光时刻。一时间，媒体、访民络绎不绝。
　　尽管行走困难，右眼几近失明，口齿也不再伶俐，杨维骏没有就此停歇。收集材料、写举报信、更新博客，他的长矛始终对向不公和贪腐。用友人的话来说，他还是那个不知疲倦的“堂吉柯德”。

2019年10月，杨维骏家中会客室角落堆放的药盒。新京报记者张惠兰摄 3327-iuvaazn8347399.jpg 保存到相册

　　见杨维骏并不容易。他居住的金牛小区2区，坐落于昆明市中心，一溜的橙白色独栋别墅，住的几乎都是副省级以上高官。这里门禁森严，事先预约，到达小区门口后，须由主人通知保安放行，来人才可进入。
　　新京报记者拜访的当天下午，杨维骏的夫人王婉琦出门未归，保姆初来乍到，上楼收衣服把自己锁在了阳台上。看记者等在门外，没法，杨维骏支起拐杖，一点点挪动双脚往大门移动。“哒哒哒，哒哒哒”，脚步声越来越近，透过门缝，瞥见那具消瘦的身躯，穿一件红色棉质格子外套，深灰色睡裤起满了白色小球。
　　近两年，随着身体每况愈下，杨维骏和老伴住的这栋三层别墅，明显冷清了许多。
　　杨维骏微弓着背，坐在客厅的米色皮质沙发里，衰老正以不可逆转的态势向老人的每一处肌体蔓延。
　　头发灰白，老人斑遍布两鬓，颧骨因消瘦而高耸，难以连贯地说一整句话。杨维骏爱喝凉水，每嘬完一口，都颤颤巍巍地捡起杯盖，因右眼视力受损，杯盖在杯沿上摩擦许久才能合拢。“我快一百岁了。”他对记者说。
　　记者来访前，杨维骏正在等着他的“助手”冯清（化名）。冯清在某国企就职，七八年前杨维骏替失地农民维权时两人结识。他们原本约了这天下午要继续撰写举报某落马高官的材料，冯清有事来不了，和王婉琦说了，但王忘了向杨维骏转达，杨维骏又记不得冯清的电话，只好这么干坐着。
　　冯清回忆，五六年前，杨维骏腿脚还灵便，常常下到云南各个州县了解民情，虽已年过九旬，依旧坚持每天游泳一小时。就在两年以前，杨维骏每隔一周都要到小区1号门左侧的打印店，请店员打印材料，再帮忙发在博客上，一坐就是一整天。
　　但这两年，衰老不容许他再做这样耗损精力的事了。
　　早上6点醒来，杨维骏必须在保姆的照料下穿衣、洗漱、下楼。吃了早点，他会在屋子里转转，活动下筋骨，有客人来，他就坐着与人谈话。中饭后睡了午觉，他再走动一下，继续会客。傍晚，要是天气好，他就让保姆推着自己出门，到家对面的鱼塘散散步，为了锻炼身体，杨维骏有时让保姆坐在轮椅上，他来推。等天色暗下来，他再回家，和老伴开了电视，一人占据一个沙发，看新闻联播、电视剧，到11点半才熄灯上楼。
　　这样的作息看似规律，王婉琦其实暗地里捏着一把汗。
　　由于脑供血不足，要是没人与他说话，杨维骏常常坐着坐着就昏睡过去。“也许闭上眼睛就醒不过来了。”王婉琦压低声音，皱着眉头。谈话间，杨维骏眼皮耷拉下来，微张着嘴，沉默被呼噜声取代。

2019年10月，在昆明家中的杨维骏和老伴王婉琦。新京报记者张惠兰摄 1dfb-iuvaazn8347424.jpg 保存到相册

退休高官反腐
　　2010年12月，杨维骏家的三层小楼突然涌进了许多记者。此前不久，刚刚发生了让杨维骏闻名的“公车上访”事件。
　　当年12月17日，已经88岁高龄的杨维骏，坐着政府专配给他的黑色奥迪A6轿车，领着两辆破旧的面包车，驶进了云南省政协的大院。他带着昆明市西山区福海社区的12个失地农民，准备向政协信访处上访，但领导办公室人去楼空，只好空手而归。
　　杨维骏事先得知，由于时任昆明市委书记仇和强推“全域城镇化”，福海社区三千多村民世代耕种的1800亩良田被政府强占，房屋遭强拆，不少无家可归的老人租房受阻，只能住到猪圈，一个92岁的老妪不堪煎熬跳鱼塘自杀。此事始终没有得到处理结果。
　　杨维骏带着村民上访的消息在政协大院传开后，第二天，政协老干处的处长就跑到他家质问，不想被杨维骏反将一军：“难道公车只能用来游山玩水，不能用来为民请命？”这一幕被一旁的记者记录下来后，杨维骏一下成了网友心目中“最可爱的官员”。
　　早在这起事件之前，杨维骏就是云南官场上出了名的“刺头儿”。最为人所知的，是他对云南原省委书记白恩培的举报。
　　2001年，白恩培从青海调至云南任省委书记时，杨维骏已经从云南民盟离休三年。本该是颐养天年的年纪，但白恩培上台后力主的“一湖四片”造城运动，挑起了杨维骏紧张的神经。2014年接受《环球人物》采访时，杨维骏回忆，当时中央提倡“又好又快发展”，白恩培却主张“快速发展是第一要务”。
　　杨维骏屡次劝谏未果，还因为“党外人士”的身份，被剔除出了每年两次的省老干部座谈会的名单。
　　2013年，白恩培早已离开云南，调任全国人大，但杨维骏并没有停止反映白的问题。那年夏天，借到北京治疗眼疾的机会，杨维骏直接把举报包括昆明福海案、贱卖矿案及省银监局和省政法委共设陷阱的“金座”诈骗案在内的云南“六大要案”的材料，递给了中纪委。在贱卖矿产的问题上，他把矛头直接对准了白恩培。
　　2016年10月9日，因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案，白恩培被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被告人白恩培在法庭上接受审判 ca99-iuvaazn8347456.jpg 保存到相册

　　伴随举报而来的，是威胁。
　　杨维骏曾向中纪委举报过原云南省纪委的一位领导。后来一个“好心人”写信给他，说这位领导公开放话，要让他“永远闭嘴”。
　　杨维骏有游泳的习惯。几年前，某个驾驶员传出话来，说有人准备在他去泳池的途中制造车祸。
　　王婉琦说，有天凌晨四点，有不明人士爬上阳台撬锁，“咔嚓咔嚓”声把她从睡梦中惊醒。第二天她向公安报了案，从此，物管在她家斜对面增设了个岗亭，保安从每晚8点值守到早上6点。
　　但杨维骏似乎对这些都不以为意，“我想到的就是，不管什么样的大官，他违反党纪国法，我就是站在维护党纪国法这边。”

在家仇国恨里长大
　　杨维骏多次对人说，自己是在家仇国恨里长大的。
　　他的祖父母都是昆明城里的贫民，靠帮人挑水和缝制帽子度日。杨维骏的父亲杨蓁自幼学习刻苦，后考入云南讲武堂，加入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曾任孙中山的秘书、高级参谋。杨维骏三岁时，父亲杨蓁死于军阀范石生之手。
　　尽管父亲早逝，但杨维骏从小就从母亲那儿听说父亲的许多事迹。父亲爱兵如子，爱民如子，不准长官打骂部下，发动士兵种蔬菜种稻谷，成立士兵食堂，任滇中卫戍司令时，曾连夜率兵从土匪手中救回被掳掠的村民。
　　“从小我母亲就讲给我们，我父亲是什么样的人，所以我从小就爱国爱民，同情贫穷的老百姓。”杨维骏的会客室正中，至今还悬挂着父亲赞颂辛亥革命的碑文拓片。
　　父亲死后，为了躲避军阀的迫害，杨维骏和家人去了上海。在十里洋场，杨维骏既目睹了列强的趾高气扬，也见证了保家卫国的新思潮。

青年杨维骏。新京报记者张惠兰翻拍 94b4-iuvaazn8347530.jpg 保存到相册

　　随着时局恶化，日军占领上海，包围租界，1937年，杨维骏举家迁回云南。在云南大学政治系就读期间，他和同学建立学生自治会，加入新成立的民主青年同盟，毕业后又成为中国民主同盟的盟员。1949年，成功策动云南省政府主席卢汉起义后，杨维骏仕途坦荡。1951年1月，云南省第一次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结束后，不到30岁的杨维骏被委任为云南省政治协商委员会专职副秘书长。
　　几年后，经人介绍，杨维骏遇到了自己的终身伴侣。1958年，杨维骏和王婉琦成婚。也是在这一年，因不愿揭发被打成右派的费孝通，杨维骏也被戴上了右派的帽子。
　　如今，杨维骏再回想，却把那些苦日子咂摸出滋味来了。他被分去放牛，牛安静吃草时，他就拿出马恩文选，这一读，让他一下“看到了光明”：“我觉得人类社会总是要前进的，不可能有什么力量阻止人类前进，受挫折是暂时的，不可能永远。”
　　被打成右派的二十年，也是杨维骏的一双儿女长大成人的二十年。
　　儿女进幼儿园，因为杨维骏是右派，王婉琦从不敢报丈夫的名字，只说自己是省红十字会医院的医生，省红会院名气大，老师们不会歧视。女儿初中毕业后，面临着下乡当知青，但“右派的女儿到那儿是很受气的”，在亲戚的建议下，夫妇俩只好把女儿送到文艺学校学舞蹈。
　　即便杨维骏后来彻底摘掉了右派的帽子，恢复了在云南省政协的职务，儿女也并未因为父亲的身份沾过什么光。
　　儿女各自奔着前程远去后，那幢三层小楼，就只剩杨维骏和王婉琦“相依为命”了。他坦言，自己从不会说什么甜言蜜语，对老伴的关心，只体现在行动上。
　　2014年夏天，王婉琦因心慌，到一家医院吸氧，不想误吸了二氧化碳。虽然没有直接证据，杨维骏和王婉琦怀疑这是腐败分子的报复。因为担心老伴再受伤害，杨维骏陪着王婉琦住了整整一年院。
　　王婉琦是个闲不住的人。昆明的同学、朋友多，她每个礼拜都要爬山，80岁的年纪，还能一口气从家骑车到翠湖，打拳、跳舞。但近几年，她感到身体大不如前，最多只能走上100米，出门买菜都要保姆推着。
　　面对这个比她还要衰老的丈夫，王婉琦不时感到照顾的疲累。她说，自己不是贪图享受的人，丈夫人品好，一生为国为民，在这方面她敬重他，但“负担太重了”。

要战斗到最后一刻
　　“反腐不付出代价，怎么反腐？”杨维骏说，赞赏他的人很多，却还“没看到有哪一个效仿我”。他不强求每一个人都像他一样，只是他越来越感到时间的紧迫了。
　　“我快一百岁了。”杨维骏又把这句话提起。他的老朋友们大多故去，剩下的，要么看不见、听不见，又或者是因误会断了联系。他说，正是“跟腐败分子生死搏斗的时候”，“想他们没有意义了”。
　　虽然从未动摇过反腐，但相比从前，话语间，杨维骏似乎多出了不少困惑。
　　他说，2014年白恩培落马后，自己的举报再没有过什么大的成绩。说到失地农民因上访被非法拘留，杨维骏本就严肃的语气又立马急促起来：“农民就是靠土地生存，你把农民的土地抢掉，农民还活吗？不能轻描淡写，说限制人身自由。”
　　冯清解释，在老人家看来，云南的贪腐问题，归根结底是土地等公共资源被强占后的权钱交易问题，“所以老人家想解决的最终还是归到土地问题，而不仅仅说把一个人抓掉处理就完了。”
　　有时聊完了正事，杨维骏也会和冯清拉些家常，说自己到了这个年纪，放心不下的事有两件，一是云南的贪腐和土地问题，二是反腐文集的出版，“如果能有一个结果的话，他也能瞑目了”。
　　直到现在，杨维骏依然托人打理博客，转发访民们的举报信，只不过，已经没法事必躬亲了。不久前，有个外省农民打电话到家里来，哭诉自己的房子被强拆了，没地方住，王婉琦只能在电话里婉言推却，说丈夫年纪大了，又是在外省，力所不及。
　　早几年，杨维骏身体还算硬朗，常常接待云南各地来的访民。登记得多了，物业的人觉得不耐烦，王婉琦就会出面说是自家的熟人。
　　农民朴实，有时拎来些自家种的豌豆尖，杨维骏夫妇不肯收，他们便会趁老人不注意撂在门口就跑。
　　还有农民打电话来感谢。“太谢谢你们了，我们反映的问题解决了。”这种时候，王婉琦倍觉欣慰，“起码我也对他们尽了一点力，帮了点忙。”
　　10月21日，老夫妻发生口角那天，保姆透露，王婉琦曾悄悄打来电话：“能劝就把他劝回去，不回去就让他吃点苦。”
　　杨维骏果真坚持“原则”，没回家。第二天一早，放心不下的王婉琦，又跑去了医院。
　　“您觉得杨老是个什么样的丈夫和父亲？”
　　“正直。”问了两次，这是王婉琦唯一的答案。
　　（参考资料：《杨维骏自传》、《杨维骏争鸣文集》。应受访者要求，冯清为化名）

蒂曼 · 发表于: 2020-6-10 10:56:00

源自：新京报

原文标题：“级别最高的实名举报者”，杨维骏逝世
⊙记者：赵蕾许腾飞

　　6月10日上午，“政事儿”从云南省政协原副主席杨维骏同志的亲属处获悉，杨维骏同志于6月9日下午在昆明逝世，享年98岁。遗体告别仪式将于12日上午9点在昆明跑马山公墓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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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维骏被称为“级别最高的实名举报者”。他曾称：“反腐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不能停。”
　　举报云南省委原书记白恩培，是杨维骏最备受关注的“战果”。
　　2001年，白恩培主政云南后，曾一举推行“一湖四片”的毁乡造城大城市化运动，使云南走上破坏生态、变卖矿产、强征民地、强拆民房的道路。这时，杨维骏已离休8年。
　　农民多次上访无果，杨维骏听说有90多岁的老农不愿离开土地，房屋又被强拆，投诉无门，病死在猪圈、柴房中。
　　他在老干部座谈会等多个场合批评白恩培的做法，白恩培不予理会。一位在职官员私下告诉杨维骏，自己听到一位省级官员在一个公开场合说，要让杨维骏“永远闭嘴”。
　　爱人王婉琪一度担心家人的安危，那阵子因时常看到陌生面孔在屋外来回走动，“好像被人监禁一样，没了自由”，她变得敏感多疑。
　　杨维骏却愈战愈勇。2011年，他让女儿开通名为“直言”的博客，将白恩培等省级官员的违法违纪材料公布于网上。
　　92岁高龄时，他又借来北京看病之名，绕过阻挠，亲自将举报材料送到中纪委，一局级干部接待后，承诺立刻向中央汇报。
　　这些努力成为他反腐的标志和标签。有官员曾给杨维骏写匿名信，表达自己的钦佩和祝福，称杨维骏有“打抱不平的风度”。
　　仇和当年调任昆明市委书记，力推大规模的城中村改造工程。不属于改造区的云大医院职工宿舍、大观幼儿园等二十余家单位将被违法拆迁。
　　面临相似噩运的还有昆明最古老的佛教寺院之一—圆通寺的藏经楼。有人向杨维骏反映，该建筑申请修缮后，省宗教事务局的经费还没审批下来，仇和却批示要求限期一个月修整完毕，否则当烂尾楼处理。
　　几家单位负责人找到杨维骏，恳请他出面协调解决。
　　86岁的杨维骏走访调研了圆通寺和五华区的几家单位，整理成两份情况报告。正值新春佳节，省委领导请老干部吃饭。饭桌上，杨维骏走到省委常委坐的一桌，将打印好的十余份的举报材料交到每个人面前。
　　“这就是我的策略，老百姓缺少向上反映问题的渠道，我利用离休干部的身份，在某些场合接近省级官员、各类领导，帮忙传递信息，当面他们不得不过问。”谈及此事，杨维骏不苟言笑，语调却显得欢快。
　　第二天，城中村领导小组的副组长找到杨老，表示20多家单位暂不拆迁。藏经楼也完好保存至今。
　　王婉琪看到老伴身上生出的使命感，脱下乌纱帽后，还要“替天行道”。“他得罪的人多了，倒也不怕了。”
　　“我是烈士之子。”杨维骏念念不忘，立志成为父亲那样正义且纯粹的人。
　　三岁时，父亲杨蓁惨死军阀之手。父亲的故事仍在五个兄妹中流传开来：父亲加入中国同盟会，参加云南重九起义，是朱德的结拜兄弟、孙中山的参谋长。
　　母亲时常提起往事，告诉杨维骏父亲如何爱民爱兵。昆明岗头村村民的牛羊被土匪抢走，杨蓁带兵追了一百多里夺回。
　　小学五年级，杨维骏便加入全校抗敌救亡会，讨论时局，呼吁抗日。大学期间，他担任云南大学自治会主席，带领400多名学生参加抗日民主运动，之后加入云南省民主同盟会，在策反卢汉起义中发挥关键作用。
　　杨维骏谈起少年时光，总会说个不停。“那段日子快乐、充实，我很怀念。”有时，他仿佛还活在那段峥嵘岁月，嘴上挂着“革命”“叛徒”“斗争”这样的字眼。
　　此后，杨维骏的意气风发曾一度被消磨。
　　之后经历文革浩劫，他变得慎言慎行。那些年，女儿杨艺的印象里，都是父亲在田间犁地和在书桌上伏案的背影。他很少和妻儿交流，也没有开怀大笑过。
　　1978年，杨维骏恢复工作，担任云南省政协副秘书长，后任政协副主席。
　　杨维骏思考，以前自己为建立新的国家和制度而革命。现在改革开放了，要保证人民真正享受到改革的福利，一定要抑制腐败滋长，他开始行动。
　　省人大会议上，杨维骏开始就政府报告工作内容提出异议，他认为经济发展的指标过高，会损害人民利益。
　　也有人反映昆明钢铁公司片面追求发展速度，导致钢铁质量和产量上不去。杨维骏听闻后，带着经济学家去调研，将报告递交到国家相关部门。
　　“他什么都想管，性子又直，开会时当面反对，批评，让很多省级领导下不了台，别人自然排挤他。”王婉琪虽不关心时政，也免不了听到别人背后对杨维骏的评价。
　　有人说这样会影响仕途。王婉琪也担心，时常劝他不要太固执，钻牛角尖，杨维骏没有听劝。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云南省组织全国人大代表视察，杨维骏接到一家金银首饰厂经理的举报，称在某省级领导的包庇下，有商人将旧机器设备高价引进该厂。杨维骏掌握证据后向上反映。不料案子没破时，他的名字从下一届人大代表候选名单上消失了。
　　1993年，杨维骏离休。离休后，杨维骏每天从未在12点之前睡过觉。即使躺在床上，他说自己满脑子想的都是国家的发展形势、云南的政治生态和百姓的困难。
　　身边不理解的人也很多，有人怀疑他被访民“绑架”，还有人直接说他是多管闲事的傻子。
　　“世路艰辛荆棘阻，甘当除棘一愚公”，这是杨维骏挂在书房自勉的一首诗。杨维骏对种种非议不以为然，他坚持在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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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维骏还写了《杨维骏争鸣文集》和自传，七八十万字，包括史学争论、政治理论和他多年革命、反腐、为民请命的经历等，希望对后人有所借鉴。
　　文集的扉页上写着：一定向真理低头，绝不向谬误退让。杨维骏称，这是他的人生格言。
　　杨老说，与腐败作斗争，依旧是他现在最大的心愿，“我活着就是对云南地区腐败的最大震慑，想再活久一些。”

美好一下 · 发表于: 2020-6-10 10:15:29

源自：新京报

原文标题：“反腐愚公”杨维骏因着凉引发肺炎去世，享年98岁

　　（记者：赵朋乐）今日（6月10日），新京报记者从杨维骏的女儿处获悉，曾为上访老百姓“公车上书”的云南省民盟创始人、云南省政协原副主席杨维骏老先生，于6月9日18时02分因病与世长辞。

2019年5月14日，云南昆明，97岁的反腐“愚公”杨维骏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　◎摄影：郑新洽 5094-iuvaazn7535986.jpg 保存到相册

　　杨维骏的女儿告诉新京报记者，杨维骏因着凉引发肺炎，病情发展很快，十几天后就去世了。目前杨维骏的遗体在殡仪馆，将于6月12日在昆明跑马山公墓举行告别仪式。
　　杨维骏，1922年3月生，云南昆明人。新京报曾报道，2010年为了帮助昆明市某区农民解决耕地被毁坏、强征的问题，88岁的杨维骏带着农民代表，坐上政府配给他的黑色奥迪A6专车，前往云南省国土资源厅为民请命。随着这起著名的“公车上书”事件引发舆论热议，作为云南省政协原副主席的杨维骏以高调的形象走到台前。
　　之后，他致力举报的白恩培、仇和等在云南任职的官员先后落马。盛名之下，杨维骏创造了中纪委实名举报人中年龄最大、职务最高、不为自己为群众的纪录。
　　暮年时期，他头发花白，走路必须拄着拐杖，小碎步地向前挪动。脑供血不足、失眠、高血压、糖尿病等疾病接踵而至，杨维骏每天吞咽十几种药物。在努力摆脱病魔的困扰时，他仍不忘与腐败对抗。
　　读报、接待访民、更新博客，看电视新闻，向省级官员反映问题……每当与人谈及反腐的话题，他像是打不倒的“愚公”，手举为民反腐的大旗，口中念念有词，“反腐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不能停。”
　　校对：陈荻雁

你的美我的爱 · 发表于: 2020-6-10 09:36:00

源自：红星新闻

原文标题：“反腐斗士”杨维骏去世，享年98岁

　　红星新闻记者从杨维骏老人的妻子王婉琪女士处证实，杨维骏老人已于昨天下午18:03分离世，享年98岁，王婉琪女士表示“政府部门已经在我家里搭设了灵堂。”
　　杨维骏，男，1922年3月生，云南昆明人。1945年毕业于云南大学政治系，同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任民盟云南省临时工委副主任委员，云南大学学生自治会主席、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民盟云南省委秘书长、副主任委员和中央委员，云南省第五、第六届政协副主席，第六届全国人大代表。杨维骏退休后，因持续举报白恩培、秦光荣等，日渐成为著名的反腐斗士。中央纪委工作人员称其创下“三最”纪录，即“年龄最大、职务最高、反映问题不为自己而是最为老百姓着想”。
　　红星新闻记者刘木木

远方的雁 · 发表于: 2014-9-17 10:07:00

源自：环球人物杂志

　　《环球人物》记者随杨维骏走进家门时，听说附近有不明身份的人在摄像，老伴王婉琪一下子紧张起来，“我说过多少次了，叫你不要出去，出了安全问题怎么办？”在老伴的数落声中，杨维骏讲起他举报白恩培的经过。
　　“白恩培来云南任省委书记的时候，我早已离休，但看到不好的现象，我还是要提。”杨维骏记得，那是2001年底，白恩培从青海调任云南省委书记不久后，“一湖四片”的新昆明建设拉开了序幕。对城市建设颇为关注的杨维骏认为这个规划存在很大问题，理由是一旦推进城市化运动，在大拆大建面前，野蛮征地和拆迁不可避免。而且，以昆明现有的环境容量和资源，搞如此大规模的造城运动也不合适。于是，在当年的省委老干部座谈会上，杨维骏就给白恩培提了一些城市发展的意见，但没有得到回应。
　　后来，在云南省“两会”上，杨维骏又多次追问白恩培“是否有下文”，也没有明确答复。“几个来回后，我就明白他在敷衍我，我的追问自然不会有结果。”更让杨维骏觉得有问题的是，当时白恩培强调，“快速发展是第一要务。”而中央提出“又好又快发展”，“好”字优先，但白恩培的态度，是“快”字优先。对此，杨维骏明确表示反对。
　　虽然新昆明的方案，最终以专家听证会的形式通过，但杨维骏还是没改变态度。在当时领导的眼里，他就成了一个“爱管闲事的老头”。
　　后来，云南省的老干部座谈会缩小到党内召开，杨维骏不是党员，就失去了参会资格。“这不等于我从此就不作声了。”杨维骏告诉《环球人物》记者，之后他抓住各种机会，坚持向白恩培反映情况。
　　印象最深的一次是2009年的新年团拜会上。当时，杨维骏在接到群众反映的拆迁纠纷问题后，就写成材料，带到团拜会上。“我本打算当面交给白恩培，但到现场后又觉得不妥，最为担心的是单独递交起不了作用。”于是，在白恩培上台致辞时，杨维骏将材料分发给与白恩培同坐主桌的省委常委，人手一份。当白恩培走回座位时，自然看到了杨维骏的材料，后来有人告诉他，白恩培当时看了“很不高兴”。
　　如果说这次交锋还算温和，那接下来的举报就充满了挑战性和危险性。
　　2009年，杨维骏掌握了一个重要线索──云南省著名的兰坪铅锌矿被四川老板刘汉以10亿元控股近六成。而这座亚洲最大的铅锌矿，曾被估值5000亿元。“这不是贱卖嘛！”杨维骏拍案而起，将问题整理成材料，并指出可能跟白恩培有关，交给了彼时正在云南进行巡视的中央纪委、中组部第二巡视组负责人。与此同时，他还在网上发表了《刘汉在云南的朋友》一文，对刘汉与白恩培交往的细节进行了披露。
　　2013年，杨维骏到北京看病期间，再次向中纪委反映了云南的问题。“我到中纪委反映了6个问题。”在其中的矿产贱卖问题上，他直接举报了白恩培。
　　杨维骏说那段时间压力特别大，有人在网上骂他，有人带话威胁他，他家附近经常有人在监视他……“开弓没有回头箭，我自己是豁出去了，但老伴和家人却因此受了不少惊吓。”让杨维骏感到欣慰的是，大多数老百姓和老干部，从精神上给了他支持和鼓励。就连中纪委的工作人员都将他的行为总结为三个“最”：年龄最大、职务最高、反映问题不为自己而是最为群众着想。
　　好在事情很快有了转机。8月29日，白恩培被调查的消息公布，杨维骏心里的大石头也算落了地。大家都想知道，是不是他的举报导致了白恩培的落马？他说，作用肯定有一些，但“我以一己之力掀翻白恩培”的说法有些夸大了。

云南省政协原副主席杨维骏 U11443P1T1D30870477F21DT20140917095036.jpg 保存到相册

把反腐当信仰
　　《环球人物》记者看到，在杨维骏家的客厅，除了药，就是举报材料。他说书房放不下，只能挪到客厅。其中，一个印着“1995”字样的红色文件袋有些显眼，杨维骏通常会把要紧的材料放在文件袋里，给中纪委书记王岐山的公开信也在其中。
　　今年8月，这封公开信在网上公布后，省政协及省委办公厅等相关人员来质问他：“为什么要把已经解决的问题在网上‘晒’出来？”杨维骏反问：“既然问题都解决了，为什么还有群众继续申诉，而有关部门的领导始终不敢走出大门倾听群众意见？”对方无言以对。
　　“我举报的大多是副厅级以上官员，不管他们官有多大，我只向真理低头。”杨维骏说。
　　8年前，昆明西山区福海社区韩家湾村1700多亩的耕地被征用，但政府没有出示任何征地手续，便开始在耕地上强行倾倒废土废渣，迫使很多村民在拆迁协议上签字。直到2010年底，每亩25万元的征地款还没发放，拆迁安置也没落实，一些老人无家可归，只能住在猪圈里。村民曾上访80多次，但都失望而归。
　　杨维骏了解情况后，用自己的专车开道，带着12名村民代表四处上访，结果遭到省政协老干处处长的责怪。杨维骏却理直气壮地回应：“谁规定公车只能用来吃喝玩乐，而不能为民请命？”
　　“公车上访”后，杨维骏收到的举报信越来越多。他会选择一些有代表性、经调查情况属实的，继续向上反映。
　　除了昆明福海案，公开信中还有近几年来始终悬而未决的5个案子，包括宣威虹桥征地案、贱卖矿产案、“金座”非法集资案等。
　　“这些被举报的人中，没有一个和我有个人恩怨，但得罪了老百姓，就得管。”杨维骏已记不清举报过多少官员，上至省委书记、省纪委书记，下至司法局局长。告得多了，时不时会听到别人放狠话，“要让他永远闭嘴”。也有人为他担心，叮嘱他“晚上尽量不要一个人出去”，但他都没放在心上。
　　不过，有件事让杨维骏一直有些郁闷。1993年，因为向中央举报了一名省内高官，他从政协副主席位置上退了下来，也失去了当第七届全国人大代表的资格。心下不平的他写下了一首自勉诗：“政坛千古幻风雨，多少丹心照万民。今为正纲违显贵，甘遭坎坷不甘驯。”
　　“我就是一个异类，常常不合时宜。”杨维骏说，对于他坚持反腐的事，老伴有些不乐意。但深知父亲的闺女则劝道：“妈，你别管他了，这是他的信仰。”在女儿看来，父亲性格如此，眼里不容沙子，看不惯的就不会选择沉默。
　　2010年，杨维骏让女儿帮他开通了博客，取名直言。近百篇博文中，有对腐败现象的批判，也有对国家、城市发展的建言。“反腐只是其中一个内容，我更关心我们国家面临的种种外患。”

2014年9月4日，上访村民向杨维骏反映为题 U11443P1T1D30870477F23DT20140917095036.jpg 保存到相册

还要继续走下去
　　很多人都会问，为何一个离休老干部如此勇敢？在杨维骏的自传中，他披露了自己甘当反腐斗士的心路历程──
　　我是穷苦人出生，祖父是挑水工人、祖母是女工，父亲曾担任孙中山大本营代参谋长，后来被军阀杀害。我小时候在上海，看到租界里洋人趾高气扬，在家仇国恨的环境里长大，小学5年级就参加学生运动，解放前是云南大学学生自治会主席，被特务追捕过，九死一生过来的。“文化大革命”劳动改造20年，流着泪看马恩文选，有了信心，才撑过来的。
　　为什么我要这样做？这是我应当的，老百姓是我们的衣食父母，干部是公仆，这种思想在我脑子里根深蒂固，我现在待遇不低可以安度晚年，但如果眼睁睁看着老百姓受苦不闻不问，好吃好穿又有什么意义？人生百岁终须死，活着的时候要问心无愧……
　　从上世纪80年代末打击“官倒”开始，杨维骏便行走于反腐路上。当时，中央在全国开展整治行动，云南成立了治理整顿公司的领导小组，作为小组成员，杨维骏就曾揭露昆钢某高官亲戚私卖钢材，收受对方汽车的行为。只是没想到，这一走就是几十年。
　　记者的采访不时会被打断，因为杨维骏要不停地接听电话，有农民请他帮忙维权，还有些是老友的道贺。杨维骏觉得正是有这么多人的鼓励和信任，自己才不会孤单，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虽然多年举报的对象已落马，但杨维骏说云南的问题才刚刚开始。他不会停止，只要有意见，还会提下去。杨维骏说，他的判断标准很简单，“无论是什么领导，谁关心群众我就拥护谁，谁漠视群众我就反对谁。我不怕得罪人，我活在世上，就要与腐败势力作斗争，这是我的人生价值和意义。”
　　采访完，杨维骏送记者出门。门口还在等着的村民告诉记者，他们来找杨老就是希望能给他们出出主意，因为对于白恩培的落马，他们要开个会，会上还要讨论一直没有解决的土地问题。
　　这也是杨维骏不能释怀的，“为何官员被查了，问题还得不到解决？”站在斜阳下的杨维骏说这话时，表情坚毅，斗志昂扬。他说，时不我待，腐败不除心难安，生命不息，反腐不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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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员] 送别“反腐斗士”杨维骏：弥留之际曾追问活着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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