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国与运势：发展的领导集体在批评与自我批评中形成

一：辛亥革命触发了中华民族新价值观形成大讨论
　　一百年前，辛亥革命首先在军人和革命党人中爆发，但是知识分子和教育界是最先感到受到影响的群体。
　　这是因为，知识分子和教育界在清政府在1905年废科举以后，已经对于传统的中国孔孟之道和培养忠君士大夫的精神价值观感到彻底过时。所以，都纷纷以日本和西方的新式教育为蓝本，主张建立面向世界和时代的新的中华民族价值。
　　因此，1912年2月，当国内政局尚未稳定之时，蔡元培就发表了著名的《对于新教育之意见》一文，主张帝制时代的教育与共和时代教育最大的不同，就是建立超越政治之上的精神价值，让人民接受超越政治的教育。
　　也就是说，在国内政治各派都在寻求国外日美等列强对于中国新的政体的支持的时候，中国的知识分子和教育界，也在寻求一种历史上春秋百家争鸣时期好为帝王师的教育和知识的超脱境界。
　　但是，中国的革命党对于中华民族能够从辛亥革命中自然就能得到世界尊重的想法是幼稚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想要办超越政治的教育和形成超越政治新价值观的想法也是幼稚的。
　　所以，辛亥革命后伴随著军阀势力在外国不同列强支持下不断走马灯式地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变幻，中国知识分子在探讨新的民族价值观上也在不断的进行思想激辩和与政治的结合。
　　当年李鸿章关于中国面临几千年之变局的预言成为现实，一直到1919年五四运动产生了深刻结合政治现实的马克思主义思潮，中国的知识分子终于否定了原先蔡元培等人关于建立超越政治价值观的幻想，走上了一条结合政治非常紧密的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斗争的中国民族自省之路。

二：中国新知识分子群体从与政治结合到与群众结合
　　军阀政治在辛亥革命以后只是一个过渡，很快以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的产生为标志，军事力量与知识分子群体的政治集团结合就成为中国政治舞台上的主导。
　　与国民党内派别林立不同的是，中国共产党自从建立之初，就实行了党内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原先，这种党内批评，是以第三国际的指示和批评标准为标准。中国共产党人还有些国际崇拜。
　　以后，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屡次遭受挫折，使得中国共产党人开始找到开展党内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中国标准。这又一次是以知识分子的价值观受到巨大冲击为代表。
　　1942年，中国的政党发展史上一个不同寻常的事件，就是延安整风。当时在重庆时刻关注延安动态的蒋介石，对于中共开展延安整风是有些看不透的。但是很快就从知识分子群体和党人的观点出发看出了中国的价值观形成端倪。
　　蒋介石通过公开或秘密的手段搞到一批中共的整风文件和毛泽东的著作。非常有趣的是蒋介石愈是认真研讨毛泽东的一些著作，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的整风文献后，愈发对国民党的腐败深恶痛绝，大加申斥，同时却又对他的老对手毛泽东所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毫不掩饰地表示欣赏。一位美国学者在后来的研究中曾写道：蒋介石对共产党的组织性、纪律性和精神道德极为赞赏，而他所称道的共产党的优点，恰好是国民党所缺乏的。他认为，共产党不仅认认真真地研究和讨论问题，而且踏踏实实地完成任务。蒋介石曾说过：共产党“不容有一丝含糊笼统的观念，绝不允许哗众取宠，半途而废。”所以蒋介石承认共产党的特点就是坚持“科学的方法”。他认为，共产党的科学方法及组织性、纪律性与精神道德是通过延安整风运动慢慢教育培养的。
　　我们知道，延安整风形成的实事求是的新的党风，表现形式很多，其中对于知识分子这一体现中国新价值观的探索群体来说，与工农群众集合是很明确的一条道路。
　　因此，在1945年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与共产党作为中国政治舞台上的两股力量较量中，中共之所以迅速得到了全国政权，就是因为这群知识分子群体找到了中华民族新的价值观形成之道。

三：知识分子群体价值与正确开展批评自我批评
　　中国国民党的党内腐败曾经让蒋介石深恶痛绝，这是因为直接影响到国民党形成了派系林立，军政训政不利、嫡系地方军的互相掣肘。
　　相反，延安整风使得中国共产党找到了一条克服党内不同意见之争不会发展到派系的一条道路，那就是正确的批评自我批评之路──与群众结合、与实践结合的批评之路。
　　在中共成为执政党以后，作为革命党当初与群众结合之路转换成为通过政权命令群众以后，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群体发生了地位和认知上的变化。从延安时期的以群众为师发展到露出了好为民众师的传统知识分子本性。
　　权力的获得，腐蚀了共产党的干部，也对于在新中国建立之初建立中国的新价值观探索中的知识分子群体，有了一个新的自命不凡机会。甚至解放之初，出现了知识分子群体看不起打江山的老干部老军人群体的思潮。
　　因此，成为执政党以后中共开展党内批评自我批评的环境发生了巨大改变。各种群体之间以及党的领导者之间，也都发生了环境和境遇的变化。
　　本来，这种与政权结合意见之争，应当是建立新中国法治和民主渠道的很好机会，也就是说，此时的知识分子群体需要从与政治结合与群众结合发展到尽快帮助执政党建立法治和民主渠道，但是在新中国经济摊子在一穷二白基础上百废待兴中历史机会又一次丧失掉了。
　　失去了法治与民主制约的伴随着政权的党内批评与自我批评很快变成了一场场带给历史与民族痛苦回忆的无情斗争和内耗。

四：发展是硬道理三十年后今天的新领导集体形成之道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集体，正是由邓小平所说是因为十年动乱的反面教训使得党内取得了难得的政治一致的基础，那就是得到了一致结论要长时间坚持聚精会神抓发展搞建设搞改革，正是在如此一个历史过程中形成的党的领导集体。
　　今天，通过三十多年高速发展，国内政治和经济环境，已经与当年改革开放之初大不一样。
　　最大的不同就是今天改革和下一步发展的基础──国内和党内的意见高度一致的基础不存在了。
　　因此，当初，因为因为文化大革命中被滥用，致使批评与自我批评武器在党内久不再用的传统，应当被今天的新形势新要求重新唤醒。
　　批评与自我批评，并不应该因为历史上被错误滥用，就不应当重新提起，而是应当在新的形势要求中以新的方式重新被应用。
　　所以应当提出一个新的论断，如果说三十年改革开放中党的领导集体是因为文化大革命的拨乱反正得到了政治基础的话，那么今天在党内国内这种意见基础不存在的情况下，就应当在法治和民主的新的保证下重新发扬批评自我批评的传统。
　　历史上，革命的领导集体在批评与自我批评中形成。
　　在今天，发展的领导集体在批评与自我批评中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