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难言虚构：几百万上千万的异地务工选民到哪里投票

一：与地方行政税政打交道最多的异地务工人员恰恰没有该地选举权
　　进入2011年10月后北京、上海、天津、广东、四川、福建等20个省市将开始五年一届的区县级人大代表选举。今年与往年没有改变的是，几百万上千万的异地务工选民到哪里投票的问题，仍然没有答案。
　　根据宪法和选举法有关规定，区县级人大代表直接选举，热心公益的公民有机会参加并当选。2010年代表选举法修订之后，候选人根据选民提出要求应当与选民见面，选举法修订的出发点就是希望热心公益的公民们积极准备、认真参加选举。
　　但是，地方性的公益有这两方面的属性，第一是对地方提供给选民的道路、居住、安全和环境等方面的资源共有性；第二是管理该地的政府各部门对于选民的控制、服务、要求是否合适，是否到位，是否合理等等。这些公益性往往在该地的外地务工人员中表现的最强烈。
　　就以深圳的市政府作为改革措施在网上征求意见时，所经常面对的网民来说，很大一部分就是外地务工人员。举例来说，前几年深圳公安局要求外来务工人员办理寓居证遭到众网友剧烈反对。针对该项行政举措，市公安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申少保在答复媒体记者发问时说，深圳拟将寓居证分为A、B两类，A证自愿办理，B证强迫办理。A类证以来深务工、创业、生活的人士为主，持有A证的人可以租住房屋，这是一个准入制度，可进入出租屋的管理层次。与A证相比，B证主要起到信息注销作用，适用于短期来深圳，或者进出深圳比拟频繁，但不长期工作生活的人。
　　与此对话的网友说，这就意味着没证外来者寸步难行。真是不由得不让人发笑的笑话，然后悲哀，在中国的中国人就算有身份证在中国的深圳也是寸步难行，这是特区，还是曾经独立的深圳？假设一个人不断找不到工作，就应该离开深圳，由于没有合理收入来源，他在深圳的生活、平安等各方面都可能有问题。怎样界定“找不到工作的”人？兼职是不是“找不到工作的”？企业不愿意签署合法《劳动合同》的是不是“找不到工作的”？自主职业者是不是“找不到工作的”？来深圳公差个把月是不是“找不到工作的”？深圳一切有户籍的人的父母来深圳常住的是不是“找不到工作的”？引申开来，在中国找不到工作的人能否要驱除境？
　　在这种与地方政府所代表的公益性对话中可以看出，与地方公益性关系最密切的就是外地务工人员，但是就是他们，恰恰在10月以后陆续开始的沿海地区大中城市和全国直辖市区县级人大代表选举中，没有得到到哪里投票的明确答案。

二：中宣部要求走基层、团中央要求研究农民工二代的背景由来
　　已经有一段时间，负责中宣部的政治局委员刘云山提出中央的宣传机构媒体单位都要进行走基层的活动，目的是为了转变作风，在精神上振奋起来，在思想上贴近现实。
　　与此相同的是，最近团中央书记陆昊要求团的工作要贴近社会转型时期的重大问题，比如农民工第二代在城市中的思想、工作、生活、家庭和农村与城市中间地带的身份困惑问题。
　　共产党和共青团的部门领导研究的工作重点，与国务院的工作重点不同，但是紧密相连。
　　国务院在贯彻十二五规划方面，面对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重大课题──更加注重人的经济增长方式。而党团组织就是做人的工作的，因为所有的经济增长都要靠人来完成，所以党团组织的工作本身就是要看到经济运行中的人，看到他们的所思所想。
　　中央电视台的记者来到了铁路大修段的工人们中来，看到了他们常年在外尽不了对老人的孝心和对儿女的爱心，看到了他们的情感和爱恋是怎样的伴随在这几年的铁路大变化当中的。中央媒体对于铁路人的普通生活的报道，对于国务院和铁道部决定的、这几年铁路简单合并管理单位延长铁路工人通勤里程的做法是一个重大的提醒，那就是不要忽视经济增长背后的人的问题，什么时候都要把人摆在工作的第一位。
　　团中央直属机构就有很多的单位雇佣了或者以劳务派遣方式使用了很多的农民工第二代，以此作为近水楼阁，团中央直属单位中为务工青年成立了一些团支部，作为团的工作面对农民工第二代研究新问题的试验田。但是，我们的青年政治学院也好，研究青少年问题的专家学者聚集的研究所也好，都没有在一个团组织中研究进城务工青年的思想的积极性，或者说他们作为团的工作研究人员根本就没有往这方面想。
　　因此，陆昊书记最近问一些研究青少年问题的记者和专家，你们对于身边的农民工二代怎样看，他们答不出来。
　　然后与刘云山、陆昊等等经常研究中央直属机关党的工作的领导就得到这样一个结论，我们的干部队伍和理论政策研究机构以及宣传媒体部门的工作脱离实际到了什么程度？

三：党的工作与行政工作究竟怎样配合，空话套话怎么来的
　　以上关于社会经济结构发生重大改变以后，党团工作迟迟跟不上现实工作实际的情况，究竟是怎样发生的呢？
　　中央直属机关党的工作的领导得到这样结论的另一个方面，就是人民群众看到的──我们的领导干部经常是在饭桌上研究大事发表宏论，在报告中大讲道德，在单位中听取汇报，在组织中复制前人的模板，在等待中盼望着接班升迁。
　　这种对于现实的冷漠和机械的工作方式是怎样造成的呢？党团组织领导机关是这样，那么做行政工作的国务院各部，各大国有集团行业的铁路、石油、化工等方面的领导又怎样做得到精神振奋，自我约束呢？
　　这种作风的形成或者说官场的习气的养成，与这些年我们的经济增长方式有关。这些年的经济运行的特点是自上而下的垂直组织，由于十一五期间扩大财政投资模式，经济运行依靠财政投入和地方城市在房地产等简单透支资源和社会成本的行政经济化行为，各级大量官员手中有着与四万亿财政资金使用权、城市征地的拍卖权和对于外来务工人员的单向管理权等等权力使用相关的无尽的手段，几年来透支社会成本和经济增长后备资源的经济发展造成一种印象──官员拥有的权力的魔力是无穷的、所以经济运行的手段和动力似乎是无尽的和永不枯竭的。
　　经济增长中的见物不见人、追求指标眼睛向上看的官场作风，都是相辅相成的。
　　国务院各部和各大行业的国有垄断企业的干部以及各个城市追求地方财政依靠城市房地产扩张的市委市政府干部，都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进行经济发展的，并且获得了不错的收入和政治发展。几个重要省的主要领导位置和基金、监管董事长位置的领导安排，他们的前身都是垄断行业或者城市经济搞得好的干部，从见物不见人的纯属数量增长中的工作──这里面提拔而来。
　　党团机构领导岗位的干部，看到这样的提拔途径和官员升阶榜样，又怎能够做到在自己面对的简单的人的工作中，有着主动性和热情呢？
　　所以，中央媒体的派出机构和省市机构（新华社记者站、央视地方站各大报地方记者站），身在基层不搞人的报道，只是围绕着地方领导的嗜好进行报道。团中央众多搞青年研究的机构和媒体，身边就有众多的打工青年，甚至为了就近研究成立不少打工青年团支部，但是，一问他们对于农民工二代的研究看法，就是一问三不知。
　　经济部门和城市扩张活动中的领导工作见物不见人的发展得到的官场结果，也就是他们迅速得到的提拔榜样，决定了党团工作机构中本来是做人的工作的领导和学者们，也就是学着这样的榜样做些见物不见人的工作、做一些表面文章和大讲理论空话。

四：誓死留在城市中的农不农、工不工的青年的选举权应当作出安排
　　2011年10月以后沿海发达地区新一届的区县人大代表的选举，几百万上千万年轻选民的工作地选举没有作出安排，这表明了一个现实──党的工作以及围绕党的工青妇等群众组织所最应当涉及的人的工作，已经脱离了现实、已经覆盖不了群众、已经找不到情感联系。
　　看看网上民意的表达的程度和一旦进入宪政渠道的民意接触的程度，就会感到两者的来源和接触关系是存在巨大差距的。
　　就拿公民选举权中规定的最重要的人大代表的选举来说，城市的选区设置，是单纯为了形式上的选举方便。把单位和企业包括在选民登记中，单位的党委来保证选民和候选人的提供，县区的各街道各社区党委负责提供选举场所和选区划分组织管理，然后选民──各单位工作人员和附近小区居民与各个单位提供的候选人都不认识，搞上几次范围不大的居民与候选人见面会，就进行选举了。
　　在这里面，很多单位的打工青年没有包括，农贸市场小饭店的外地老板商贩没有包括，而恰恰就是他们的居住关系、业余生活、税收关系和治安管理等等，与该地区街道的行政领导冲突最大，牵涉最深，但是他们没有选举权。
　　无论是各个机关和事业单位的党委还是地方划区的党委，都被告知要进行与十二五规划期间经济结构转型的“注重人的发展”相关的人的活动以重大关注，但是就是在他们身边这样多的打工者和人，却在最基本的权利方面得不到体现。
　　在各个投票站的红旗招展背后是一个数量庞大的沉默群体，在众多的城市中的党政机关事业单位的工作时间之外，写字楼中的干部白领们开着私家车或者坐着公车回到了他们在周边地区的住宅中。留下的外地打工者──做辅助工作的劳务派遣工、饭店服务员、路边看车的管理员、保安等等众多的农村进城务工人员，他们的所思所想，他们的前途，没有人去考虑，因为他们没有在工作地就近选举的安排。
　　这就是现实，2011年年末的选举很快就过去了，2011年过去就是2012年。
　　2012──又是一个选举年，我们围绕“人”，在人的基本权利方面能不能做出一个长远安排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