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内民主和党外民主：从“8·15”想到抗金融危机根据地建设

一：为什么当年日本军队不向共产党军队投降
　　67年前的8月15日，是日本在二战中投降的日子。对于二战留给世界各国人民的教训，并没有因为时间隔得越来越远就没有什么可以总结的了。相反，有些教训是今天可以从全新的角度得出的，尤其突出的是，这些新的角度得到的教训对于今天的问题还是十分具有针对性的。
　　比如，当年“8·15”以后，为什么离作为中国军队的八路军、新四军最近的日本军队不向共产党军队投降的问题，就可以从全新的角度进行解释。
　　过去的解释是，当时在国际上，蒋介石政府是有合法国际地位和权利的，日军只能向国民政府投降。
　　但是，政府在作战中的载体就是军队，当时的国民党军队还在大后方的重庆、四川、云南一带，当时的重庆国民党政府在中原地区早已不存在什么建制。日本军队所面对的八路军、新四军所依托的政府就是根据地民主政府。正是根据地的民主政府形式提供了八路军新四军背后源源不绝的民众支持，就连坚持在中原地区抗日的地方军（如阎锡山、傅作义的部队）也受到了中共建立的根据地政权和民众的依托，所以才能坚持到最后。
　　因此，作为体现在军队载体中的中国政权形式更应当是中原地区各根据地的民主政府形式。
　　今天我们总结这些根据地民主政府形式，就是中共根据统一战线理论进行的党外民主的成功探索。正是在长达八年的抗日战争中，中共在党外民主的建设上有了实质性的内容，才使得中国不会亡、中国人民在国际上拖住日本的侵略进程和八路军在国内拖住日军的战略图谋成为一个国际公认的事实。
　　这一事实，要远比得到国际公认的蒋介石国民政府，要来得有力。
　　日本投降行为中，顺理成章的应当是不以国民党和共产党来划分，而是以党外民主形式的成功组织民族力量为标准，这就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那就是根据地民主政府形式更加符合军队载体的身份。
　　可是，美苏两个大国在当时中国扮演的角色，导致了国民党一党专政还是共产党一党掌权之争成为二战结束后中国局势的焦点，而不是如何在承认敌后根据地的党外民主形式的基础上来组建新的中国政府。
　　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历史的遗憾。

二：为什么今天某个大国要在亚太地区压制中国
　　我们总结历史经验是为了更好地认清现在。最近在金融危机期间因为中国的经济这边独好，以及在中国政府主导下东亚和东南亚经济一体化加深，就导致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团队被人妒忌。某个大国在亚太周边给中国政府制造困难，挑动领海纷争、人权观念之争。
　　对此我们应当如何认识呢？
　　事实上，自从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后，中国作为与众不同的政治体制下的经济实体，可以说在抗击全球金融危机后果方面起到了不十分起眼但是非常具有全局意义的作用。
　　中国的出口贸易形成的大量美元收入，以购买美国国债的形式留在美国，对于保持美元币值基本稳定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中国大量启动国内基础建设，对于世界的原材料、能源及其相关的产品和服务的价格稳定起到了保障作用。中国的大批出口制造品，在欧美市场形成了持续的供应，使得欧美广大低收入家庭依靠福利，就能享受很多物美价廉的电器商品。如果这些商品在本国制造，人工费用是很大的，将会造成物价的上升。
　　上述贡献是在中国本身牺牲很大的情况下做到的。这些牺牲包括：
　　第一，中国的广大农村地区一直提供低成本的劳动力供应，覆盖全社会的社保体系迟迟不能建立。
　　第二，中国的大量制造业企业，没有外汇使用权，不能在自身的资本循环中，把欧美的专利和高级服务人才纳为己有，使得自身在全球商品供应链中一直处于被动的低端位置。
　　第三，中国央行在与外汇收入相对应发放的人民币国内使用环境和链条中，没有一个对应的产权交易市场、金融市场化市场和法制化政府服务体系的配套，造成了股市楼市背后的不规范、利益集团操纵等行为。
　　中国在独自承担起降低金融危机后果的责任同时，迟迟未能在解决与东南亚和东亚地区同质化矛盾上，做出有意义的民主探索，所以导致与周边国家在经济结构上的同质化竞争。
　　中国在经济改革方面迟迟未能在政治体制上有配合性的突破，造成了中国的对外投资、劳动力输出和能源利用方面与外部的摩擦增大，所以造成了今天给某个大国有机可乘的局面。

三：共产党的军队背后是党外民主发展的政府
　　说起67前那个日子，据一位在中国敌后战场作战的普通日本军人说：“我所在的部队最怕民团。这些人和我们有杀父灭子之仇、辱妻之恨、烧家之绝望。这些人狂呼呐喊着向我们冲来，前赴后继，令人心悸。武器是土枪、土炮、大刀、农具。他们的英勇，至今让我感到心颤……我反对对平民烧光、杀光。实施冈村宁次将军的命令，使我们日本军在中国人心目中完全变成了鬼畜军队。对正规军是军人之间的战役，那另当别论。
　　“第二怕八路。八路军训练有素，英勇顽强，夜战如神，行军如风。”
　　67年前的普通日军的看法代表了他们对中国民众背后的抗日政府形式的一种普遍看法，那绝不是远在重庆的国民党一党政府，而是边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党外民主形式体现的政府。
　　67年前日军接到中国的蒋介石的指令，只能向重庆政府的载体蒋介石的军队投降，但是实际上他们早把中原地区广大的根据地政府视为中国的真正力量所在。
　　在八年抗日战争中，中国战场分为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
　　从普通日本军人的角度看，正面战场如果说国民党军队是代表中国政府的载体的话，那是没有说服力的。在几次经典战役中表现突出的国民党军队的抗日官兵都是代表了中国人的个体，但是作为中央政府背后的国民党来说就不是这样简单。
　　国民党既出现过汪精卫等一大批汉奸并且这些人还组织汉奸政府，也曾经有在暗中对日谈判进行媾和的行为。
　　但是在中国的敌后战场上，表面上是共产党的军队在抗击百分之五十以上的日军和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伪军，其实是各抗日根据地的民主政府形式调动起了民众的深厚力量在起决定性作用。
　　就拿晋察冀根据地来说，1937年10月，聂荣臻就带着一个独立团到山西的时候，太原失守，晋察冀三省联结地区的多数县城都空了，县政府官员也没有了，很凄凉。
　　之后，八路军打了一个胜仗鼓舞了敌后民众，纷纷建立游击队武装（就是日军所说的民团），曲阳县一个月时间就组建起一个1000多人的武装大队。在河北平原地区，民间有着义和团的民间起义的传统，已经自发建立了很多的游击队。只要有一个民众自己的政府来组织他们就行。
　　1938年1月10月，晋察冀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在阜平县城召开。代表们分别来自深山僻壤、冀中平原、游击区和敌占区，一些当时工作组未到达的地区，也自动派代表要求参加会议。这次代表大会开始就实行“三三制”，就是在政府机关内，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其他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占三分之二。
　　民主选举的边区政府制定了边区军事、行政、财政、经济、教育、民运等各项方案，在这些方案中，中国共产党的善于基层动员和调查研究的优势显现出来，例如，虽然是坚持了早先红色根据地的经济政策，但是针对抗日战争的特殊情况，调整为减租减息政策。实行减租减息后，既改善了农民群众的生活，又考虑到了地主的基本利益，促使他们起来积极抗日。
　　在基层动员和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边区政府又先后实行了“合理负担”、“救国公粮”“统一累进税”等政策。
　　所以说，虽然抗日敌后根据地是共产党领导的，但是党外民主形式成功组建的政府起到了与民众的传统结合的巨大潜力发动的作用。
　　因此，不但美国军事观察组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政权组织表示称赞，就连反共的美国总统杜鲁门也做出了客观评价。杜鲁门在回忆录中曾写道：中国抗战后期，“蒋介石的权力只及于西南一隅”，长江以北连“中央政府的影子也没有”，“假如我们让日本人立即放下他们的武器，并且向海边开去，那末整个中国就将会被共产党人拿过去”。

四：从“8·15”想到抗金融危机根据地建设
　　抚今追昔，如果拿今天的中国作为抗金融危机根据地来比拟。中国的今天何其相似乃尔。
　　当时的敌后战场上的共产党，以落后的武装和没有外援的情况下，抗击了百分之五十以上的日军和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伪军。
　　今天，中国在受到世界不公正指责的使用落后产能和耗费大的设备情况下，同样起到了援助美国和欧洲抗击金融危机的主力军作用和决定性作用。
　　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2001年，中国GDP占全球的4.1%，而到了2011年，中国GDP已经占到全球的10.4%；2000年中国进出口占全球进出口的比重为3.7%，2011年中国进出口已经占到全球的10.1%。今年2012年，中国有望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贸易国。在制造业方面，中国更是在2010年超过美国，成为全球制造业附加值最高的国家。
　　其次，中国已经成为全球债务经济的最大资金提供者。从美国情况看，美国财政部公开的统计数字显示，2002年6月，中国投资美国各种有价证券总额1814.78亿美元，2011年6月，这一数字增长到17270亿。9年间增长了9.5倍。换句话说，中国不仅仅不断地借钱给美国，而且借钱的金额还以平均每年28%左右的速度增加。正处于债务危机的发展中的欧洲同样离不开中国的财力支持。
　　因此，如果美国和欧洲就像当年的蒋介石一样，以正统和正规军自居，看不到后起的东方国家的真实进步力量和承认历史的进步，这就如同像当年抗日的蒋介石一方面坚持片面抗战，一方面压制共产党的党外民主形式。
　　美国和欧洲出于意识形态偏见，就会在今天抗击金融危机中对中国，采用当年蒋介石对根据地政权同样的做法。
　　那就是一方面在本国实施国际货币超量发行的片面抗危机方法，另一方面压制民主力量和后起国家的积极性，看不到抗击金融危机的民众参与和进步力量的作用。
　　如果欧美只是一味依照国内政党选举政治和利益集团操作轨迹走，对东方国家特别是中国进行挑拨操作，进行压制，那么必将使得抗击金融危机的大计受到挫折。
　　反过来，作为率领东方国家在金融危机时期顶在最前面的中国，也应当反思四年来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没有发扬当年共产党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党外民主形式探索中的好传统，因为单纯迷信政府的单一财政投入的力量，迟迟没有启动民间经济和民间科技提升经济结构的教训。
　　吸取教训以后，就应当发扬历史传统，尽快在党外民主的探索上进行有效的突破，把该给民间的权利如选举权、知情权、参与权尽快给与民间。把党内民主与党外民主有效地配合起来。
　　只有这样，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执政团队才能在国际上获得进步人士的支援，进而打破某个大国的遏制图谋；在国内则能够得到大多数民众的支持，而不只是少数利益集团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