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如何自我保护：公开顺从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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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传时间: 2012-8-18 1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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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最后一次握手（资料图）

　　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处境十分艰难，毛泽东对他不满意，主要是对他对待“文化大革命”的态度不满意，曾讲：“总理实际上是不赞成我搞文化大革命的”。江青集团更是把他视为绊脚石，眼中钉。江青曾在中央文化大革命会议上公开和他拍桌子，说：“毛主席叫你把中央文化大革命小组看作中央书记处。大事先由中央文化大革命小组商量。但你一下开中央常委碰头会，一下开国务院碰头会，就是跟中央文化大革命分庭抗礼。如果不是中央文化大革命保你，你一样被打倒”。“你现在这也不让批，那也不让批，我看你成了灭火队长了。”江青一伙不仅这样公开指责他，还指使红卫兵攻击他。讲他是“刘邓错误路线”的制定者和执行者，把周恩来同国民党谈判时，保了许多共产党员出狱，攻击为庇护叛徒集团。有很多红卫兵把周恩来当着进攻的目标，有一次三天三夜不让周恩来睡觉，致使周恩来心脏病当场发作。
　　周恩来在这样的处境下，为了维系国家的发展，他忍辱负重，巧妙地对毛泽东的错误进行限制和纠正；对林、江集团的倒行逆施进行抗争，尽可能减小危害。“文化大革命”中的周恩来有两条明确的指导思想：一是进行自我保护，无论如何不退出政治舞台；二是积极发挥作用，尽量减小损失，维系国家政局。
　　巧妙自我保护
　　怎样才能不退出政治舞台？周恩来的做法是实行有效的自我保护，避免自己被打倒。他曾与别人说：“不管别人怎么打你，你自己不要倒；不管别人怎么整你，你自己不要死；不管别人怎么赶你，你自己不要走。”实际上这也是他对自己的抗争策略。
　　公开顺从毛泽东，是周恩来巧妙自我保护的方法之一。周恩来从不公开批评、顶撞毛泽东，这一点比彭德怀、刘少奇高明得多。1980年一名意大利记者访问中国，曾问邓小平对周恩来怎样看？邓小平讲：“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所处的地位十分困难，也说了好多违心的话，做了好多违心的事，但人民原谅他。因为他不做这些事，不说这些话，他自己也保不住，也不能在其中起中和作用，起减少损失的作用。”

　　毛泽东要搞“文化大革命”，周恩来挡不住。“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在许多问题上虽然内心并不赞成，为了避免与毛泽东产生直接冲突，也不得不采取附和态度。比如在刘少奇冤案、贺龙冤案上，他也采取了这样的态度，对这类问题应当怎么看？不仅要看到在当时情况下，他不得不表这个态，如果他不表态自己也要被打倒；还要看到，他附和也好，不附和也好，刘、贺等人都是要被“打倒”的。在保不了别人的情况下，保住自己是当时能实现的最好结果。
　　多作自我批评，是周恩来巧妙自我保护的方法之二。“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多次作自我批评。毛泽东对他的批评，甚至江青对他的攻击，他基本照单全收。因为他们的批评，搞不好就要升级，一升级就被打倒。不让升级就必须把所有东西承担下来。周恩来通过作自我批评，化解了一波又一波对他的恶意攻击。1973年11月下旬至12月上旬，中央政治局连续召开会议，批评周恩来。起由是该年11月份美国国务卿基辛格访华，当时中美关系开始改善，联美抗苏战略正在推进。基辛格访华期间提出了一个问题：“如果苏联打你们，中国需要美国帮什么忙”？这个问题他是不能回答的，必须请示毛泽东。毛泽东说：“现在不谈，打起来再说”。毛泽东的回答是高明的。基辛格回国前一天晚上，突然要求再次举行会谈，周恩来措手不及。每一次会谈都要毛泽东同意，会谈内容要毛泽东定下调子。因此马上请示毛泽东，但得到答复是毛泽东已经休息了。周恩来就自己作主再跟基辛格谈一次。会谈中基辛格又提到这个问题：如果苏联打过来，我们军事上怎么合作？周恩来没有重复毛泽东讲的话，而是讲“我们双方各指定一人商谈这个事，现在不要做结论”，这句话同毛泽东的意见稍有不同，但总的精神是一致的。但参加会谈的两个年轻人(王海蓉、唐闻生)认为周恩来讲的话违背了毛泽东的意见，就把这件事报告给毛泽东，说周恩来擅自会谈，还说他被苏联原子弹吓破了胆。毛泽东知道后非常不高兴，说：美国人要借给我们一把伞，这把伞叫核保护伞，这把伞我们是不能要的。还说：果真苏联打过来，就知道谁是敢打的，谁是要投降，当儿皇帝的。语意非常耐人寻味。
　　随后，毛泽东要求周恩来自己主持政治局会议，做自我批评，接受大家帮助。周恩来开始不明就里，一面检讨，一面说明事实。但江青等人胡搅蛮缠，一下讲周恩来不能贯彻毛泽东联美抗苏战略，推行修正主义外交路线。一下讲周恩来被苏联原子弹吓破了胆，向美国投降。周恩来争辩说，我一辈子犯过很多错误，可是右倾投降主义的帽子扣不到我头上。这一顶，被认为态度不好，又报告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发话，政治局会议改由王洪文主持，不要周恩来主持，并扩大会议范围。周恩来一看势头，马上就把所有罪名承担下来。当时周恩来已经75岁，他在会上讲你们发言讲得太快，我老了记不下来，能否让王海蓉、唐闻生两个人帮助整理记录。江青讲，她们跟主席接近，你是否想利用她们套主席的口风？检查要自己写，不能叫秘书代笔。75岁的老人家还得自己写检查。当时他身患膀胱癌，膀胱不断出血，结成血块，堵住尿道，每次上卫生间都非常难受，尿排不出来，所以时间较长。江青就讲他利用上厕所回避斗争。这次会议对他的迫害是非常严重的，对他身体的打击非常大的。由于周恩来检讨“深刻”，得到毛泽东的认可，周恩来终于化解了这次极其凶险的政治恶浪。
　　坚决抵制致命的陷害，是周恩来巧妙自我保护的方法之三。“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曾遭遇致命的陷害，这就是“伍豪事件”。对这样的致命陷害，周恩来进行了坚决而又果断的抵制与澄清，取得了毛泽东的支持，平息了可怕的风波。1967年5月江青写信给林彪、周恩来、康生，讲红卫兵在旧报纸上发现了一个叛徒集团的脱党启事，为首的是伍豪。周恩来一看非常警惕，因伍豪是周恩来的化名。那是1932年2月，国民党在报纸上造谣，讲伍豪等243人脱离中共。虽然早就弄清是国民党造谣，但周恩来不敢怠慢，因为制造冤案是江青等人的惯用伎俩，造谣污蔑的材料一样可作为他们的证据。这样的事“文化大革命”中太多了。面对这个挑衅，周恩来迅速而断然地予以反驳，并迅速向毛泽东报告，争取支持。5月19日，他在江青的信上写道：“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纯属敌人的伪造。只举出二百四十三人，无另一姓名一事，便知伪造无疑。我当时已在中央苏区，在上海的康生、陈云等同志均知为敌人所为，故采取了措施。详情另报。”同一天，周恩来百忙中抽出一天时间亲自查阅了上海各旧报后，提笔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并将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二年的有关事件编为《大事记》，一并送给毛泽东。毛泽东看了周恩来送去的信和材料后批示：“送林彪同志阅后，交文化大革命小组各同志阅，存。”一九六七年底，北京又有一个学生给毛泽东写信重提此事。毛泽东于一九六八年一月十六日批：“此事早已弄清，是国民党造谣污蔑。”并嘱咐周恩来在适当的会议上给同志们讲一讲，录下音，存入档案，使后人了解此事。1972年6月23日，在批林整风汇报会上根据毛泽东的安排，周恩来对此事作了专门报告，并作了录音，进行了彻底澄清。面对这个致命的陷害，周恩来坚决而巧妙地粉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