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谈判后 毛泽东与蒋介石的博弈

　　重庆谈判刚刚结束不久，蒋介石便仗着拥有数倍于我党武装力量的所谓美式装备的国军，向我党发起挑战，内战已是迫在眉睫。毛泽东本着和平民主团结的民族大义，尊重美国其间所作的斡旋与调停，力求和平解决国共之间的争端。面对蒋介石的步步紧逼，毛泽东针锋相对，有效地将反击蒋介石“围剿”“清剿”的自卫战争，导向人民解放战争的伟大进程。
　　武装斗争是一般的停止了
　　在应蒋介石之邀前往重庆进行国共和谈前，毛泽东对和平就有着真诚的期望，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他对战后中国形势和国共两党的地位及得失，作了认真精辟的分析。他说：“我们现在新的口号是：和平、民主、团结（过去是抗战、团结、进步）。和平是能取得的，因为苏美英需要和平，不赞成中国内战；中国人民需要和平。国民党也不能下决心打内战，因为它的摊子未摆好，兵力分散，内部矛盾，无论如何弱于日军加伪军，加上解放区的存在，我们不易被消灭，人民与国际反对内战，因此内战是可以避免与必须避免的。提出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是有现实基础的。”
　　正是带着和平、民主、团结的诚意，我党才会在谈判中主动让步：同意在全国军队合理整编的条件下，将我党的军队缩编到24个师以至20个师的数目；在承认解放区合法地位的前提下，解放区各级民选政府可重新进行普选，选出的各级政府由国民政府加以委任；等等。同时，愿意将分布在广东、浙江、苏南、皖中等8个省区的解放区让出来。
　　1945年10月10日，国共双方代表终于坐到一起，签定《国民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作为国民党方面签字代表之一的张治中对这个纪要表示出这样的意见：“第一，中共在这个会谈纪要和以前多次所提条款里，始终表示愿意接受蒋的领导，实行三民主义，这是使国民党内大多数人认为非常满意的。第二，政治协商会议终将召开，就可协商讨论和平建国方案了。第三，军队数字始终是最棘手的问题，但也有了结果，中共愿意由48个师减到20个师，这是很大的让步。第四，解放区问题，在历次协商中始终没有达成协议，这次虽然没有解决，但双方都表示继续商谈的诚意。实在说起来，凡是具有远见的人，对于这个协议，应该感到满足。”
　　这个大家“应该感到满足”的协定，却被蒋介石置之脑后，他一面与中共谈判，施以烟幕弹，一面又命令部属：“遵照中正所订剿共手本，督励所属，努力进剿，迅速完成任务，其功于国家者必得膺赐，其迟滞贻误者必执法以罪。”
　　毛泽东十分清楚，在美英苏大国都主张国共和谈、国内人民渴望休养生息的大背景下，蒋介石不敢贸然发动全面内战。“但暂时许多局部的大规模的军事冲突仍不可避免。”正是如此，毛泽东才提出“自卫战争”的概念，即“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他指出：“国民党再发动内战，他们就在全国和全世界面前输了理，我们就有理由采取自卫战争，粉碎他们的进攻。”
　　1945年12月15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对华声明，主张由中国各政治力量的代表召开全国会议，商讨和平团结的有效办法。20日，享有国际声望的五星上将马歇尔，作为杜鲁门的特使来到中国，调停国共之间的军事冲突。在马歇尔的敦促下，1946年1月10日，毛泽东和蒋介石同时向所属的武装部队下达停战令。全国人民企盼已久的政治协商会议，也是这一天在重庆国民政府大礼堂开幕，与会代表38人，国民党代表8人，共产党代表7人，民主同盟代表9人，青年党代表5人，无党派代表9人。蒋介石在会上郑重宣布四项诺言：保证人民自由，各政党一律平等，实行地方自治和普选，释放政治犯。政治协商会议于1月31日闭幕。
　　政协会议后，毛泽东对形势充满乐观的情绪，认为“从此中国即走上和平民主建设的新阶段”。全党同志“必须适应这一新形势”。并指出，原先的“武装斗争”，已经“转变为非武装的群众的议会斗争，国内问题由政治方式来解决”。同时提醒：“武装斗争是一般的停止了”，但是，个别地方的国民党“向我们进行武装袭击”的事实还是存在的，所以，“一切准备好，不怕和平的万一被敌人破坏”。
　　中共中央开始考虑派员参加宪草委员会和政府内阁的名单。2月6日，中共中央致电重庆中共代表团，同意周恩来、董必武、吴玉章、秦邦宪和何思敬为宪草审议委员的中共人选，同意毛泽东、林伯渠、董必武、吴玉章、周恩来、刘少奇、范明枢（如范不能去则提彭真）、张闻天为国民政府委员的中共人选，并指出：“同意以周、林、董、王（若飞）分任行政院副院长、两部长及不管部。”
　　毛泽东对政协会议后的中国，既有美好的期待，又有深沉的担忧。他在接受美联社记者采访时说：政协会议成绩圆满，令人兴奋。今后当然还有困难，但相信各种障碍都可以扫除。表示：“各党当前的任务，最主要的是在履行政治协商会议的各项决议，组织立宪政府，实行经济复兴。共产党于此准备出力拥护。”

　　东北是中国革命巩固的基础
　　东北旧称满洲，又叫关外，即今辽宁、吉林、黑龙江3省。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把东北划分为辽宁、辽北、安东、吉林、松江、合江、黑龙江、嫩江和兴安9省。它的东北西三面同朝鲜、苏联、蒙古接壤；南面，陆地同华北地区相连，隔渤海湾又同山东半岛相望。当时人口3000万。这里资源丰富，重工业发达，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
　　毛泽东早就注意到东北的战略地位。他在中共七大期间曾说：从我们党，从中国革命最近将来的前途看，东北是特别重要的。如果我们现有的一切根据地都丢了，只要我们有了东北，那么中国革命就有巩固的基础。当然，其他根据地没有丢，我们又有了东北，中国革命的基础就更巩固了。
　　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中共中央决定派林彪带部队进入东北，去掌握这一至关重要的战略要地。但是，在东北问题上，蒋介石明显占了优势，毛泽东对此有着清晰的认识，他说：“蒋介石的地位，有利的方面是，有合法的地位与大城市。”正是依仗这一优势，蒋介石公开声称：“我们中央，对于东北的职责，现在只有接收领土，恢复主权的完整。”
　　战后的中国，国共两党客观上存在着内战的危险，而这种危险又直接受影响于美苏两个大国。美国打着调停的旗帜，派来了马歇尔，而其对华政策又是那么的出尔反尔、自相矛盾，根本上还是支持蒋介石，甚至派舰派飞机，帮助运送国民党军前往内战前线。
　　按照中苏条约的规定，“日本投降以后，苏军在3个月内全部从中国的东北三省撤完”。可是，当斯大林看到美国在中国的影响力越来越大时，便立即迟缓撤军。这种马拉松似的撤军，一直拖到1946年5月3日。英国伦敦大学政治系美籍教授斯图尔特·施拉姆在其颇有影响的《毛泽东》中指出：
　　日本投降后，苏联红军给予中国共产党大量援助以巩固中国共产党在东北的地位，允许朱德的部队进入重要地区，不让国民党进入。到11月，莫斯科又一反上述作法，允许蒋的部队占领以前由中共控制的某些地方。然而，1946年3月和4月苏联最终撤退的前夕，又把援助给共产党。
　　施拉姆接着说，出现这些很不正常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斯大林全神贯注于苏维埃国家的安全”，而对中共领导的革命“缺乏热情”。
　　1946年3月27日，国共好不容易达成《调处东北停战的协议》。可是，蒋介石眼看着四平、长春和哈尔滨等城市被东北民主联军所控制，怎么也不能答应真正意义上的停火。这些城市的战略地位，用他的话说，那是“中国革命的归宿地”。他提出只有在这些城市和中长路为他所控制后，才能谈停战问题。与此同时，他调集重兵向这些城市推进。
　　毛泽东又岂能放弃东北。3月23日，他致电东北局，第一次明确提出，要不惜任何牺牲，以战争换取和平。“坚决彻底歼灭国民党进攻军队，越多越好，不惜重大伤亡（例如1万至2万人），以阻滞国民党军队的北进，只有这样才有利于谈判，真正实现东北的停战。”
　　国民党军北进步步紧逼，3月下旬，新一军、第七十一军逼近四平市，四平之战已是箭在弦上。3月24日，毛泽东致电林彪等，指示：“全力坚决控制四平街地区，如顽军北进时，彻底歼灭之，决不让其向长春前进。”四平开战在即，毛泽东又多次致电林彪等：“望加强四平守备兵力，鼓励坚守，挫敌锐气，争取时间。”“我军必须死守四平，寸土必争。”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依据国民党军的进攻态势，林彪将主要兵力部署在东起火石岭、西至八面城的百里战线。5月14日，国民党新六军增援至四平前线，并在第二天以10个师的精锐兵力，从正面和两翼迂回进攻。尽管东北民主联军顽强抗击，仍然挡不住国民党军从陆地到空中的狂轰滥炸，塔子山陷落后，四平的整个防御系统濒于崩溃。在这种情况下，林彪致电中共中央和东北局：“守城部队处于被敌切断的威胁下，现正进行退出战斗。”
　　毛泽东同意林彪的请示电：“如果你觉得继续死守四平已不可能时，便应主动的放弃四平，以一部在正面迟滞敌人，主力撤至两翼休整，准备由阵地战转变为运动战。”毛泽东高度评价四平之战是“有历史意义的”，这就是“我军必能从目前的被动与不利地位转变到主动与有利地位；而敌人越前进，兵力越分散，粮源越困难，其力量必然会减弱下来”。
　　正如毛泽东所预料的，国民党军攻占四平后，又向北推进，先后占领了公主岭、长春、德惠，待抵至松花江南岸时，兵力早已不敷，再也没有力量渡江攻占哈尔滨了。这就实际造成了东北停战的局面，四平失守本是不利，而将不利变为有利，其本身就是一个传奇。在4月至10月的漫长时间里，中共东北局和东北民主联军，发动群众，剿匪反霸，完成土改，创建了巩固的北满根据地。
　　这是一块完整的战略基地，东北民主联军在往后的作战中，益加彰显其突出的战斗力。到1947年，北满根据地创造了歼敌30万人的战绩，而自身也得到发展，野战部队发展到53个师，加上地方部队已超过100万人。震惊中外的大决战就是从东北战场开始的。

　　我大打必须在彼大打之后
　　当时，国民党军兵力总数达430万人，而共产党的军事力量，包括地方武装，总数127万人。国共兵力为3．37∶1。国民党军多是美械和日械装备，陆海空三军建制齐全；共产党军队只有缴自日军的步枪、轻重机枪、迫击炮等，外加少量的山炮、野炮。国民党控制了几乎全国所有的大城市和主要交通干线，以及76%的土地和71%的人口，并拥有现代工业、军火工业；共产党只有哈尔滨一个大城市，所领导的多是贫穷落后的山区城镇，没有工业，没有现代意义的交通，军工生产也仅能制造战时需要的枪弹、手榴弹、炸 药和极少的迫击炮。
　　除此之外，蒋介石还可以得到美国的物资援助。仅1946年上半年，美国政府就提供了价值13．5亿美元的各种物资。日本投降后，由美国海、空军帮助输送到内战前线的国民党军达54万人。美国还准备把储存在西太平洋的价值20亿美元的战争剩余物资，以5亿美元的低价出售给国民党。
　　蒋介石有着如此明显的优势，自然是气壮如牛，他说：“我们军队的长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有特种兵以及空军、海军，而共产党没有这些兵种。”他坚信“一定能速战速决，把奸匪消灭”。1946年6月17日，蒋介石提出了强横的5项要求，限令中共退出下列地区：1.陇海路以南的一切地区；2.胶济全线；3.承德及其以南地区；4.东北的大部分地区；5.1945年6月7日以后，中共军队在山东、山西省从日伪军手里收复的一切地区。
　　国民党军占领长春后，蒋介石的手伸得更长，口也张得更大，恨不得一掌把人民军队击死，一口把解放区吞下。他蛮横地要求：“胶济铁路线的中共军队在8月1日前，撤退到铁路两侧30公里以外的地区，中共交出哈尔滨、佳木斯、牡丹江、白城子、热河、察哈尔、威海卫等地。”
　　大战在即，毛泽东对形势做出明确的判断：“观察近日形势，蒋介石准备大打，恐难挽回。大打后，估计6个月内时间，如我军大胜，必可议和；如胜负相当，亦可能议和；如蒋介石大胜，则不能议和。”“我军必须战胜蒋军进攻，争取和平前途。”同时又明确指示：我不先开一枪一弹，“我大打必须在彼大打之后，以示衅由彼启”。
　　1946年6月22日，蒋介石密令刘峙率领30万大军，向中原军区发动突然进攻。中原军区迅速避敌锋芒，主动由平汉路向东转移到以宣化店为中心的东西不到100公里、南北不到25公里的狭小地区待命。蒋介石又迅速调集11个正规军26个师，并构筑6000多座碉堡，把中原军区的3个军分区，分割成“品”字形包围。
　　蒋介石怎么也想不到，在如此严丝合缝的铁桶中，中原部队竟神奇般地突出重围：王震率主力部队转入陕甘宁地区，另一部主力胜利地进入苏皖解放区，其余主力则进入陕南、鄂西边境，创建了游击根据地。精心设计的合围，竟竹篮打水一场空。6月26日，蒋介石又集中兵力，大举向中原解放区进犯，全国性的内战由此爆发。
　　蒋介石宣称：“在48小时内歼灭中原共军，两个星期占领苏北，3个星期打通津浦路和胶济路，3至6个月完全消灭共军。”他命令：程潜率21万正规军和十几个保安团，进攻中原解放区；薛岳、吴奇伟率46万正规军进犯苏皖及山东解放区；刘峙率24万正规军进攻冀鲁豫解放区；孙连仲、傅作义率16万正规军进攻晋察冀解放区；阎锡山率9万正规军进攻晋绥解放区；胡宗南率15万正规军进攻陕甘宁边区；杜聿明率18万正规军进攻东北解放区；另派7万正规军进攻广东及海南岛解放区。
　　这段时间忙坏了马歇尔，一面要应付中共的抗议，一面又要劝蒋停火。当时蒋介石在庐山，马歇尔八上庐山，摇唇鼓舌，辛劳奔走。一门心思要以武力解决“共党问题”的蒋介石，根本听不进马歇尔的游说。马歇尔恼了，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将国共两党拉扯到政协会议，并达成和平民主的协议，顷刻间就这样成了肥皂泡沫。马歇尔没有办法，只能宣布调停失败，对国共两党各打五十大板，将失败的责任归咎于国共双方的“极端派”。
　　马歇尔对军事“剿共”一直悲观，在国共和谈结束后的1945年12月1日，他曾劝蒋介石不可忽视中共力量，一旦内战全面打起来，将会导致中国经济的崩溃。蒋介石当然听不进去，可又不好拂马歇尔的面子，过后，曾对驻华大使司徒雷登说，即便没有美援，他也可以在10个月内消灭中共。
　　在国民党军向张家口发起进攻时，毛泽东仍不愿意国共真的走到最后决裂的地步，1946年9月29日，他在为中央起草致南京中共代表团并告中共驻北平军调部的指示中说：“请向国、美提备忘录，如彼方攻张家口，即表示最后决裂，一切后果由彼方负之，并公布备忘录。”正在嚣张势头的蒋介石，怎么会听进这样的警告。10月11日，国民党军攻占张家口，11月15日，国民党单方面召开“国大”。“衅由彼启”，蒋介石最先开枪，全面内战已然呈现在国人的面前。

　　小米加步枪比飞机加坦克还要强
　　蒋介石与毛泽东在军事上的交手，从江西“剿共”算起，已有十多年的历史。他应该想想，当年对中央苏区的五次“围剿”，其中就有四次失败，第五次“围剿”如不是洋顾问李德从中插了一脚，毛泽东被发配靠边，还不知是怎么个结局。蒋介石是个唯武器论者，自以为装备先进，拳头把子狠，就可以逼迫毛泽东率众向他投降。
　　台湾著名学者汪荣祖、李敖在《蒋介石评传》中说，蒋介石发动内战是毫无自知之明。他们分析维系蒋介石独裁统治的四根台柱：CC系与黄埔系，孙、宋家族。前两根无能，后两根贪污，让他们支撑大厦将倾之颓势，确是难乎其难。他们说：“蒋介石的台面就靠这四根柱子撑着，既无群众基础，又不顾战后通货膨胀、农村经济破产、工商衰退、失业日益严重、民生凋敝、工人罢工、学生纷起游行示威、乡村民变时起、人心厌战、知识分子盼望和平建设，竟乃发动全面内战，所依靠的就是三四百万军队，但他的军队实际上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并不可靠。如果他有自知之明，正应趁马歇尔调停之便，适可而止，切实履行政协决议，组织民主开明的联合政府，则国民党虽不再能一党专政，至少可以分享政权，维持中华民国的名号以及蒋介石的领导地位。”
　　蒋介石根本看不到这个党这个政府是如此的不得人心，是不能把战争进行下去的，就连他的军事顾问魏德迈将军都说：国民党“反动的领导、镇压和腐败，已经使大众对政府失去了信任”。司徒雷登说的更是切中事理，他说：“这个党几乎从它掌权起就容忍它的各级官员贪得无厌、懒散和无能、搞裙带关系和派系斗争──简言之，它所推翻的腐败的官僚机构具有的一切弊端它都应有尽有。这些弊端在抗日胜利后更加明显。”
　　不仅这些援蒋的美国大员不看好国民党，就是国民党上层也有不少人对它的贪污腐败感同身受、深恶痛绝。阎锡山曾对一个外国记者说：“那么多人信奉他们（共产党）的道理是，我们的政府，国民政府的行政管理太坏了。”孙科也不得不承认：“本党在过去最大之错误，即系党内若干人士过分迷信武力，对内则争权倾轧，坐贻敌人分化离间之机会。”冯玉祥更是疾言厉色：“我从12岁当兵到1946年退休，共当了55年兵，我还从来没听说，一个靠绑架补充兵员的军队能够战斗，能打赢。”
　　就在蒋介石卯足了劲，大举向解放区进攻的时候，1946年8月6日，毛泽东在延安杨家岭会见了美国著名记者斯特朗，他在谈话中提出一个著名的论断：“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从长远的观点看，从本质上看，“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他还告诉斯特朗：“拿中国的情形来说，我们所依靠的不过是小米加步枪，但历史最后将证明，这小米加步枪比蒋介石的飞机加坦克还要强些。”
　　毛泽东在战略上藐视蒋介石，把他视为“纸老虎”，一捅就破，而在战术上又重视蒋介石，把他当做“真老虎”，慎重应战。经过80余次的作战，国民党军的杜聿明、汤恩伯、顾祝同、薛岳、阎锡山、胡宗南、王耀武等部，相继受到不同程度的重挫。蒋介石狂热的头脑，方才从大梦中初醒，国民党军虽然夺得了包括张家口在内的100多座城市，可却损兵折将，战线越拉越长。他开始提醒国民党军将领：共产党“在军事方面的作战纲领，主要是消耗战。其目的就是要消耗我们的兵力，使我们的兵力削弱，而他们的兵力逐渐强大，到了他们的兵力和我们平衡以后，再来和我们作主力决战，以期一鼓击溃我军，消灭我军”。
　　1946年11月15日，国民党一手包办的“国民大会”正式召开，国共和谈的大门被严严实实地关闭了。18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党内指示，指出：“此会开幕之日，即蒋介石集团开始自取灭亡之时。蒋介石的军队在被我歼灭了35个旅之后，在其进攻能力快要枯竭之时即使用突袭方法占领延安，亦无损于人民解放战争胜利的大局，挽救不了蒋介石灭亡的前途。总之，蒋介石自走绝路，开‘国大’、打延安两着一做，他的一切欺骗全被揭破，这是有利于人民解放战争的发展的。”
　　毛泽东首次以“人民解放战争”取代之前所称的“自卫战争”。11月21日，在中共中央会议上，毛泽东听完周恩来关于国共谈判的汇报，认真而又严肃地说：蒋介石对共产党的方针是一无自由，二要消灭，他是不允许共产党在保持一块地方的条件下签订城下之盟的。因此，“我们的方针是战争的方针，这是确定了的”。由自卫战争向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进军，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军事上历史性的大转折将由此而掀开新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