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相如赋作的地域文化心态与美学精神

八神 · 发表于: 2018-3-12 10:58:00

源自：《中国文学批评》 2017 年第 2期

　　就司马相如看，不但其性格风貌具有浓郁的地域特色，而且，他似乎极为乐意在其辞赋审美创作中显示自己年轻气盛与善于自我否定、自我更新的个性，从而致使其赋作地域文化心态显着，气概恢弘、视域开阔。司马相如生活与成长的巴蜀地区，文化背景独特。所谓“九天开出一成都，万户千门入画图”（李白《上皇西巡南京歌十首》）。巴蜀地区自古以来物华天宝，地灵人杰。受地域环境的影响，巴蜀之人泼辣凌厉，特别能够求新逐异，重祭祀、喜歌舞、自然任性、率直豪放、勇敢尚武，民风淳朴厚重，尚义言孝，锐勇刚强，呈现在司马相如的赋作中，则表现为一种既务实求真又开拓创新、机敏灵活、善于变通、遇事镇定，处变不惊、幽默鬼黠的美学精神。西南地区具有厚重的原始宗教的神秘氛围，从而造成司马相如赋作中的离经叛道、无所顾忌、胆大妄为、敢想敢为、标新立异、敢说敢干的进取精神。无论是在生活中还是在辞赋创作中司马相如都敢于创新求变，大胆锐利地进取开拓，泼辣果敢、勇往直前、放言无惮、敢于冲破僵化的传统观念。这一反叛精神致使他在当时的文化思潮中扮演“时代先锋”的角色。司马相如生活的汉代，中国文化大一统局面刚刚定型。而司马相如则凭借其大胆冲决的创造进取精神，对辞赋创作特征的准确体认和对汉代声威时代精神的表现，以汉大赋的艺术方式，成为汉代时代精神的艺术代言人。司马相如以后，有扬雄、王褒，此后历经魏晋李密，唐之陈子昂、李白、薛涛，五代西蜀花间词人，宋代三苏，元明清的虞集、杨慎、李调元，到20世纪的郭沫若、何其芳和“巴蜀新生代诗”群体，莫不因大胆冲决、反叛、创新和强烈的个性情感表现而积淀为中国文学的范式精品。因此，对司马相如赋作的探讨，应首先从巴蜀地域文化心态与美学精神对其人文性格特征的形成和影响着手。

一
　　所谓美学精神，应该既有当代生活的底蕴，又有文化传统的血脉，是优秀传统文化在美学方面的重要体现，蕴含着一个民族、一个区域的社会生活和文学艺术创作的审美理念和实践经验。①作为中华美学精神的重要构成，巴蜀文化的美学精神蕴藉于该地区的优秀审美创造中，如绘画、书法、音乐、建筑、园林、文学等艺术门类，通过此以彰显出巴蜀文化的独特风貌和发展轨迹。与此同时，也呈现出中华美学精神的多元共存性。
　　并且，美学精神不但是区域审美文化特色的显现，也影响到区域审美文化独特风貌的形成。作为一种精神创造活动，文艺创作首先呈现为创作者的人文性格特征。这种人文性格特征的形成与地域文化心态和美学精神的影响分不开。不同的地域往往存在着该地域的人在长期社会生活中逐渐形成的，从历史沿袭而巩固下来的，具有稳定的美学精神及其诉求，并且同地域情感和社会心理密切结合，成为人们自觉或不自觉的一种审美价值取向，生动地呈现于该地域的风土人情、传统习俗、文化教育、审美活动之中，表现出一种美学精神。这种地域的文化心态与美学精神，自然会影响创作者的审美个性与审美趣向，决定作品审美风貌的形成。这在汉代赋作家司马相如的身上及其赋作中有生动的体现。
　　具体分析起来，司马相如赋作突出地体现出一种恢宏气概和通达开放的地域美学精神。其《上林赋》和《子虚赋》极力“铺陈”和“铺叙”上林苑与云梦泽的地理风貌和自然景观，视野宏阔，想像超远，控引天地，错综古今，苞括宇宙，总览人物，举凡自然景物、社会人物和想像所及之物，无不“铺陈”于赋中，极丽靡之辞，闳侈钜衍，致使其突显出一种通达开放的地域文化心态与恢弘包容的美学精神。即如班固所指出的，司马相如“作赋甚弘丽温雅，雄心壮之”（《汉书·扬雄传》）；因此，其赋作呈现出一种“侈丽宏衍”（《汉书·艺文志》）的审美风貌。王充也认为，司马相如“敏于赋颂，为弘丽之文”，其赋作“文丽而务巨，言眇而趋深”（《论衡·定贤篇》）。这些地方所谓的“闳”、“弘”、“钜衍”，都有“大”、“达”，即通达开放的意思。
　　这种包容性和通达开放性还突出地呈现在司马相如赋作的“铺陈”对象中。从《汉书·艺文志》看，司马相如创作有二十九篇赋。现今存下来的有《上林赋》、《子虚赋》、《大人赋》、《哀二世赋》、②《长门赋》（见《文选》）和《美人赋》（见《古文苑》）等。作为其赋作“铺陈”对象的生活事件有“蒐狩”、“览古”、“旷达”和“美丽”四类，其中“蒐狩”与“旷达”二类为其首创。另外有目可考的尚有《梨赋》（《文选·魏郡赋》注引）、《鱼菹赋》（《北堂书钞》引）和《梓桐山赋》（《玉篇·石郭》言及）三篇。这在其赋作所“铺陈”的审美对象中，占总数的一半以上。同时，从其赋作“铺陈”的实际描述来看，《上林赋》、《子虚赋》几乎涉及当时甚至以后辞赋创作的生活事件范围。它除了主要表现诸侯和天子的游猎活动外还对地貌山川、草木鸟兽、宫馆苑囿和音乐舞蹈等作了广泛的描写。这些赋作的“铺陈”对象有的已是当时辞赋创作的一般描写范围，如草木、鸟兽等；有的则在后代逐步发展成独立的“铺陈”对象，如宫馆、舞蹈等。因此，可以说，作为司马相如赋的“铺陈”对象的生活事件几乎囊括了当时所有赋家所涉猎的内容；正是司马相如的这种卓越的创作实践，才使辞赋发展的第一个高潮在武帝时即呈现出令人眩目的绚丽色彩。显然，这也与推许不同主张、见解，具有包容百川的气概和通达开放的巴蜀地域美学精神是一致的。
　　巴、蜀是四川地区的古代称谓，既是族名，又是地名、国名。最早，甲骨文中就有“蜀”的记录，古代文献中亦有巴人、蜀人的记载。根据这些记载，有学者就认为“巴”，最早应是一古老民族的族名，因其族群集居地嘉陵江的弯曲之状而被赋之为“巴”，再衍为地名。也有学者认为“巴”，本是壮傣语系的一支，他们沿水而居，以船为家，以捕鱼为主要生活来源，在生活中与鱼的关系密切，故称。这些说法既呈现出原始图腾崇拜的意味，又呈现着文化地理学的色彩，至今尚难有定论。蜀，从殷墟甲骨文和周原甲骨文的记载看，在殷周时期，“蜀”已是一个方国或一片地域的名称。从字源意看，“蜀”为“蚕”虫象形。《说文》云：“蜀，葵中蚕也，从虫，上目象蜀头形，中象其身蜎蜎。”四川盆地是巴蜀文化得以形成和发展的主要地理环境。成都平原，号称“都广之野”，地势平坦，物产丰富，横贯川西南和四川盆地的长江，自古以来就是巴蜀地域的交通动脉。而纵列川西高原岷山山脉，则是南北民族迁徙的往来走廊，从而致使四川盆地在中国疆域中处于一个交汇点，“西番东汉，北秦南广”，一方面，东南西北各种文化因素交汇，使其形成一种内涵极为丰富的既能汇纳百川、兼容并收，又能融会创新、变通发展的文化特色。同时，另一方面，四川盆地又“其地四塞，山川重阻”，四周高山阻隔，内外交通不便，音讯难通。但在战乱频繁的年代，“蜀道难”的自然险阻使外界入侵减弱，巨大的盆地内腹有广阔的回旋余地，加上封闭的地形，使其内部文化结构相对稳定，能自成系统。秦并巴蜀，为巴蜀地区与中原文明的经济文化交流敞开了大门。生活在巴蜀盆地中的先民，吸收中原地区的先进生产技术，修建水利工程，发展生产，使巴蜀地区成为当时全国最为富庶的地方之一。同时，又保持强烈的地方特色，在特定的地理地貌、水土气候中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其思想意识必然地被烙印着所在环境的鲜明印记，他们的生产劳作和生存方式，正是所形成的意识观念和价值标准的外化和物化。这种物化形态就是“第二自然”。它通过反馈于后代创造者的意识又继续固化、强化着人们的创造特征，并不断地积聚、沉淀、繁衍壮大成为后代巴蜀人的文化生存环境。也就是说，巴蜀盆地独异的客观自然和原始先民由此创造物化的“第二自然”，还有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特有的民情风俗、审美意识和美学精神，逐渐积淀为特定的行为规范和心理模式，成为根植于世代人群内心深处的“集体无意识”。后代子民的行为举止和思维方式，都在意识和无意识中体现着这种思维方式和区域文化特征。而相对闭塞的地理阻碍使外界异质文化的入侵和影响减弱，辽阔的疆域和数量庞大的人群，又使区域文化有充裕的运行流布的空间。优裕的经济条件，也为巴蜀文化的发展繁荣提供着坚实的物质基础，多样的地貌景况和自然风物的缤纷多彩，“天下之山水在蜀”所提供的丰蕴多姿的审美观照物，又冶铸着巴蜀人的审美敏感机能。人类与生俱来的创造和审美天性，就在巴蜀盆地所提供的得天独厚的诸种优裕条件中得到了尽情发挥。纵览中国文学史，每个阶段都活跃着巴蜀精英的创造雄姿，且很多是开一代风气的文坛巨擘。这种鲜明而强烈的规律性特征，都离不开巴蜀地域原因，离不开悠久而丰蕴的巴蜀文化厚实积淀。这些，就是巴蜀文人人文性格形成的物质条件与地域文化土壤。
　　孕育巴蜀文化的巴山蜀水，百川交流，形成巴蜀文化汇纳百川的态势，因此，巴蜀文化的构成，是多元文化的融合。从根本上说，巴蜀文化不断容纳和吸收外来文化，从而逐步构成一种很有地方特色的区域文化。巴蜀文化的构成过程，就是其自身不断吐旧纳新、弃旧图新的自我完善过程，因而致使其具有强烈的纳新性、开放性、包容性。巴蜀文化的文明化，就是同中华文化达到最广泛的文化认同相一致的历史实现过程。中原文化重礼；荆楚重巫，以楚辞为圭臬。巴人“尚鬼信巫”，蜀人“重仙”。《华阳国志》云：“鱼凫仙化，随王化去，化民往往复出。”这就是蜀人仙化想象力的真实记载。《诗经·宾之初筵》云：“屡舞僊僊”。《庄子》云：“僊僊乎归矣”。《说苑》云：“辨哉士乎，僊僊者乎”。司马相如《大人赋》云：“僊僊有凌云之气”。清代黄生认为：“此盖借僊字轩音为先”。“僊”通仙人之仙。显然，这种“仙”文化对蜀人“重仙”心态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并进而影响致巴蜀文人富于想象，在文艺创作中善于“架虚行危”、“凭风诡滥”、“凌云托志”、凌虚翱翔，以“苞括宇宙”，“总揽人物”，穷极宇宙、凭虚构象。也正是由此，从而形成巴蜀文化强烈的开创性与想象性、创新性美学精神。受此影响，巴蜀地区，历来就人杰地灵，人才辈出，且具有强烈的前瞻意识，善于顺应社会结构转型，富有更新的超前性、冒险性。
　　就蜀文化来看，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蜀地，被称之为“一完美之盆地”，①即如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所指出的，“巴蜀亦沃野”。对此，陈子昂在《谏雅州讨生羌书》中指出：“蜀为西南一都会，国家之宝库，天下珍货，聚出其中……人富粟多，顺江而下，可以兼济中国。”②在《上蜀川军事》中又指出：“国家富有巴蜀，是天府之藏，自陈右及河西诸州，军国所资，邮驿所给，商旅莫不皆取于蜀。又京都府库，岁月珍贡，尚在其外。此诚蜀，国之珍府。”③杜甫《为阆州王使君进论巴蜀安危表》中也指出：“河南、河北贡赋未入，江、淮转输……惟蜀剑南，自用兵以来，税敛则殷，部领不绝，琼林诸库仰给最多。是蜀之土地膏腴，物产繁富，足以供王命也。”④由于秦岭挡住了来自西伯利亚的寒流，冬季寒潮到达时多半已经是强弩之末。加上大巴山的千谷万溪，引导着印度洋的暖湿气流北上，所以，蜀地山青水秀，气候宜人。加之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平原上河流纵横交错。修筑于两千年前的都江堰，举世瞩目，一直灌溉、滋润着这片土地，致使这一神奇富饶、物华天宝的区域一直被誉为“天府之国”。特定的“水土”自然孕育出一定的文化。史学家班固在《汉书》中记载云：“巴蜀有江水沃野，山林竹木、蔬食果食之饶，民食稻鱼，亡凶年忧，俗不愁苦，而轻易淫佚。”巴蜀之地，由于经济条件好，从而养成了百姓性情旷达、生活闲适，喜爱享受自然，并且热爱生活，追求优雅闲适、节奏舒缓的生活方式，表现出一种爱好冶游、喜尚娱乐的美学精神。就饮食文化看，据常璩《华阳国志》记载，巴蜀人早就有“尚滋味”、“好辛香”的饮食审美取向，而艺术文化方面则崇文重彩，士人“多斑采文章”。应该说，正是由于这种文化氛围的作用，从而形成常璩所谓的“君子精敏，小人鬼黠；与秦同分，故多悍勇”⑤的地域文化性格与心态。所谓“精敏”，即头脑灵活，反应快，思维敏捷；“鬼黠”，即聪明狡猾，慧黠聪慧；“悍勇”，即勇敢。自古以来，巴蜀之人不仅机智，而且落拓不羁，喜欢放浪形骸、个性自由、不拘礼法、个性张扬。其辞赋创作，主张独抒性灵，重文采，想象奇幻，上天入地，从古到今，自由驰骋。就巴蜀地区的文人来看，从司马相如始，一直到郭沫若、巴金，其审美创作与文风文貌、审美趣向，都呈现出这种巴蜀地域美学精神特质。
　　对于西汉初的中国文坛和当时的赋作领域，司马相如的确是劈空而来的一位天才作家。司马相如之前，巴蜀文坛一片蛮荒景象，虽有所谓“巴渝舞曲”不仅受到汉高祖刘邦的喜爱，后来还被“建安七子”之一的王粲改编成颂体的《俞儿舞歌》，但其实质不过是一种原始歌舞，类似今天某些少数民族的“锅庄”。而司马相如青年出川，客游梁时，即写下浩荡之文《子虚赋》，令爱好文艺的汉武帝见而慨叹“朕独不得与此人同时哉！”①司马相如受召到长安后，又相继写出《上林赋》、《大人赋》、《长门赋》等名赋，后代论汉赋，多推其为第一大家。司马相如的出现使巴蜀文学的发展首次震惊世人，他于巴蜀文学，不啻混沌初开时最亮的那颗星。即如扬雄所说：“长卿（司马相如字长卿）赋不似从人间来，其神化所至耶？”②这里就指出，司马相如作赋是得到了神助。的确，司马相如的赋汪洋恣肆、气势宏大、华美艳丽，后世赋家鲜有能与之比肩者。对此，有学者以敏锐的眼光指出：被后代视为类书、字典，味同嚼蜡的这些皇皇大赋，其特征恰好是（西汉）时代精神的体现。③关于以司马相如赋作为代表的汉大赋的出现，马积高在《赋史》中从文体发展史的角度作了精到的分析：一种文体在某一时期特别发达，本身发展的规律是有一定作用的，同时也要受到其他文体的制约。问答体的文赋在汉代特别发达，首先是因为它在战国末才产生，尚有充分的发展余地，其次则是当时其他文体不能充分满足社会和作者表达思想感情的需要。在汉代，论说文和文学已逐渐分家，史传自司马迁以后，也向着与文学分家的方向在发展。当然，这是指在实践上，在理论上还无此认识。乐府诗人才由民间兴起，文人尚不熟悉。这样，赋自然就成了文人最注意的一种文体。而在赋中，骚体已经得到了较充分的发展，而且它较适合于抒情言志，而不适合于从各人方面去反映帝王生活的气派。只有文赋形式比较自由，无施不可，自然就受到特别的注意了。④这里就指出汉赋表达的“自由”与“无施不可”。对于自视甚高，喜爱天马行空，想象力丰富，通六合、贯天地，能够“苞括宇宙”，具有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的司马相如来说，通过辞赋创作来呈现自己狂傲的心性，自然是最为任性随心、适情顺意的事。
　　不过，必须指出的是，今天的学术界对汉赋的探讨虽已日趋深入，然而对汉赋的代表作家司马相如，却还没有作出与之地位相称的研究。为什么历史把启动汉赋的重任交付这样一位来自“西僻之国，戎狄之长”的西蜀作家来完成，而不交给才学识堪与匹敌的贾谊，或东方朔、枚乘、邹阳？司马相如赋曾数受批评，甚至被讥为“字林”，然而他的赋却又令后代无法企及，司马相如为汉赋大家也是不争的事实，人们对他的喜爱揭示了什么问题？对司马相如与其赋作的分析总给人隔靴搔痒的感觉，这反而使问题更显神秘和迷离。因而揭开司马相如成功的秘密，对揭示巴蜀文学特征显然会大有帮助。

八神 · 发表于: 2018-3-16 10:58:03

二
　　司马相如赋作还生动地呈现出一种独立特行、放诞风流的个性特色与张狂不羁的美学精神。早在东汉，班固在《汉书·序传》中就称司马相如为“辞宗”，即辞赋创作的宗师。后来，刘勰在《文心雕龙·风骨》篇中说：“相如赋仙，气号凌云，蔚为辞宗，乃其风力遒也。”其人格个性鲜明独特，文风自标一格。“大丈夫不坐驷马，不过此桥”①的题词，更是生动地表现了他狂傲自放、好奇逐异的张扬个性和蜀人士风。在辞赋审美创作方面，司马相如主张“赋家之心，得之于内，不可得而传”，②强调辞赋创作应对事物有真知灼见，有独到的体悟，且含化于内心深处，确有所得，必须务出己见，要“得之于内”、“得之于心”。他禀承了巴蜀人的自由不羁精神，具有不拘礼法、张扬个性的性格特征。他在《难蜀父老》中曰：“盖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有非常之功。非常者，固常人之所异也。”“且夫贤君之践位也，岂特猥琐龌龊，拘文牵俗，循诵习传，当世取悦云尔哉！”显然，所谓“有非常之功”，不“猥琐龌龊，拘文牵俗，循诵习传，当世取悦”，与“常人”相异的“非常之人”，就是喜欢特立独行、任性自在、恃才放旷、具有强烈的自我意识和自由随心美学精神的人。
　　司马相如及其赋作的这种美学精神的形成与巴蜀地域文化的“英雄崇拜”品性有关。巴蜀自来就不乏英雄。武王伐纣时，得到“巴蜀之师”的加盟，为正义之战赢得了决定性胜利。可以说，从蚕丛、鱼凫到杜宇、开明，就是古蜀文化史上的“英雄时代”。这一时代的都江堰水利工程，孕育了古蜀文化，为两千年来蜀文化发展的源泉，“蜀山川及其图纪能雄于九丘者，实乘水利以蓄殖其国”。都江堰工程实是当时世界农业文化的一个结晶。而成都十二桥遗址的竹木结构建筑，以其“干栏”式技术，造就了绵延巴蜀的巢居文化。作为巢居文化的三大特色──笮桥、栈道、巢居，至今仍然盛行于岷江上游的横断山脉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广汉三星堆遗址中的巨型青铜偶像及金杖、金面罩，以额鼻、纵目、夸张为特征，富于奇特想象。这应该是蜀人精神形态上一个重要的文化特点。作用于文人，则形成其文艺创作中勇于突破传统，不断进取，以突破自我，具有一种敢于创新的探索精神和反对权威、反对传统等地域文化心态，且往往有一种过激，表现为一种自作主张、自以为是，乃至于骄狂偏激。就司马相如而言，其从事辞赋创作的目的既有献赋求仕的意愿，但追究起来，更多的则是任性“自娱”的要求。这一点使他与同为巴蜀文人的扬雄不同。司马相如的献赋，并不只是博得君王一笑。扬雄则不然，他并非专门的辞赋家，辞赋只是他晋升和讽谏的工具，不能像司马相如那样热爱辞赋创作并从中得到愉快和满足。在扬雄看来，辞赋创作必须达到讽谏目的、一定要有社会效益，要有讽谏时政的用处。然而汉赋的价值并不只是讽谏，而在于其本身所存有的巨大的审美价值。就司马相如的赋作看，之所以传世并脍炙人口，则在于司马相如辞赋创作中所呈现出来的那种“赋家之心，苞括宇宙，总览人物”的盛大气势中，在“一经一纬”所形成的五色生辉宫商弥漫的华丽之美中。刘熙载有这样一句话：“司马长卿文虽乏实用，然举止矜贵，扬雄典硕”。③这句话道出了汉赋的审美价值之所在。而扬雄却摒弃辞赋创作的审美价值而追求实用价值与社会效益，或者说是企图通过辞赋创作的审美价值来实现其社会效益与实用价值。这其实也是两汉经学家辞曲理论中所体现出来的内在矛盾。作为西汉末年的一代大儒、经学家，身兼文学家、思想家两种身份的扬雄，自然未能脱此窠臼。对此，扬雄自己已经进行过反思，其结论是，“讽乎？讽则已；不已，吾恐不免于劝也”（《法言·吾子》）。这就是说，扬雄自己也看到，作为文学的一种书写形式，汉赋的讽谏效应原本是有限的，并且有的时候，不但不会有作用，反而会助长君王贪图享乐的意念，致使其越发走向歧路。文艺创作毕竟需要虚构，其想象的成分过于现实生活，其审美价值多半具有诗意化色彩，与现实生活显然是有差距的，有所不同，不能过多地置其本身审美特性于不顾，一味追求社会效益与实用价值。于是扬雄决定放弃汉大赋的写作。据《法言》记载，有人问扬雄对赋的看法，扬雄的回答是“童子雕虫篆刻”“壮夫不为也”。他进一步解释道：“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认为“赋”不应丧失其讽喻精神，要有法度；而“大赋”一类，则一味追求辞藻华丽，丧失了讽谏的意义。对此，二百年后，以聪明敏捷才思过人出名的杨修曾有过如此评价：“修家子云，老不晓事，强着一书，悔其少作”。①的确，司马相如赋作的“铺陈”手法注重浓墨重彩，对作为“铺陈”对象生活事件往往极尽渲染之能事，“丽”的风貌非常突出，因此，扬雄批评“丽”得过度，而近乎靡丽、侈丽；当然，也有人赞赏其“铺陈”手法，认为“辩丽可喜”，能够娱人耳目。今天，就美学的视域看，“丽”的审美风貌的确能够给人带来赏心悦目的感受。同时，司马相如赋作所呈现出的“丽”的审美风貌是多元的，如《上林赋》就具有一种色彩的斑斓艳丽之美，如所谓“丹水更其南，紫渊径其北”中的“丹水”和“紫渊”，“明月珠子，玓瓅江靡。蜀石黄碝，水玉磊砢。磷磷烂烂，采色澔旰”的“明月”、“玓瓅”、“黄碝”、“水玉”、“采色”；“玫瑰碧琳，珊瑚丛生。瑉玉旁唐，瑸媥文鳞。赤瑕驳荦，杂臿其间”中的“玫瑰”、“碧琳”、“珊瑚”、“瑉玉”、“瑸媥”、“赤瑕”等，铺采摛文，错彩镂金，精细入微，华丽精美。又如赋中所谓的“华榱璧珰”句，《文选》李善注引韦昭曰：“华榱为璧，以当榱头也。”赋中所谓的“乘镂象，六玉虬”句，李善注引张揖曰：“镂象，象路也，以象牙疏镂其车辂。六玉虬，谓驾六马，以玉饰其镳勒。”其场景“铺陈”极具绮丽，形容建筑物装饰华丽，金光碧色，光彩夺目，金碧辉煌，富丽堂皇，彩辉耀目，令人目不暇接。又如赋作中，有一段描绘女乐的文字，“若夫青琴宓妃之徒，绝殊离俗，妖冶娴都，靓妆刻饬，便环绰约，柔桡嬛嬛，妩媚纤弱。曳独茧之褕袣，眇阎易以戌削，媥姗徶屑，与俗殊服。芬芳沤郁，酷烈淑郁，皓齿粲灿，宜笑玓瓅，长眉连娟，微睇绵藐。”这里先交代女乐的美丽举世无双，然后依次摹写其施粉黛，修鬓发，以及举止的轻柔，身段的苗条，神态的妩媚，服饰的奇特，步履的轻盈，体香芬芳浓郁，皓齿粲灿，笑靥可爱，娥眉细长，明眸含神，真是精工细笔，艳丽无比，完全可以用《上林赋》中所谓“丽靡烂漫”四个字来加以形容。然而在这些看似有规律的“铺陈”中，亦不乏机智灵巧的跳跃。如赋作中为了表现楚国可供游猎之地的广大，先让子虚讲述自己，曾为“宿卫十有余年，时从出游”，然于楚王后园“犹未能遍睹”，接着又在具体描述云梦之前，谓“臣闻楚有七泽，尝见其一……盖特其小小者尔，名曰云梦”。在此，作家虽然没有对楚王后园与除云梦外的楚国大泽作任何实际描写，但它们的无比广袤却已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是由大处、虚处落笔，再辅以对小者云梦的实写，使作品的内容虚实相间，以小见大。反之，作品又在描述上林中的园林宫馆设施之后，以“若此者数百千处，娱游往来，宫宿馆台，庖厨不徙，后宫不移，百官具备”的虚写，将已实言的事物无限放大。故前人称司马相如赋“善于架虚行危”，“既会造出奇怪，又会撇入窅冥，所谓‘似不从人间来者’此也”。②并且，司马相如不仅善于描绘现实中的各种景物，同时也善于拟写幻想中的神仙世界。他的那篇《大人赋》即以通览八、使神役仙的奇异色彩，吸引了汉武帝，使他读后大悦，竟“飘飘然有凌云之气”。①凡此种种，可以说，在司马相如身上，更多地体现了古巴蜀人“精敏”、“鬼黠”的文化个性。应该说，尽管地占尽天时，但其地理环境对蜀文化的发展也有一定程度的挟制作用。蜀地呈一盆地状分布，因此它与中原文化的交流较为困难，故而在文化的发展上稍显闭塞。杜甫《东西川说》所录云：“近者，交其乡村而已；远者，漂寓诸州县而已。实不离蜀也。大抵只与兼并家力田耳。”或许正是因蜀人生活的富足与自然环境的舒适，从而形成蜀地自得意满的文化心态。的确，相对中原地区而言，蜀地仍然属于政治文化中心之外的边缘之地，而在文明尚不发达的蜀中大多数地方，本土之人常表现出一种桀骜不驯的文化心态。且巴蜀地处西南，故而兼有南方文化的绚丽多情和西部文化的雄健坚韧。这些文化心态在司马相如的身上都有突出的体现。由于大一统的国家格局的作用，因政治因素带来的中原文化的冲击一次次加强，使得巴蜀地区的文化消化、吸收了中原文化的质素，同时也使得巴蜀文化缘着长江而出，与其他文化交流、融会，以熔铸出新的文化并形成地域特性。
　　据历史资料记载，秦汉时期巴蜀地区曾有过两次大的人口迁徙。第一次大移民发生在秦灭巴蜀与秦灭六国之后。第二次大移民，则发生在东汉末年。这样，巴蜀地区与中原之地发生了频繁的人口迁徙和商业交往。显然，这种人口迁徙和商业交往，使得四川盆地成为一个开放系统，带来了四川盆地与外部物质、能量与信息流的输入和输出。中原文化缘长江而上传入蜀地；蜀地文化也缘长江而出，与中原及各地文化产生融汇。身处西蜀繁华之都的蜀中文人也不例外。当时由成都经乐山缘江而出，水路畅通，往东可达长江入海口。蜀中人多由此路出川，往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中原地带去寻求功名，成就一番伟业。从而形成巴蜀地区开放的文化心态。
　　加之巴蜀远离儒家正统文化权威，儒家理性压力很小，而感情的生长显得十分峻急和赤裸，特别是这种傲情与某种巴蜀作家恃才傲物的叛逆意识一相配合，更加势不可挡、无所顾忌。在众多踌躇满志的出川士人中，司马相如堪称“出川第一人”。他一生孤高猖狂，后来虽遭朝廷闲置，也决不与邪俊为伍。他洁身自好，在官场受挫后、经过几度的徘徊和痛苦的思想斗争，怀着对黑暗现实的愤怒，做出了最后的决定：挂冠归里。
　　青少年时在蜀中的任侠生活所带来的司马相如性格中的率性自然、慷慨仗义，影响了司马相如一生的作为。他热烈向往侠者非同凡响的生活，挥金如土，自由超脱地调笔谈。司马相如一生自命不凡，傲然于世。西汉鼎盛时期，气象繁荣，具有包容万邦、海纳百川之宏大气概。而这一时期的巴蜀虽受上千年中原文明浸润滋养，然终因僻居西隅，封闭而又物华天宝，士人多自视雄长、恃才傲物，却又有浓烈的浪漫与几分天真。一旦出蜀融入主流文化之中，往往以狂放不羁、锐意进取之姿态，特立独行，终落得“木秀于林”的结果，为治国者所难容，仅能在风骚领域流芳百世，在自由人格上为人景仰，在传统文化中成为独放异彩之奇葩。从另一方面来看，巴蜀盆地因为得天独厚的自然气候和物产条件，以及朝廷所实施的一系列发展农耕、鼓励生产的政策而迅速提高着自己的实力，使当时的巴蜀盆地成为社会稳定安宁、经济繁荣的一方乐土。也就是说，巴蜀盆地那相对稳定安宁的区域环境，相对丰裕的物质经济基础，都为一个新的精神文化创造高潮的出现，准备了良好的前提条件。时代精神的表现需要，社会环境的稳定和物质经济基础的优越，都为西汉时期司马相如的辞赋创作准备了极好的前提条件，而盆地中美丽的自然山水等“客观存在”对他审美创造心理意识的模塑，他对华美艳稚和形式精美的区域文化美学的规范导引，都决定了一种新的文学创作高潮的格局规模。从而使他以自己的辞赋创作和表现形式特点，以及数量众多的赋作作品，尽情赞美世俗人生享乐的思想内容和对文学创作华丽形式美的大胆建构，为中国文学的发展树立了一种全新的范式，从而成为漫长的中国文学发展史上一种独异绽放的奇葩。所以说，司马相如独特的地域文化心态便是巴蜀文化的特殊情蕴与中原主流文化的碰撞激发，加上他个人的天纵才情，从而成就了他的独特个性。这种独特的地域文化心态，概略地说，就是兼容并包的大家气度，特立高标的独创精神，入世而又超越的人生态度，既深情婉媚又雄浑阔大的艺术境界，以及诙诡谐谲、化俗为雅的幽默机趣。
　　同时，要说明司马相如，必须注意这样一个事实，即巴蜀文化事业在汉代的发展，起于汉景帝末年蜀守文翁在蜀立学。所谓“风雅英伟之士命世挺生”①是文翁之后的事。而文翁兴学成都时，司马相如已经从梁国归来，并与临邛巨富卓王孙之女卓文君成婚。也就是说，司马相如个性特征的形成是在文翁大量引入中原文化之后的事，这使得其在文学上的崛起颇富传奇意味。任何一种文学体裁总是有一个渐渐发展到高峰的过程，然而司马相如一出场便为汉赋树起一座高峰。巴蜀文学的魅力，由此可见一斑。
　　有人将之归因于司马相如具有类似于战国纵横家的气质。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前，战国余风犹在，凭三寸不烂之舌或生花妙笔轻取富贵是许多士人的梦想。秦始皇焚坑儒并未能阻断百家思想传播到西蜀这样的地方。秦灭巴蜀，移民万家实之；秦末战乱，人们多有避乱蜀中，他们带来了春秋战国时期的思想文化以及诸子典籍中众多光芒四射的人物形象。司马相如“少时好读书”，这些书显然是诸子之书而非仅仅是儒家经典。他学击剑，这也符合一个受战国余风影响、富雄心壮志的士人的特征。他还仰慕被司马迁称赞为“名重泰山，其处智勇，可谓兼之”的赵人蔺相如，因为崇拜他，才将自己改名为“相如”，立志要做一个智勇双全的人。而在后来奉命出使西南以及力劝武帝通西南夷并最终使西南夷内服的一系列事件中，他也显露了自己的政治才华。然而这些都不是司马相如的本质特征，在贾谊、邹阳、司马迁等人的身上，战国之风的影响都是很明显的。由于时代的变化，他们都被迫把才情转移到文学上，在东方朔的《答客难》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把司马相如和贾谊放在一起比较，可以更好地发现地域文化对辞赋创作风貌的影响。贾谊人称“洛阳才子”，非常年轻就受到文帝器重，“召以为之位”，不久就“超迁至太中大夫”，文帝甚至还准备让他就“公卿之位”。后来受到老臣们的嫉妒，被调去任长沙王太傅，其政治才华是相当出众的。贾谊论说文和赋也写得非常好，代表作有《过秦论》、《论积贮疏》、《治安策》及《吊屈原赋》、《鹏鸟赋》等。有人将贾谊与屈、宋并提，是有道理的。在贾谊的赋中，能看到严谨的论证、深刻的哲理、旷达的思想、深刻的历史感，能看到战国末期以来百家思想融汇而成的先秦理性，经过与贾谊的才情结合而展现出的光采与魅力。而在司马相如的赋中，则更多的是气势的恢宏、文辞的华美、想象的不羁，神话与史实、幻境与实景浑同合一、相融无间的审美境域，所感受到的是个性的自由不羁、感性生命的极大张扬。这显然是两种审美观念的差异，源于两种不同的文化土壤。贾谊生长的洛阳，公元前世纪就成为东周的都城。洛阳所在的伊、洛地区为华夏文化中心，曾经一度为列国交争和会盟的主要场所。尤其是战国时期，所在各国发愤图强，是改革较早的地区。故这一地区多法家、纵横家，其文章和说辞气势凌厉，富于雄辩色彩，且生动犀利，富于文学性。到西汉制礼作乐，处士横议之风减，士人的热情投入到维护一个新兴的统一的王朝中去。这就形成了贾谊说理绵密、富有气势、娓娓道来、曲折生动的文风，其忠于国家之良苦用心历历可见。
　　此外，如果说三代的钟鼎还让人窥见巫术时代痕迹的话，那么春秋时经过孔子对“怪力乱神”的扫荡，在《诗经》中人们看到的则是雅颂各得其所，文质彬彬、中庸与克制。通过对神话的历史化，孔子确立了先秦实践理性精神，这在当时是对思想的极大解放，体现了人文主义精神。它和诸侯争霸的形势一起推动了实用文风的发展，这就是散发着理性思辨光芒的诸子散文。这显然是社会的进步。然而进步是有代价的，这就是对审美追求的放弃，对原创力与想象力的扼杀。到了秦汉，先秦实践理性精神进一步发展为工具理性，诸子对宇宙自然和人类的热烈探讨已成往事，哲学和理性的任务只剩下如何为帝国的存在与统治建立合情合理的理论，以及如何使统治更有效的问题了。董仲舒完成了封建国家的哲学建构；司马迁完成了历史理性的最高成就；而贾谊，则成为这种理性精神在文学上的代表。
　　而司马相如是不理会这些的。尽管他初次出川时在城门发下“不乘赤车驷马，不过此门”的豪言壮语，尽管他后来奉使通西南夷取得成功，但他并不刻意于功利。他没有东方朔的满腹牢骚和强烈的士不遇感，没有司马迁那种震撼人心的悲剧感，也不像贾谊那样随时随地竭忠尽智为国家出谋划策。他的最高官位是任中郎将出使西南夷。史载他“与卓氏婚，饶于财，故其事宦，未尝肯与公卿国家事，常称疾闲居，不慕官爵”。这就是司马相如。
　　司马相如是自由而不受约束的。他出生于中等资财的家庭，其家庭大概在西南商业中心成都经营工商业，后来为了他们的“犬子”（相如少时名）的前途，他们孤注一掷地将资财全部用来为儿子置办车骑服饰，让他也上长安去做郎官。司马相如游梁归来，生计无着，只得投奔好友临邛令王吉，演出一场“凤求凰”的“窃资于卓氏”的喜剧。临邛巨富卓王孙，“富至僮千人，田池射猎之乐，拟于人君”，时才貌双全的文君正新寡在家，司马相如于是和王吉合谋演了一出双簧戏。卓王孙听说县令来了贵客，就设宴相邀，相如故意“谢病不能往”，而王吉在席上则“不敢尝食，自往迎相如”，在几百宾客的引颈盼望中司马相如姗姗而来，雍容闲雅，风流倜傥，“一座尽倾”。席间王吉捧琴上前，相如奏了一曲《凤求凰》以挑文君之心。文君本慕其大名，此时从门偷窃，更是心向往之。司马相如又贿赂文君的侍女，向文君表白心迹，文君“夜亡奔相如，相如乃与驰归成都”。到了成都，文君才发现其家徒四壁，后来二人又回到临邛，卖掉车骑开了酒店，文君当垆卖酒，“相如身自着牧犊鼻裤，与保庸杂作，涤器于市中”。卓王孙羞愤交加，闭门不出，后经人劝说，勉强分给文君“僮百人，钱百万，及其嫁时衣被财物”，“文君乃与相如归成都，买田宅，为富人”。①这件事在当时传为美谈，司马迁修《史记》，将它记录在司马相如传中，作为其“鬼黠”的证据。司马相如本人或其他人，对此也津津乐道。然而后来有人据此骂相如“窃资无操”（《颜氏家训·文章》），简直是历史的误会。其实司马相如并非“无操”，而是他根本没有所谓“操守”的概念，他的本性就是“放诞风流”。他的家庭没有教他节操的观念，他所读之书则教他应随机应变抓住一切机会。此时的巴蜀大地，还没有什么文明与礼制的观念能够束缚他思想的自由，反倒哺育了他狂放自在的个性和奇伟的想象力。他不是标准的“士”，他身上少了一些“士”应有的历史沉重感，然而古今人们对他的认可与喜爱恰恰反映了当时的巴蜀与中原不同的文化特征。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规划项目“中国古代环境美学思想专题研究”（13ＡＺＤ029）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李天道，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成都　610066）；魏春艳，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成都　610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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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研究] 司马相如赋作的地域文化心态与美学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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