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了的和套住的：温州、鄂尔多斯的房价降了，北京的房价涨了

一：温州、鄂尔多斯的房价背后
　　新一届的国家领导人把经济发展目标定在城镇化上面，但是又强调，城市房价调控是一贯的。
　　最新的统计数字：温州、鄂尔多斯的房价降了，北京的房价涨了。
　　中国过去多年的经济发展模式都是依靠两大内容，那就是投资和出口。
　　温州是多年的出口商品基地，当地的民间依靠出口商品的生产，在当地积累了众多的民间资本和金融地下服务，因此吸收了全国各地的炒作资金。
　　鄂尔多斯的煤炭投资是中国众多基本建设投资中，成本低效益大的一个典范。
　　一些国有企业在获得巨大经济效益以后，成为当地政府希望造成房地产热潮的盛情邀请对象，以极低的土地成本造就了一大批国企背景的地产项目。
　　由于2010年中国政府的房地产调控措施出台，温州的地下金融活动由于全国性的房地产调控受到了根本打击，因而出现了地下金融债务链条的断裂进而造成温州的吸引全国地下金融炒作中心的地位丧失。温州作为一个地级市的住宅价格长期上涨的趋势因而中断。
　　鄂尔多斯的房地产完全是当地政府的人为制造的市场行为，它的价格也是基于一段时间存在的温州地下借贷资金的存在基础，只要炒作资金一旦流失，鄂尔多斯的房地产一下子就失去了支撑，价格也就下来了。

二：北京的房价上涨背景
　　同样的是国家坚持全国房地产调控措施的大环境下，北京的房价却在年底出现了集中上涨的苗头。一旦发展成型，将会在全国起到很坏的带头作用。
　　北京的房价上升是因为北京的住房刚性需求一直在上升，大量的服务业增长、城市地下交通条件改善和总部经济成分越来越发展，造成大量高级别高收入人才的住房需求居高不下。
　　北京的服务业是靠大量流动人口来运转的，北京的行政户口门槛，阻挡了大量低端的服务业人员的城市户口梦，而只把不多的户口指标留给所谓高端人才。北京还是全国的公务员领域的一个集中代表，那就是一旦进入政府部门、垄断国企，就能够享受到配套的住房、待遇、服务和官样城市人特权。
　　所谓“官样城市人”，是一个新创造的词，用来与温州、鄂尔多斯这样的新型城市市民加以对照。温州市是一个自然形成的城镇概念，温州客观上成为地下金融中心、全国小企业代表也完全是自发形成的。温州的金融改革一旦成功将会产生深远的意义，这还留待以后的时间证明。鄂尔多斯是一个农牧民进城上楼的成功例子，但是在全国不具有典型意义。
　　但是无论如何，温州与鄂尔多斯的行政级别与北京是不能比的，温州的房价升到上万元，也比不上北京，鄂尔多斯的房价到了上万元，也同样比不上北京。这是因为北京的行政级别和国家党政机关众多，温州的上万元房价住房者可是比不上北京同样的上万元房价住房者，在服务水平上不行。
　　以鄂尔多斯为例，上万元的房价住房者，出门打不着车，雇不到小保姆，没有城市地铁，没有高级病房，没有由国家财政支出为基础的公车、会议中心、招待所、各地代表办事处和多如牛毛的关系和人脉。
　　因此，拥有众多“官样城市人”的北京的上万元房价居住者的社会关系与温州、鄂尔多斯住同样房价的居住者相比是绝对不同的。
　　因此，北京的房价在国家严控下，仍然在钢需的作用下顽强上涨，就是并不奇怪的了。

三：鄂尔多斯的城市化为什么是不可行的
　　鄂尔多斯的煤炭投资是过去几年中央四万亿投资和银行十万亿贷款支持的众多项目中最为赚钱的。因而造成了一大批短期效益的激进富裕现象。
　　第一，国有企业效益激增。神华、凯兴、东辰、富安、胜能等国有企业短短几年得到巨大发展，上市公司在煤炭板块的提升中赚的盆满钵满。
　　第二，地方政府三年大变样。短短几年，鄂尔多斯五大系统机构的硬件设施，公务员的队伍配备已经是日新月异。
　　第三，农牧民的进城上楼。短短几年，因为原有农牧民的面积巨大的承包牧场草场的转换工业用途，农牧民获得巨大的经济补偿。几百万元户层出不穷。
　　但是仔细分析，鄂尔多斯在国家四万亿背景下的城市化道路具有全国的示范意义吗？显然不能这样说吧。
　　首先我们要问：鄂尔多斯的煤炭短短几年的极大程度的开发，对于中国来说是不是短期透支了国力？
　　以中国东北的本溪煤矿为例，虽然本溪煤矿是日本人开发的，但是日本人对于煤矿开发的经济结构配套是十分重视的，这也是本溪煤矿与水泥、钢铁、交通配套开发逐渐显露效益的原先规划的威力所在。本溪煤矿和抚顺等煤矿的开发与城市化工业化和经济结构配套的早先成功案例，表明煤矿开发的有序、渐进，在煤炭属于全国战略资源的前提下，是十分重要的一点。
　　国有企业中神华煤炭因为上市股价的需要，只是一家一户的部门利益和集团利益，为什么这样透支国力和短期行为，这种短期经济冲动十多年来唯国民产值官员政绩冲动的后果。
　　其次，地方政府把自己的硬件搞得与北京、上海的行政硬件一样，还不是瞄着房地产的本地增值。在没有多少行政级别的情况下，根本就没有北京那样的官样城市人的经济官僚化条件，拿什么来支撑鄂尔多斯的长期服务业增长呢？
　　最后，鄂尔多斯农牧民一步到位地城市化，在全国具有示范意义吗？原先鄂尔多斯的羊绒业、草原生态业和当地一种特殊植物的工业化以便进一步发展生态业的进程被人为打破。这些本来可以极大发展和衔接鄂尔多斯特有的旅游服务业的东西，反倒由于农牧民一步到位地房地产单一发展，而显得没有了连续性。一旦这些连续的东西发展出来城市化这倒是对于全国具有示范意义的。

四：城镇化和控房价，关键还看北京
　　北京今天在物理上是一个地域概念，在经济上是一个联动概念，在政治上则是一个前夜概念。
　　什么前夜？那就是变革、改革、转换的前夜。
　　既然新一届的中央领导把城镇化作为经济的支撑点，那就不能够是在推动房价上涨和推行城市人本位的服务业增长意义上的老城镇化。
　　过去十多年，中国的城市化一直是在把多数服务业从业人口排挤在城市户口之外的方法，单纯片面地推进城市化。
　　在这方面，北京的城市门槛措施和老大集中官僚公务员的服务业是一个最不好的示范效应。集中表现就是北京的人才集聚效应和房价暴涨效应，使得北京的房价集中了最多的政治因素和变革契机。
　　以北京的行政级别为例，1990年代，民进天津市委副主委、天津市规划局副总工程师穆学明向一位前北京市政府高官谈到京津一体化，那位高官不无揶揄地说，把北京的火葬场搬到天津还可以。
　　一个天津人的设想，在那位北京市政府官员的眼中，颇有几分不自量力。穆学明郁闷不已，但也没有气馁，2001年3月，他作为全国政协委员向全国政协九届四次会议提案：将天津与北京两市合并，用5年至10年时间建设成为世界级国际大都市。有人说，穆学明简直疯了，怎么手执长矛冲向了风车？
　　穆学明建议将京津合并列入国家“十五”计划。而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前身）则认为，行政区划变更须由国务院作出决策，他们无此职能。穆学明对这样的答复非常不满意，“我会继续提交这样的提案。”
　　北京为自己的定位摸索了整整六十年。1950年代，在苏联专家的影响之下，北京首先对城市性质进行了彻底的革命—把一个工人阶级仅占百分之四的消费城市改造成为工人阶级占四分之一以上的莫斯科型的大工业城市。直到1993年，北京的城市性质才被明确为“全国的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世界著名古都和现代国际城市”。但此时的北京，已是面目模糊。在蓄意或不经意的膨胀中，在计划经济时期和市场经济时期一轮又一轮的扩张中，北京的城市病已近乎积重难返。
　　农村实行统购统销和合作化之后，城乡之间的市场被人为堵塞，商品流通不畅，政府便竭力依靠行政力量来保障城市蔬菜副食的供应，直接导致城市郊区的迅速扩大。1948年8月，北京市区周边设有郊一至郊八8个郊区，郊区人口48万人，全市城郊总面积654平方公里。而到1958年—那是一个令人匪夷所思的年份—北京市共增加郊区面积约8200平方公里
　　今天，这8200平方公里中的郊区土地已经成为支撑北京房价无限上涨的后续土地储备。
　　如果是延续计划经济官本位的北京定位，这样看待北京的城市功能，那将会是灾难性的。
　　北京要做到在十二五计划中带头为全国的城镇化作出政治表率，那就应当向日本的东京到大阪新干线一样，在高铁发达的情况下，把众多的高端教育、科研、服务机构移向周边的中小城市和农村地区。走出官本位和官样城市人的政治误区，把北京的教育高地、服务业特权和官车、官房、官僚特权的教育、医疗等等都消除掉。
　　在政治上做出表率的北京，将会在北京房价上率先做到降房价，直至大大降低到人民可以接受的水平上。
　　北京带头降房价，带动全国的房价下降。这将会是新一届政府的房价控制的梦寐以求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