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商民主旧与新：从传播条件下的全国两会议政娱乐化说起

一：在今天传播条件下的两会议政娱乐化
　　十二届人大政协全国两会即将和已经召开。可以说经过前十一届的全国两会，中国的政治协商式民主已经经过了六十多年的时间和跨域两个世纪的历程。
　　在激动人心的工业化和人民政治意识大普及的时期，前十一届中的代表委员，有相当一批都是经过了政治发言的幼稚期和学习期。当时，工业和城市化、文化普及伴随着计划经济和单一公有制的发展，代表委员以巨大的物质财富的虚拟拥有者的发言，必然是幼稚和带有试水性质的全面政治语言，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当时的协商政治，绝不娱乐化和传播化。
　　但是，从近段时间回顾，这些年的两会期间，严肃认真的宪政发言变成娱乐化、传播化成为一个显着的趋势。
　　首先，各位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选举过程不透明，有些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到了当选，还不知道整个产生过程。在会前几个星期，才开始人大议政课程的培训。
　　其次，一些代表委员的提案往往没有经过与社会各方面的互动和充分调研，往往流于空泛和口号化。因此引起了社会上关于政治娱乐化的认识。
　　再次，一些专家学者出身的代表委员特别是经济界、社会学界代表委员，把全国两会变成传播自己通俗学术主张的场合，换句话说，全国两会变成了传播工具。
　　与以上议政娱乐化传播化形成对比的是，各个代表团的领导，用执政党的语言来一统议政场合的高端和制高点，形成了议政层次的党政不分。也就是说，在全国两会上，真正的议政语言，只有一种语言──即党内语言。这就造成政府工作报告、人大报告和政协报告，都是党内语言的翻版，而分组开会议政语言又是党内语言这样一种局面。
　　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宪政层面的全国两会，本来就是时间短、议题重，而绝大多数的发言都是与执政党内语言不对等、不同样重量级别的娱乐化传播化语言。这样的政治协商民主，又怎能得到全国民众的真心参与呢？

二：政治协商从旧到新的历史条件之一
　　中国在宪政层次的协商式民主，是在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老一代革命家在新中国建立和改革开放时期创立和发展而来的。
　　六十多年前《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以中共中央的名义下发的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专门性文件。指出，“在我们这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社会主义国家里，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广泛协商，体现了民主与集中的统一。人民通过选举、投票行使权利和人民内部各方面在重大决策之前进行充分协商，尽可能就共同性问题取得一致意见，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两种重要形式。坚持和完善人民政协这种民主形式，既符合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又体现了中华民族兼容并蓄的优秀文化传统，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要善于运用人民政协这一政治组织和民主形式。”
　　毛泽东为此在60多年前说，我们找出了一条新路，这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邓小平30年前也说过：“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要在经济上赶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
　　从毛泽东和邓小平的观点来看，中国共产党创立的宪政层次的政治协商民主，从根本意义上来说是党政分开的。也就是说，政治幼稚期和学习期的两会代表委员，在一段时间内用党内语言来进行宏观发言，是一个学习过程和实践过程，目的是最终为了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
　　上个世纪初，中国从宋教仁被刺、辛亥革命失败以后，孙中山曾经对中国一下子实行西方式民主有过深刻的反思。他最终认可了苏联共产党的教育民众提高民众的政治觉悟，逐步发展大众参与式民主的政治发展道路。因此提出了新三民主义。
　　可以看出毛泽东、邓小平关于新中国民主形式的表态有着这种历史渊源，在共产党拥护的孙中山三民主义中，用训政的方式来使中国的协商式民主参与者，从一个低起点来进行学习，显然是一个必然的过程。
　　在协商式民主中，中华民族兼容并蓄的优秀文化传统，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是可以作为与西方民主显着不同的特质来加以发展。但是，在运用中国共产党的语言来进行这种借鉴中，就难免带有阶级斗争的烙印。
　　例如，历史上中国的士大夫文化反映到国家政治中，就是礼制文化和儒家传统，表现了文化的垄断性和政治的独断性。在新中国之前，大部分中国人既没有文化，也与士大夫政治无关，从来没有温文尔雅的政治协商方式，通常只有一个名字，不像文人骚客那样还要取字和别号的。只有贵族和文人才有这种讲究。字和别号的存在并不证明那个社会普遍有文化，恰恰说明了农业社会的阶级鸿沟。
　　历史上儒家政治根源中有“君王应当懂得民众载舟覆舟的道理”，也就是说儒家经典中都有协商式民主的内容，中国的士大夫从政中和忠君过程中有协商式民主基因，但是由于少数人占有财富和文化，然后歧视每天辛苦劳作的老百姓，说他们不懂礼貌也不懂礼教中的政治协商因素，因此孔夫子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
　　在建国初期，民主党派和一些旧式文人仍然主张旧文化的政治优先权，而忽视劳动人民政治地位和文化地位的提高和普及。
　　民主党派和一些旧式文人这种做法是针对大多数人只能是文盲、只能置身于政治之外的农业社会而言，到了工业时代还有人主张这种观点，只能说明农业时代的等级思想还没有清洗干净，需要进行思想革命。
　　新中国是个新的平民化的时代，新文化的创造与新的平民政治创造并行，没有义务保留旧文化旧意识，没有义务为旧式文人的怀旧感负责，工业化社会中，人民群众当好代表委员的前提，就是迫切地要迅速地为全体人民扫盲，既为工业社会提供合格的劳动力，也给大多数人带来看报纸、读小说，参与文化活动和政治过程的资格。
　　因此，看看六十多年中中国共产党在两会中训政阶段的代表委员的学习议政过程，往往是伴之以全社会的扫盲运动、汉语拼音运动、简化字运动、卫生运动以致种种的政治学习运动。
　　因此，看看六十多年、两会历史上代表委员的发言，虽然带有中国共产党的学习语言和阶级斗争语言特色，但是这种训政和学习，就是一个必然的过程，是严肃的非娱乐化的。

三：政治协商从旧到新的历史条件之二
　　以上我们回顾了政治协商从旧到新的历史条件之一，也就是说顺应历史基因和民主文化，然后用党内的阶级斗争语言的文化思想斗争形式，把文化从历史上文人士大夫的封建性和神秘感中解放出来，中国共产党用历次运动，普及了政治语言和两会代表委员的议政方式。这是针对政治条件和训政来源来说的。
　　但是，进入改革开放时期，为什么邓小平要说到中国要建设比资本主义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呢？
　　这显然是指西方民主的政治借鉴问题。因为，30多年前邓小平说这话的时候，邓小平已经决心结束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模式，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特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里面就有借鉴西方民主的优秀因素，创造出带有中国传统特色的政治文明和协商式民主与选举民主并重的内容。
　　30年过去了，中国实现邓小平对于资本主义“经济上赶上”的成就有目共睹，举世公认；而学习西方政治文明好的东西，在“政治上创造”的难度似乎要大得多。不仅西方对我们民主政治建设的进展批评、责难甚多，我们自己也并不满意，甚至有几分焦虑。
　　西方敌对势力的批评和责难，既表露了他们习惯用其政治制度的模式作为人类政治文明的绝对标准，来对中国照搬照套、削足适履的政治天真；更包藏了他们希望将“颜色革命”从苏东推到中亚、从中亚席卷非洲，再从非洲蔓延到中国，搞乱中国、颠覆中国的政治祸心。对此我们要头脑清醒，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不因人家的说三道四、风吹草动而乱了自己的方寸。
　　我们的不满和焦虑，乃出自于“常怀忧党之心，恪尽兴党之责”的责任心。一方面应该看到，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的发展，不仅归因于经济政策的成功，也表明我们的政治制度可以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制度保障，自有其合理性和优越性，我们在民主政治建设上不必妄自菲薄。另一方面也要看到，十二五计划、十三五计划期间中国共产党将100岁，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将72岁。70多年对一个国家来说并不算老，而对一个年届百岁又连续执政70多年的党来说已是资格很老的了。世界上这样的党并不多，能长治不衰、青春永驻更罕见。“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在新的十年直到本世纪中叶，党将面临如何长期执政、再创辉煌的考验。中国能否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抓住可以大有作为的战略机遇期，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行关键时刻的冲刺？这里面中国的特色民主必然有所发展。
　　如果要发展中国特色民主，眼下的全国两会议政的娱乐化传播化趋势是无论如何也不行的。
　　所以，在各个代表团的领导当中，作为党内语言的带有宏观性和全局性的发言，不能是以党代议的新的党政不分的政治行为，而应当有意识地把新的党中央提出的不讲空话套话精神与人民普通代表委员的提高参政水平的有意识培养结合起来。

四：让民众看到两会代表在纷乱议政中怎样协商
　　以上我们论证了政治协商从旧到新的两种条件两种情形。为的是怎样克服目前的市场经济时期两会代表，在议政纷乱中的政治娱乐化传播化的趋势。为的是让民众在两会中最终能够看到两会代表在议政纷乱中是怎样最终做到协商式民主的。
　　从长远来说和从全局来说，各个代表团的领导应当把用党内语言引领两会议政的现状，引导到有意识培养两会代表委员的全局意识和大政意识当中。也就是说与党的代表常任制试点与改革结合起来。
　　这些年，逐年扩大的党的代表常任制试点可以说在实行试点的很多省份都有大量的实践，取得了一些经验。但是集中分析起来有几个共同的弱点：
　　第一是试点中的党的代表不专职、不专业，对于党的领导业务的工作程序不熟悉，无法实行有效监督；
　　第二是党的代表与产生代表权力的来源关系不十分紧密，没有政治授权与特殊的党的宗旨和群众基础关系的设计；
　　第三是党的代表的人格化权威还不十分明显，没有列宁设计苏联战时共产主义时期的工农检查院那种对于行政人员的威慑力。更谈不上对于党内一把手权威的那种人格化权力的对等。
　　在第三点上可以讲一个故事：在中央的党代表常任制试点条例中规定，党的代表有权列席同级党委会全体会议。但是，条例没有规定党的普通代表出席全委会具有的发言表达权利的具体内容。
　　2011年7月11日，在广东省委十届九次全会上，44岁的省党代表，海丰县海城镇新园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陈东平列席了会议。作为来自基层的党代表，列席会议的陈东平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当时的省委书记汪洋点名发言。普通话不太好的陈东平显得有些紧张，还是按照人大代表出席会议的惯例只介绍自己单位的情况，因此向汪洋书记讲述了当地基层党组织建设的问题。
　　从19岁中学毕业后就进入居委会的陈东平，是干了20多年基层工作的基层干部，1999年—2002年曾在海丰县党校函授行政管理大专学习。虽然海丰县地处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农村经济已经向城市化经济发展，村委会早就变成居委会，但是陈东平还是感到自己是一个农民，用他的话说“非常渴望学习！”
　　学习什么？就是学习实际上党在城市工作中是怎样一个工作程序，党的主要领导与当地的各项行政和业务工作的关系是一个什么样子？这些东西不了解，单凭几十年一个居委会的工作经验，参加或者列席党的高层会议，别说是省委全会，就是县委或者镇委的会议，陈东平都会难免紧张。
　　当时的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对此并没有简单对待，而是从试点代表常任制要从全局和深远考虑的出发点着想。他认识到，代表常任制试点，不是一个简单应付的问题，而是要真正发挥作用。不能是实行了好几年常任制试点，还是让代表做一个哑巴代表。
　　他提出，“列席代表不要光带耳朵来，还要带嘴巴来！”为此，在广东进行了全国的一项前所未有的创举，对像陈东平这样来自基层的工农党代表共有100人，专门选拔出来进行培训，并放在一定岗位上代职一年。目的之一是把陈东平们培养成为“四会”（会想、会写、会说、会干）的党代表。
　　在100名工农党代表代理的岗位中，市直部门6个，县直部门80个，镇街部门14个，全部为涉工、涉农及社会事务管理部门。他们还可列席县委常委会或政府常务会。在进行一段时间的培训结束后，这100人就会出任他们做梦都没有想到的新的职务。陈东平将在海丰县出任代理县民政局副局长。
　　在前面提到的广东省委全会上，汪洋在报告中就强调，要高度重视基层群众话语权，更多地倾听来自基层的“沉默的声音”，而不把民主变成政治精英、商业精英、学术精英、网络精英等少数精英的事情。
　　这里面的内情就是，目前人大代表的运行越来越显现出“政治精英、商业精英、学术精英、网络精英等少数精英的”特征。如果按照人大代表这种精英民主特征运行党代表常任制试点，那就会越来越严重地出现哑巴代表的情况。
　　显然，很多的“陈东平”们一旦得到了日常的政治训练和政治轮转训练，就会在政治层面的监督和议政层面最大限度地和结合平时工作地发挥大量的政治监督之效。
　　今天参加全国两会的各个代表团的领导，大都是省委书记一级的甚至是政治局一级的党内高层。
　　我们应当用党内民主来引领社会民主，用实实在在的群众创造代替领导一人唱空话套话局面，为此，就必须有上述广东省委这样的政治创造精神。
　　有了党内民主与两会民主的政治改革氛围和制度衔接，有了这样的党内民主和基层政治微观作为政治发展基础，我们相信今天的两会代表委员议政中的娱乐化传播化倾向一定会得到制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民主和协商式民主一定会得到完善，并最终走出一条比西方式民主更加高级和更加切合实际的政治道路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