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尼斯动荡后遗症背后：政党攻讦引民众厌恶

　　2月19日，突尼斯总理杰巴利宣布辞职，原因是组建政府的努力“没有得到伊斯兰复兴运动和保卫共和大会两大执政党的支持”。随后复兴运动推荐杰巴利继续担任总理，但遭后者拒绝。不久，原政府中的内政部长拉哈耶德被推举为看守政府新总理。但是，突尼斯国内围绕着组阁、制定新宪法进行的政治争斗恐将持续。（《半月谈。2013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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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时间2013年2月6日，突尼斯反对党统一民主爱国党总书记肖克里·贝莱德遭枪击身亡。上千突尼斯民众在内政部外举行抗议示威活动。图片来源：FETHI BELAID/东方IC

政治经济难题重重
　　突尼斯是西亚北非地区持续政局动荡的发源地。2011年1月，长期统治突尼斯的本·阿里总统因政局突变被迫下台并流亡海外，人们一度对后本·阿里时代突尼斯政治变革充满期待。
　　2011年10月，突尼斯举行了政权更迭以来的首次制宪议会选举，具有伊斯兰背景的“伊斯兰复兴运动”出人意料获得了议会选举的多数，并获得了组阁权。2011年12月，以杰巴利为总理的突尼斯新政府开始执政。但一年多来，新政府承诺的“带领国家走出政治、经济和社会乱局，完成政权改造、经济复兴和社会安定的重任”并没有实现。新宪法的制定也遥遥无期，尤其是政治争斗越演越烈。
　　今年2月6日，突尼斯反对党统一民主爱国党总书记贝莱德遭暗杀。贝莱德是突尼斯著名政治家，他所领导的政党不久前与其他10个反对派政党组成左翼人民阵线。突尼斯国内民众认为主要执政党伊斯兰复兴运动对贝莱德的遭暗杀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使得杰巴利政府备受压力，不得不辞职。
　　突尼斯政局动荡有其深刻的原因。导致本·阿里总统下台的一个主要因素是失业率高和民生不济。但政权更替后，突尼斯就业形势越发严峻，全国失业人口突破百万大关，一些内陆和落后地区50%的居民因生活所迫而迁徙他乡。
　　突尼斯央行行长纳布里早在2011年底就针对2012年经济发展前景发出警告，他说：“我们还没有摆脱危机，局势依然在恶化，现在关键看我们将如何处理突尼斯的变革，我们希望能在五年时间内恢复正常活动”。突尼斯新政府曾将2012年视为经济复苏的开端，希望增加就业机会，降低失业率。但一年多来，突尼斯的经济并没有出现好转的苗头。外来投资也因政治前景不明而裹足不前。旅游业一直是突尼斯主要经济支柱和外汇收入来源，被视为突尼斯的立国之本，但自突尼斯政权更替以来，受到重创的突尼斯旅游业一直未能完全恢复。2012年旅游业虽然有所复苏，但仍然没有恢复到2010年的水平。
　　与此同时，突尼斯政治重建进程缓慢，国内各政党为新宪法的起草和议会表决争吵不休。原因之一是新宪法草案在保障妇女权利等方面出现了倒退，使民众对伊斯兰复兴运动的执政前景充满疑虑，要求政治开放和改善民生的呼声不断高涨。

动荡后遗症普遍存在
　　突尼斯只是发生动荡的西亚北非国家政局混乱的一个缩影。突尼斯、埃及、利比亚、也门四国政权更替后，陆续进入了政局动荡的新阶段。
　　如上所述，在突尼斯，虽然伊斯兰复兴运动赢得议会最多席位并组阁，但复兴运动执政后在改善民生和降低失业率等方面乏善可陈，民众对其支持率在下降。西方国家也对突尼斯政治的伊斯兰倾向和保守政策表示担忧。
　　穆巴拉克下台后的埃及在2011年11月进行了议会下院选举，代表伊斯兰势力的自由与正义党赢得总席位的近一半，成为下院第一大党。但一年多来埃及局势持续动荡，街头抗争不断发生。2012年6月，穆斯林兄弟会下属的自由与正义党领导人穆尔西出任埃及总统。虽然穆尔西在限制军人干政、组建专家政府等方面有所建树，但他干预司法和急于巩固总统权力的做法引发国内世俗势力和民众的强烈反对，开罗解放广场的群众集会和抗议不断发生。与此同时，埃及的经济状况仍不见好转。根据埃及官方的统计数字，2011年埃及失业率达到11.9%，为10年来最高，失业人数为310万，许多人是在动荡后丢掉工作的。其中作为埃及支柱产业的旅游业遭到了重挫。埃及官方称，2011年来旅游的海外游客同比下降了35%；2012年埃及的旅游复苏和收入仍然没有达到预期。
　　利比亚于2012年7月选出200名国民议会议员。8月，利比亚国民议会选举穆罕默德·马贾里亚夫为利比亚国民议会主席。国民议会随后正式接受利比亚全国过渡委员会的权力移交，成为利比亚人民的唯一合法代表，负责利比亚的国家安全和领土完整。但是，此后利比亚出现了与突尼斯类似的政府“难产”状况。沙古尔组阁失败后下台，接替他组阁的扎伊丹获得国民议会通过。但是，激烈的党派利益和地区利益之争，使利比亚离建立稳定的、消除部族对立的国家政权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放眼利比亚全境，中央掌控乏力，部落冲突不断，各种抗议活动频发，枪支泛滥，加上恐怖组织乘虚而入，伊斯兰极端势力兴起，利比亚安全局势堪虞。
　　在中东政局动荡的焦点地区──叙利亚，长达两年的冲突愈演愈烈，国家陷于持续的暴力冲突和内战状态，至今已造成数万人丧生，数十万人逃离家园，有的逃往国外沦为难民。虽然国际社会不断试图调解叙利亚国内冲突，但由于叙国内各政治派别的政治目标迥异，再加上外部势力的不断干预，叙利亚政治前景极为不明。
　　突尼斯、埃及、利比亚和叙利亚等国局势，反映出两年多来经历局势动荡的国家普遍面临的一些问题。
　　首先，原有的国家政治秩序被打破，但政治重建进展缓慢。一些国家在制宪、组建新政府的过程中争议激烈，尤其是多数国家出现了具有伊斯兰倾向和背景的政党趁势而起的现象，民众和西方对这些政党的疑虑并未消除。而政党之间的互相攻讦和打压，使得民众的厌恶随之产生。
　　其次，一些国家出现了不少新兴的政党，但新上台的执政党不少出现了水土不服的现象。这些政党有的在前政府执政期间长期受到禁锢，有的主要由海外流亡人士组成，他们制定出的社会和经济政策离人们改善生活的迫切诉求相去甚远。
　　再次，局势动荡后的国家，在改善国家外部环境方面缺少与外部世界合作的良性互动。突尼斯、利比亚、埃及等国家在国家改朝换代后需要修复与东西方国家的关系，而一些国家政治伊斯兰化的倾向，使得它们与西方关系的改善受到影响。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西方国家，在援助这些国家方面裹足不前。
　　最后，国内局势的安全与稳定，仍是这些国家面临的重要课题。不时抬头的暴力和极端主义事件，仍然深深地刺痛着人们的神经。在局势动荡的国家，稳定与发展最需要的是时间，而他们最缺乏的也是时间。（中国社科院西亚非洲研究所专家 余国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