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创造虚与实：漂死猪、禽流感和清明上河图

一：漂死猪、禽流感是对技术社会的人文警告
　　转基因和商品化农业是中国新一届政府目前需要注意的。
　　与政府媒体的公开表态形成对比的是，最近发生在南方的河流漂死猪和城乡突发新型高致命禽流感的事件，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与这种关注不成比例的是政府披露很少的信息和跟不上要求的管理模式。
　　这其中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中国的城市化是建立在大量的农业技术转型为现代技术的基础上，其中就包括，大豆的转基因品种进入，以及城市资本带着养殖技术下乡。但是，一段时间以来造成的结果就是生猪和家禽的商业化没有生态控制的配套。这显示了目前中国的农业技术的应用已经超出了中国已经能够做到的管理模式。
　　中国的农业社会是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加上农村的手工业，然后再进入消费型的城市。
　　现在，在仍然是一家一户的家庭承包制的前提下，土地经过流转和大量的城市资本结合，引进了一些不成熟的技术和规模化养殖模式，而这些东西已经超越了层层上下传递能量而彼此却利益分隔的行政政府的管理能力了。
　　比如，黄浦江是上海的一段江面，今春突然在江面漂来大量死猪，后来被确定是来自于浙江嘉兴地区的大量农村养殖户，但是位于上游地区的浙江嘉兴地区的政府却没有统一的养殖户管理数字，没有对整个事件有一个全面的判断和规律总结。
　　同样是上海、在今春，在大城市中和周边城市带，突然爆发新型的高致命禽流感以后，也是对于来自大量农村的供应活禽的农户的产品，进行扑杀。而在整个事件的上游领域，对于城市资本带着农户养殖技术，进入农村的一家一户型的商品化农业单位，以后过程中的整个技术采用和流行病学控制方面的管理，政府做的是十分不到位的。
　　这样的政府模式显然在商品化农业和技术随着城市资本下乡以后是落后的。
　　什么是新型管理模式呢？新型管理模式就要求对于技术社会对于管理方面要抛弃目前的上下传递能量左右却是利益分隔的划分区域的政府模式，而代之以大量行业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形成的自治社会对于政府的制约和要求。形成政府对于自主掌握大量物质和资源的人的管理和呼应，而不是通过大量的物质和资源的调配来被动响应人的要求。

二：清明上河图反映当年北宋繁荣下的暗流
　　刚刚过去的中国的特有节日清明节，使人想起北宋画家张择端的名画《清明上河图》。在这幅画中，张择端用散点透视的画法，展示了北宋城市开封的城市面貌、人文景象和行业特征等等，在这当中人们特别注意的是，在这个12世纪的拥有数十万、上百万人口的城市中，在没有现代政府如工商局、公安局、消防局等等情况下，这个城市怎样运转、怎样管理自己。
　　最近光明网刊登一篇文章说道：此画卷并非只是简单的描绘百姓风俗和日常生活，在商业繁荣的表面之下暗藏玄机，明线下交织着一条令人心悸的暗线。
　　──从文献中可知，汴京(开封)是十二世纪初世界最大的城市之一，人口达137万，8厢120坊，绝大多数建筑都是砖木结构。北宋经历了40多次特大火灾，因此消防是当时朝野最关注的严峻问题。当时汴京的防火措施非常严密，每个坊都设有一座望火楼，专门观测火警。楼下有被称为“潜火兵”的军队驻守，专司消防。张择端画了望火楼，但楼上无一人观望，更夸张的是，望火楼下的两排兵营被改作了饭馆。
　　──而比消防缺失更可怕的是城防的涣散。画中，城墙上下没有一个守卫，土墙上面也没有任何城防工事，连射箭的城垛也没有，甚至连虚设的城防都没有。原本应该是有重兵把守的城防机构所在的位置，居然是一家商铺，老板正在验货，账房在记账。从画面上看，整个汴京正沉浸在浓厚的商贸气氛中，完全是一座不设防的都城。这不是张择端的有意设计，而是真实地反映了宋徽宗朝初期已日渐衰败的军事实力和日趋淡漠的防范意识。
　　──画卷中有很多船，其中大量的是运粮的私家船。表面看来这是一种商贸兴隆的景象，实则反映出当时政府的一项重要失误：宋徽宗将大量运粮的官船用去运送花石纲，使得粮食运送出现问题。私船趁机而入，并渐渐把持住了城市的粮食市场，进而操控粮食价格。
　　──类似的例子还有不少，画家在图中隐藏着对现实社会中一些隐患的忧虑：他将船与桥的矛盾和桥上文武官员的矛盾交织为全卷的视觉中心，通过表现惊马闹市、船桥险情、官员争道、军力懈怠、城防涣散、消防缺失、商贸侵街、党祸渎文、酒患成灾等诸多场景，深刻揭示出当时的社会痼疾。
　　城市是整个社会的一个集中反映。上述暗线所集中反映的是，整个北宋政府对于依据大运河整合了南北物流和建设了大型消费城市的整个经济，缺乏提升管理和加强国力的有效手段。这也正是王安石力主改革变法的原因。
　　王安石力主改革变法的内容很多。本文不再赘述。
　　王安石变法，这里面集中起来，就是要打破在粮食成为流通物品以后，作为一个个小农经济单位的狭隘性和封闭性，建立一个与民互动的有效政府。宋徽宗时期反映在清明上河图中的政府管理治理弊病可以说在宋朝建立以后就长期存在。宋太宗赵匡胤时代军用雨衣和账篷已经有“好几万段”在库房里霉烂。《宋史》食货志又提出神宗赵顼时内殿库房所积绢三十二库都已积满，更再积羡赢为二十库。如此庞大的物资，实在有以用商业方式管理的必要。最低限度也要让它和民间的市场交流。而民间商业的组织也可以藉此发展成熟，王安石变法的核心是市场化和理财这些现代社会的东西，而面对的是亿万不识字的农民，社会上又普遍缺乏中层机构。仔细参考《宋史》里的叙述，我们也可以窥见新法最终失败的情形。

三：见一斑知全豹，从漂死猪到推改革
　　中国的农村城镇化，应当是提升层次的村级自治。为什么这样说呢？
　　中国农村的巨大农业养殖业商品变成污染物的事件，提醒了我们：目前与其过分关注农村的城镇化，还不如关注中国城镇的中间层次的管理水平。
　　在资本下乡和技术化的农村，本来运往上海等大城市的活猪活鸡，最后变成了漂流猪和瘟疫鸡，被大城市视为畏途。这本身就是一个极度的反差。劳动成果为什么在今天大社会大市场大技术条件下成为一场灾难？
　　它就像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反映了目前经济繁荣下面暗藏着一条伏笔和逆流。当年北宋在极度繁荣之后进行改革选择，一着不慎、满盘皆输。这样的历史前车之鉴，应当记取。
　　据说在浙江嘉兴地区，很多乡镇都是散布着很多的生猪养殖户，但是看看这些乡镇的政府配置，并不是按照行业协会和民间自治的原则建立相应的信息、管理和官员运行，而是千篇一律地重复着从上到下一贯不变的政府机构设置。
　　其中资本下乡和技术与农户结合，信息的不透明和镇政府偏向资本一方和迷信技术使得大量的养殖户处于散乱和短视的境地。县人大代表本来来自乡镇本应是代表了各个养殖镇农民，但是他们在嘉兴众多乡镇引进资本引进技术和与市场建立联系的过程中，没有发挥相应的代表职能。
　　如果今天王安石再世，看到目前嘉兴这个局面，一定会订出下列改革措施：
　　一、引进金融措施，把农户单一的集中养殖的实体行为，与场地租赁、生猪期货、行业管理等结合起来。使得农户养殖与资本的结合更加多样化更加融合社会化。
　　二、地方镇政府彻底转型，变从上至下传递政治能量为下层养殖户和居民的自主选举产生服务型公职人员。
　　三、改革教育和价值观，把良好诚信养殖和与大社会的联系纳入法律和公开信息的轨道，做好社会统计和市场目标大城市的渠道连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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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上述改革的初衷，一定要建立在全国全社会的对于改革动真格和有关利益集团让出利益的基础上。因为一旦由于利益集团和守旧集团出来阻挠改革，陷入太多的争论当中，就会耽误改革的经济前景甚至危及政治前途。
　　当年，王安石新法失败的后果，超过我们今天对于改革的认识之所想像，宋朝从此走上了下坡路，改革、反改革成为社会的主要矛盾，应该说王安石新法内容是良莠不齐的，青苗法就是一项农村重要的金融政策，具有相当的进步意义，由于实施的激进，也被反改革派反对，以司马光位代表的反改革派并不反对变法，主张渐进变法，对于朝廷的弊病，司马光比王安石认识透彻，王安石没有最大限度的统一思想，变法不仅没有补天，还引起了士大夫集团内部的斗争。神宗去世，其母太皇太后高氏听政。她逐退了王安石的改革派，一时新法罢免殆尽。八年之后太后去世，皇帝亲政，赵煦又来一次翻案。他重用改革派，支持新法，一时反改革派人物被打击。宋徽宗位期间对新法也有两种不同的态度，他最初支持反改革派，一年后又支持改革派，恢复了二十五年前王安石所行新法。改革派怂恿徽宗将司马光以下３０９人列为“元祜奸党”，镌石于全国州县，皇室不能与他们通婚姻，他们的子孙也不许来开封。王安石则配享孔庙，成为孔孟之外的第三个圣人。于是“宋人议论未定，金人兵已过河”。

四：劳动创造虚与实：技术社会也有可能走向反面
　　就像当年的大运河造成的全国商品和粮食流通，给了北宋政府以极大信心一样，今天中国的扩建大城市、农民进城引起巨大消费也给了政府高度的信心。新一届政府也表示，改革是最大的红利。有信心冲破一些利益格局，在农村引进技术、引进资本造成农村产业升级和农民致富。
　　但是，生态承载和传统文化对于自然与人的和谐以及人的内心复杂程度，往往超出中国的具备良好素质和高等智商的领导者的初衷。
　　西方学者早就指出，传播技术作为科学技术整体的一部分，被置入整个技术发展史、社会历史语境、艺术文化和人类文明进步下思考。媒介决定论作为技术决定论的一种，应当被反对。以更普遍的社会生态学为背景讨论技术进步时，应当力图避免将技术进步说成是影响一切的因素，例如将某一时代说成是“喷气机时代”、“核能时代”或“火箭时代”。在对技术决定论的批驳中，专家都指出，许多最有希望的技术进步，有可能引起倒退，造成科技滥用和妄想症，阻碍着人们所寻求的工作、艺术与生活的自由融合。
　　什么叫做“传播技术”、“媒介决定论”？
　　我们知道，技术与人的官能延伸和概念固化有关。
　　在人的官能延伸这方面，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对于原始人类使用的器具相当重视，但是过分强调了工具的有形作用，对于技术对人类社会文化、精神心理的广泛影响及其与“真善美”的关系却缺乏关注。实际上，当工业从技术的角度看越来越进步的时候，从人性、礼仪习俗或人文艺术的角度看却有可能越来越退步。比如，人们尤其是产业工人成为了机器的奴隶，为了与机器竞争而从事繁重的低收入劳动。
　　与“传播技术”相反的新的角度提出技术理论强调一种观念，即人们所使用的工具都是人体及其功能的延伸，但是应当反对人们对技术或媒介对人体延伸功能的片面夸大。比如，再完美的技术远不如生物体本身，“即使是最好的机器也只不过是对生命有机体的拙劣模仿”。至于如何改变和弥补其间差距，新的观点觉察到，现代技术积极地适应新环境、为生命体服务，机器复制了眼睛和耳朵的自然特性，因此变得更加人性化。但无论如何，人的感受与自主在这一过程中依然至关重要。
　　在概念固化方面，历史上印刷术的发明为所有后来的复制技术奠定了基础。与口语交流相比，印刷语言摆脱了此时此地的时空局限，读者可以在任何方便的时候阅读。由于有多个副本，印刷术也增加了保存文字资料的安全性和长期性，拓展了交际范围。但与此同时，新观点认为“思想也部分失去了自由流动、四维时空以及自然的特性，而带上了抽象、绝对、程式化的特点，满足于完全通过语言来阐释问题和解决问题”。
　　很多时候，在涉及到目前中国的大多数人的利益做出政府决策的时候，反对政治改革配套的人，往往会拿出技术决定论来作为自己的认识基础。认为只要像当年的王安石那样，只是争得皇帝一人的同意，就不要考虑整个官僚系统的反抗和开启民智的的配套和程序方面的要求了。这样推出的改革往往就不是红利，而是可能成为与现实冲突的生态灾难和社会灾难。
　　就拿改革的话语体系和概念而言，今天人们对于以改革为名，最终推出了损害大多数人的利益的改革结果，为什么这样警惕？就是因为改革过程不透明，没有一个人人参与其中的体验过程，因此不可信不亲切不踏实。
　　一个概念，在人的认识中、在人的体验中和在人的参与中，是构成人文空间的三个维度。书面的传播中的改革或者技术，往往是单向度和强加于人的。只有全身参与和充分预期后果的人越来越多，这样的改革才是更加成功的。
　　中国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改革是全体受益的，现在公认是成功的，就是因为出现了那种局面，就是那样一个人文与技术平衡的局面、官民和谐互动的局面。
　　我们期待新的改革推动者最终能够形成这样的一种局面。
　　以上就是我们在思考：劳动创造的结果为什么有时是一场灾难的原因过程中，在漂死猪、禽流感和清明上河图这几者之间发生的联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