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简介
牛军，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外交学系教授，法学博士。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外交学系，教授。现兼任中美关系史研究会秘书长，中国国际战略基金会特邀研究员、学术委员会委员，英国 Cold War History 杂志编委，《国际经济评论》杂志副主编。出版著作包括：《从延安走向世界：中国共产党对外关系的起源》、《从赫尔利到马歇尔：美国调处国共矛盾始末》、《同床异梦：美国的欧洲战略》。
吊诡的是，大约是从1947年夏季开始，中共领导人表明了加强发展与苏联关系的迫切愿望，同时在党内加紧与苏联建立和发展全面关系的政治和思想准备。这时中共中央如何讨论和分析同苏联的关系并不是十分清楚的，可以肯定的是，毛泽东向斯大林提出了1948年间访问莫斯科的请求，并积极开始做准备，斯大林则不太情愿地表示欢迎。关于毛泽东访苏问题有几种不同的说法，中方记录可见《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修订本）》，第366页；《聂荣臻回忆录》下册，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第675页。苏方可见“Cable，Stalin（Kuznetsov）to Mao Zedong（via Terebin）”，15 June，1947；“Cable，Stalin（Kuznetsov）to Maozedong（via Terebin）”，16 December，1947； “Cable，Stalin（Kuznetsov）to Mao Zedong（via Terebin）”，20 April，1948，see in CWIHP，Issue 16，Fall 2007∕Winter 2008，p 113。从毛泽东同斯大林之间往来的电报看，他访苏的具体目的并不十分清楚明确。在4月26日发给斯大林的电报中，毛泽东说，他打算用1～3个月的时间出访，包括到东欧和东南欧国家看看“人民阵线”和其他这类工作。“Cable，Stalin（Kuznetsov）to Mao Zedong（via Terebin）”，20 April，1948，CWIHP，Issue 16，Fall 2007∕Winter 2008，p 116.由此观之，他是希望在中国革命发生战略转折的时刻未雨绸缪，加强同苏联的关系，并了解一些可资借鉴的国家建设经验。毛泽东这时对访苏是非常认真的，尽管这根本不表明他对苏联的政策就一定是赞成和满意的。
7月4日，毛泽东在给斯大林的电报中提出了他前往莫斯科的详细线路图。10天后，7月13日，斯大林回电说苏共领导人都会去参加秋收，希望毛泽东推迟访苏行程。据跟随中共领导人的苏联医生奥洛夫（Terebin Orlov）说，毛泽东一边听翻译电文一边说“好、好”，然后就口授了给斯大林的回电，同意推迟访问莫斯科。“Cable，Terebin to Stalin”，14 July，1948，CWIHP，Issue 16，Fall 2007∕Winter 2008，p 118.四天后，奥洛夫发电报告诉斯大林，积他6年多观察之经验，毛泽东在听翻译电文时面带微笑说“好、好”，这并不表明他对电文感到高兴，“很难看懂他内心的真实想法”，他怀疑斯大林是否在拒绝他。“Cable，Terebin to Stalin（via Kuznetsove）”，14 July，1948，CWIHP，Issue 16，Fall 2007∕Winter 2008，p 119.毛泽东的访苏设想由于双方的各种原因在内战期间始终未能实现，实际上毛泽东当时如此长时间地出访苏联其实是很难想象的。这一客观条件不能不使人思考毛泽东提出访苏是不是一种姿态，它的重要意义更多地在于表明中共领导人加强与苏联关系的迫切愿望。
苏联与南斯拉夫之间的冲突骤起成了中共中央向斯大林表明态度的一个重要契机。1948年3月起，苏联与南斯拉夫的关系突然恶化，斯大林很快便决定在共产党情报局内部发动对南共的整肃。6月19日，共产党情报局召开讨论南斯拉夫问题的会议，南共拒绝出席。会议通过了决议，谴责南共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对苏联和苏共采取了“不正确的敌意”，并号召各国共产党与南共划清界限，甚至号召南共党内的“健康分子”起来推翻铁托。参阅张盛发《斯大林与冷战》，第296～297页。斯大林在苏联阵营中掀起的这场运动前所未有，声势颇大，被史家称为苏联阵营“最大的一次自戕行为”。铁托顽强地抵制了斯大林的压力，结果是这个阵营成立才几个月就出现了第一次分裂。原本为与美国对抗而成立的共产党情报局变成了苏联阵营内部整肃异己的国际组织，苏南冲突一度成了这个组织活动的主要内容，对当时国际共运的影响十分巨大，也是冷战初期苏联对外政策的一个悲剧。
7月10日，中共中央迅速通过了一个决议，明确表态中共将站在苏联一边。中共中央在决议中谴责南共“执行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内外政策”，说他们“陷入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和资产阶级政党的泥坑”。《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南斯拉夫共产党问题的决议》，1948年7月10日。苏南冲突的缘起非常复杂，远在欧亚大陆东边指挥打仗的中共中央这个时期很难了解发生在欧洲下腹部的苏南冲突的实质，对斯大林在苏联阵营内部进行整肃的动机恐怕也不甚了了，他们只是看到了一个大概的结果而已。实际上直到现在，历史学家也没有能就中共中央的决定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不过，不论中共中央支持共产党情报局整肃南共是基于何种理由，其结果都是在中共内部完成了一次重要的转变，其核心就是在经历抗战和战后初期的曲折与波动后，中共中央对世界政治的理解和论述被完全统一到有关两大阵营的思想框架中。这比较集中地体现在11月7日《人民日报》刊登的题为《论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的长篇文章之中。这篇文章署名为刘少奇，以提倡所谓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批判“资产阶级民族主义”为主调，试图在按照中共中央的理解来呼应苏联整肃南共的核心目的的同时，为中共中央未来处理对苏关系提供一个理论上的支撑点。文章从历史和理论两个方面系统论述了何为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何为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并以苏共取得政权后“即在人类历史上破天荒第一次地马上宣布取消帝俄时代对于中国和其他国家的一切不平等条约”为例，证明“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和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乃是代表两个不同阶级、互相敌视的两种世界观、思想和口号”。文章提出了三个被后来证明是至关重要的论断：第一，世界上出现了分别由美苏领导的两大阵营，所有的国家不是被纳入美国阵营，就是站在苏联阵营，“这就是目前世界民族问题的基本状况”；第二，当两大阵营“处在这样相互紧张斗争的时候，人们不是站在这一边，就是站在那一边”，“不站在这一边，又不站在那一边，而实行中立，是不可能的”；第三，联合苏联还是联合美国，则是“爱国与卖国的界限”，是“革命与反革命的界限”，“不论哪个民族是走向进步或走向倒退的界限”。刘少奇：《论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1948年11月1日，《人民日报》1948年11月7日。发表这样的文章表明，中共中央反对南共的最终结果是在对苏政策上完成全党的思想统一。不仅如此，中共中央为统一思想而论述苏联的世界地位时，实际上形成了一套系统的以非此即彼为鲜明特点的话语，正是这套话语将中共的战略利益包装成一种简约的理论，极大地影响了中共领导人对新中国对外政策的思考。
如果回溯历史，也可以说对南共的批判导致了中共领导人向早期国际政治思想的回归。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当中共领导人开始为未来的新国家思考对外政策时，他们对世界政治形势及其发展方向已经有一种相当深入和固定的认识，即美苏“两大集团的冲突，是根本的冲突，两大集团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这种源自他们早期思想的看法，经过他们后来对世界政治的观察和长期领导中国革命运动的经验的强化，最终决定了他们在冷战中的最初选择。显然，向早期传统认知的回归至少也是推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密切与苏联的关系的一个重要原因。
当时促使中共中央批判南共的原因是比较复杂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南斯拉夫共产党问题的决议》本身还是表态性的，内容基本上就是重复共产党情报局的决议，略有不同的是更重视防止那些“带着资产阶级反革命观点的投机分子”混入“革命队伍”，以及预防“铁托倾向或张国焘倾向”。《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南斯拉夫共产党问题的决议》，1948年7月1日；《中央军委给各野战兵团的指示》，1948年8月14日，参阅逄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卷，第334～335页。尤其是各地区的领导人通过联系各自的实际，产生了不尽相同的理解和反应。例如华东地区的领导人则提出反南共重在维护团结统一，在军队领导干部中“应当警告铁托危险”，要联系“反对无纪律无政府状态的斗争”。《中央军委给各野战兵团的指示》，1948年8月14日。东北局很突出地强调了反南共就是要站在苏联一边，“反对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要认清苏联是世界反帝的和平民主阵线中的主力军与领导者，东北的解放，苏联红军功劳最大，中国人民必须与苏联结成巩固的兄弟联盟，中国革命才能彻底胜利，任何盲目的反苏思想与情感的残余，必须加以肃清与防止，对中苏友谊的一切挑拨者必须提高警惕”。《中央批转东北局关于学习南共问题决议的指示》，1948年8月4日。这同中共在东北地区与苏联关系的迅速发展有直接关系，实际上中共中央对南共问题的态度也与东北的事态有关，当时东北局正在统一思想，清除内部对苏联的怀疑和不满等思想和议论。
1948年2月10日，斯大林在莫斯科会见南共代表团，双方在会谈中产生了分歧。在南共代表针对苏联对南斯拉夫和东欧某些政策的改变表示质疑和不解时，斯大林解释说那是不可避免的，过去苏联“也做出一些蠢事”，这时苏联的对华政策被提出来当作一个现成的例子。他承认苏共中央在战后对中国形势的判断是错误的，而事实证明中共中央武装反抗国民政府的进攻“是对的，我们错了”。米洛凡·杰拉：《同斯大林的谈话》，赵洵、林英译，吉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43、146页。斯大林当时承认苏联在中国犯过错误是为了证明苏联改变在巴尔干半岛的政策是合理的，虽然此前苏联在那里支持过铁托的很多行动。不过这一番论述还是反映出斯大林在心中已经承认，中共的军事胜利证明了中共中央的政策是合理的。这是斯大林第一次向其他国家共产党代表承认战后苏联对华政策是错误的并很快要进行调整。
导致苏联领导人开始重新考虑与中共的关系并在东北向中共提供帮助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斯大林这时正在转向比较积极地支持亚洲一些国家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包括印度、印度尼西亚等，中国当然不应该例外，不过斯大林这时还不是很看好中共的前景。斯大林也在物色能在东亚担当革命运动领袖的人物，有研究指出，他此时更指望印度共产党能在亚洲承担领导重任。〔美〕沃捷特尼·马斯特尼：《斯大林时期的冷战与苏联的安全观》，郭懋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57页。此后不久，东北局经中共中央同意，向苏方提出派遣专家帮助修复东北铁路的请求。苏共中央很快接受东北局的请求，决定尽快向东北派出一个铁路专家小组。这个决定开始了苏联向中国大规模派遣专家的历史。
1948年5月间，斯大林告诉受命前往东北援助修筑铁路的苏联小组负责人科瓦廖夫说，苏联将尽一切力量帮助中共，只要“两国走上同一条道路，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就能得到保证”。〔苏〕N B 科瓦廖夫：《斯大林和毛泽东的对话》，《国外社科信息》1992年第21期，第29页。苏共中央的决定和斯大林的谈话是一个重要的信号。如果说在此之前苏联与东北中共控制地区保持合作是地区性的行动，那么此后对中共的援助则是带有长期的战略考虑了。科瓦廖夫到东北不久，就在同林彪的会谈中告诉后者，斯大林非常重视东北局有关修复铁路的要求，他本人亲自指示要“尽量给以帮助”。毛泽东了解谈话的内容后，在7月3日给东北局的复电中表达了喜悦之情，他说苏联“态度积极甚好甚慰，你们应积极和他们合作修复铁路与发展工业”。《毛泽东给东北局电报》，1948年7月3日。苏联政策的这种积极变化无疑也会直接影响到中共领导人对随后发生的斯大林整肃南共的反应。他们为了在东北的战略利益和好不容易出现的与苏联关系的转机，当然要在批判南斯拉夫问题上表现出与苏联站在一起的姿态，尽管这还不足以消除斯大林的疑虑。
苏联在东北及时向中共提供援助等行动和中共中央表态站在苏联一边批判南共，成为此后双方关系发展的一个重要契机。这一时期，中共与苏联在东北的关系进一步加强，尤其是东北与苏联之间贸易关系的迅速发展，为中共控制整个东北地区造成了相当有利的条件。东北中共控制地区与苏联的贸易关系开始于1946年秋季，是由东北局方面“主动提出”的。当时东北中共控制地区物资严重短缺。东北局经讨论认为，只有通过同苏联展开贸易，才能解决重要物资匮乏的问题。如果没有苏联的帮助，即使同北朝鲜展开贸易也是很困难的，而且实际上也起不了多大的作用。从1946年7月开始，东北局同苏联远东公司驻哈尔滨的商业代表展开商谈，但没有取得进展。苏地方当局的这种态度从一个方面证明，这个时期苏联对中共的政策并不是那么明确和积极的。苏联在东北能提供的帮助主要是使中共军队同国民党军队作战时能方便一些。
1946年11月间，刘亚楼几经努力，终于能够访问莫斯科，直接同苏联当局商讨在东北地区展开经济贸易合作。刘亚楼的访问有了结果，苏方同意同东北局就双方进行贸易合作开始谈判。12月21日，双方在哈尔滨举行首次贸易谈判，并就互换贸易达成初步的协议，换货贸易的活动随后开始实施。当年苏联正发生粮荒，故苏方同意东北局用东北地区的粮食和肉等，换取苏方能提供的各类物资。双方的贸易额在1947年当年就达到了9300万卢布；1948年涨幅明显，攀升到15100万卢布；1949年又继续攀升，达到了20500万卢布。东北局认为，双方贸易对东北中共控制地区的经济恢复和发展有相当大帮助。孟宪章主编《中苏贸易史资料》，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1991年版，第531～536页；王首道：《东北解放区人民政权的建立及财政经济工作》，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国人民解放军辽沈战役纪念馆建馆委员会、《辽沈战役》编审小组编《辽沈决战》（下），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67～369页；沈志华：《苏联专家在中国》，第32页。陈晖论文提供的数字略高一些，参见陈晖《马歇尔使华与苏联对华政策》，《历史研究》2008年第6期，第154页。由于当时双方在东北是易货贸易，这些数字是如何统计出来的也没有具体说明，故两组数字都是参考。
苏联对中共提供的另一项重要帮助是允许中共在大连地区展开各种军工和经济活动。1947年春，随着双方贸易活动逐步展开，中共地方政权与苏军相继签署协议，建立了四个合营公司，即远东电业公司（下辖几个发电厂和30多个大中型金属机械厂）、中苏合营石油公司、中苏合营盐业公司和中苏合营造船厂（大连造船厂）。有关建立合营公司的建议和协议草案都是由在大连的苏联驻军提出的，中共代表在谈判中几乎是立即签字同意。在四个合营公司中，中方股金均为51%，苏方则为49%。公司赢利按比例分成，产品大部分销往苏联。中共吉林省委党史研究室、吉林省东北抗日联军基金会编《韩光党史工作文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339～340页。这些公司在毛泽东访苏后转交给中方，它们为后来中苏合营企业等提供了早期模式，而且使中共后来接受与苏联合营时，几乎不存在什么心理障碍。例如，在毛泽东后来访苏期间，刘少奇就提出过中苏合营股份公司的建议。刘少奇：《关于中苏两国在新疆设立金属和石油股份公司的问题给毛泽东的电报》，1950年1月2日，《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一册，第275～276页。在大连还有中共在东北地区最大的兵工厂，这些兵工企业生产了大量的火炮弹药。
中共与苏联在东北日益增加的贸易和逐步开始的经济合作等，成为加强双方在东北战略关系的又一个重要因素。随着苏联援助的增加，中共中央在处理东北涉外事务时也需要越来越多地考虑苏联方面的态度。例如东北局在处理美国驻沈阳领事馆的政策上，就在一定程度上考虑了苏联方面的要求。
毫无疑问，中共领导人对东北局积极与苏联合作的政策是支持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已经昂扬的革命民族主义激情对东北地区与苏联的合作会完全没有影响。实际上，在经济和政治等各领域，中共方面对与苏联的合作都是谨慎和有保留的。中共军队进入东北后，即面临着由于苏军劫掠性地搬迁东北厂矿设备，造成东北经济混乱和民众中明显的反苏情绪，更何况这些民众对苏联从来就没有也不可能会有过好感。中共中央曾因此指示东北局，有必要了解“人民心里如何反应”。
1948年12月初，东北局发给中共中央一份报告，它的内容反映了苏联一些政策给中共造成的政治困难。这些问题中有一些同国民政府在与苏联谈判时遇到的是一样的。第一，如何界定“中长路的财产界限”。东北局认为，根据中苏条约第一款，从1905年到日本投降期间的由日本所置之资产应归中国政府所有，苏军占领东北后，曾经将这些财产挂上了中长路的牌子，国民政府接收沈阳后又改为中国所有。中共军队占领沈阳后，苏方通知说这些财产是归属中长路的。东北局认为，如何处理之应考虑“国内人民观感”。第二，日本投降后苏军从东北拆迁走的机器设备，东北局提出“可否提出请求归还一部分”。其他还有诸如重工业重建是向苏联借贷还是联合经营，等等。《东北局致中央对苏经济关系的几个问题》，1948年12月2日。1949年初，一些民主人士到达东北，为了避免造成他们的不良观感，中共中央不得不要求东北局做好准备，并与苏方协商，以便回答这些民主人士对苏军搬迁机器设备的质疑，如需要向他们说明，“在现在民主政权下我们估计可能商还的”，另外还要想办法转移“他们的注意力”。《对讯问苏联搬拆我东北机器问题的答复》，1949年2月7日。东北局的疑问和倾向是有代表性的，这并不仅仅是民主人士的问题。事实表明，这些都反映在随后的中苏两党高层秘访和1950年初的中苏谈判中。
在与苏联关系最为密切而且对中共的军事利益、经济利益相当重要的大连地区，中共地方党委内部也在处理同苏军的关系方面发生过严重的分歧，如有部分干部指责搞中苏合营就是“在搞卖国主义”；在旅大地区执行东北局提出的“以苏为主”的方针就是“和苏军一鼻孔出气”，等等。《韩光党史工作文集》，第351页；伍修权：《我的历程（1908～1949）》，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第189页。这种矛盾之严重，导致在1947年10月和1948年6月，中共旅大地委两次召开会议，都要批评所谓“狭隘的民族主义”。在1947年的“十月会议”上，并未能解决如何处理与苏联的关系问题。当时旅大地委领导人曾经以这里是苏军驻在地为理由，提出“一切政策要服从于苏联的外交政策”等观点，但没有被与会者接受。在1948年“六月会议”期间，东北局派遣到旅大工作的新领导人不得不试图解释清楚“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关系。他提出的理由是旅大地区是双重管理，既是苏军驻在地区，也是中共控制地区，因此是“双方一体”，“以苏为主”实际也就是以中共为主。这种解释多少有些牵强，但也与实际情况有相符之处。为了解决这个地区已经存在的矛盾和回应内部的压力，旅大地委同时也向苏驻军领导人提交《关于联共与中共同志在完成巩固苏联海军基地共同任务中的工作关系问题的几点意见》，批评苏方在政治、经济等方面的确存在着“大国主义”，在具体合作中甚至表现出“占领者”姿态。旅大地委的文件指责了苏方的上述表现，要求苏军当局从经济、政治等几个方面调整态度。《韩光党史工作文集》，第367～368、380、426页。旅大地区党内反苏思想的存在和反映，也是东北局在反对南联盟指示中特别强调要肃清反苏思想的原因之一。
1948年5月下旬，就在苏联开始向东北中共军队提供直接援助的时刻，中共中央向东北局提出在与苏联交往中必须“事前请示，事后汇报”和应该坚持“自力更生”等原则。4月25日，苏联新任驻哈尔滨代理总领事马里宁会见了高岗。他正式通知东北局，苏联将派遣铁路专家小组和提供一切修复铁路所需之器材；同时提到中共要争取建立一个全解放区的政府，以方便苏联提供援助。《高岗电告毛主席、刘少奇关于苏总领事谈苏联政府帮我们修铁路和成立解放区政府问题》，1948年4月25日。5月26日，东北局向中共中央汇报苏方同意用借款的方式来提供修复铁路的器材，报告说这项借款是东北局两个月前向苏方提出的。高岗在此前的电报中从未向中共中央报告东北局向苏联借款的情况。中共中央在回电中同意东北局借款的决定，说“凡有借有还协定”都可以订立。不过中共中央特别指出，今后涉及对外关系必须“事前报中央审查批准”，事后报中央“审核”，否则就是“不许可的”。指示要求东北局必须将过去所有商业性协定补报给中央，并且要解释清楚“对于这样重要的外交行动采取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的态度”的原因。电报最后说，东北局也“必须遵守自力更生不依赖外援之原则，非万不得已不要轻易提出要求”。《苏方答应帮我铁路器材物款数年后还的请示及毛主席指示》，1948年5月26日、28日。中共中央的这种态度大致映射出中共外交思想的内在特质和由此导致的处理对苏关系的矛盾之处。一方面，中共中央力图积极推动与苏联关系的发展；另一方面，又试图控制发展对苏关系的进程和范围，尤其不希望加重对苏联的依赖，更不允许中共地方当局在处理任何对外关系时自作主张，擅自行动。
1948年2月，苏方曾提出在黑龙江沿岸中国一侧修建码头和设立灯塔。李富春接到苏方的建议后，即向苏方要求了解，这些设施的所有权归谁，以及中共方面是否可以使用，等等。他说这类事务“因中国人民看来是牵涉到主权问题”。结果苏方称这类问题需向莫斯科请示后才能回答，然后便不了了之了。后来在1949年3月4日，苏方再次提出在黑龙江两国边界同航地点修建灯塔，并称苏方拥有所有权，结果未能获东北局同意。《李、高、陈关于苏在黑龙江我岸修码头、灯塔问题往来电》，1949年3月4日、7日。5月13日，苏方代表转告东北局领导人，苏外长维辛斯基（A Ia Voitinskii）希望允许苏联飞机、轮船沿黑龙江、松花江巡逻。中共中央接到东北局报告后，回电说只能允许苏联飞机和轮船在黑龙江巡逻，松花江为中国内河，应由中国轮船装备炮火巡逻，不过可以雇苏联专家参与巡逻。《苏要求派轮船巡查黑龙江航线及满洲里车站检查问题》，1949年5月14日、20日。
从1948年4月起，苏方多次向东北局领导人提及，希望中共在东北建立一个“解放区的政府”“成立一个国家的政府”，等等。他们说这样会使苏联提供援助“更方便”。6月24日，林彪同科瓦廖夫（I V Kovalev）等会谈后，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分析说，苏方的这类建议肯定是来自莫斯科的苏联高层。《林与柯雷等谈话》，1948年6月30日。中共领导人对此事的态度非常谨慎，他们告诉林彪两个月以后再回复。《毛泽东给东北局电报》，1948年7月3日。8月22日，东北局发出了《关于东北人民政府施政方针向东北人民代表会议的建议》，然后直到1949年8月27日，即在刘少奇结束秘密访问莫斯科和新中国成立前一个月左右，才正式建立了一个东北人民政府。
1948年8月间，中长路苏方局长提出，应将海拉尔东一处煤矿及其开采权划归中长路管辖，以利于开采。东北局则坚持“不划入中长路所辖范围”，不扩大中苏条约上所规定的权利，而是“另外订立地方性的合作协定”来处理这类问题。中共中央肯定了东北局的做法，在回电中说东北局的做法“是妥当的”。《东北局、中央关于与苏共同开发煤矿问题的往来电》，1948年8月10日、17日。后来这种做法成了东北局处理类似问题的惯例，被沿用到其他煤矿与苏联的合作开采。这个案例的确有助于分析中共对中苏条约的看法，这种看法至少是比较复杂的。上述东北发生的这些案例也表明，随着中共更多地掌握国家权力和处理对外事务，其领导人头脑中被中国近代历史进程打上的民族主义烙印便会日益凸显出来，尽管在当时那可能是下意识的。
1948年9月8～13日，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由于军事形势已经发生根本性的巨大变化，这次会议首次讨论了夺取全国后建立中央政府等重大问题。毛泽东在会议发言中说，1947年十二月会议上对国际问题的三个基本判断被证明是正确的，“国际环境就是如此”，而中共现在“在国际上的威信相当高，这是一件大事。毛泽东对未来同苏联关系的发展表示了坚定的信心，他说，“我们宣布成立中央政府成立之后，以苏联为首的国际人民民主力量是会同我们合作的”。不仅如此，“苏联是会帮助我们的，首先帮助我们发展经济”。他估计中国要实现“经济上完全民族独立”还需要“一二十年”，所以苏联的援助非常重要。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和结论》，1948年9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出版，第132、143～144页。这次会议结束，毛泽东多次致电斯大林，表示他本人很希望能早日访问莫斯科，同斯大林面谈中共建国大计。“Cable，Mao Zedong to Stalin”，28 September，1948；“Cable，Terebin to Stalin”，17 October，1948； “Cable，Mao to Stalin”，21 October，1948；“Cable，Mao Zedong to Stalin”，30 Dcember，1948； CWIHP，issue 16，pp 122-123。
中共控制东北全境后，斯大林显然感到有必要更全面地了解中共党内的情况及其各项政策。特别是毛泽东一再提出要到莫斯科访问，苏共中央的确需要做出实质性的决定。1949年1月，科瓦廖夫从莫斯科重返中国。这时苏共中央提升了他在中国的地位，他从组织协调对中共的技术援助转为向斯大林报告中国局势和中共党内的情况，并保持斯大林与毛泽东个人之间的联系。差不多从那时起，斯大林开始亲自掌控对华政策。1月14日，苏共政治局召开专门会议，讨论毛泽东访苏的问题。由于还不愿在莫斯科接待毛泽东，斯大林在会议上决定，派苏共政治局委员米高扬（A I Mikoyan）到当时中共中央所在地河北的西柏坡去同中共领导人会谈，以便能直接和充分地了解中共中央的各项政策。Andrei Ledovsky，“Mikoyans Secret Mission to China in January and February 1949”，Far East Affairs，1995，No 2，p 77。
就在苏共中央做出上述决定期间，斯大林同毛泽东因国共和谈问题发生龃龉。1月10日，斯大林将国民政府请求苏联调停国共内战的建议转告毛泽东，并附上了一份苏联方面草拟的给国民政府的复文。复文中称“苏联政府一向主张中国停战建立和平，但在同意调解之前，苏联政府希望知道对方（中共）的意见”。斯大林还附上一份替中共拟就的答复函，其中强调了中共同样希望与国民政府展开和谈，但是反对美国参与调处。“Stalin to Mao Zedong”，10 Januaary，1949，CWIHP，1995/1996，Issue 6-7，p 27。
13日，毛泽东看过斯大林的来电后，在复电中向斯大林表达了自己的不同看法。他说苏联的答复会使美国等西方国家认为，它们参与调处国共和谈是“是适当的事”，国民政府也会以此为借口指责中共“是好战分子”，而且，此时接受国民政府的和谈建议将在革命队伍内部引起思想混乱。毛泽东据此修改了苏联给国民政府的复文，其中要求苏联明确表示不参与调处国共和谈。“Mao Zedong to Stalin” 13 January 1949，CWIHP，1995/1996，Issue 6-7，pp 27-28。
在毛泽东复电到达莫斯科之前，斯大林向毛泽东发出了第二封电报。他在这封电报中解释说，前一封电报中表示愿意看到国共和谈，以及在为中共中央草拟的回复中说中共愿意和谈等，目的是为了使中共在政治上取得主动地位，而不是要求中共中央接受国民政府的和谈建议。“Stalin to Maozedong”，11 January 1949，CWIHP，1995/1996，Issue 6-7，p 27.在毛泽东1月13日消息，报发出当天，奥洛夫发给斯大林一封电报，描述了毛泽东对斯大林和谈建议的强烈反应。他在电报中说，毛泽东“措辞尖锐地讲了很多话”，他反对任何人参与调处，也反对中共参加谈判，等等。“Cable，Terebin to Stalin（via Kuznetsov）”，13 Janurary，1949，CWIHP，Issue 16，p 129。
斯大林肯定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他立即再次发电报给毛泽东，进一步详细地解释了他的看法。斯大林说，他估计中共中央如果同意与国民政府谈判就有可能发生两种情况：其一是在排除西方国家参与的情况下，国民政府会拒绝谈判，如此它将承担战争责任；另一种情况是国民政府同意谈判，那时中共可提出自己的条件，估计国民政府是不可能接受的，这样中共仍可取得政治主动。斯大林还表示，这些只是建议，毛泽东接受与否都不会影响双方的关系。“Stalin to Mao Zedong”，14 January，1949，CWIHP，1995/1996，Issue 6-7，pp 28-29.同一天，毛泽东根据斯大林1月11日发来的第二封电报回复斯大林说，他完全同意后者的意见，中共中央将同国民政府展开谈判，在谈判和取得革命彻底胜利的问题上双方是一致的。“Mao Zedong to Stalin”，14 January 1949，CWIHP，1995/1996，Issue 6-7，p 29.换句话说，中共中央同意谈判是在必须确保中国革命取得全国胜利的前提下进行。1月15日，斯大林打电报告诉毛泽东他的最终看法：“应该认为问题已经解决了。”“Stalin to Mao Zedong”，15 January 1949，CWIHP，1995/1996，Issue 6-7，p 29。
斯大林在草拟给国民政府的复文中，透露着他真正关心的问题，即防止美国的介入。根据他的一贯看法，国共通过谈判解决问题是避免美国干涉的最好办法。这时，处于分崩离析的国民政府正企图实施新的战略，即争取国共“两分天下”“隔江而治”。李宗仁积极推动国共和谈则是为达此目的的手段之一。在这种背景下，斯大林笼统地提出实现“停战”与“建立和平”，其后果很有可能是有利于国民政府的战略的。当然，斯大林的动机存在着很多可能性，如斯大林深居于遥远的克里姆林宫里，他尚不能理解中国政治形势的急速变化和由此产生的复杂性；或者说斯大林在起草给中共中央的电报时，真的忘记了重庆谈判时苏联曾经向中共中央施加压力及其造成的后果。不过最有可能的还是斯大林对美国可能的干涉过于担忧。以上对斯大林动机的分析毕竟是推论，正如大量的历史文献所证明的那样，在对外政策分析领域，最难判断的就是决策者在做出决定那一刻的心理活动，因为历史文献本身并不能给出直接的证明。
不过，不论斯大林是否理解中国政治的复杂性，中共领导人肯定知道此时一般性地谈论国共和谈的后果。而且根据战后苏联几次介入国共斗争的情况，他们会比较容易认为斯大林很可能又会要求中共中央做出妥协，而这样做的结果恐怕只能导致与国民政府“划江而治”。这就是为什么毛泽东如此敏感，并坚决地修改了斯大林给国民政府的复函草案。他在电报中直截了当地告诉斯大林，中共已经取得了压倒性的战略优势，不必再使用类似国共和谈这种迂回的战术了。
本来毛泽东一直希望能亲往莫斯科。根据奥洛夫的报告，1月13日，毛泽东在否定斯大林有关国共和谈建议的同时，表示如果不在1月底起程，他就无法前往莫斯科了。“Cable，Terebin to Stalin（via Kuznetsov）”，13 Janurary，1949，CWIHP，Issue 16，p 129.四天后，毛泽东发电报给斯大林说，他收到了后者14日、15日的电报，同时也决定放弃莫斯科之行，希望苏联派一位“政治局的同志来中国”。“Cable，Mao Zedong to Filippov（Stalin）”，17 Janurary，1949，CWIHP，Issue 16，p 129.中共中央与苏共中央第一次高层直接会谈就这样确定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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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苏联了解并赞成新中国的政权建设和一些大政方针；（2）在国际形势和对外政策方面与苏联协调；（3）新中国成立后争取苏联和其他苏联阵营的国家尽快予以承认；（4）在实现中国统一过程中得到苏联的帮助，主要是解决新疆问题和台湾问题；（5）争取苏联提供经济和技术援助，并派遣顾问；（6）讨论如何处理1945年苏联与国民政府间的条约；（7）确定处理两党关系的准则，即中共与苏共是被领导和领导的关系，在出现不同意见的时候，中共中央“准备服从并坚决执行苏共的决定”。为密切两党关系，希望互派“适当的政治上的负责代表”。报告的最后写道，毛泽东希望公开访问莫斯科，请斯大林考虑此行的时机和方式。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给联共（布）中央斯大林的报告》，1949年7月4日，《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一册，第1～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