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平举荐：胡耀邦正确处理信访大潮

本文摘自：《我心中的耀邦》
⊙ 作者：胡德华 出版社：现代出版社

　　导语：温家宝、曾庆红、张爱萍、聂荣臻、胡启立、田纪云、费孝通、于光远等20余位作者眼中的胡耀邦。他们或者曾经在胡耀邦身边工作，耀邦言传身教和谆谆教诲影响一生；或者是与耀邦结下了数十年的战友情谊，对耀邦个性……
　　“文化大革命”时期，“左”倾思潮走向极端，在全国制造了300多万件冤假错案，上至国家主席、三军元帅，下至平民百姓，无不深受其害，祸及近亿人口。
　　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举国欢腾，但“左”倾流毒尚在盘旋，“两个凡是”依然束缚着人们的思想，大量冤假错案得不到平反昭雪。当时，仅北京中央机关就有6000多名干部闲在家中无事可做。
　　国家农林部有300多名专业干部，被部长沙风“挂”在所谓工作队里听候处理。
　　文化界一大批社会名人被当做社会糟粕弃之不用。
　　当时主管干部工作的中央组织部更是“左”得出奇，在部长郭玉峰把持下，陈野苹、张志杰、曾志等久经考验的领导干部、历史功臣，仍然靠边站，不准进入部机关大楼。
　　中组部内怨声载道，一向严守纪律的老干部们打破了沉默，纷纷执笔写大字报、小字报，愤怒批判郭玉峰，联名写信向党中央揭发其“左”倾错误。《人民日报》仗义执言，立即派人前往了解情况，编印《看郭玉峰在中组部的所作所为》，报送中央领导。
　　叶剑英元帅马上把情况转告陈云和刚复出的邓小平。几位党中央核心的革命老人，意识到问题严重，深感治国必先治吏。1977年12月初，经党中央研究，决定改组中组部领导班子，把郭玉峰调离中组部。
　　面对党的干部政策迟迟不落实，上访告状人员日益增多的严峻局面，叶剑英元帅在中央的一次会上激动地提出：“喊冤上访的人这么多，到哪里找一个断案如神的包公呢？”
　　邓小平说：“我举荐一个，胡耀邦，最合适。”
　　粉碎“四人帮”后，胡耀邦旗帜鲜明、正气凛然地带头组织开展“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带头向“两个凡是”发起总冲击，带头组织撰写和发表两篇《拨乱反正，落实党的干部政策》的大文章，轰动全国，大得人心。
　　会上，陈云、李先念、邓颖超等人一致赞成小平的推荐，让胡耀邦出任中组部长。
　　尽管当时胡耀邦已62岁，但锐气不减当年。当中央找他谈话时，他十分痛快地说：“我愿当这个包公！”
　　1977年12月15日上午8时，胡耀邦正式走马上任。一向清静森严的中组部，顿时喜气洋洋，热闹非凡。老干部们童心大发，抱了一大串鞭炮燃放。聂荣臻元帅的夫人张瑞华也赶来了，她的鞭炮最多，花10多元买了两长串。欢迎的鞭炮声震耳欲聋，整整响了20分钟。胡耀邦和秘书在欢快的鞭炮声和热烈的掌声中跨进中组部大楼。
　　他在楼里即席讲话，很动感情地指出：“现在积案如山，步履维艰。”要求组织部“把这些问题的彻底解决，当做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希望大家恢复党的优良传统，迅速行动起来。
　　他当场宣布：请长期靠边站的陈野苹、章蕴、曾志、贾素萍、杨士杰等出来工作，组成老干部接待组，认真做好来信来访工作。他还周到细致地指出：“年老体弱走不动的，可以用车接来谈；患病在床来不了的，应登门拜访，到他家里，到他的病床前倾听意见。”他反复强调要关心群众疾苦，体察民间冤情，甚至敲着桌子大声疾呼：“只有这样，我们的党，我们的社会主义新中国才有希望。”
　　他的心和上访人员紧紧相连，息息相通，为千万含冤群众带来了希望。对外文委205位干部联名上书中组部，诉说他们长期靠边站的悲愤；农林部工作队两三百干部，也纷纷到中组部状告有人剥夺他们的工作权利。当时，每天都有数百人涌到中组部上访。胡耀邦上任仅一个月，中组部就收到6麻袋告状信。他带领广大干部热情接待来访人员，认真阅处来信。
　　陈野苹、贾素萍、曾志等领导干部，也率领工作组深入中央机关各单位调查研究，听取意见，同申诉人面谈。这雷厉风行、善解人意的作风，犹如春风细雨，沁人肺腑。不久，对外文委和农林部的问题相继解决，中央国家机关6000多名长期靠边站的干部也先后恢复了工作。
　　然而，信访工作依然步履维艰，主要是中央领导层认识有分歧，思想不统一。
　　1978年9月18日，中央办公厅在中南海召开全国信访工作会议，研究如何处理日益增多的申诉和上访问题，如何加快落实政策。
　　当时，“两个凡是”仍有市场，有人劝胡耀邦暂不出席，说：“人家正要找你的茬儿呢，你还要送上门去？”胡毫不在乎地说：“这正是广泛动员平反冤假错案的好时机，是踏破铁鞋也难找的最好讲坛，我们决不能放过。要永远记住八个字：坚持真理，旗帜鲜明。你好我也好的庸俗腐朽气，同我们党的性质水火不相容。”
　　经过激烈较量，局势有所变化，但“两个凡是”在某些领导人中仍有相当大的影响。
　　1978～1979年是我党平反冤假错案的关键年头。这一期间，党中央、国务院先后就复查冤假错案，为地富分子摘帽和地富子女成分问题，落实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政策，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平反等问题制定了一系列政策，并召开大会，大张旗鼓地为彭德怀、陶铸、陆定一、彭真等平反，向全国表明党中央实事求是、拨乱反正的决心。
　　然而不少地方平反冤假错案的行动迟缓。部分地区和单位衙门作风、官僚主义严重，无视群众疾苦，互相推诿。有些机关“门难进，脸难看，话难听，事难办”。有的受冤人三星期跑了八个单位上访，也无一受理。有些冤假错案平反后仍留有尾巴，政策不能彻底落实。更有甚者，有些地方“文化大革命”流毒未清除，制造冤假错案的人照样横行霸道，为非作歹，甚至利用权力打击报复上访人员。这种冰封雪盖、寒气逼人的局面，使许多长期受冤挨整的干部和群众愤愤不平，于是纷纷从全国各地涌往北京，向党中央、国务院告状，强烈要求落实政策。
　　1979年夏秋之际，北京上空骄阳似火，街上告状喊冤的人流如潮，中央机关各部委门口挤满上访群众，有的拄着拐棍，有的抱儿带女，有的把写好的告状布挂在身上，有的高举告状纸牌。中南海、天安门、长安街，到处有上访人员来回奔跑，而且人数越来越多。原本紧张的首都公共汽车更为紧张，造成了许多意想不到的新矛盾。尽管党中央、国务院临时抽调了大批干部，在永定门等处设了联合接待站，然而人满为患，中央信访局深感力不从心，应接不暇。
　　据调查，当时成千上万滞留首都的上访人员中，有70%～80%是多次重复来京上访的，有的已滞留了数月之久。当然，也有极少数不法分子混杂其中，兴风作浪，制造混乱。但绝大多数是有冤难申。大批人员进京上访，已成了一大社会问题，严重影响首都的对外形象和社会治安。这一情况引起了党中央和耀邦同志的高度重视，经研究决定成立中央机关处理上访问题小组，统一协调处理全国上访问题。
　　8月底，领导小组紧急布置，从中央机关抽调1000多名干部参与处理上访问题，而且实行分工负责制，要求每一个部或两个部全面负责处理某一个省或直辖市、自治区的上访问题。变群众上访为干部下访，变被动为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