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规则与讲政治：中国资本独特的金权制度

本文摘自：《资本杀》
⊙ 作者：虞将杰 出版社：凤凰出版社

　　导语：美国国会参议院20年元老级议员克里斯托夫·杜德（ChristopherDodd）为什么会在次贷危机中结束自己的政治生命？几乎云集美国所有大企业的“美国商会”为什么不惜一切代价要把总统奥巴马弄下台？美国共和党最近10年……
　　资本无处不在，现在，我们把目光再移到中国。
　　长期以来，我们习惯了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这样的社会划分，也习惯了中国千百年农耕社会与现代西方资本社会之间的遥远隔阂。然而资本的本性都是相同的。中国明清时代出现了累积巨额民间资本的近代商业，也正是从那个时候起，中国资本也以其自己的方式攀附上中国政治力量，从而形成了中国独特的金权制度。到了近代，中国资本在中西力量的冲击下，形成一种独特的现象。

1.民营资本三十年
　　1949年新中国建立之后，中国仿效前苏联选择了计划经济的体制，民间资本被视为资本主义的尾巴而打入冷宫。在中国建国后的30年间，政府几乎控制了一切经济要素。上至汽车、轮船，下至鞋子、袜子，都是通过国家的“计划”进行生产和销售。政府以绝对的权力控制了一切经济命脉，因此对于有想法、有抱负的人而言，如果有任何改变经济或者社会的理想，那么实现这个理想唯一的途径就是进入政府工作，只有获得一定的权力之后，才能有可能实现做事的机会。
　　这种经济体制毫无疑问制约了经济的创造力。因此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中国选择了改革开放。
　　1979年年初，邓小平在中南海召集工商界领导人谈话，指出要落实原工商业者的政策，“钱要用起来，人要动起来”。来自中国政治中心的这句话让打入冷宫30年的民营资本重新复出。1979年11月30日，在温州摆摊卖针线、纽扣等小商品的章华妹拿到了中国第一个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4年后，靠在大连动物园门口摆照相摊起家的姜维成功地拿到中国第一个私营企业营业执照，并与外商合资成立股份实业公司。
　　然而，这在那个政治仍旧统率一切的年代，发源于阡陌之中的个体户和私营企业却并没有走过一条顺风顺水的道路；相反，有些在当年甚至曾冒着被杀头的危险。
　　胡金林──今天的大部分中国人可能都对这个人的名字感到陌生，但是早在1981年，这个温州商人靠做五金生意年销售量已经超过了100万人民币，成为当时名震一方的大富豪。不过对于这些一夜之间忽然壮大的民营资本，刚刚从阶级斗争中转过身来的中国政府还没有做好完全接纳的准备。1982年，中国政府开始整顿市场。很快，温州乐清市“打击投机倒把工作小组”进驻胡金林所在的柳市镇，并且把胡金林第一个喊来谈话。工作小组问胡金林一些诸如企业是如何经营的、有没有依法纳税之类的问题。胡金林觉得这次谈话估计是冲着他没有依法纳税来的，因此被约谈之后的第二天，胡金林带着6万税款主动去见工作组，算是补交之前17个月的税款。但是让胡金林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上头给他定的罪名是“投机倒把”。因为在当时计划经济依旧根深蒂固的年代，胡金林在全国各地倒卖他的五金产品，已经属于“严重扰乱市场秩序”了。
　　在听到这个消息后，胡金林背后一冷，因为之前温州已经有人因为“投机倒把”而被枪毙。因此胡金林当夜立即选择了出逃，从上海、北京一直逃到东北。公安部门在发现胡金林出逃之后，马上把他列为全国通缉犯。1985年，在出逃2年多后，胡金林抱着侥幸心理试图返回温州老家。结果在回到家的第二天，就被公安部门抓获，并被关进看守所。
　　在1982年国家整顿经济的运动中，全国有近3万人被判刑。在温州，以胡金林为代表的八个工商户因为性质特别严重而成为打击的重点对象，这八个人在当时的温州民间也被称为“八大王”。胡金林在被关押以后，曾一度对自己的前途感到绝望，甚至认为自己也会同样被枪毙。
　　但是整顿经济的负面效应也立即出来了。整个温州地区在抓了一批工商户之后的几年间，经济也陷入了一蹶不振中。温州的工业增速从1980年的31.5%下滑到1982年的—1.7%。
　　幸运的是，保守势力在80年代并非难以撼动，而是和改革势力一直都是此消彼长。1984年，中央又出了一个新的一号文件，鼓励农民向各种企业投资入股，兴办各种企业，国家要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当时的温州市委书记袁芳烈面对低迷的温州经济，终于在1984年一号文件上找到了曙光。袁芳烈认为发展私营经济的大方向没有错，温州不能走回头路。为了消除民众的后顾之忧，袁芳烈毅然为胡金林等“八大王”平反，认为胡金林等人除了有一些偷税漏税行为，其他都是符合中央精神的。胡金林等人也很快被释放。
　　“八大王”事件之后，温州的民营经济走上了快速发展的道路。直到今天，温州人还对袁芳烈这位老书记心存感激之情。如果没有当初他顶住政治压力，为“八大王”翻案，那么今天的温州可能回事另外一个样子。然而，温州人对于老书记的感激也道出了民营资本的一个无奈，那就是从草根中成长起来的民营资本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没有什么话语权。只是温州人有幸遇到一个相对开明的主政官员，并且愿意为他们争取权益，民营资本才有幸能够从政治上获得保护。而在全国范围，不少“上面没人”的私营企业主仅仅因为政治原因而遭受牢狱之灾。
　　在改革开放的最初十几年间，如何对待民营资本问题一直在中国政治的左右两个方向中摇摆，在不同的政治环境下都有过不同的答案。这一切，让夹缝中的民营资本举步维艰，而且缺乏安全感。直到1992年，事情才发生转机。这一年年初，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提出要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不要再纠缠姓“资”姓“社”的问题，改革开放的判断标准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力。这位政治老人的这番言论再次点燃了民间资本的活力。
　　1992年10月，中国共产党召开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次会议上，中共正式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且指出私营经济应当为社会主义所利用，因为“政权在人民手中，又有强大的公有制经济，这样做不会损害社会主义，只会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发展。”十四大正式为私营企业带上了政治安全帽，私营企业也开始出现巨大的发展。到了1999年，全国城乡登记的个体工商户和其从业人数分别达到了3160.1万户和6240.9万人历史最高记录，分别比1992年增长了106%和
　　152.9%；私营企业的户数、从业人数、注册资金则分别是1992年的10.86倍、5.82倍和46.5倍。1999年，中国还修改了《宪法》，确立私营企业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组成部分，民营企业再次新一轮的大发展，。到了2009年，民营经济在中国经济总量中的比重已上升到70%。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是中国人背得滚瓜烂俗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中的著名论断。强大的私营企业同样需要获得政治话语权，因为有了政治话语权，就有了政策的参与权以及在此之上的市场安全感。中国政府也意识到这个问题，并且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逐渐为私营企业家提供参政议政的渠道。1993年，四川希望集团总裁刘永好等22位民营企业家出任全国政协委员。这是改革开放之后，民营企业代表第一次出任全国政协委员，长期有游离于中国权力和决策层之外的民营企业开始登上政治舞台。在之后的10多年间，民营企业家在各级人大和政协中的代表和委员也逐年增加。在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中，民营企业大省浙江省的90位全国人大代表中有12位是民营企业家。
　　2001年，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在建党80周年的讲话中提出“应该把承认党的纲领和章程、自觉为党的路线和纲领而奋斗、经过长期考验、符合党员条件的社会其他方面的优秀分子吸收到党内来”，第一次提出让私营企业家入党的方针。在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中，大量私营企业家加入中国共产党这个执政党的队伍中来，并且在企业中建立党支部。而民营企业家也开始进入了中国共产党的权力内围。在2002年召开的中共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江苏远东集团董事长蒋锡培等民营企业家被选为十六大代表，这也是中共历史上第一次出现民营企业家党代表。在2007年召开的中共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中，除了有更多的民营企业家当选党代表之外，民营企业江苏红豆集团的总裁周海江还被列为中央候补委员的候选人。同时，在地方上一批民营企业家开始当官从政。2003年，浙江传化集团董事长徐冠巨和重庆力帆集团董事长伊明善分别当选浙江省和重庆市的政协副主席，民营企业家成为国家副部级官员。

　　到了今天，越来越多的民营企业开始被逐渐地吸纳到中国的“体制内”当中。但是很快，我们又发现不少负面新闻出现在中国媒体中。2008年，广东韶关市宜达燃料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朱思宜被免去全国人大代表一职，朱思宜因为贿赂当地官员当上全国人大代表而被查处，该案件一共牵扯当地30多位厅级官员。2009年，原安徽巢湖市委书记周光权因受贿、卖官而被查处，此案牵扯出安徽希玛伟业科技工业有限公司董事长何喜帮、安徽新亚特电缆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徐顶峰，这两位民企董事长同样通过贿赂当地官员进而当选全国人大代表。更有甚者，就是通过人大代表的头衔开始为所欲为。2003年，沈阳嘉阳集团的董事长刘涌因组织黑社会被判处死刑，并且牵出轰动一时的“慕马大案”，100多位沈阳市、辽宁省的政府官员下台，辽宁省前省长张国光也锒铛入狱。而刘涌同样有着一个冠冕堂皇的头衔──沈阳市人大代表。2009年，重庆发起打黑活动。在这场打黑活动中，多位民营企业家因为涉嫌操作市场、组织黑社会而被抓捕，其中包括重庆渝强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黎强、渝西半岛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王能、重庆江州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陈明亮等人，这些曾经的企业明星都是重庆或是下属区县的人大代表。
　　在这些触目惊心的案件背后，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摆在我们的面前──我们的初衷是将这些民营资本纳入到政治体制当中来，让他们获得必要的话语权和决策权，但是为什么有那么多拥有政治头衔的民营企业家会出事？以至于让人觉得一旦资本和政治权力相接触，就会出现各种不可告人的事情。而要找出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们要把目光投向中国市场，分析其现状及其市场权力的来源。
　　一般来讲，在一个以法治为后盾的市场经济中，一些市场因素都是开放并且能够自由流通的，因此企业只要靠自己的实力和经营策略就能实现其盈利目标。但是中国目前的现实是，一部分非市场的因素（例如行业的准入、项目的审批权等）掌握在政府的手中，而这些非市场的因素往往还能关系到企业的成败。民营企业为了获得这些非市场的因素，唯一的途径就是向政府靠拢。因此，原本只是让民营企业获得话语权并向政府建言纳策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职位在一些人的眼中就成了打通政府人脉、进而获得更多非市场资源的大好机会。
　　而出现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是中国的市场体制和法制不完善。一个真正公正、自由的市场环境尚未建立起来。
　　具体而言，在市场公正方面，国有企业垄断了诸如电信、航空、金融等重要领域，民营企业在这些领域难以有所作为。更为严重的是，国有企业因为有政府的背景，很容易以政府的命令将民营企业赶出市场。2009年，山西省对全省的煤矿资源进行整合，一些民营资本背景的中小煤矿都被要求整合到国有大型矿业集团中去，当地政府为这些中小煤矿指定了收购人以及收购价格。但是不少民营资本的煤矿觉得政府收购的价格远远低于市场价，然而在政府的红头文件面前，这些民营煤老板一点讨价还价的余地都没有。当时经营这些中小煤矿的不少是浙江温州人，这些自认为受了委屈的温州人最后只能跑回老家，找浙江省政府诉苦，并要求省政府出面替他们主持公道。这个事件所反映出来的核心问题不是企业的所有制问题，而是市场公平性的问题。在市场无法解决问题的情况下，企业唯一能做的就是找政府并寻求通过权力解决问题。政府的权力依旧凌驾在市场之上，缺乏法制基础的市场就很能难做到公正。
　　在市场自由方面，计划经济所遗留下来的地方利益和部门利益依旧十分强大。这就造成了市场因素在地区和部门之间流转的成本非常之高。比如在交通领域，中国的高速公路上遍着收费站，全球有14万公里收费高速公路，其中中国就有10万公里，这大大增加了产品流通的成本。
　　举个例子来说，从中原的河南郑州到上海，行程约960公里，一路开车下来，油费约1000人民币元，高速公路收费约450元人民币。平摊下来，每公里成本1.5元人民币。同样，从美国中部俄亥俄州的辛辛那提到东海岸的纽约市，行程大约是1000公里，一路上几乎没有收费站，油费总额在100美元左右，平摊下来每公里的成本大约为0.67元人民币。很明显，中国国内市场的交通成本远远高于美国。一车商品从郑州运到上海之后成本就要高出很多。2010年，河南禹州一个搞运输的农民为了逃避高速公路收费，弄了个假冒的军车车牌，在8个月的时间内成功逃费368万元，足见中国高速公路收费之高。而这些钱不少就流入了部门的腰包，2010年两会期间，就有政协委员炮轰交通系统“一些公路收费部门普通收费员月薪达8000元，更有甚者超过万元。” 同样，2010年，中国的菜价出现大幅的上涨，中央电视台《经济半小时》的调查发现山东产的蔬菜运到北京，最后到了北京人的家中，其价格比产地山东的价格往往要高出好几倍、甚至是十几倍。其中交通运输费用和菜市场的摊位费占据了大头。利润的大部分是进入了交通部门和市场管理部门的口袋，并非留给了市场。
　　而最为关键的劳动力在中国也因为受到“户籍”制度的限制而无法完全自由流通。很多外地劳动力虽然可以通过居住证获得工作所在地的合法居住权以及一定的权益，但是附属在户籍之上的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等依然无法全国统筹。这些问题都会增加人们的顾虑和各种麻烦，很多在外工作而又没有户口的人最后不得不选择回到老家。
　　在这样的市场环境中，任何一个企业在面对市场竞争的同时都不会放弃通过非市场的途径获取自己的利益。于是，在山西整顿小煤矿的时候，就出现小煤矿主贿赂主管部门官员，希望能够给自己网开一面；使用假冒套牌的禹州农民也自曝曾贿赂高速公路收费部门的官员。这些腐败行为或者不正当竞争行为都是市场体制不完善而引起的。而能够当上人大代表或者政协委员，显然更能够争取到资源，这也是这些席位在今天的民营企业家中竞争异常激烈的原因。
　　而要改变这一切，就要继续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去除那些对中国形成一个自由、公正的全国性统一市场的阻碍因素，让非市场的权力因素退出市场。

2.出去见世面
　　在市场化改革的同时，中国还启动了开放战略。1978年，在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中国的最高决策层决定实施对外开放。1980年1月，中国第一家合资公司──北京航空食品有限公司──正式挂牌成立。北京航空食品有限公司是中国国际航空公司和港资的香港中国航空食品有限公司共同出资成立，它的成立，标志着中国重新向世界开启尘封多时的投资大门。
　　在接下来的几年中，那些曾经在旧中国有过辉煌然后又悄然离去的国外公司带着一种复杂的情感重新又来到中国：1980年，日本东芝公司在北京设立办事处；1981年，可口可乐公司在北京成立第一家灌装厂；1982年，西门子北京代表处成立，并开始参与中国电力、交通等多个建设项目……
　　绝大部分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开放感到亢奋，因为10多亿人口的中国对于任何人来说都是一个具有诱惑力的市场。当时的美国总统里根在1984年访华的时候曾评价中国对外开放是一个“历史性的进步”。在物质利益的驱动之下，不少国家摈弃了意识形态之争，转而向社会主义的中国靠拢。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与一些西方国家都进入了蜜月期。
　　但是西方国家的企业很快发现，中国市场虽然庞大，但是要进入中国市场并且赚到钱并非是一帆风顺的事情，外资对中国市场还是心存警惕。这里面有多层次的原因。一方面，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中国高层改革开放还存在不同程度的争论，尤其是当大量外资企业和国外产品进入中国之后，中国人的消费形态、生活方式甚至是文化心理都出现了一些变化。在当时中国保守政治力量的眼中，对外开放的负面影响不可低估，在这些非议面前，中国对外开放的力度无疑要大打折扣。另一方面，中国同世界上的任何国家一样，必须考虑到本国企业和经济是否能够承受住外资进入的巨大冲击，因此长期来，中国的开放都是稳步推进。在至关重要的粮食、能源、交通、金融等领域，中国开放的步骤一直不大。所以对于西方企业而言，中国虽然摆出了对外开放的姿态，但是外资并不能够赚到大钱。比如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的前身之一──普华会计师事务所早在1979年就在中国开设了代表处，但是由于中国政府对于会计行业的各种管制，外资背景的普华会计师事务所一直无法在中国展开独立业务。直至1993年，普华会计师事务所才被允许与中国的会计师事务所共同成立合资公司，普华这才获得在中国开展业务的通行证。而这一等，是足足的14年。这些都是西方企业所不愿意看到的。但是对于国外的资本集团而言，这一切必须要作出改变。于是，围绕中国市场话语权的争夺战从中国改革开放的初期就开始了。

　　1981年，离开中国32年的中国美国商会随着美国企业再次在中国组建成立。代表美国在华企业利益的中国美国商会拥有1200个企业会员，2600多个个人会员，几乎囊括在华所有的美国大中型企业及其中国地区高管。中国美国商会自成立的第一天起，就开始奔走于各级政府部门中间，游说中国政府开放市场。上至中国最高的国家领导人，下至市长、区长，美国商会都会想方设法地与他们会面，争取对自己有利的政策。
　　除了中国美国商会之外，美国在华企业还根据其所在的不同区域成立上海美国商会、西南美国商会等。而其他西方国家也是如此，1980年，日本工商俱乐部在北京成立，后来发展成为今天的中国日本商会。欧洲国家同样也在80年代早期在中国成立了自己的商会，欧盟成立之后，在各国商会的基础上，中国欧盟商会于2000年在北京成立。
　　在强大的商会向中国政府和决策者发动公关的同时，西方的大企业还以各种途径去影响中国的决策者。1989年，在欧美跨国企业的推动下，上海市市长国际企业家咨询会议在上海召开。出席这次会议的中方领导包括上海市市委副秘书长以上的市委市政府领导、上海各县市主要领导、上海大型企业和集团的主要领导；外方与会人员包括安达信、杜邦等欧美跨国公司的董事长或CEO。这个高端会议的目的是听取外国企业家对于上海发展的建议，但是实际上却为外国企业与中国和上海政府建立各种关系搭建了平台，为欧美大企业在中国发展提供便利。WPP集团首席执行官苏铭天坦言，上海市长咨询会议是他们与中国和上海政府建立和保持联系的重要途径。“我们也已经看到历届企业家提出的会议已经被采纳，而在另一方面这也有利于我们开展中国的业务。”
　　因此对于这样的会议，欧美大企业都是挤破头想参与进去。
　　而这种游说在欧美企业的本国也同样进行。以美国为例，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谈判期间，美国重要的粮食、金融企业全部出动，游说美国政府和国会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美国粮油巨头嘉吉公司曾联合多家美国粮食企业花了几百万美元极力游说美国政府让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花旗银行、高盛银行等同样也把游说大军开进美国国会，去说服国会议员让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有多少好处。其中的道理同样也是显而易见，那就是中国的市场一旦开放，这些企业必将受益匪浅。
　　除了在政策上极力接近中国政府和本国政府，以获得对自己有利的市场政策之外，欧美的大企业还学会了使用中国政坛和商场的各种“潜规则”。只要能够打开中国市场赚到钱，国外企业也敢使用各种手段和谋略，即便是与其在本土的商业价值和商业法规背道而驰。2003年～2007年的四年间，德国西门子公司通过向中国的医院和政府官员行贿，获取大量的医疗设备、交通项目等订单。其中包括价值10亿美元的地铁工程和华南地区两个总价值为8.38亿美元的电力高压传输线项目，而西门子的行贿金额高达2000多万美元。美国雅芳公司则通过支付100多万美元的费用，邀请商务部门的部分官员前往法国、美国、加拿大等国进行旅游，以此获得中国唯一的直销业务牌照。
　　照理说，大部分欧美国家对商业行贿有着严格的管制措施，这些国家的企业一般都会严格遵守法律，不敢乱来。比如美国通过制定《反海外贿赂行为法》，严格惩治商业贿赂行为。这部法规定，只要美国的公司在海外有贿赂行为，一旦被查出来，其总部、跨国公司的所有集团整体都将受到法律追究。而且美国政府的采购也会将该公司列入黑名单，企业可能就此再也拿不到政府采购项目，有些公司甚至会失去生存的合约。
　　但是实际上，最近几年国外企业在中国的行贿之风愈演愈烈。很显然，在山高皇帝远的中国，不少欧美企业为了利益，怀着不被其总部本土监管者发现的侥幸心理，毅然开始沿着中国的“潜规则”做事。这也再次明证了资本的“魔鬼”本性，只要能获利，什么事情都可以做得出来。
　　不过，当潜规则也无法为他们带来利润的时候，欧美企业对于中国市场还有最后一招，那就是把经济事务上升到“讲政治”的高度，游说本国政府向中国政府施压，换取对自己有利的政策。这一招同样也是屡试不爽。比如由于中国缺乏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微软等美国软件企业的产品在中国市场上出现了大量的盗版，这让微软等企业损失了不少。微软曾多次游说中国政府解决这个问题，甚至在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2006年访美的时候，微软的总裁比尔·盖茨通过各种渠道将胡锦涛邀请到微软公司参观，并在比尔·盖茨西雅图的豪宅中做客吃饭，游说和公关的努力可以说已经到了极致。但是这些还是不能解决微软产品在中国的盗版问题。于是从2008年开始，微软就开始联合美国多家软件和互联网公司，游说美国联邦政府加强对信息产业的立法管理，并要求中国政府解决这个问题。于是单纯的经济问题就上升成政治问题，美国总统每次与中国的最高领导人会面，总是免不了要谈知识产权保护问题，并且往往由此上升到人权和信息自由的问题上。2009年，美国总统奥巴马访华，知识产权成为重要的议题之一；2011年，胡锦涛访美，知识产权问题再次被拿到中美高层会谈的桌面上。在这背后，微软每年花了几百万美元的费用在本国政府的政治公关上──微软不仅为奥巴马的总统竞选提供大量的捐款，而且还在信息技术和互联网等领域中，全力配合奥巴马政府，最后才会有美国总统出面替他讨说法。
　　国外的企业通过各种手段试图打开中国的市场，这是好事，但是也可能是坏事。好的一面在于不少欧美企业相对规范，他们在进入中国的同时也向中国输入了法治市场和企业管理的观念。这些观念对于促进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成熟有很大的帮助。而更为直观的是，不少外国公司有着先进的技术，能够为中国的消费者提供更多的先进产品，丰富中国人的消费选择，这也是外资企业及其产品受到不少中国人欢迎的原因。
　　但是对于中国本土的企业而言，外资的进入未必是好事。国外资本凭借其成熟的行业经验往往能够迅速占领一些行业的市场，比如手机市场75%的份额为欧美企业所占领，电脑市场58%的份额为欧美企业获得。于是，一个间歇性让中国人担忧的问题出现了：开放的中国市场能够让外资长驱直入，他们凭借自己的种种优势把中国的同类产品挤到一边，在这种市场环境中，中国企业的出路在哪里？笔者认为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要从三个方面入手：
　　第一，开放市场或者自由市场从来都不是绝对的，其中最重要的底线是国家利益。中国在一些重要的领域市场开放有限，国有资本牢牢掌握一切，这使得中国政府有底气主导本国的经济主权。但是这种靠行政垄断的市场力量存着这危机，能否抵挡得住外资及其身后游说大军的进攻还是一个未知数。而要改变这个格局，就是要深化国有资本体系的改革，如果有一天中国的国有企业不再依靠行政的力量赢利，那么这种危机也就不复存在。
　　第二，在更大领域中，外资得以长驱直入最根本的原因是在于他们的产品优势。不可否认，欧美企业注重技术研发、质量管理，他们的产品往往比中国本土的产品更受中国人的欢迎。相比之下，中国的企业在这方面有所欠缺，往往靠劳动力的优势在产业链的末端获得一片生存之地或者仅仅靠生产低端产品面向低端市场。这就是当前我们常说的产业升级问题。但是这个问题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经济问题，而是一个综合的社会问题。它需要政府和社会对于教育、科研的大力投入；需要这个社会培育出有创新思维并且目光长远的企业家，而不仅仅只是市场投机分子；同时，我们更需要心态平和、脚踏实地的普通专业人士，能够安心于自己的工作岗位，做好自己的工作。这一点，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第三，对于外资的进入，我们同样需要用“走出去”的策略来回应。而“走出去”不仅仅是一句简单的口号，它需要有大批国际视野的专业人士。而这些人才的培养同样需要脚踏实地的工作，不是靠出国考察、培训或者简单的留学生派送就能造就的。20世纪下半叶，日本、韩国、新加坡等亚洲国家崛起，造就了一大批亚洲的跨国企业，大量的企业家和专业人士奔赴欧美市场，而且能够扎下根来，一干就是十年甚至几十年。在这种磨练之下，才会有真正了解全球市场的专业人士，才会诞生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自己的跨国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