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体选择源与流：特色社会主义中的专政与宪政

一：专政与宪政是绕不开的话题
　　专政与宪政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道路绕不开的话题。
　　从中共的早期历史看，民主革命时期创建的红色根据地就是专政形式，而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民主根据地，就是一种联合政权形式。这说明，统一战线理论下，中共是可以采用非专政的联合政治资源进行政治治理的。通过联合政治资源政治治理，对于动员全民族的各阶层以及海外的和友好政治力量共同完成党的任务，是有着很深远的意义的。
　　进入改革开放时期以后，在经济大力发展同时，不可否认的是，在政治上我们中国共产党已经放弃了专政的政治治理形式，而是把世界和周边的不同制度的政治领域的经济要素都视作开展党的事业的共同资源，在此基础上，事实上是把国际的政治资源作为非专政的政治形式引进到中国的社会事业发展当中的。
　　因此，中国共产党的改革开放事业，在国际政治领域来讲，就是一个新时期的统一战线的内涵在新的形势下的运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党的十八大明确要坚持的理论和道路。这条道路不是关起门来走的，而是在充分吸收、联合了世界上不同制度和不同历史来源的经济、政治资源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二：全球化的统一战线实践回顾
　　中国的改革事业事实上就是在遵循着一套新的形势下的统一战线理论，在这种理论中，邓小平曾经不止一次地说，只要不放弃党的领导，只要是在中国的历史框架下进行的探索和发展，就不要贴标签，不要争论什么姓社还是姓资。
　　1980年代初和1990年代初，邓小平都是在国际政治经济整体一盘棋的背景上，考虑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
　　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是怎样做的呢？
　　八十年代首先是从亚洲抓机遇，从身边的日本、韩国和东南亚华侨对于中国大陆的投资和经济融合抓起。
　　八十年代，日本、韩国以及东南亚各国的华侨的经济资源，与中国大陆的经济具有很强的互补性，但是都是在东西方对立的政治隔离中受到人为阻碍的。因此中国的对于外界的经济政治资源执行开放性政策，在中日中韩政治和思想藩篱打开以后，首先是从亚洲周边地缘和经济互补开始进行的。
　　当时日韩的进口替代已经完成，他们的结合亚洲人家庭需要特点的产品，我们中国大陆可以直接引进，所以，中国人对于现代化进入家庭进入消费层次的印象首先是从日系节能车和家电开始的。东南亚华侨带着资金进入沿海地区，同时带来了大量的台湾地区、东南亚国家设计的日用品和轻化产品。
　　如果没有八十年代日韩和东南亚华侨的轻化产品和电器节能汽车，就没有中国人眼中最初的现代化，这是在器物层面对于姓资还是姓社的思想藩篱的突破。
　　九十年代，虽然从形式上，邓小平已经退休，但是第二代领导集体仍然在发挥着作用。
　　九十年代的国际形势的突变，事实上就从更大的范围，从冷战结束东西方政治隔离消除以后，经济政治资源怎样融合的角度提出了中国的发展机遇问题。那么，中国对于这一机遇敢不敢抓？怎样抓？
　　当时面临的情况是，前苏联解体，社会主义阵营瓦解，冷战结束。中国当然要以我为主，要强化自我的生存感。但是，是封闭起来，顽强地而又隔绝地保持自己的个性，还是在继续与世界融合中保持和发展自己的个性？这一问题又一次鲜明地提到共产党人面前。
　　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这一次在社会主义阵营不复存在的现实面前，邓小平打破了制度层面的思想藩篱，把股份制、市场等过去为斯大林体制所不容的因素，旗帜鲜明地提出可以纳入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因此，九十年代，中国的引进和开放，已经超出了亚洲地缘和进口替代的阶梯层次递进步调，而是直接与跨国公司和世界工业贸易链条发生深层次的关系。在大量沿海加工业建立的同时，中国的银行和大部分行业与外资在股份和合资独资等层面直接接轨改造。

三：党的领导与跨国资本的统一战线
　　就是说，在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的推动下，九十年代事实上是中国的党的领导体制，在新的统一战线理论基础上与打破了东西方政治藩篱的跨国资本建立了联合阵线，那就是我们以开放表面市场和工业品牌资源为代价，吸引来大量的技术、管理和加工就业机会，中国制造在全球经济链条中成为重要一环。
　　冷战结束后，东西方政治藩篱的打破以后，到底是西方国家的民主人权主导的政治西方化，还是经济上由新技术和网络信息主导的经济公平、经济民主优先发展？
　　在这方面，中国共产党由邓小平南方谈话为主导，不去管社会主义阵营的得与失和政治上的怀旧，而是敏锐地抓住信息化和新技术在跨国公司的追逐利润基础上的经济公平、经济民主的大趋势，因势利导地建立更大范围的政治经济统一战线。
　　以后的历史发展证明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导作用与跨国公司的经济主导联合发挥的历史作用。
　　这是因为在政治发展上，虽然布热津斯基、撒切尔夫人等人都在等着东方国家的在一场政治上“姓社姓资”的决战来临，而邓小平主导的政治发展却与事实上的跨国公司的经济主导联合起来组成新形势下的统一战线。
　　事实上历史就是这样发展的，以跨国公司为主导的经济全球化，改变了全球经济格局以及游戏规则，扭转了政治冷战结束后西方主导政治的本意。
　　随着西方资本和技术的涌入，中国和新兴经济体国家成为全球最有活力的经济体，加速了全球经济中心的转移。据统计在过去20年里中国实质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了542%，农村贫困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从30.7%下降到4.6%。西方资本作为第一推动力，加速了中国的经济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外资投资接受国，成为全球世界工厂、第二大制造业中心。制造业发展又使中国成为最大贸易出口国，出口又使中国成为最大的外汇储备国，同时制造业的发展，催生了中国中产阶层的崛起，催生了新一代的中国工人群体和城市居民群体。

四：特色社会主义中的专政与宪政
　　中国的中产阶级和新一代的区别于计划经济时期工人的工人群体和城市居民群体，是直接在全球化的经济链条中成长起来的。这决定了很多的不同于一国工业发展的特征。
　　比如，他们不是在中国共产党的专政政治资源运用中成长起来的阶级意识强烈和延续左的观念的群体，而事实上是在党的一种联合国际政治资源发展国内社会的政治理念中成长起来的群体。
　　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老中国工人家庭，满足于日本家电和陆续产生的国产品牌的现代化不同的是，新一代的中产阶级和工人城市居民群体，他们是伴随着互联网、伴随着西方文化的大片、英语文化和流行文化成长起来的，他们的国家意识、民族意识和历史意识，不能说没有，但是与过去有了很大的不同。对于“阶级”和“专政”的历史上造成极左灾难的政治意识尤其隔膜。
　　邓小平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还提到尤其注意防止“左”，这是在政治上的提醒。
　　但是在事实上在历史进程中，新一代的中国工人群体和城市居民群体伴随着中共事实上的联合政治资源政治治理产生的国际意识和未来意识，是防止左的东西重新来到中国的根本保证。
　　从今天的中国新的社会基础看，中国共产党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中的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应当在联合政治资源当中来看。也就是又一次回到了当初抗日战争中的民主根据地的联合政权中如何做到以我为主的问题。
　　在今天，由于发生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西方国家的政治势力，已经利用跨国公司在金融危机中信誉破产的机会，在政治上抢回下一步的全球化主导权，因此就是要逼迫中国共产党人交出主导权的情况下，我们应当在这方面有清醒的意识。
　　这种清醒的意识，不是要回归到专政的政治治理中，而是要在下一步全球化统一战线发展民族经济和世界经济的工作中，在政治上不放弃主导权。在政治上做出主动应对。
　　也就是说，既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又坚持联合政治资源的政治治理，仍应当是我们在发展中国当今社会和经济以及上层建筑的指导原则。
　　只有这样，才能在历史提问和考验面前，真正贯彻邓小平第二代领导集体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才算坚持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