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华新书：等了7年叫《第七天》首日订70万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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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华新书《第七天》宣传海报
　　莫言获诺奖，带动了一批人重温纯文学的热潮。时隔7年，余华再出新长篇。不到一天，征订量超过70万册。与一般作家出新书，忙着宣传不同，“余华范儿”是这样的：电话关机，远游海外，微博上只字不提，而是秀他在戛纳上的各种风景照。
　　长篇小说《兄弟》出版七年之后，著名作家余华再推新长篇《第七天》。据出版方介绍，目前小说还未定稿，余华还一直在修改中。预计将于一个月后出版面世。作为国内叫座又叫好的作家，余华的读者基础相当稳固庞大。华西都市报记者昨日获悉，出版方正在向各大书店发出新书征订单，“仅仅有作者名字，不到一天时间，预订量已超过70万册，远超《百年孤独》等超级畅销书。”

他魅力
仅凭名字 单日预订超70万册
　　余华代表作《活着》曾长踞各大书店排行榜几年之久，正版销量已超过五百万册，堪称中国当代文学第一畅销书和长销书。
　　昨日，《第七天》出版方营销编辑张小姐向华西都市报记者介绍说，“我们只向各大书店经销商发出仅有作者名字的新书征订单，除此之外，无任何资料。不到一天时间，预订量已超过70万册，这样大的预订量，远远超越了《百年孤独》中文版等超级畅销书。”张小姐透露，“目前小说还未最终定稿，余华还一直在修改中。如果首印100万册，距离出版上市，还需要至少一个月。”

他能耐
新书“剧透”比《活着》更绝望
　　除了小说名字，对于内容、题材等信息，张小姐都三缄其口，绝不“剧透”，“我们对余华新作全程进行了严防死守式的保密工作。目前能看到该书全文的编辑人员不超过五个人，且都签署保密协议。”她对华西都市报记者解释说，此举正是为了杜绝盗版，“余华著作历年来盗版猖獗，令出版方颇为头疼。”
　　“不预售剧透”、“高度保密严防死守”的一系列措施，吊足了读者的胃口。《第七天》责编林女士认为此书将超越《活着》，成为余华作品中新的里程碑，她这样描述自己的“阅读感受”：“拿到初稿时，并不知道是余华老师的作品，看了一个开头就放不下，读到第十页泪不能止，边哭边看，一口气连夜读完，读到结尾已成泪人。“以前读《活着》，福贵的故事尽管悲惨，但总还觉得活着是有希望的。但这里的故事，让人无法置身其外，感觉特别绝望，恐怖至极。”

余华在干嘛？
远游戛纳 和范爷“唠嗑”
　　华西都市报记者昨日拨打余华的手机，始终处于停机状态。在余华的个人微博上，也没有任何关于新作的信息，只是悠闲地秀出他在戛纳与苏童同游的各种风景美照。在刚刚结束的戛纳电影节期间，余华和苏童还一起出现在一个视频节目里，做起联袂主持，采访起章子怡、范冰冰、贾樟柯等众位电影界明星。其中一期与范冰冰相谈甚欢。范冰冰希望下次两位作家如果把小说版权卖给导演的时候，一定要跟导演说，“这个角色是给小范的”。范冰冰还现场向两位作家发出邀请，如果有一天要写自传，要请苏童和余华来合写，余华、苏童一边答应着，一边冲镜头喊“这段掐掉”，现场气氛乐成一团。

他的另一面
关注娱乐圈，热爱NBA
　　向来低调的余华近来很少出现在书展上或者助阵谁的发布会。但是他可算是“微博控”。翻看余华的微博，发现他对娱乐圈还很是关注。比如他近期与苏童同游戛纳，在与女明星畅聊的同时，也不忘发发感想。“电影节最热门的词汇是‘红地毯’，几乎每天有人唠叨谁走了红地毯，谁是怎么走的。我和苏童不明白他们为何如此热衷红地毯。我说二十多年前家里铺着化纤红地毯，那时候我天天走红地毯。”
　　余华更是在微博上透露自己的梦想，“我的白日梦是做一名助理。去NBA做一个赛季的助理教练，可以在场边看球；去英超、德甲、西甲和法甲各做一个赛季的助理教练，继续在场边看球；去澳网、法网、温网和美网做裁判助理，还在场边看球；去柏林爱乐和维也纳爱乐各做一年指挥助理，混在乐队里听音乐。最后给自己弄个墓志铭：白日梦安息在此。”
　　华西都市报记者张杰

有一说一
热闹的70万是对安静时光的褒奖
　　余华新作《第七天》即将上市，仅凭一个书名，竟换来了70万的预订量。在这个每年都有大量积压库存图书被无情销毁的时代，70万这个数字是惊人的。其实时隔七年再出新作也同样惊人，在这个盛产速食文化的年代。余华曾说：“我只相信时间，50年以后是否还有人在阅读《兄弟》，现在谁也不知道。”现在时间告诉他，七年之后，不仅《兄弟》依然有人在读，甚至只有一个名字的新书，也能受到超乎想象的热捧。
　　“比《活着》更绝望，比《兄弟》更荒诞”，这样煽动人心的推介词，给《第七天》又添了几分奇异的色彩。曾经从余华残酷的文字中一路走来的读者，对于这样的新作，哪有不动心的道理？就连那些对《兄弟》有些失望的读者，也还会冲着《在细雨中呼喊》或是《活着》所带来的震撼与动容，再看一眼他的新作。
　　有人这样算了一笔账，如果《第七天》定价35元一本，版税为12%的话，首印版税就将达到294万元。多吗？其实以7年来计，余华年薪不过30多万，比之一般的作家不算少，但是跟动辄上千万的网络作家比，却还是显得寒酸许多。在日产万字的网络写手面前，七年才出一本书的余华实在太慢，慢到都有人怀疑他的读者是不是还有耐心等他。
　　与其说是读者的耐心，不如说是余华用实力为自己赢得的特权，70万的预订量正是对他不浮躁的褒奖。杨绛先生曾经诚恳而不客气地告诫年轻人：“你的问题主要在于读书不多而想得太多。”可见无论何时何地，多读书、读好书总是有益处的，而余华他愿意花大把的时间和精力，去创作这样的好书，光这一点就十足难能可贵。
　　余华曾说，写作与阅读是一个人安静下来才做的事，都是冷清的，但这样的状态却像海底激流，始终汹涌澎湃。所以他可以在盛名之下，花七年时间悄无声息地创作，不急不躁。（李昊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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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华《第七天》被揭“致命伤”过度炒作遭质疑
　　余华新作《第七天》上市已有十余天，但这部作品掀起的话题仍在不断发酵。此前，出版方曾卖力为其吆喝，不断抬高其身价，但真正读到书中的内容，大批读者纷纷表示失望。
　　人们不仅对这部作品本身的质量进行了批评，同时对其背后的商业炒作手段也提出质疑，并且对当代作家的创作心态进行了争论。一本书受到如此多的质疑，只因其本身暗藏太多的“致命伤”。

过高期待伤了读者
　　6月14日，《第七天》电子版和纸质版同步首发，并迅速成为热点话题。该书赫然打出“比《活着》更绝望，比《兄弟》更荒诞”的口号，出版方也对外宣称，这部作品“将超越《活着》，成为余华新的里程碑”。正是这样的宣传语，让不少余华的“粉丝”对其高度关注。
　　但是，新书上市之后，过高的期待却让粉丝们很受伤。中央编译出版社社长刘明清曾因《许三观卖血记》、《在细雨中呼喊》等作品非常欣赏余华，但读毕《第七天》，他不得不说：“余华的巅峰期过去了，尽管该作沿袭了作家敢于直面现实的写作态度，但这不像是一部成熟的作品。”他认为，至少不像出版方宣传的那样是作家“蛰伏七年”之作。
　　读者王麟则用“就像喝了一碗放了十天的酸梅汤”来形容此番阅读经历。“白开水一样的文字，老掉牙的故事，支离破碎的新闻煽情场景，不加裁剪用进小说。刚出场的女主角脸谱化，被人用滥的女追男桥段……”他认为，余华不再是那个他曾经喜爱的余华了。
　　在争议声中，《第七天》的销量开始下滑。此前，这部新书在当当、亚马逊等电商的销售榜上高居冠亚军，如今则分别滑落到第七位和第六位。而在实体书店，该书更是没能引发预期的轰动。据中关村图书大厦方面统计，截至昨天，该书在这家书店的销量仅有约70本，而北京图书大厦该书的销量也不过才200本左右。

过度炒作伤了行规
　　就在余华新书热闹上市之后，其过度商业炒作也引起了业内人士的关注和批评。
　　早在一个月前，出版方就曾对外广撒宣传稿，声称各大书店在显要位置张贴了该书大幅海报，一天之内新作预订量超过70万册，书店工作量更比往日增加几倍，有些人甚至彻夜加班。但中关村图书大厦和北京图书大厦均表示，出版方从未向书店提供过海报，书店内也并未张贴过这本书的海报，至于书店为这本新书加班加点，更是无从谈起。“《第七天》在书店的上市可以说是悄无声息的。”中关村图书大厦营销策划部经理刘艳表示，现实情况是，目前书店对张贴海报规定严格，新书发行往往很少张贴海报了。
　　上海文艺出版社总编辑郏宗培为此直言不讳地说：“图书进行炒作是应该的，但炒作要有根据，要根据对象实事求是地进行才好。”他认为，图书的市场运作不能像编故事，不能吹得天花乱坠，强行左右市场，往往会适得其反。在他看来，脱离实际的炒作不仅不负责任，还是在给自己制造麻烦。“不负责任地由着性子来，会破坏出版行规，更会失去读者的信任，读者被忽悠第一次，但不会有第二次。”

创作焦虑伤了作家
　　“整本书沦为段子大全和时事串烧，故事空洞，想象流俗。”一位网友对《第七天》的评价，代表了很多读者的意见。对此，该书出版方、北京新经典文化有限公司创始人陈明俊回应说，所谓像新闻的那部分内容，其实正是这部作品特别重要的真实的文学细节，没有这样的真实，《第七天》就失去色彩了。
　　但是，这种说法并没有得到读者和评论家的认同。媒体评论人韩浩月说：“余华通过回忆少年生活写出了《在细雨中呼喊》，回忆历史写出了《活着》，但是当他把视线转向正在进行着的当下时，笔触却不由发软，失去了力量。”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晓明更是对此感到疑虑：“这里面有太多现实故事的剪辑，很多都是街头小报为了吸引眼球热衷表达的。”
　　陈晓明分析说，余华在写作《第七天》时暴露的问题，反映出中国作家在书写现实时的焦虑：“中国作家要么非常强硬地直接把现实塞到作品里去，要么无法在虚构的层面上处理现实，这其实也是中国文学很致命的地方。”他认为，很大程度上这是因为作家受到了现实主义美学形态的规范。
　　陈晓明以格非的《春尽江南》为例，这部作品把这些年突出的教育问题、医疗问题、法律问题、住房问题，都放在了作品里面，但处理得同样不太理想。“在我看来，余华、格非、苏童其实是虚构能力最强的作家，但是他们对现实的焦虑感，搞得他们不断把现实问题放到作品中。”

　　著名作家余华暌违七年推出的长篇小说吊足读者胃口，但是在上市首日就引起争议。昨天，不少读者在网络上吐槽，“起初几页翻下来，差点真以为是中国版《百年孤独》，读下来才发现其实是新闻杂烩。这恐怕是余华出道以来最差小说。”
　　更有“毒舌”称此为小说中的《富春山居图》。但也有不少网友表示不解，“写得很好啊，文字流畅又有共鸣，难道大家不满写得太现实太血淋淋?”
　　记者昨天拿到《第七天》的首印版，该书的编排极为简洁，没有前言，也没有后序。确如余华之前在微博中透露过的：“这部小说借助《旧约·创世记》开篇的方式，讲述一个人死后七天的经历。”
　　大概是由于余华的市场号召力，很多读者在第一时间就抢着读完了这部小说，但很多以“失望”收场，“一口气读完，好生失望。知道的说是余华新作，不知道的只怕要疑心是过期报刊文摘出书了。”
　　读者刘放吐槽道：“余华，曾经写出过《十八岁出门远行》、《许三观卖血记》等经典，这次好歹还是指望能读到点新东西的，哪怕是一点点深层次的感受也好啊，没想到会糟糕到这种程度。一句话，这恐怕是余华出道以来最差的小说。”
　　著名作家陈村直言，“余华不怕你们黑他，《兄弟》就是负面评论推动大卖。”不少网友在看到此类评价后都跟帖表示好奇，“有这么差？倒是想看看了。”
　　据《北京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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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华《第七天》恶评如潮

⊙记者：崔华林

　　时隔七年，继长篇小说《兄弟》之后，作家余华于近日又推出新的长篇小说《第七天》。这本新书的封面上写着“比《兄弟》更荒诞，比《活着》更绝望”。新书上市后，很快就登上了各大书店的销售排行榜首位。
　　随之而来的是两极化的评论。赞扬者认为“这本书可以让余华问鼎诺贝尔文学奖”，更多的读者却认为“以为《兄弟》最差，没想到余华又刷新了自己最差的小说”。巧合的是，“隐退”文坛20年的作家马原去年推出长篇小说《牛鬼蛇神》时也曾遭到一片质疑声，被认为是“先锋文学的失败之书”。
　　而2013年看上去更像是先锋作家的长篇小说丰收年，除了余华，韩少功、苏童、马原、残雪陆续沉寂几年后，于今年已经或即将推出自己的长篇小说。但从目前的读者反应来看，当年让读者震撼的这些先锋派作家们，似乎很难延续当年的辉煌。

余华新作《第七天》恶评如潮
　　“浓雾弥漫之时，我走出了出租屋，在空虚混沌的城市里孑孓而行。我要去的地方名叫殡仪馆，这是它现在的名字，它过去的名字叫火葬场。”这是余华最新长篇小说《第七天》的开篇，不少读者翻开以为是“中国版《百年孤独》”，没想到读完全书七章13万字，看到死去的主人公杨飞回忆人世间“一天”的生活经历：交通拥堵、高官与嫩模的性丑闻、贫富分化、医疗黑市、就业难、野蛮拆迁、行政腐败、警民冲突等残酷社会现实以为是看到了这两年微博上的“新闻串串烧”。
　　尽管《第七天》的出版人陈明俊事后回应，“很多人说像新闻的内容，其实是余华多年前写的，比如河里漂着死婴的细节，黄浦江死猪漂流事件出来之前，他就已经写了，后来的事实纯属巧合”，其坚持认为这是“余华最好的小说”。
　　但大多数读者和评论家并不买账。除了认为选取死者的叙事角度“讨巧不新颖”，小说语言平淡、叙事风格失败、文字技巧过多，实在远远低于对余华的期待。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文学评论家郜元宝更直接指出该书有五大伤：副线太多、语言拘束、小说与网络媒体互文、死者讲生的转换不够自然、扉页引经据典有断章取义之嫌。著名作家陈村甚至直言，“余华不怕你们黑他，《兄弟》就是负面评论推动大卖。”
　　不过，郜元宝和文学评论家夏烈都认为，《第七天》是余华的一次“探索”和“冒险”。夏烈表示，余华明白这个时代文学的出路和论难，在试着做一些尝试，但尝试成功与否尚未可知。

众作家纷纷出长篇
　　事实上，在《第七天》之前，余华的《兄弟》在刚出版时也曾遭到一片惨骂，被认为是“余华写的最差的小说”。但这似乎并没有影响余华写作长篇小说的节奏。其实，除了余华，不少先锋派作家都于今年推出长篇小说。4月，韩少功出版《日夜书》；5月，苏童的《黄雀记》在台湾出版，后又在《收获》杂志上刊载；此外，还有马原、残雪的新作长篇小说即将问世。
　　马原在去年11月接受本报记者的采访时透露，自己在同时创作五六部小说，今年即将出版的小说《纠缠》是围绕家族财产纷争开始的。马原在受访时一并解释了“自己虽然宣布小说已死，但自己作为小说家的身份一直存在，并没有离开过文坛，仍要继续创作长篇小说”。
　　此外，韩少功的《日夜书》以知青年代为背景，关注青年知识分子、工人、个体户乃至官员，描绘一代知青的群像和命运。苏童的《黄雀记》则延续了他的“香椿树街系列”，带着惯常的小人物、小地方的叙事风格和节奏，讲述一桩上世纪80年代发生的青少年强奸案。

先锋作家先锋不再
　　至于当年在文学史上引起震撼的先锋作家，都选择在今年竞相推出长篇小说的现象，记者曾联系过一些评论家，但对方均以“不便批评”为由遭到婉拒。苏童曾在6月初接受媒体采访时表达观点，“短篇阅读更适合文学爱好者，自己也更偏爱短篇。但作家都想写经典长篇是一个潜规则，是多方面需求的产物，更是作家内心的隐秘需求。长篇创作仍然是作品中的皇帝。”
　　遗憾的是，出自先锋作家们笔下的“作品中的皇帝们”，现在似乎已经很难被大多数读者买账了。不仅余华，马原去年推出的回归之作长篇小说《牛鬼蛇神》，直接被读者评价为“先锋文学的失败之书”。到现在，先锋文学作家在写作上似乎已经无法遮掩它的老态，除了不再有当年文学形式上的革新，在小说本体的相应探索方面仍然欠缺。文学评论家郜元宝表示，像余华这样的作家应该更耐得住寂寞，不必每隔几年时间就非要有一部长篇。
　　有作家直言不讳，认为先锋作家近年来纷纷出长篇的现象“肯定有负面的东西，有些先锋派作家不仅是江郎才尽，而且原来就是以轻巧出来的，本来写作能力就欠缺。其实最好的办法是隐退收笔，还能给大家一个迷惑，但是他们竟然不甘寂寞，一个个自己暴露自己了。其实他们自己也像惊弓之鸟，自己写出什么，也很心虚，所以只要稍微有针对性，他们就感觉到了。”文学评论家夏烈表示，中国作家最弱的仍是文学的批判现实，以及，怎么写还是一个问题。

　　2009年初，《纽约时报书评周刊》发表署名文章，评述英文版《兄弟》，“《兄弟》实属20世纪末的一部社会小说，描写的是中国市场经济的崛起，仿佛报纸上习见的故事，和美国全天候的电视纪实节目一样直白、幼稚、色情、感伤。这些特点应该会让《兄弟》的出版在西方世界投下一枚重磅炸弹，就像它在中国的情况那样。”在有所保留的赞扬之后，英文版《兄弟》留给这位书评人的印象并不算好，他最终对《兄弟》在西方语境下能否成功表示了自己的怀疑，因为，“余华只是在对中文读者讲述，压根不在意中国对于世界意味着什么”。张定浩（青年批评家）

1 七年磨一剑的“网络快餐”？
　　如果说，《兄弟》对社会新闻的采用，至少还有在遗忘的尘埃中翻检历史的努力，那么《第七天》里对近两三年内社会新闻的大面积移用，已几乎等同于微博大V顺手为之的转播和改编。
　　同年余华在美演讲期间，据说对此批评做过正面回应，他聪明地先把书评人和《纽约时报》撇清关系，然后再质疑这位书评人的水平，认为其资历不具备评述他小说的能力。这篇书评后来被译成中文在国内刊物发表过，余华回国后一定也重新读过，并且或许会暗暗感激这位叫做杰斯 罗的书评人，因为他碰巧讲出了两点所谓“世界文学”图景下的写作策略，一是内容上的，往往越是直白、幼稚乃至粗暴的叙事，越可以满足媒体时代人们对于陌生世界的猎奇和窥视欲，就像全天候的电视纪实节目一样，能超越语言和文化的限制；二是姿态上的，小说要写给谁看才能最终获得世界级影响，中文读者还是西方读者？杰斯 罗对《兄弟》的批评无论是否准确，至少从反面进一步刺激了余华对于目标读者的重新定位。
　　最近，余华的新小说《第七天》高调出版，小说并不长，十余万字，讲的是一个人死后七日的见闻，他的魂灵四处游荡，并见到一群和他一样死无葬身之地的亡魂，这其中有他的亲人，也有陌生人，他们都是在生活中遭遇种种不幸的非正常死亡者，通过叙述他们各自不同的死亡故事，小说家似乎是想以某种类似但丁《地狱篇》式的手法，对当下中国的现实有所勾勒。我相信第一批迫切买到书的读者应该大多都是余华的拥趸，但就我所见，那些对这部小说抱有期许的读者，读完的第一反应，基本上是蒙掉。
　　如果说《兄弟》简单粗糙的白描叙事还可以被视作一次冒险，由此证明一个先锋小说家不懈探索的勇气，那么，《第七天》在叙事语言上变本加厉的陈腐与平庸，似乎就不太容易再予以一种善意的解释；如果说，《兄弟》对社会新闻的采用，虽然生硬，但因为其间有数十年的时间跨度，至少还有一点点在遗忘的尘埃中翻检历史的努力，那么，《第七天》里对近两三年内社会新闻的大面积移植采用，已几乎等同于微博大V顺手为之的转播和改编。从文学观感而言，人们很难相信这是七年磨一剑的长篇小说，它更像三两个礼拜就码出来的网络快餐。
　　然而，我也相信，作为一个阅读过大量小说的人，余华还没有愚蠢到对《第七天》中这些显而易见的缺陷都一无所知的地步，也许，他只是认为，这些所谓的缺陷并不是缺陷，尤其当这部小说在不久的将来被译成西方语言之后。

2“世界文学”维度下的《第七天》
　　作为一个只知道利用社会新闻和段子写作的小说家，面对这些中文读者，毫无优势可言；但假如面对的是一个西方读者，这些在中文读者那里早已视为陈腐旧闻的东西，会重新变得新鲜有趣，这些在中文读者那里司空见惯的现实事件，会重新披上超现实的魔幻外衣。
　　《兄弟》在内地文坛受到的口诛笔伐，以及相应的在西方世界的意外成功，提供给了余华足够的经验，于是，到了《第七天》，他绝对已经在有意识地面对西方读者来写作。小说家已经明白，中文读者之所以每每苛责社会新闻和网络段子在小说中的滥用，是因为这些读者甚至比小说家都更熟悉这些社会新闻和网络段子。他们在阅读《第七天》的时候，可以一眼看出此处是在抄袭某袭警事件，彼处是在照搬某死刑冤案，至于对食品安全、地产拆迁等等群体事件的牢骚，这些中文读者比小说家知道得更多，更详尽，作为一个只知道利用社会新闻和段子写作的小说家，面对这些中文读者，毫无优势可言；但假如面对的是一个西方读者，这些在中文读者那里早已视为陈腐旧闻的东西，会重新变得新鲜有趣，这些在中文读者那里司空见惯的现实事件，会重新披上超现实的魔幻外衣；在中国当下这样一个日常生活比文学想象更为狂野的现实境遇中，又有什么比转述社会新闻更能轻松地令西方读者瞠目结舌并惊为天人的呢？另一方面，至于语言的陈腐粗糙，对话的僵硬空洞，挑剔的母语读者或许在语感上不堪忍受，但经过翻译，反而都可以得到遮掩甚至是改进，这一点，不唯《兄弟》，更有已获诺奖的莫言作品可以作为先例。
　　在所谓“世界文学”的图景中，如大卫 丹穆若什（David Damrosch）所指出的，一部作品会沿着“文学性”和“世界性”两个不同的坐标轴起伏不定，一部文学性的作品未必能成为世界性的，反之亦然，在作品从文学性坐标轴滑向世界性坐标轴的过程中，变异和误读几乎无处不在。“为了理解世界文学的运作方式，我们需要的不是艺术作品的本体论，而是现象学：一个文学作品在国外以不同于国内的方式展现自己。”（见氏著《什么是世界文学？》导论，下同）
　　大卫 丹穆若什是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系的名教授，他的观察，我以为是相对公允和可信的：“直到今天，美国也鲜有外国当代文学的翻译，勿论广为发行，除非是相关的作品反映了美国关心的事物，并且吻合美国人心目中外国文化的形象”，他进一步援引蒂姆 布勒南的说法，“有几位年轻的作家开始写作一种第三世界都市小说，这一文类的成规，使他们的作品读起来不幸好像是用配方预先调制好的。与其说它们不真实，不如说太关心接受语境，它们在图书馆里通常被放到同一个橱窗里展示，置身于各色杂交主题的作品之列，它们参与制造出美国人心目中的多元文化”。

3“从一开始就立志迈入国际橱窗”
　　很大程度上，《十个词汇里的中国》可以视作《第七天》的先声，在这些虚构或非虚构的作品里，生活都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案例和事件。余华像收藏家一样搜集案例和事件，但他没有明白，这些案例和事件其实只是大海表面的泡沫和漂浮物。
　　在《兄弟》之后，余华写过一本名为《十个词汇里的中国》的非虚构作品，它既是一次国际旅行的产物，也从一开始就立志迈入国际橱窗。在这本作品中，余华向海外读者描述的中国形象，是由两部分构成的，一是他成为小说家之前的生活经验，二是他成为小说家之后搜集的社会新闻。除了描述之外，他议论的方式是这样的：“今日中国的社会生态可以说是光怪陆离，美好的和丑陋的、先进的和落后的、严肃的和放荡的，常常存在于同一个事物之中。山寨现象就是如此，既显示了社会的进步，也显示了社会的倒退……作为中国社会片面发展的必然结果，山寨现象是一把双刃剑，在其积极意义的反面，是中国社会里消极意义的充分表达。可以说，今日中国的道德沦丧和是非混淆，在山寨现象里被淋漓尽致地表达了出来……”
　　如果抹去作者名字，没有人能够看出这一定是余华所写。当一个迈入中年的先锋小说家企图面对变化中的社会发言之际，他不知不觉地，选择的是一种根植于童年和少年记忆中的文字经验，一种以陈词滥调为己任的社论语言。
　　很大程度上，《十个词汇里的中国》可以视作《第七天》的先声，在这些虚构或非虚构的作品里，生活都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案例和事件。余华像收藏家一样搜集案例和事件，但他没有明白，这些案例和事件其实只是大海表面的泡沫和漂浮物，它们的壮观、疯狂和奇异，是由宁静深沉的海洋作为底子的，一旦这些泡沫和漂浮物被单独打捞出来，放在堪供展览的瓶子里，虽可吸引观光客的注意，但假如他们就此谈论起大海，渔夫和水手是都会报之以轻笑的。
　　余华，以及很多和余华一样“鼠标点一点、尽知天下事”的中国小说家，大概也会嗤笑杜鲁门 卡波特式的偏执。彼时已功成名就的卡波特，用了整整六年的时间追踪一桩刑事案件。无数次和犯人之间的通信和面谈，几千页的案件调查笔记，最后成就了一部厚厚的《冷血》，这时候，它是非虚构还是虚构，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小说家把新闻事件背后的复杂生活，把泡沫之下的整个大海，和盘托举了出来。没有人，罪犯也好受害者也好，只是新闻记者和公众以为的那个样子；甚至没有人，是他自以为的那个样子，甚至小说家自己也不是。通过《冷血》的漫长写作，卡波特最终所完成的，其实是对自己内心深渊的毁灭性认识。
　　而当余华说，他“写下中国的疼痛之时，也写下了自己的疼痛。因为中国的疼痛，也是我个人的疼痛”，我想他太过自信了，因为他以为自己面对的只是异邦人天真好奇的眼睛，就像那些呼啸于世界各地的“到此一游”者，匆匆忙忙地代表着中国。

微博热议：

《第七天》的伟大与失败
　　@阿花的伊萨卡岛：把《第七天》读完了，极其失望，我绝不相信这是余华写了七年的作品，除了走向死无葬身之地这个想法挺有意思之外，我从这部小说里找不到什么优点。我钦佩余华对当下现实的痛感，但如果他没有用文学应有的方式去体现这种痛感，而只是把各种新闻罗列出来，用粗糙的语言进行控诉，那他就不是写小说的余华。
　　@洛之秋：坦白讲，《第七天》失败的根源并不是余华在小说中容纳了太多社会新闻版的荒诞桥段，而纯粹是技术层面的──词语的失败，细节的失败，人物对白的失败，叙事风格的失败……如此糟糕的一本小说，如果是无名的小作者，绝无任何发表的可能，甚至可能立刻招来编辑恶毒的讽刺。但因为他是余华，就能拿去预售。
　　@康慨：余华《第七天》看到这，感觉写得很好啊，文字流畅又有共鸣，为什么微博上对这书一片骂声呢？难道大家不满写得太现实太血淋淋？说这小说是垃圾的都是什么心态？
　　（近日韩寒发的“关于我的长篇小说”自白书的微博被一些人认为是余华新作的高级黑）
　　@韩寒：“现在觉得好的小说应更加纯粹，描述每一种世界之广大，探寻每一枚人心之复杂，要贴着现实，但不能黏着现实，要控制自己的叙述而不是一味控诉，小说里的人物是你穿透世界的面具，而不是批判制度的道具，更不是承载段子的玩具。不能把大量时事评论和社会热点放置其中，那些都是杂文新闻和微博论坛要做的事。在写《1988》时开始意识到这些，反思和进化中，没想透之前不会随手将就一本，朋友们就不用催促新的长篇小说了，后会无期。”
　　采写/新京报记者于丽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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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天》书封

　　上个月，作家余华在上一部长篇小说《兄弟》后时隔7年终于出版了他的新作《第七天》。尽管毁誉参半，但不妨碍余华领跑全国各大图书销售榜。新书问世后一直拒绝媒体采访的余华，在前天的《第七天》作品研讨会上，首度开腔回应读者对他新书的吐槽：“读者的反应我是有预感的，我知道一出新书肯定有人骂，但是我觉得这是好事。”
　　《第七天》是余华在出版《兄弟》之前就动了笔的一部长篇小说，写写停停一直到今年6月才正式出版。上市前还被包装成中国版的《百年孤独》。凭借余华的名号，《第七天》全国预订数就高达70万册。小说上市后，第一批读者的评价两极分化，觉得好看的人认为特好看，觉得不好看的人说这是余华最烂的一部。更“毒”的网友调侃《第七天》就是小说里的《天机·富春山居图》。
　　在扛过二十多天后，余华首度正式开腔谈自己的新作，他坦言最意外的是小说的语言“被人骂”。他认为这本书相比之前“故意追求语言的粗俗”的《兄弟》，语言风格完全不同：“我说《第七天》语言肯定没人骂了，但是一样有人骂，说语言苍白、枯燥无味、白开水一样。这个小说的语言我非常讲究，修改了一遍又一遍，尤其到一校、二校的时候，改动的全是语言。”
　　余华的《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和《兄弟》几部小说都是“好书多磨”，从小说的写作到出版往往花上好几年的时间。余华对自己“慢”却另有解释：“我写作那么慢的一个原因是，我总是落在现实后面，但我的慢也可能是幸运。可能是一个作家写作时间越长，野心越大，野心越大，风险也越大。”
　　被称为“最具苦难意识的中国当代作家”余华这次选择了“近乎荒诞”的角度来描写现实，他对此的解释是：“写实小说走的是康庄大道，怪诞小说是抄近路的。怪诞小说也好，荒诞小说也好，是为了更快抵达现实，而不是慢慢抵达现实。”
　　据悉，《第七天》上市以来，全国各地的书店和三大售书网站保持热销。有媒体报道，在亚马逊中国的图书销售总排行榜上，一本书两天内纸书和电子书同时成为销售冠军。出品方新经典透露，《第七天》第一版第一次印刷的70万册只能满足当天的订单，出版社随即进行了紧急加印，同时出版了第一版第二次印刷的版本。J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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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从死亡说起
　　“浓雾弥漫之时，我走出了出租屋，在空虚混沌的城市里孑孓而行。我要去的地方名叫殡仪馆，这是它现在的名字，它过去的名字叫火葬场。我得到一个通知，让我早晨九点之前赶到殡仪馆，我的火化时间预约在九点半。”
　　这是《第七天》的开篇文字，也是整个小说荒诞的基点。故事讲述一个普通人死后的七日见闻：这里有分等级殡仪馆、有温馨又揪心爱情、有养父子之间感人至深的父子情、有冤假错案、也有刘梅等鼠族类的生活……一个人在死后还能参加自己的火化仪式，并且开始回顾自己的一生，这本身就十分荒诞。主人公杨飞的经历随处可见中国当下生活各种怪现象，折射出残酷又荒诞的现实。（实习记者：陈梦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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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说：2006年，作家余华在上海书城为《兄弟》下册签名售书。新民晚报 郭新洋 资料图

　　【新民晚报·新民网】“有人说《第七天》是我最烂的小说，这很客气。7年前《兄弟》出版时，就有人说是中国所有小说里最烂的。”面对外界铺天盖地的评论，余华却关了手机。记者通过微信联系到他，他同意以邮件的方式接受独家专访，首度回应对《第七天》的批评意见。


　　问：小说出版后有很多两极的评论，批评者认为用了太多的新闻，像是微博上的转发和改编，对此你怎么看，写作时为什么使用这么多新闻?
　　余华：我们的生活是由很多因素构成的，发生在自己和亲友身上的事，发生在居住地方的事，在新闻里听到看到的事等等，它们包围了我们，不需要去收集，除非视而不见。我写下的是我们的生活。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里写了很多当时哥伦比亚报纸上的事件和话题，他说他走到街上，就有读者对他说：你写得太真实了。当然《第七天》不能和《百年孤独》比，人家写的是一百年的孤独，我只是写七天的孤独，人家的一百年只用了二十多万字，而我的七天花费了十三万字。我深感惭愧。


　　问：读者的批评你会关注吗?或者因为《兄弟》，你已习惯了这种两极分化的评论?
　　余华：我会关注批评，但不是现在。等《第七天》冷下来，我会认真看读者的批评，那时候，冷静的批评也会多起来。《兄弟》七年里经过了两个出版社，换了几个版本，现在去书店买《兄弟》的读者对当时的争议不了解，也可能没兴趣，现在我开始关注他们的意见了。其实《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出版时也有很大的争议，只是那时的争议局限在文学界，那时媒体不关心文学，更不会关心我，也没有网络。《兄弟》出版时媒体关注文学，也关注我了，而且有网络了，所以争议被放大。这次《第七天》出版，有微博了，争议更加放大。
　　我十分感激读者对我关注，无论是赞扬的还是批评的，我都心存感激。被关注和被批评是成正比的，如果有一天没人关注我了（包括骂声），那就意味着我被遗忘了。


　　问：有评论家觉得，你的语言才华未在新作中发挥尽致，有仓促的感觉。这是一部第一人称的小说，我注意到你在小说里用了特别多的“我”，似乎是有意识的重复和强调?
　　余华：这是一个从死者的角度来叙述的故事，语言应该是节制和冷淡的，不能用活人那种生机勃勃的语气。在讲述现实的部分，也就是活着世界里的往事时，语言才可以加上一些温度。一部小说的叙述语言应该由小说本身的叙述特征来决定。我在修改时已删除很多“我”，剩下的“我”都是不能删的，仍然不少。这是叙述的需要，《第七天》的叙述有点像圆规，“我”的经历是圆心，所见所闻是一条条圆线，叙述的圆规一圈圈往外画圆。


　　问：为什么选择七天讲故事的形式?为什么选择鬼魂的角度?小说家写现实是否需要距离感?
　　余华：作家如何叙述现实没有方程式，不同的作家写出来的现实也不同，即使是同一个作家，在不同时期写下的现实也不一样。但是必须要有距离，在《第七天》里，我从一个死者的角度来描写现实世界，这是我的叙述距离。《第七天》是我距离现实最近的一次写作，以后可能不会这么近了，因为我觉得不会再找到这样既近又远的方式。
　　我一直想将生活中看似荒诞其实真实的故事集中写出来，同时又要控制篇幅，因为用五十万字或一百万字去写会容易很多，对我来说虽然会消耗时间和体力，但不会形成挑战，只有用不长的篇幅表达出来才是挑战。于是我找到了这个“七天”的方式，让一位刚死去的人进入另一个世界，让现实世界像倒影一样密密麻麻地出现，而且要让它们的身影十分清晰。本报记者夏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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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第七天》里，余华讲述了一个普通人死后七日的见闻：这里有分等级殡仪馆、有温馨又揪心的爱情、有养父子之间感人至深的父子情、有冤假错案、也有刘梅等鼠族类的生活……小说从死走向生，在生与死两个极致的世界之间来回穿梭，用一个魔幻现实的世界来表述对现实的审视与批判。（新民晚报·新民网记者 夏琦）

　　（记者：刘婷）昨天，多位国内一线评论家在北京师范大学，就出版以来备受关注也引起不少争议的余华新作《第七天》进行研讨座谈，余华本人也来到现场聆听来自专家的评价。因该书与当下现实的“零距离”，评论家话题较为集中在作家与现实的关系上。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程光炜就谈到，现实在“倒逼”作家，逼迫作家回应今天这个时代的东西。
　　余华《第七天》中，与现实的距离很近，甚至引发了“新闻串烧”的评价。对此复旦大学教授张新颖认为，这关系到我们如何理解这个时代。老实说，余华所写的那些社会热点已不是新闻，这些东西就是我们的日常生活。今天这个时代已经变成这么一个奇怪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发生的再奇怪的事情都不是新闻了。或者你一定要把它说成是新闻的话，整个这个时代本身变成了一个新闻。由此，余华的作品中人物有一种无力感，而在今天一个比较平常的、持有日常的观念、日常的生活方式的人，基本上都是“没有力量”的人。余华是艺术地、形象地把这样一个正常人在当代社会里的那种无力感写出来，他把主人公写成了一个死人，表达出来的绝望是很深刻的东西。
　　北大中文系教授陈晓明认为，余华的该书一方面有一种单纯和明晰的特性，另一方面它又属于形而上的、诗意化的，有形而上冲动的、哲理性。关于现实的这个主题，他提出是不是有更好的处理方式？有读者认为书中的社会热点是不是太多了，在当下一个混乱、庞杂的现实中，如果余华抓住其中一点来做是不是更好？此外陈晓明表示，今天中国的现实并不是中国作家能够击穿的，但是他自己对中国作家表示敬意在于，中国有一批作家，他们有一份对现实顽强不屈的责任，如贾平凹、格非、余华等。
　　余华表示，实际上，他认为他在书中引用的新闻素材内容并不多，但读者在观感上可能有所夸大。他希望用不长的篇幅，较为集中地表现中国当下社会的荒诞感。难以想象的现实都在发生，最后大家都慢慢习惯了。并且选取的是一些较有代表性的事件。可能怪诞小说相比现实小说的“大路”，更像一条通向现实的“近路”。怪诞小说是抄近路的，怪诞小说也好，荒诞小说也好，是为了更快地抵达现实，而不是慢慢地抵达现实，否则没有必要用荒诞的方式。

　　7月初，众多文学评论家齐聚北京师范大学，就余华的最新长篇《第七天》进行研讨座谈。余华也来到现场，公开回应来自各界的质疑。余华提到，“假如我要说最能够代表我全部风格的小说，只能是这一部，因为从我八十年代的作品一直到现在的作品里面的因素都包含进去了。”“这个小说写了好多年，但我写作那么慢的一个原因是，我总是落在现实后面，但我的慢也可能是幸运。”“当我写这个小说的时候，有一种很强烈的感觉，我是把现实世界作为倒影来写的，其实我的重点不在现实世界，是在死亡的世界。”
　　以下为余华演讲实录：
　　非常感谢大家把这个书读完了，而且我发现大家都读的非常认真，随口就可以说出里面的东西来。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这个小说现在出版才二十天，还需要更多的时间，但是大家说的确实很对，假如我要说最能够代表我全部风格的小说，只能是这一部，因为从我八十年代的作品一直到现在的作品里面的因素都包含进去了。很有意思，读者的那个反映，我是有预感的，我知道我一出新书肯定有人骂，但是我觉得这是好事，不是坏事，因为关注你的人多，肯定骂你的人也多，不可能大家都说你好的，每个人都有自己说话的权利。但是我当时真的没有预料到，我说这部小说可能跟《兄弟》有一点不一样的骂，《兄弟》有时候故意追求语言的粗俗，因为有的时候需要粗俗，你想李光头能说文雅的话吗？那肯定不是李光头了。我说《第七天》语言肯定没人骂了，但是一样有人骂，有人说语言怎么苍白，语言枯燥无味，白开水一样的语言，确实我没有想到语言也有人骂，因为这个小说的语言我非常讲究的，我修改了一遍又一遍，尤其到一校、二校的时候，改动的全是语言。因为“第七天”是分成三段，第一段是送鼠妹去殡仪馆，鼠妹的一个大段的讲述，讲述她和伍超。第二段是他和他的父亲在殡仪馆里面见面，最后一段是他回到死无葬身之地的路上遇到伍超，伍超又有大段的讲述，这个没有办法用前面那种简洁的语言来讲述。
　　这个小说写了好多年，但我写作那么慢的一个原因是，我总是落在现实后面，但我的慢也可能是幸运。我1996年开始写《兄弟》，从96年来看的话，当时的中国和文化大革命时候的中国变化已经非常大，你难以想象，不可能有那么大的变化。但是当2005年和2006年完成的时候，发现96年几乎没有变化，才刚刚开始变，当代中国九十年代才刚刚开始变化，所以如果96年完成的时候可能就不是这样。这部小说也是同样的命运，我在写小说的时候可能有一种心理疾病的，这一段写的不满意的话下面写不下去。《兄弟》之前就把开头那段写完了，开头那段我认为写的很精彩的，第一段写完以后我说这个小说可以写完了，我觉得自己小说是很牛的开头了。后面为什么又搁了一段时间呢，我在改的时候，脑子里犹豫了一下，是不是把浓雾改成雾霾，我想算了，现实东西太多了，所以我放弃了。为什么又搁了一段时间呢？就是他没有殡仪馆的那个变化，你迟到了，你还想不想烧，那个小子给他打的那个电话，让他直接通过充满浓雾进入候烧大厅，写完这段我感觉到出问题了，他进入的太快，虽然是一个怪诞小说，怪诞小说和写实小说最大的区别是，他们和现实的关系，写实小说走的是康庄大道，怪诞小说是抄近路的，怪诞小说也好，荒诞小说也好，是为了更快的抵达现实，而不是慢慢的抵达现实，否则我没有必要用荒诞的方式，我完全可以用十九世纪前辈的方式来写。当然怪诞小说肯定会遭到很多非议，因为修了很多大道，一定要行的很安全，边有上有车，还有警察，你不会遇到劫匪，你如果抄近路的话可能会有劫匪，遇到的风险大一点，但是这样写更有意思。所以我当时感觉少了一个，这么一个细节，殡仪馆那个小子给他打电话的细节，让我耽搁了近两年，头搁在那，突然有一天早晨醒来，脑子里想起来，让殡仪馆的人给他打电话，你是杨飞吗？是。我是殡仪馆的，你在哪里？我在家里净身。有了这么一个殡仪馆的电话以后，而且打了两次，让他再进入殡仪馆就比较舒服了，因为从叙述来看的话，如果没有这段直接进殡仪馆太匆忙。
　　今天大家都提了很好的意见，对我今后的写作也是很好的帮助，对我以后考虑问题也会更加充分。其实《兄弟》之后，因为这篇就搁在那了，如果当年完成的话可能不是这样一个小说，但是死因已经有了。我发现有些人关注现实，他们只是以看电视或者看网络才知道现实，像《许三观卖血记》当年出版的时候，两年以后河南的艾滋村事件被媒体暴光以后，我说我写卖血在中国已经存在半个世纪。弃婴那个事件，我当年在医院的时候，我做牙医的时候，八十年代计划生育，我在医院长大的，我就见过很多，只不过现在慢慢被媒体曝光，其实它存在的也已经有快半个世纪。强拆事件起码有二十年了，从我们有房地产开始。强拆事件都在我们现实生活中存在很长时间，不是说媒体没报道就没有这回事。《兄弟》完之后我写过一个散文集《十个词汇里的中国》，我写完以后不想出中文版，英文版当时遇到金融危机，兰登集团合并乱成一团，《兄弟》出版去美国的时候，那个销售总监都解雇了，没人管我，宣传总监也不知道是谁，我的编辑又遇到这样一系列的问题以后，拖到11年才出版，拿到翻译稿两年以后才出版，他就提了一个建议，他说里面有些数据能不能更新一下。我发现美国的编辑确实厉害，因为他说里面提到很多事例都太旧了，能不能换几个新的。我再看了一些材料以后，我发现所有的数据，里面只要出现数据都有巨大的变化，就两年的时间发现现实变得特别快。八十年代末的时候我写过关于威廉·福克纳的文章，我说威廉·福克纳证明文学高于现实是不可能的，在威廉·福克纳的时代作家就已经这么证明，我们老说文学高于现实，那是骗人的，根本不可能的。除了少数比较平静的国家以外，生活在今天这样一个中国，你想做到文学高于现实，威廉·福克纳的时代都做不到，更不要说我们今天这个时代。所以我当时写这个小说初衷是这样的。
　　为什么题目不是七日，而是第七天，两个原因，很简单，第七天比七日好，作为书名的话，你会选择第七天还是选择七日？肯定选择第七天。第二个原因，其实我写到第七天才是故事的开始，我这次是反过来的，我的小说开始是传统意义上小说的结尾，那个人死了去殡仪馆，那肯定就是结尾，写到第七天其实是刚刚死无葬身之地的开始，但是我就结束了，我这个小说是反过来的，从结束地方开始写，写到开始的地方结束了。后来为什么找到这样一个死亡的角度呢？可能是一个作家写作时间越长，野心越大，野心越大，可能风险也越大。06年写完《兄弟》下部的时候，有多少人说小说是虚假的，现在没有一个人认为《兄弟》不是虚假的，这次我拿出来的全是你们熟悉的事情，结果又有很多人说瞎编的。所以这次我就是想在不大的篇幅里，把今天的中国，到了2012年和13年的中国，我们的现实比05年、06年更加荒诞，你难以想象的现实都在发生，最后大家都慢慢习惯了。我就是寻找一些具有这个时代标志性的事情。我们所谓的社会事件，我只写了很少的一点，为什么？放不进去，当你进入某一个叙述的时候，你要按照你的叙述来，有些东西放不进去。我们现实里面荒诞性的东西，我放的并不多，但是有一个是我后来加进去的，就是地质塌陷的那个细节。初稿都完了，我突然发现有一个大问题，没有这个地质塌陷的时候，李月珍和27个死婴在一个月光明媚的晚上，他们自己走出了太平间去了死无葬身之地，我总觉得有问题，因此又搁了很长时间，其实地质塌陷前年就已经有很多报道，但是我忘了，因为你在写的时候哪能管新闻，你肯定是按照叙述的节奏来写的。我当时觉得不对，因为杨飞去死无葬身之地，他是以他的方式，最后遇到鼠妹，鼠妹把他带去，他父亲去又是另一种去法，李玉珍和27个婴儿，我前面写的哪些人是去过殡仪馆的，没写过太平间的，从太平间怎么去？如果这样拿出来的话，这个小说就是大的毛病。突然有一天又看到地质塌陷的新闻，我心想怎么把这个给忘了，一个塌陷，刚好把太平间陷下去以后，把他们震起来以后让他们出来，然后又描写一大段李玉珍回去看她的丈夫、女儿，包括杨飞，有了这个地质塌陷以后，让李玉珍从太平间再去死无葬身之地就变得合理了，哪怕是荒诞性方面也变得合理了，如果没有这段，我觉得不够。因为塌下以后他们起来了，我写她此前深陷在三个沉睡里面，其实她在里面呆了三个晚上。这个是我后来加进去的，但是帮了我大忙，如果没有塌陷的话，整个去的过程就不一样了。
　　当然所谓荒诞小说，必须要注意细节的真实。比如我写给鼠妹净身的时候，骨骼的手没有皮肉，只能采一片树叶。有时候你为了解决问题，发现再多一点以后这个细节会写的更优美。如果我不写把树叶捧在手上，怪诞小说里面细节还是要真实的，这是一个前提，如果不追求细节真实的话，都是骨骼的手怎么捧水呢，但是有了树叶以后，每个人手里捧着树叶，树叶上面是水。
　　其实我当时的一个想法，只有用这样的方式把我们时代中那么多荒诞的事情集中起来写，如果用许三观的方式，用《活着》的方式，只能写一件事情，但是我不是对于新闻那么热衷的作者，我不会单独集中精力写一个人上访或者写一个人拆迁，我对这个兴趣不大，但是我为什么当年写《许三观卖血记》，《许三观卖血记》里面卖血才写了四次，主要写他们的生活，因为他们的生活吸引了我，卖血只是一个由头而已。当我写这个小说的时候，有一种很强烈的感觉，我是把现实世界作为倒影来写的，其实我的重点不在现实世界，是在死亡的世界。
　　如果除开我和我父亲杨金彪的描写，我和李青的描写以外，因为鼠妹和伍超的现实比较近，真正涉及到现实事件的笔墨，我感觉在里面不会超过七分之一，可能大家阅读的时候觉得夸大了，在小说里面占的篇幅并不大。所以涉及到现实世界的东西对我来说倒是倒影，不是我小写的重点，但是看上去很多。说到表达现实的文学意义在哪里，我就是用死无葬身之地来表达，可能我没有写的更好。如果我采用另外一个方法，采用《2666》第五章罪行，把发生在拉美一个小城市的一百多起的奸杀案全部罗列出来，篇幅比我这个还长。我采用的方式是从死无葬身之地这么一个谁都不愿意去的地方，以前是咒骂人的地方，我是从这样一个角度来写我们的现实世界。如果有人问我文学的意义在什么地方，我说就在这儿。如果我没有从死无葬身之地来写现实世界，而是采用波拉尼奥罪行的方式，可能真的没有文学的意义了。我已经写了三十多年的小说，如果没有文学的价值，我觉得我不会动手。
　　今天就说到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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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华作品《第七天》书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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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作热度退却之后，余华回答读者各种问题

　　著名作家余华新作《第七天》上市之后的各种争议，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都是圈中热点话题。近期，在《第七天》的热度退却之后，余华在微博上针对读者的各种疑问，一一作答。他强调道，不要相信“文如其人”这句老话，越是优秀的作家越是文和人不一样。“满怀希望的作家往往会写出绝望之书，满怀绝望的作家往往会写出希望之书。”

一个词评《第七天》：借尸还魂
　　问：如果请你为《第七天》这本书写一句话评语，你会写什么？
　　余华：不需要一句话，一个成语就行──借尸还魂。
　　问：《第七天》号称七年磨一剑，为什么你的每部小说都写这么久？
　　余华：每个作家的写作方式不一样，有的一气呵成，有的断断续续，我的写作属于断断续续。我羡慕莫言的写作方式，他是长时间构思一部小说，构思成熟了就背着包回老家高密一气呵成写出来，十多年前我对他说，你是短痛，我是长痛，长痛不如短痛。这次《第七天》出版后，有人质疑我只用七个月就写完了，其实我希望七个星期就写完，问题是我没有这个能力。我希望自己能够像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40多天就写出一部杰作，而且还那么厚，可是我做不到。
　　问：通过《第七天》，你最想传递给读者的是什么？真相还是信念？
　　余华：两者都有。《第七天》涉及到的一些事件读者应该是熟悉的，所以我用死无葬身之地这样一个陌生的角度去讲述这些。很多真相不是在生者的世界里，而是在死者的世界里。虽然人人认为死无对证，我还是要让这部小说死有对证。新经典文化的老总陈明俊先生读完小说后给我短信，说他感到有一种温暖，他所说的温暖就是信念。有人怀疑鼠妹和伍超的爱情，觉得这样的爱情现在不会存在了。这样的看法代表了很多人对现实的极度失望，在一个道德沦丧的社会里，鼠妹这样一个女孩会如此爱着伍超吗？这里面有一个问题，人们在批判道德沦丧时，常常觉得那是一系列个体行为造成的。我们应该想一想，过去的中国不是这样，现在为何就这样了？难道政府没有责任，难道我们的制度没有出现问题？所以我在《第七天》想要传递的信念来自那些被误解的个体，不是来自现在流行的社会批判观念。

人类的美德，有时候可以终结悲剧
　　问：在《第七天》中，“死无葬身之地”的温暖和人情是不是你对现实世界的憧憬呢？这个地方貌似比现实更为温暖。
　　余华：如果没有“死无葬身之地”，我没有办法去写这部小说。正如你所说，那地方比现实世界要温暖要充满希望得多，我在写作的时候一直这么感受着这个“死无葬身之地”，但是我反复告诫自己，那里不是乌托邦，也不是世外桃源，我颠覆原有词义后重新定义这个地方──一个美好的地方。一方面是为了更加有力地批判现实，另一方面就是你说的对现实世界的美好憧憬。
　　问：你认为是社会悲剧加剧了个人悲剧的产生，还是个人悲剧凝结成巨大的社会阴影？沉重、深刻、厚度、怜悯，是否可以终结悲剧，还是悲剧产生的原因？
　　余华：我的看法和你一样，社会悲剧加剧了个人悲剧，个人悲剧又加剧了社会悲剧，两者纠缠着周而复始，似乎没有尽头。人类的美德，比如同情和怜悯，有时候可以终结悲剧，有时候又会产生悲剧。这个问题好像没有答案，所以我只好去描写死无葬身之地了。
　　问：《第七天》的腰封写着“比《活着》更绝望，比《兄弟》更荒诞”，但读了之后发现，它还更“温情”。尤其是杨飞的父亲这个角色和《兄弟》中的父亲宋凡平非常相像。而且父亲的分量更重。小说本身是否隐含一个“寻父”的主题？一个传统文化失落之后当代人死无葬身之地的悲哀？
　　答：一位朋友在读完“第三天”时给我发了一条短信，只有四个字“节制，感人”。他说的“节制”是指“第三天”关于杨飞和父亲的叙述。《兄弟》里有关宋凡平的叙述就不能用“节制”这个词了。杨金彪和宋凡平都是强大的父亲，不同的是宋凡平是以强大方式表现出来强大的父亲形象，杨金彪是以弱小的方式表达出来的强大的父亲形象。至于小说本身是否隐含一个“寻父”的主题，我在写作的时候没有去想这个，写完后发现叙述的主线就是寻父。“死无葬身之地”是叙述的支点，也是人间悲哀结束之后的开始，而开始的是什么，我想每一个读者都会有自己的想象。
　　问：你的下一部小说会关注哪些方面的内容？
　　余华：关于下一部出版的小说关注什么，我现在不能说明。我手头上有几部未完成的小说，不知道它们中间谁先跑过终点。

记忆力衰退了，就很难写出好小说
　　问：从《十八岁出门远行》到《活着》再到《兄弟》，你在小说创作上不断追求贴近真实，《第七天》用了更为荒诞的手法，在你看来，这是越来越接近于现实的真实还是文学的真实？如何看待现实和小说之间那种荒诞世界里的真实以及真实世界里的荒诞？
　　余华：《十八岁出门远行》是荒诞小说，《第七天》也是荒诞小说。不一样的是，《十八岁出门远行》是1987年1月发表的，当时的中国社会并不荒诞。今天的中国社会已经足够荒诞，就是用纪实的方式把强拆和上访这样的事件写出来，也会给予读者荒诞感。我写《十八岁出门远行》的时候，小说比现实荒诞，我写《第七天》的时候，现实比小说荒诞了。这是一个难题。荒诞世界中的真实和真实世界里的荒诞相差无几的时候，小说如何表现荒诞中的真实，对我来说是一个挑战，我喜欢这样的挑战。《第七天》试图用比现实荒诞更加荒诞的方式来表现，今后我还会继续这样的尝试。
　　《活着》是一部写实风格的小说，它出现在《十八岁出门远行》发表后5年，《第七天》出版前21年。21年前写完这部小说时，我完全没有想到这部小说会在如此漫长的时间里受到读者的欢迎。我知道自己写实的能力，这个不会丢掉，我未完成的几部小说里，就有写实风格的。
　　问：写作的时候，最好的感觉是什么？
　　余华：写作时最好的感觉是感觉不到自己正在写作，完全置身于虚构的世界，在一个个虚构的人物那里灵魂附体，感觉每一个人物都是自己。有时候就是饿了去吃饭仍然不会从里面出来，吃完饭赶紧再去写。但是这样的好时光需要体力和记忆力，随着年纪越大，这样的好时光越短。十多年前曾经有记者问我，是否担心才华枯竭？我说，才华不会枯竭，但是生命会枯竭。不少伟大的作家老态龙钟之后写作退化了，就是这个原因。人老了，虽然才华依旧，可是体力衰退了，记忆力也衰退了，就很难写出好小说。

偏爱第一人称，是因为题材的需要
　　问：你的小说里的人物似乎并没有主观感知到自己身上的苦难，这是为什么？为什么要选择第一人称来讲这个故事，而且您上世纪九十年代后很多故事都是第一人称的，能谈谈您为什么偏爱第一人称的叙事么？
　　余华：我已经出版的五部长篇小说里有三部是第一人称叙述的，《在细雨中呼喊》是借用第一人称，因为叙述的时候经常没有“我”了。《活着》和《第七天》是使用第一人称，“我”一直存在着。你说的很对，我“小说里的人物似乎并没有主观感知到自己身上的苦难”。《活着》里的福贵经历太多的苦难，如果从旁观者的角度来看，他的一生除了苦难似乎没有别的，可是对于福贵自己，他有着很多人没有的幸福，比如他有过世界上最好的妻子和儿女，虽然他们早早离他而去，可是回忆足以让这样的幸福延续下去。如果用第三人称来写福贵的故事，除了苦难还是苦难，我写不下去。可是用第一人称来写，让福贵用平静的幸福语气来讲述自己的一生，苦难的故事里就会不时地洋溢出幸福和乐观。《第七天》里的杨飞是一个死者，但是他来到了“死无葬身之地”这么一个十分美好的地方，他死后的所见所闻在宁静里透射出欣喜，这时候用第一人称叙述，可以将这样的欣喜直接和微妙地表达出来，可以省去第三人称叙述时常常不能回避的铺垫式语句。所以，与其说我偏爱第一人称的叙述，不如说我选择的题材和叙述角度偏爱第一人称的叙述。
　　问：想问余华，你觉得这个现实的世界会好吗？
　　余华：我相信这个现实世界会越来越好，我一直以来是乐观的，虽然我的小说读起来是悲观的。我已经写了30年的小说了，有自己的写作体会，也和其他作家有过不少的交流。我的经验是不要相信“文如其人”这句老话，越是优秀的作家越是文和人不一样。满怀希望的作家往往会写出绝望之书，满怀绝望的作家往往会写出希望之书。

我的书被盗版是应该的
　　问：你的《第七天》刚刚上市“第七天”，我就在天桥的一边看到了它的盗版。你认为，盗版书现象后面的本质是什么？
　　余华：我在《纽约时报》的专栏里专门写过一篇关于中国盗版的文章。盗版屡禁不止是很多原因造成的，但是根本的原因还是中国社会对盗版和假冒伪劣产品存在着一个巨大的需求市场。当中国仅次于美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国时，仍然有超过1亿人生活在贫困线下。在物价飞涨的中国，数量庞大的贫穷人口构成了盗版和假冒伪劣产品的需求市场。他们没有能力去消费正版的有质量保证的产品，只能消费便宜的盗版和假冒伪劣产品。他们的生活被毒大米、毒奶粉、毒蔬菜、毒火腿、毒馒头、毒玩具、假鸡蛋、石膏面条们所包围，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他们吃下劣质的食品，使用劣质的日常用品。他们中间的不少人需要知识需要看电影需要读书来改变自己的命运，可是他们买不起正版的图书，只能买便宜的盗版图书。所以我在大学演讲时说过：如果这个巨大的贫穷人口问题不解决，我的书被盗版是应该的。（记者：尹维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