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作家应该“离地三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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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传时间: 2013-8-26 0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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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几天，苏童睡得不太安稳，他笑称，“可能是为了这本书忙得焦头烂额，回去就睡不着了。”苏童口中的这本书就是近日在上海书展亮相的新书《黄雀记》。10年前，苏童曾说文学理想就是在50岁的时候写出最好的长篇小说。今年恰逢知命之年，对于这本《黄雀记》，苏童没有形容为“最好”，而是“满意”，“这是我自己满意的一部作品，是我小说中比较有故事性、比较好看的一部小说。当然，我不会停滞创作长篇小说的脚步，写出最好的长篇小说就是我创作的源动力。”

新作回归“香椿树街”
　　新作《黄雀记》最初刊发于《收获》2013年的第三期，囿于篇幅限制，苏童删去了约5万字的“枝蔓性细节”，足本于今年8月由作家出版社正式出版。《收获》执行主编程永新在看完最初约25万字的版本后，曾赞其为“苏童最重要的一部小说”。这部“最重要的小说”亦被人称之为“回归之作”，回归“香椿树街系列”的作品。
　　“这个系列不是一个题材，而是我创作版图中不可替代的、无法离开的舞台。”苏童这样解释“回归”，“这条街的名字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想通过这个街区的生活展示整个社会和世界，这个企图和野心多年来不曾改变。所以，‘香椿树街系列’会伴随我一辈子，但这不代表重复过去，因为出现在每一个新的文本中的这条街道和我的文本一样焕发着一次又一次的新生命。”
　　一如新作《黄雀记》。不同于上一部长篇小说《河岸》，这次苏童将目光触及当下时代。故事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一直说到2000年，一起青少年强奸案、三个主角、一段爱恨情仇。苏童说，他想通过讲述这个发生在香椿树街上的故事，通过描写两男一女三个当事人的各自生活以及成长经历，切入当下的社会环境，拷问人性，“小说主角润保、柳生、小仙女其实都是在罪与罚的命运轨迹中苦苦挣扎、生存。罪与罚、被羞辱与自我救赎、绝望与希望就是这本小说的主题。”

创作时心里已有一群阅读对象
　　因为同为先锋派的主将，年龄相仿，苏童总是被外界用以与余华相比较。对于老友余华的新作《第七天》一上市便引来一片争议，苏童的答案如同他的创作习惯一样严谨、字字斟酌，“我与余华私下都不会谈论彼此的作品。我们在一起会谈论文学，但通常不会具体到双方的某一部作品，只是偶尔会涉及他人的作品。”
　　谈及苏童创作时的严谨并不是空穴来风，坊间就曾多次传言他在创作时一旦不满意便几万字地删除自己写下的内容。对此，苏童坦言，“我写小说确实比较拘谨。以前写作用稿纸的时候，我常常写了半页纸却丢弃了一箩筐。现在使用电脑，删除文字就更方便了。”
　　或许是创作时的严谨，让苏童对于自己的作品有着清晰的定位，他否认自己的作品带着“小资”的风情，而自嘲为“小农”。只是每一部“小农”作品都带着一丝江南特有的潮湿、阴郁。这一份灰色的创作基调来自于苏童年轻时接触到巴尔扎克、托尔斯泰等国外作家后所受到的影响，“我们这一代中国作家多数写小说并不是为了娱乐，有些是将悲悯藏匿在了喜剧色彩之后，更多地则是直接向读者呈现这种灰色的基调，我就是属于后者。”
　　只是这一次，《黄雀记》不再如《河岸》一味沉重，而是用“不悲剧的语言色彩描写了一部悲剧”。苏童说：“这并非因为我在创作时为了顾及不同年龄层的阅读者的口味而作的改变。事实上，我在创作时并不会考虑阅读口味并由此设计自己的写法或者小说的故事，但我在创作时心里确实有一群阅读对象。以前我想象中的对象应该和我差不多年龄，因为我们这一代人都经历过上世纪80年代的文学黄金期，而这个黄金期曾造就了一大批狂热文学爱好者。不过我现在也发现了许多80后、90后的忠实读者。这些对象的存在鼓励着我的创作，让我知道一定会有人看我写的小说。”
　　只是创作、谈话如此严谨的苏童，最后也忍不住承认喜欢在创作时给作品增加自己的趣味，“我的小说中人物的名字总是被不断使用，比如《黄雀记》中的小拐以前就曾经出现在其他‘香椿树街系列’的小说中，这是故意的，因为我想让他们一直活在小说中，陪我到老。”或许，也正是这些“长生不老”的小说人物见证了苏童多年来在文坛上走下的每一步脚印、烙下的每一个痕迹。

对话苏童

有一部分男性确实很弱势
　　广州日报：据说书名原来取名为《小拉》，为什么改成《黄雀记》呢？
　　苏童：“小拉”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在南京流行的一种舞蹈，我年轻的时候在南京就常跳“小拉”，现在也会但跳不好了。取名为《小拉》之后总觉得不太恰当，因为我更倾向于比较抽象化的标题。《黄雀记》有“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意思，可以表明故事被不断地解构，一个美丽的表象之后却藏着一段阴影。
　　广州日报：您这次的小说也触及当下的现实生活，您在创作时如何处理写作与现实？
　　苏童：我觉得当下的很多问题，通过纪实文学或者新闻报道，可以全方位展开并揭示。但作家或所谓的严肃文学的任务不仅仅是揭示，那么作家如何处理与现实之间的关系就变得尤为重要。我认为，死命拥抱现实的写作态度只会带来窒息。一个作家不可能逃避现实，那么最好的距离应该是“离地三公尺”，这也就是说好的作家在处理现实的姿态应该是飞翔、俯瞰，而不是拥抱。
　　广州日报：您如何看待现代读者群严重分化的问题，比如看您小说的读者也许不会看郭敬明的小说，而看郭敬明小说的读者也不会看您的小说？
　　苏童：我没有真正研究过读者受众群，但我一直认为小说的读者群应该是交叉存在的。比如我的读者和余华、贾平凹、韩少功、张炜等人的读者群就存在交叉的可能性，而不是森严壁垒得如同娱乐圈固定成为某粉、某团的形式。
　　广州日报：去年，莫言得到诺贝尔文学奖后，社会上掀起了一股阅读经典文学作品的热潮，您如何看待当今社会的阅读习惯？包括有评论认为国人的阅读量不及国外？
　　苏童：我作为小说作家，看待的世界是整个文学市场的一部分。阅读经典文学的人群可能在减少，但我并没觉得文学市场在莫言得诺奖之前有多么萧条，因为所谓的严肃文学本来就不是大部分人的视野。所以，即使读者群存在萎缩也是一件正常的事情，热潮过去之后也不必哀叹。
　　说到阅读量，欧洲人确实爱阅读，但我曾观察过，他们的旅行读物全是流行的口袋本、通俗性、消遣性的小说，而非严肃文学，所以对于这种现象应该区别看待。
　　广州日报：有读者评论您小说中的男性角色总是比女性角色更弱势，您是故意这么刻画人物的吗？
　　苏童：我并没有觉得我的小说中的男性都是弱势的，比如小说《米》中的男性形象就完全不是弱者。读者会有这种感觉多数是被《妻妾成群》所影响。但其实在《妻妾成群》里我也曾描写了一个大哥形象，虽然这部小说并没有细致地刻画这个人物，但他却是一个非常强有力的、象征权力的、强悍型的人物。毕竟男性一方面象征着权利，但另外一方面，确实存在一部分男性比较弱势。
　　在新书《黄雀记》中，我很喜欢第二章出现的柳生这样一个男性形象，喜欢他的世故、油滑和市井式的智慧。当然，我自己没有这个人物的性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