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时代梦与醒：中石油高层出事──曾经是工业化传播符号

一：工业学大庆，曾经的工业化传播符号
　　在名列世界五百强企业行列的中石油，最近爆出一个腐败窝案，多位高管集体落马。就目前所知，其股票大跌，市值缩水。如果从上至下认真清理一番，在“老虎”之外再挖出若干豺狼狐狸兔子苍蝇，那么，中石油究竟损失有多大，国有资产流失究竟有多少，恐怕是触目惊心。
　　中石油是上市公司──中国石油集团公司的简称，在1998年前改制上市之前，它是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而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的前身就是石油工业部。
　　中国的石油工业历史辉煌。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前苏联支援建设的156个工业项目之中，在涉及石油勘探开采方面的项目只有一项──甘肃玉门石油管理基地。建国初期，以玉门石油基地为代表，中国国内的石油产地，就仅仅是西部油田，离东部工业基地又远，产量又小。
　　1958年，在工业化高潮的大跃进浪潮中，地质部和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的前身──石油工业部，确立了在东部地区找油的战略，而且不依靠前苏联，完全在中国人自己的工业技术探索中开展工业大会战。
　　1959年9月6日，是一个永远难忘的日子，在东北工业基地附近，在黑龙江安达县大同镇发现了储藏丰富的大油田，因为赶上建国十年国庆大典期间，所以后来起名叫做大庆油田。
　　大庆石油是完全中国工业化会战的产物，是符合当时中国共产党靠自己搞工业的雄心壮志。
　　因此，尽管大会战形式从历史规律角度讲，并不是一种符合工业与资金技术和市场的结合方式，但是，在经济发展被政治化的年代，在大跃进期间人们被宁左勿右的经济政治气氛充满头脑的时候，大庆工业会战的党领导方式和工人的创造性作用，被符号化、被传播化了。
　　“工业学大庆”，学的就是王进喜以及1205钻井队他们那一代人，“头戴铝盔走天涯”、“风雪雷电任随它”的艰苦创业精神；学的就是“石油工人一声吼，地球也要抖三抖”，一心甩掉“贫油帽子”、为国争光的那种志气；学的就是大庆人提倡的“三老四严”、“四个一样”等严谨的工作作风和先公后私的高尚情怀。
　　而现在呢，中石油成了大集团了，买卖越做越大，钱越赚越多，办公大楼越来越气派，吃饭“无翅不成席”，茅台拉菲敞开喝，与此同时，内部的蛀虫也聚成了窝。
　　事实证明，在快速工业化过程中，中国的工人阶级抛开资本主义劳动力买卖形成的契约关系之外，单纯从中国工人阶级成长历史来看，即使是由大庆精神包装的中石油，在垄断条件下也会在其结构中出现拉帮结伙的内部人治理现象。
　　工人的创造性成为传播价值，这在硅谷创业为标志的新技术革命中已经很普通平常，但是，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中国石油行业曾经以工人的名义代表了一个传播内容和传播价值。
　　现代石油工业和铁路、钢铁工业都有类似之处，那就是资金技术高度密集，在资本主义国家应当是与股份制公司、股东治理和风险民间资本密切联系起来的市场化东西。
　　但是，中国石油以大庆精神为代表，却把工人的传播符号推到行业的社会形象前台，似乎是新中国工人阶级的劳动带有的政治意义带动了一切，成为推动工业发展的动力。曾几何时，在工业学大庆口号的传播中，中国石油行业产生了大批进入中央领导层的干部。
　　后来证明，在这种传播符号的背后是领导层的随心所欲地内部人治理。而工业管理中的大会战，也在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在与国际工业管理模式接轨以后发现，工业学大庆的工业领导模式，在很多场合就是工业管理大混乱的根源。1979年11月25日凌晨3时30分左右，石油工业部海洋石油勘探局的渤海二号钻井船，在渤海湾迁往新井位的拖航中翻沉。当时船上74人，72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3700万元。当时的石油部长宋振明因渤海二号事故被撤职。
　　渤海二号事故发生以后，工业学大庆成为在改革开放时期中央决定放弃的一个口号，原因就是这种当初属于填补空白的工业大会战，并不适合资金技术高度密集的工业规律。
　　在工业不能学大庆以后，那么大庆应当学什么？石油工业的发展方向应当是什么？
　　在由中国石油工业部取消以后产生的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变成股份制改造的中国石油集团公司以后，本应按照资金技术密集、向社会公众发行股票的高度社会化运行企业的规律，进行公开透明化公司运行。
　　可是，即使是发生了渤海二号事故，部长被撤职；即使是石油部取消、后来的石油天然气总公司改制，但是由于石油工业的高度垄断性质，石油人内部的高层一贯的内部人帮伙性质的内部人治理并没有得到改变，而是酝酿成一个个连起来的贪污腐败窝案。
　　今天，在新的党中央的“苍蝇、老虎一起打”的反腐工作中，这种内部人操作的窝案终于一朝倾覆。

二：中国工人的传播性历史基因
　　在中石油高层集体爆出腐败窝案之前，已经改制为铁路总公司的前铁道部长刘志军总工程师张曙光等腐败窝案也已经判决。
　　在说到铁路这个垄断型行业的高层腐败时，作为人大代表的铁路普通工人，在两会期间说过一句话──在垄断行业中，哪个企业不是腐败的常发地盘呢？
　　也就是说，在普通群众和老工人眼中，过去是共和国骄傲的垄断性工业行业，例如铁路，例如石油，在其中发生腐败现象，实在是太平常的事情了。
　　就拿旧的铁道部管理时期为例，铁路行业集中了太多的资金和工程招标、行业准入等寻租机会，这些打着铁路公益和工人阶级密集产业的旗号，实行内部人勾结控制进行动辄上千万上亿元腐败的令人瞠目结舌的案例，发生的还少吗？
　　铁路、石油行业的老工人们有理由问一句，为什么以历史上工人阶级奉献精神包装起来、传播起来的垄断性大行业，会被一小群内部人控制起来、腐败起来？
　　这里面到底有什么历史规律和历史基因在起作用呢？
　　在中石油的工人阶级成为新中国工业化运动的代表之前很久，中国铁路工人、码头工人、煤矿工人等等成为中国产业工人的第一批代表，也就是说在旧中国时期的国外资本进入中国以后，就形成了自己的传播形象。
　　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说：中国工人阶级具有自身的特点和优点。一是中国工人阶级从诞生之日起，就身受外国资本主义、本国封建势力和资产阶级的三重压迫和剥削，这就形成了中国工人无产阶级坚强的斗争性和彻底的革命性。二是中国工人阶级人数不多，但分布集中，他们主要分布在沿海、沿江的大城市，在行业上又集中于铁路、煤铁矿采掘、海运及轻工业等部门。有利于无产阶级队伍的组织和团结，有利于革命思想的传播和形成强大的革命力量。三是中国工人阶级大部分出身于破产的农民，和农民有着天然的联系，使无产阶级便于和农民结成亲密的联盟，共同团结战斗。中国无产阶级的这些特点和优点，更加有利于使它能够成为中国革命的领导力量。毛泽东指出：“离开了工人阶级的领导，要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是不可能的。”
　　“中国工人阶级大部分出身于破产的农民，和农民有着天然的联系”，这一句话今天看来可以做两方面分析。
　　中国工人阶级是否存在弱点？毛泽东的回答是：“中国工人阶级有其不可避免的弱点，例如人数较少（和农民比较），年龄较轻（和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比较），文化水准较低（和资产阶级比较）。”
　　在脱离了传统政治符号化的最有战斗力、最有纪律、最具有革命精神的说辞之外，在历史上，中国最早的工人阶级形成的传播性，是带有封建性质的帮会影响。
　　中国封建文化中早就存在城市农村之间的流动性人口中的帮会微观治理，也就是用中国人特有的侠行仗义思想，在某些行业和做工群体中形成的帮会治理。
　　比如我们众所周知的1919年五四运动由北京的学生运动，发展到上海形成广大的工人参加的罢工运动，这里面到底是谁组织、是谁响应学生的。后来的历史学者带有高度政治化的解释，都把陈独秀主编、后来转化为中国共产党的刊物的《新青年》主张的社会主义思想，作为上海工人运动的指导。但是历史资料恰恰表明不是这样。
　　陈独秀于1920年在《四论上海社会》一文中写道：“上海社会是哪一种人最有势力？从表面上看来，政治的经济的大权不用说都在西洋人手里，但社会底里面却不尽然。大部分工厂劳动者，全部搬运夫，大部分巡捕，全部包打听，这一大批活动力很强的市民都在青帮支配之下。去年学生运动时的大罢工已经显出他们的威信。他们的组织，上海没有别的团体能比他大，他们老头子的命令之效力强过工部局。”
　　从五四运动时期的新闻报道和档案文件等第一手材料来看，陈独秀的说法是有史料依据的。关于青帮发动罢工的直接报道目前尚未发现，不过在这之前不久曾有过这样的事例：1918年5月，上海水木锯工人为要求增加工资，由青帮发动有数千人参加的罢工。警察厅派出20多名荷枪实弹的警察前去镇压，用枪柄乱击工人，并用刺刀刺伤多名工人。但工人毫不畏惧，以砖石泥块、桌椅木脚当武器，击退了警察。该业董事、作主也吓得纷纷狼狈逃窜，最后不得不同意工人加资的要求，罢工取得了胜利。这类罢工往往采取帮会色彩很浓的封建形式。
　　中国工人阶级早期的帮会封建色彩，在成立了工人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以后，是必须加以注意和改造的。
　　以后，毛泽东在红军整编的三湾改编中，最重要的就是实行了党对于红军的政治领导，而不是靠中国工人的天然纪律性，因为这种天然纪律性中有着封建色彩比较浓厚的帮会影响。
　　1927年三湾改编，改变了具有中国工人阶级早期的帮会影响的革命军队，但是，在跨世纪的中国垄断型行业中，这种帮会影响的结果，却以另一种形式──垄断行业中的内部人控制和团伙腐败的形式继续在发散着作用。
　　看来，我们要认真研究一下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党对于企业的领导规律了。

三：从农民工成为中国工业传播符号得到的启示
　　如果说到工人阶级新成分新精神，成为传播符号的就是沿海地区的广大农民工了。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后，2009年的时代周刊就以中国沿海农民工的形象做过刊物封面，从而把中国的世界加工厂形象，以拟人化的形式推向全世界。
　　中国最广大的农村青年群体，受过初级教育和中国工业化教育洗礼，到了沿海加工厂的流水线上，成为为世界提供物美价廉的商品的劳动力。现在物流业、运输业和海运业等等，包括金融信息等高端服务业，都为中国的劳动力成为世界全球化生产链条一个组成部分，提供了舞台和软硬件载体。就以集装箱运输为例，过去散装轮船需要几天装卸的物资，现在只要几个小时就能装好一船，效率提高了多少倍？
　　中国的产业工人大量下岗，老工业基地风光不再的情况下，沿海农民工以世界资本和全球化服务贸易链条为载体，迅速建立的传播形象。这表明，中国未来改革发展的方向，就是以更加开放、更加市场化的基础上，把老的计划经济时期遗留下来的部门分割、地区分割、行业垄断等等以旧的工人阶级借口形成的内部人控制的腐败问题，从根本上加以解决。
　　就拿香港自由贸易港这个特别行政区，和新加坡这个港口国家来说，这些高度开放的经济中，没有垄断行业的生存余地，没有打着工人旗号实行内部人控制的政治骗子的表演余地，当地的廉政公署在严格的法治和高度信息公开的社会监督管理下，实行了儒家社会的政府成为社会公仆的目标。
　　在香港，你可以表示对于李嘉诚等富豪的不满，但是对于李嘉诚企业带来的就业、市面繁荣等等，你可以认为是不得不付出的代价。但是无论是对于香港行政区特首以下的官员也好，对于新加坡的政府官员也好，任何一个香港居民或者新加坡国民，都可以查询他的房产、近亲属的相关信息。
　　也就是说，在香港和新加坡，虽然没有把工人阶级的大公无私和最有纪律性等等空话一再重复，但是，在与各阶层共同享有的知情权、监督权方面，无论是香港的码头工人还是新加坡的银行职员，都可以从廉政公署和信息公开化方面得到对于政府和公职人员的相关监督结果。
　　下一步中国改革方向，就是要把旧的意识形态包括笼统的最有纪律最大公无私的工人阶级说辞，变成工人阶级带头实行全社会的改革，包括从税制和建立自贸区方面倒逼地方政府和垄断行业进行改革。
　　最近，新的党中央国务院，推出了停止征收营业税，把税制合并到增值税当中的措施，这对于促进全国一盘棋，扩大内部的统一市场形成具有决定性作用。
　　中央还批准了建立上海自贸区的新的开放计划。上海自贸区的建立，把中国众多的央行央企管辖的范围，一下子缩小了，不但如此，还把旧的金融服务和央行垄断、央企垄断，它们当中的不合理性，一下子曝光到与世界高端服务和透明法治运行的贸易链条的接轨当中，让央行央企的内部人控制和人为决定市场的旧习惯，一下子暴露在与世界接轨的现代经济运行模式面前。
　　通过建立上海自贸区这样的扩大开放措施，目标就是要倒逼国内改革，就是要让那些打着工人阶级最有纪律最大公无私的旗号、说着此类空话谎话，实际进行自己的内部人控制罪恶勾当的面目暴露无遗。

四：改革税制、扩大开放条件下的工人阶级新成分新精神
　　上海成立自由贸易区以后，传统的中国工人阶级群体，应当从哪个方面确立自己的传播形象呢？
　　在农民工在中国的城镇化过程中，自然融进城市居民以后，我们急需以一种新的工人阶级传播符号来代替农民工和内部人控制的垄断企业工人的传播作用。
　　我们看到，农民工的传播符号，是一种高度市场化的符号，但是并没有形成完整的政治阶级基础。也就是说，农民工在提供劳动力供给方面与劳动力再生循环方面，并不是重叠和统一的。
　　农民工的农民身份是一种在特殊条件下，身份双轨制的产物。农民工终究要成为历史。
　　我们还看到，垄断行业中的传统工人群体，在内部依靠垄断利润的获得，没有增值创造动力的情况下，成为一种内部封闭、缺乏信息流动和技术创新的负能量空转。
　　所以，那些打着传统工人最有纪律最大公无私旗号，所进行的内部人控制游戏，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那么，哪些群体会成为新的中国工业的代表性传播符号呢？
　　实际上，上世纪9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一方面对于当初没有把上海列入沿海开放城市表示惋惜；另一方面对上海和上海工人阶级充满希望，称赞“上海工人阶级长期以来一直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带头羊”。
　　我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上海职工队伍状况发生了历史性的根本变化。面对经济结构不断调整的新情况，面对分配关系多样化、劳动就业市场化和劳动关系契约化的新问题，上海工人阶级坚定地表现出与时俱进、始终站在时代潮头、敢于接受挑战的不凡气魄。上海职工队伍概念的内涵发生了重大变化。
　　10年来，上海职工素质普遍提高，文化程度大大提高，受教育年限增加，低学历逐年递减，高学历逐年递增。如今，16％的职工有2个以上工种（专业）的技术等级或技术职称，40％的职工电脑水平已达到初级以上，达到通用外语初级以上水平的职工比例超过30％，工人阶级的先进性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还记得毛泽东在创造党的体现工人阶级领导方式时，提到的工人阶级弱点吗── “中国工人阶级有其不可避免的弱点，例如人数较少（和农民比较），年龄较轻（和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比较），文化水准较低（和资产阶级比较）。”
　　今天，在新的党中央把税制改革和组建上海自由贸易区，作为重大改革的措施推出时，一定要在党的领导──怎样体现工人阶级新成分新精神方面，作出相应的历史改变。
　　我们建立自由贸易区以倒逼国内改革时，是瞄准香港和新加坡的政府治理以及腐败治理的政治模式，但是我们要做的不仅仅是如此，而且要在与最大程度的自由贸易市场经济的上层建筑接轨同时，要在具有中国特点的政治建设、民主建设、党的建设方面走出具有自己历史特点和民族形式的路子出来。
　　作为万里长征的第一步，中石油高层的窝案被揭露出来，终究是向好的方向发展，这里所说的好的方向，就是充分相信群众和依靠群众。
　　长庆油田一位输油管道巡视工说，如果有人偷油，管道压力会下降，油管流速肯定有变化。如此推论，当中石油的资产被偷窃、被贪占时，它内部的各种运行难道一点没有异常变化，依然一切正常？难道企业内部外部的监管部门还不如一个巡视工人，连必然会有的异常变化都看不出来？或者，有些监管者严重失职，甚至与腐败者同流合污了？据说，这次中石油腐败窝案的东窗事发，源自于一些基层工人常年的举报、反映。那些工人也许并不知道问题的全部，并不完全了解问题的严重性，但尽管他们不清楚“偷油贼”是谁，只要他们发现“管道”有什么不对劲儿，就一定会刨根问底要个说法。群众终究是惹不起的，因此群众是反腐败必须依靠的力量。
　　眼下，反腐败要依靠法治和依靠群众；
　　未来，要建立党通过法治和宪法实现新的领导方式，来体现工人阶级的历史作用，也最终要依靠新的政治制度和依靠群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