逼宫：何应钦参与逼宫蒋介石又青云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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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应钦

本文摘自：《揭秘蒋介石亲信是非功过：国民党去台高官大结》作者：杨帆 出版社：华文出版社

　　北伐战争结束之后，何应钦在黄埔军中声望日隆，使他本人有了些居功自傲的心态。而蒋介石生性多疑，对何应钦也有了功高震主的担忧，两人的关系变得微妙起来。在发生于1927年8月桂系逼宫事件中，何应钦的推波助澜使他与蒋介石的关系发生了第一次摩擦。
　　此时，实力强大的桂系已成为蒋介石心头之大患，蒋介石密令何应钦剿灭桂系。而何应钦与白崇禧私交不错，白崇禧在北伐中曾任何应钦的东路军前敌总指挥，两人配合默契，何应钦不愿无故兵戎相见。同时，蒋、桂实力不相上下，如若出兵，胜负难以确定。为此何应钦特地谒见蒋介石，陈述利害关系与难以执行的理由。蒋介石虽觉得何应钦的分析有一定道理，但同时也认为何“已经被软化”了，对何应钦十分不满。
　　与此同时，桂系李宗仁、白崇禧得知蒋介石的阴谋后，竟想先发制人，逼蒋下台以取而代之。于是联合各方面反蒋势力如汪精卫、李济深等人，准备见机行事。1927年7月，直鲁军攻陷徐州，蒋介石指责何应钦指挥无能，并亲临前线指挥作战，结果败得更惨。蒋介石一怒之下，将前往南京报告情况的黔军十军军长王天培处决。
　　蒋介石此举引起各路将领的极大恐慌，尤其何应钦与王天培是同乡，更有兔死狐悲之感。而桂系李、白更是担心成为王天培第二。当蒋介石在一次军事会议上命令白崇禧攻打武汉时，白崇禧当众拒绝执行，并当面顶撞蒋介石，令蒋介石十分难堪。白崇禧同时暗示胡汉民从旁掣肘，蒋介石意识到桂系在“逼宫”，便以辞职相威胁。岂料，白崇禧马上表示赞同，并趁机说：“为了团结本党，顾全大局，总司令离开一下也好。”
　　此言一出，如若没有人出来救场，蒋介石只好履行“诺言”辞职。但环顾左右，在场的只有何应钦可以站出来为他说话。此时何应钦却低着头一言不发，其意思已十分明白，蒋介石一气之下拂袖而去。
　　事后吴稚晖、张静江等人曾召开军事委员会议，想挽留蒋介石，何应钦却明确表态说：“蒋先生是自己要走的，他走了会好些。”蒋介石曾想策动黄埔军兵变，支持自己留任，但考虑到何应钦在黄埔军中的影响，只好作罢，加上来自武汉方面的压力，蒋介石不得不于1927年8月黯然下野。
　　蒋介石下野后，何应钦与桂系李宗仁、白崇禧组成军事常务委员会，对国民革命军实行集体领导，掌握了军事大权，并在此间联合指挥了龙潭战役与徐州战役，打败了北洋军阀孙传芳部和张宗昌部。尤其龙潭战役，敌我兵力悬殊，且在无备之中，孙传芳纠集残部7万余人渡江，直扑南京。令何应钦、白崇禧措手不及。当时何应钦的第一路军在南京附近的只有警备师与二十一师，好在何、白偕同作战配合默契，各自率部奋勇抗敌，终于取得了龙潭之役的最后胜利，保卫了南京。
　　这是何应钦一生中的最得意之作，也是他与白崇禧精神上偕同的结果。对于蒋介石来说，尽管在桂系“逼宫”中何应钦有推波助澜之嫌，但何应钦率领的嫡系部队仍然效忠于蒋介石，何应钦本人并没有打算与蒋介石彻底决裂，因此龙潭之役之后，蒋介石强调此战役“关系首都之安危，革命之成败，在国民战史上实占重要之地位”，何应钦也因此获得“捍卫党国”奖旗一面。
　　但在蒋介石复出之际，何应钦却又玩了一把暧昧，令蒋介石大为光火。蒋介石下野后，其爪牙群起鼓噪，大造舆论，请蒋介石复出。许多地方实力派也都权衡利弊，希望蒋介石复出。如此一来，原为众怒所指的蒋介石一下子局面骤转，各方面拥蒋复职电纷纷而至，黄埔系军队团以上军官更是纷纷列名通电，拥蒋复职。只有何应钦和他的第-军毫无反应。这使得蒋十分恼火，即派何的老乡国民党中央执委会书记长李仲公前往责问。李转达了蒋介石的原话：“连冯玉祥、阎锡山都对我发出了拥戴电，为什么他还不发？他打底打的什么主意？”在此情况下，何应钦只好请李仲公代拟电文发出。蒋介石接到何应钦的拥戴电后，即入南京，于1928年1月复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之职。
　　蒋介石复任伊始，便出其不意给了何应钦当头一棒。当时何应钦正在南京，蒋介石悄然赶到徐州，进入第一军总指挥部，突然下令免去何应钦第一路军总指挥职务，任命其为参谋长，并将何在南京住宅的卫队同时全部撤走。蒋介石此举，令何应钦大感意外，极为震惊。返回南京后，他对李仲公大发牢骚说：“老蒋到徐州去也不通知我，突然调我为总司令部参谋长，他到底是何意思？不管怎样我绝不就职，任凭他发落好了。”李仲公劝他说：“既然他存在一天，你就没有把黄埔军拿过来的把握，那么，你同他斗，是斗不赢的。”何应钦只好答应就任参谋长。
　　当李仲公赶到徐州，告诉蒋介石“何应钦痛自引咎，一切唯总司令之命是听”，蒋说：“他这样就好。他要知道，而且必须知道，没有我蒋中正，就不会有何应钦！他怕白崇禧，难道就不怕我蒋中正吗？”接着又激昂地说：“你去告诉敬之，不要打错主意。上次白健生（白崇禧字健生）逼我，如果他说一句话，我何至于下台？这次拥戴电，他又迟迟不发，是何居心？现在桂系大肆宣传，说我已不能掌握黄埔军队，能掌握的只有何应钦。他这样做，是不是故意替桂系撑腰，塌我的台？……所以，我就要来前线试试看，我究竟能不能掌握黄埔军。”
　　这场隐藏在蒋、桂之争幕后的蒋、何争夺黄埔领导权的斗争，最终以何应钦的失败而告终。何应钦因受到“入壁夺符”的打击，有如当头棒喝，从此对蒋介石俯首帖耳，变得小心谨慎起来。由于两人之间互有所倚，表面上仍然合作密切，占领北京后，蒋介石即委任何应钦为“国军编遣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和“训练总监部”总监等职务，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蒋介石的宽容与大度。
　　北伐完成后，各路新军阀如李宗仁、阎锡山、冯玉祥、唐生智等发展壮大起来，成为蒋介石的心腹大患。在1929年到1930年近两年间，何应钦在担任中国革命军总参谋长的同时，先后兼任武汉行营、开封行营、广州行营、郑州行营主任，在前线指挥部队与各路新军阀作战。在蒋桂战争中，以及讨伐张桂联军、反蒋的唐生智的战役中，何应钦屡创佳绩，获一等宝鼎勋章。在1930年5月爆发的中原大战中，何应钦调拨百万大军与阎锡山、冯玉祥以及李宗仁等人组成的倒蒋联合阵线展开激战。特别是衡阳一战，大败骁勇善战的桂军，保住了蒋介石的大后方，为中原大战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基础。其间，何应钦的父亲何明伦去世，何应钦一直在前线督军，无暇回兴义奔丧，蒋介石深为感动，亲往设在南京的何父灵堂祭吊，并亲笔写了赞辞，使何应钦深受感动。
　　1930年3月，何应钦被任命为军政部部长，直到1944年，任此职达14年之久。
　　中原大战结束后，何应钦坚决拥护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方针，不顾日本侵略者发动九一八事变，依然把枪口对准中国工农红军，先后指挥20万、30万、50万大军进攻中央苏区，对红军发起第二、第三、第四次“围剿”，企图一举消灭中国工农红军。但是，何应钦在军阀混战中能挫败群雄，“围剿”红军却是连连败北，被红军打得焦头烂额，一次比一次败得惨重。第四次“围剿”失败后，蒋介石大发雷霆，连连哀叹：“惟此次挫败，惨重异常，实有生以来惟一之隐痛。”何应钦本人更是惶惶不安，赶紧找借口逃回南京。
　　此时，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纵容了日本侵略者的侵华野心，使日本侵略者的胃口越来越大，直接导致了上海一·二八事变的发生。但何应钦秉承蒋介石的旨意，对国民党官兵的抗日热情大泼冷水。对十九路军的奋起抗日进行了一系列的阻挠和破坏，不仅拒绝增援，而且发电警告各军将士，“非得军政部命令而自由行动者，虽意出爱国，亦须受抗命处分”，同时克扣军饷，截留捐款，破坏上海抗战。
　　1933年热河省会承德失守，张学良引咎辞职，何应钦赴北平主持华北军事，一度督率国民党中央军和一些地方部队在长城一带抗击日本侵略军，5月长城抗战失败后，即派代表与日军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塘沽停战协定》。1935年，何应钦又根据蒋介石的旨意，与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签订了《何梅协定》，出卖了华北大部分主权。此间，蒋介石在南方战场“围剿”红军，何应钦在北方战场对日妥协，蒋、何南北呼应，配合默契。
　　1935年4月，何应钦被授予陆军一级上将。同时被授予一级上将的共有8人，阎锡山、冯玉祥、张学良位居何应钦之前，李宗仁、朱培德、唐生智、陈济棠名列何应钦之后。在国民党中央军中，何应钦是唯一一位一级上将。蒋介石为特级上将，其他嫡系如刘峙、顾祝同等均为二级上将。张治中、陈诚等为中将。由此可见，何应钦当时在蒋介石嫡系将领中的地位是至高无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