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史：咸丰年间中国第一次成立外交部

今日雨又风 · 发表于: 2013-11-14 11:42:01

本文摘自：《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国耻与民族历史叙述》作者：〔美〕王栋出版社：复旦大学出版社

　　总理衙门和外务部在论述北京政府对条约问题的经营之前，有必要先对外交部的制度沿革进行一番梳理（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于1928年推翻北洋政府，定鼎南京，开始了民国的第二时期，直到1949年。）。北京政府外交部由它的两个前身：总理衙门（1861～1901年）和外务部（1901～1911年）发展而来（吴成章：《外交部沿革纪略》，台北：文海出版社，1987年重印本；陈体强：《中国外交行政》，重庆：商务印书馆，1943年；，The Tsungli Yamen：Its Organization and Functions（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0）；Richard Steven Horowitz，“Central Power and State Making：The Zongli Yamen and SelfStrengthening in China，18601880”（，Harvard University，1998）。）。这几个一脉相承的机构，共同见证了近代中国与外国交往的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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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61年1月20日（咸丰十年十二月十日），在恭亲王的力劝下，清廷明发上谕，诏告设立一个新的政府机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通称为总理衙门或总署，专职负责对外关系事务（贾桢等编：《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8册，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2691～2692页。）。同年，清廷又勉强同意外国公使馆驻设北京。为避免损害大清帝国的“基本制度”，恭亲王小心翼翼地为总理衙门寻找合适的办公地点（贾桢等编：《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8册，第2714～2719页。最后，位于紫禁城东面的东堂子胡同铁钱局公所旧址被选中为总理衙门办公地，加以修缮后于1861年12月投入使用。吴福环：《清季总理衙门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1995年，第18～19页。清政府总理衙门地位很低，值得注意的是，直到1890年，它都未被记录中央及省级政府机构的综合性名簿《缙绅录》（所谓的“红书”）所收录。参见，PresentDay Political Organization of China，（Shanghai：Kelly and Walsh，1912），。）。在礼部设立办公衙署的可能性首先被排除，因为总理衙门没有礼部那种尊崇的地位，若在此设署则将有损专司大清帝国礼仪的礼部的“形象”：总理衙门“不得比于旧有各衙门，以存轩轾中外之意”（Masataka Banno（坂野正高），China and the West，18581861：The Origins of the Tsungli Yamen（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4），（原文见贾桢等编：《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8册，第2714页──译者注），只有这样才符合常理。
　　总理衙门的所有成员均同时身荷其他职务，他们是被临时抽调来任职的。总署的最高长官为总理大臣，员额三至十二人不等。总理大臣之下为章京或帮办，皆抽调自其他部门。在总理衙门存在的四十年里，其所表现出的种种弊端，诸如各部分工不明、遇事推卸责任、不谙世界形势、不通外语等，都使总理衙门遭到在华洋人的诟病（在一份谕旨中，迫于美、日和西班牙公使的压力，清政府承认那些在总理衙门兼职的总理大臣们“恐未能殚心职守”，既然如此，所以“自应特设员缺，以专责成”。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第4685页。）。
　　在1901年9月7日签订的《辛丑条约》里，外国列强终于实现了等待已久的总理衙门的“改革”。该条约第十二条牢牢地确立了外务部（外交部）在此后半个世纪的优越地位：
　　西历本年七月二十四日，即中历六月初九日，降旨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按照诸国酌定，改为外务部，班列六部之前。（中文文本来自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北京：三联书店，1982年，第1008页。英文见John MacMurray，Treaties and Agreements with and concerning China（New York：Oxford Univeristy Press，1921），；哈佛—燕京图书馆藏：《辛丑各国和约》，北京：外务部，1901年。）庆亲王奕劻被任命为总理外务部事务大臣，俗称“总理亲王”。其他主要官员按官衔依次为：会办大臣、会办大臣兼尚书、左侍郎和右侍郎（钱实甫：《清代的外交机关》，北京：三联书店，1959年，第269～291页。）。外务部由四司、一厅、五处组成，其中每处负责一个一流强国。与先前总理衙门时期分工的杂乱无章相比，现在的外务部分为和会司、考工司、榷算司和庶务司等四个部门，显然这是根据各司所承担任务的性质设置的，而且分工相当严密。而专职处理涉及俄、德、法、英、日五国外事的五个处，基本上与总理衙门原先的四个部门建制相同。至于职员的专业背景，根据曹汝霖的说法，到1907年，大多数雇员都通过了科举考试，但对外语一窍不通（曹汝霖：《一生之回忆》，香港：春秋杂志社，1966年，第49～50页。）。
　　机构组成的正规化和相对合理性，使外务部与欧洲同行比较起来有某些相似之处。但如果认为这种在西方列强施压下的改革是完全成功的，那就错了。这里仅举两例。外务部总理大臣庆亲王每年仅去他的外务部办公室一次，因为军机处大臣的职务占据了他的大部分时间；而他的副手、会办大臣那桐，每周仅在外务部办公一个小时（颜惠庆），EastWest Kaleidoscope 18771944：An Autobiography（New York：’s University Press，1974））。
　　1907年，袁世凯（1884年，袁世凯（1859～1916年）出任清政府驻朝鲜总督。中日甲午战争时（1894～1895年），他与其他中国人员一并被逐回中国。1898年，他协助慈西太后镇压光绪皇帝支持的“百日维新”。1901年，他接替李鸿章出任当时的重职直隶总督。从1903年起，他主管筹建中国的近代军队，由此巩固并加强了他在清政府的地位。1912年2月，清宣统帝退位，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同意袁世凯组建宪制政府。同年3月，袁世凯在北京宣誓就职总统。1913年，他又正式被选为中华民国总统。参见Henry George（伍德海），The China Year Book（Tientsin：Tientsin Press，19121931），year 1916，； Jerome Ch’en（陈志让），Yuan ShihK’ai，2nd ed。（Stanford，Calif.：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2）。）出任外务部尚书兼会办大臣后，在某些方面改变了过去外务部松散、了无生气的旧习。袁世凯在清廷主政外务的高官中是第一个表现积极的，为此他赢得了驻京外交使团们的高度尊重，尤其是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爵士（Sir John Jordan），更是把袁看作一位革新主义者、现实主义者同时又是娴熟的政治家。袁世凯在外务部期间，引进和提拔了一批留日、留美的年轻人，包括唐绍仪、周自齐、施肇基、颜惠庆、顾维钧、梁敦彦和魏宸祖。这批留洋精英在中国近代史上发挥过重要作用，袁世凯把他们招揽入外务部是个务实的决定，即便在其身后（1916年）仍旧泽及北京政府的继任者们。
　　2.外交部的构成及其在北京政府中的地位
　　1911年的辛亥革命和北京宪制政府的诞生，终结了中国最后一个帝制王朝──清朝的统治，中国也踏上了民主实验的新旅程（1928年，国民党国民革命军占领北京，结束了中国的第一次宪制尝试。）。在此后北京政府执政的十六年间，总计产生了七任政府首脑和四十六个内阁，他们与不同的政治派系以及广州的国民政府共存，成为民国时期政治的一大特色（北洋政府的七个政府首脑是：（1）袁世凯，1912年3月～1916年6月；（2）黎元洪，1916年6月～1917年7月；（3）冯国璋，1917年8月～1918年10月；（4）徐世昌，1918年10月～1922年6月；（5）曹锟，1923年10月～1924年11月；（6）段祺瑞，1924年11月～1926年4月；（7）张作霖，1927年6月～1928年6月。参见陈旭麓等编：《中国近代史词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4第四次重印本，第797～803页；刘寿林等编：《民国职官年表》，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3～129页；钱实甫主编：《北洋政府职官年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3～33页；Hsisheng Ch’i（齐锡生），Warlord Politics in China，19161928（Stanford，Calif.：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6），； H.G.，The China Year Book。）。
　　学者们通常将北京政府称为“共和幻象”或“荒唐戏院”（论述北京政府宪制和文化方面的著述包括：Andrew Nathan（黎安友），Peking Politics，19181923：Factionalism and the Failure of Constitutionalism（Berkeley，Calif.：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6）；Andrew Nathan，“A Constitutional Republic：The Peking Government，19161928，”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2.part 2（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3）；Andrew Nathan，“Some Trends in the Historiography of Republican China，”Republican China 17，（November 1991）：117132； Arthur Waldron（林霨），From War to Nationalism：China’s Turning Point，19241925（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5）；James ，China in Disintegration：The Republican Era in Chinese History，19121949，（New York：Free Press，1975）；Lucian Pye（白鲁恂），Warlord Politics：Conflict and Coalition in the Modernization of Republican China（New York：Praeger，1971）；Edward McCord，The Power of the Gun：The Emergence of Modern Chinese Warlords（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3）；Edward McCord，“Warlordism at Bay：Civil Alternative to Military Rule in Early Republican China，”Republican China 17，（November 1991）：3870。）。
　　然而，与这种成见相悖的是，在如此表象之下，我们还是可以察觉到某些一以贯之的风格或特点。例如，尽管先后凡四十六届内阁的频繁更迭带来了动荡，但外交部的首脑位置则始终把持在五位大半生都投身外交行业的职业外交官的手上：陆徵祥（1871～1949年）共十四次担任外交总长；颜惠庆（1876～1950年），五次；顾维钧（1888～1985年），八次；王正廷（1882～1961年），五次；施肇基（1876～1958年），两次（北京政府其余的外交总长有：梁如浩（1912年9月至1913年7月）；孙宝琦（1914年2月至1916年4月）；曹汝霖（1916年6月至1917年5月）；伍廷芳（1917年5月至7月）；汪大燮（1917年7月至11月）；唐绍仪（1924年11月至1925年12月）；胡惟德（1926年4月至5月）；蔡廷干（1926年6月至10月）；王荫泰（1927年6月至1928年6月）。）。
　　北京政府政治上的连贯性还体现在延聘年轻的留洋学生方面。1912年至1921年间的四十六个内阁中，曾在国外受过训练的阁员的比例高达至（这些数字来自Guoqi Xü（徐国琦），The Age of Innocence：The First World War and China’s Quest for National Identity（，Harvard University，1999），appendix，。）。至于外交部，在担任过总长职务的十四人中，有九人曾留学美国、英国、日本或德国，一人（陆徵祥）在新旧两种学堂里受过中外教育，还有三位旧式教育培养出来的外长──孙宝琦、胡惟德和汪大夑──早年都曾在清政府的总理衙门以及驻外领事机构工作过（参见“Who’s Who?”in Wordhead，The China Year Book。）。这批外交官把他们共同的理念灵巧地贯彻到外交政策中，他们也以“年轻中国帮”（Young China Group）或“外交系”扬名海内外，这些标签对各方人士而言都有积极的含义（参见Akira Iriye（入江昭），After Imperialism：The Search for a New Order in the Far East，19211931，reprint ed。（Chicago：Imprint Publications，1990），； Pye，Warlord Politics，；郭剑林等：《北洋政府外交近代化略论》，《学术研究》1991年第3期，第73～77页。）。由顾维钧、施肇基、颜惠庆和王正廷领衔的外交部精英们得到同时代的人们和后世史学家的高度评价，称他们是“中国最成功的文官领导者……他们能够取得与中国当时孱弱的国力完全不对称的外交成果”（Pye，Warlord Poli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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