肯尼迪、赫鲁晓夫与美苏核军备竞赛

赵学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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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也纳会谈：赫鲁晓夫与肯尼迪
　　【本文为赵学功、陈红合撰】
　　核军备竞赛是冷战的产物，并贯穿于冷战的始终，构成美苏关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20世纪60年代初期，美国在核军备竞赛中处于优势地位，核武器的数量与质量以及运载能力都较前有了明显发展。而苏联方面也不甘落后，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用来发展核武器，使得两国的核军备竞赛急剧升级，严重威胁着世界的和平与安全。
　　一
　　自1957年苏联人造卫星升天和洲际导 弹发射成功后，“导 弹差距”的阴影始终笼罩在美国人头上。1961年1月肯尼迪入主白宫后，很快就发现所谓的“导 弹差距”只不过是一个人为的“神话”。美国情报部门估计，苏联当时只有不到50枚洲际导 弹。但是，新政府没有对面临的新局势进行研究并据此对国家安全战略及时做出调整，反而进一步扩大了其前任的防务计划，大力发展洲际导 弹和潜艇导 弹，与苏联展开了激烈的核军备竞赛。2月初，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曾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透露说，没有证据表明苏联在洲际导 弹方面超过了美国，两国的数量大致相同。肯尼迪却立即予以否认，称对该问题的研究尚未完成，目前得出这样的结论显然为时过早。之所以如此，一是肯尼迪在总统选举期间利用“导 弹差距”大做文章，从而为自己赢得了不少选票，而一旦说明“导 弹差距”纯属子虚乌有，共和党人就会指责他在竞选时期的指责缺乏事实根据，从而给他在政治上造成负面影响；二是担心公开宣布苏联在核军备竞赛中处于劣势，毫无疑问会刺激苏联大大加快导 弹发展步伐；三是可以利用美国人对“导 弹差距”的恐惧心理加紧发展战略核力量，确保美国在核军备竞赛中的优势地位。肯尼迪认为，赫鲁晓夫有可能将美国拖入一场全面冲突，美国别无选择，只能继续扩大军备，甚至考虑把先发制人作为对付苏联的一种选择。
　　因而，从1961年3月发表第一篇国防咨文开始，肯尼迪就明确表示要加速发展美国的战略核力量，决定将“北极星”潜艇的数量由6艘增加到29艘，后又改为41艘；潜艇所载导 弹的数量从96枚增加到656枚；“民兵”洲际导 弹的数量从300枚增加到600枚，1961年9月又进一步扩大为1200枚，并将战略空军司令部所属的15分钟预警B-52轰炸机的数量增加50%。根据肯尼迪政府的计划，美国战略核导 弹的数量要由1100枚增至1900枚，其中包括1200枚“民兵”导 弹、600多枚“北极星”潜艇导 弹，能够打击苏联的中程和中远程轰炸机数量达到1000架。1961年4月，美国武器库中拥有各类战略核武器3012件，到1964年7月，增至5007件，增加了66%。与此同时，肯尼迪将美国的常规力量由11个正规师扩大到16个师，总人数近100万，以应对所面临的各种挑战。此外，肯尼迪还要求大幅度增加民防计划的费用，大规模建造掩蔽所，并把民防工作的管辖权移交给国防部，以此防备苏联的突然袭击或由于偶然事件而引起的战争。正如一位美国学者所言，“一个大规模建造掩蔽所的计划，同一个相当大的核优势结合起来，就构成一种具有潜在的挑衅性的姿态”。
　　在核军备竞赛中，美国具有明显的优势。据估计，1962年美国拥有各类核武器27387件，而苏联只有3322件。就战略核武器运载工具的数量而言，苏联也远逊于美国。据有关资料统计，1962年美国拥有洲际导 弹294枚，潜艇发射的弹道导 弹144枚，远程轰炸机630架；而苏联则分别拥有56枚、24枚和159架。美国拥有各种战略核弹头5000枚，而苏联只有300枚，美国享有17:1的绝对优势。在战略武器方面，美国大约领先苏联10年。此外，美国还拥有2500架战斗机、500架运输机，并在大西洋、太平洋、地中海和加勒比海地区部署了近20艘航空母舰。1962年5月初，美国国防部官员公开宣称：至少到1965年，美国洲际导 弹的数量将达到1500枚，从而使美国的战略打击力量比目前增加两倍，如此一来，无论苏联采取何种措施，美国在今后几年将继续保持着明显的战略优势。
　　不仅如此，美国政府还制定了旨在彻底摧毁苏联的核战计划。1961年2月，五角大楼完成了一份“统一联合作战计划”，确定如果在1963年爆发美苏全面战争，战略空军司令部的所有力量将对苏联、中国以及东欧国家发动进攻，战略轰炸机和导 弹将携带3423件核武器，对“中苏集团”的1077个军事和工业与城市目标发动进攻，“摧毁或中立中苏集团的战略核能力以及重要的军事和政府部门”，同时打击其主要的城市与工业中心。据参谋长联席会议估计，苏联、中国以及东欧国家3.6亿至4.25亿的人口将被消灭。曾参与起草、修订该文件的一位国防部官员认为，如果实施该作战计划，意味着美国除了打击苏联和中国所有的军事目标之外，还要摧毁苏联和中国的每一座城市。很显然，这仍然是一个基于大规模报复战略的核作战计划。美国最高决策层甚至考虑先发制人，率先对苏联实施核打击。7月，肯尼迪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强调：至关重要的是，在关键时刻，美国要赶在苏联之前使用核武器。9月20日，战略空军司令托马斯·鲍威尔向肯尼迪表示，现在是苏联向美国发动突然袭击最危险的时候，“如果全面核战争不可避免的话，美国应该首先发起攻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莱姆尼茨则宣称，如果实施统一联合作战计划，则可以确保美国在一场全面核战争中占据优势地位。肯尼迪也对发动先发制人打击表示出某种感兴趣，他主要担心的是“苏联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发射他们的导 弹”。
　　1961年9月21日，美国中央情报局根据U-2飞机23次的高空侦察记录以及卫星拍摄的资料，就苏联洲际导 弹的力量和发展趋势进行分析，认为其洲际导 弹的力量还非常薄弱，只有10～25枚可以打到美国；这些导 弹虽然对美国的一些城市构成了严重威胁，但对美国战略核力量不会造成太大的影响。鉴于其第一代导 弹过于笨重，目前正在研制小型的第二代SS-7洲际导 弹，估计要到1962年下半年方可投入使用。因而，这一时期苏联的洲际导 弹力量不会大幅度增加，到1963年中期大约有75～125枚导 弹可以使用。与此同时，美国通过其他渠道也获得了大致相同的信息。
　　10月21日，美国国防部副部长吉尔帕特里克在弗吉尼亚温泉城的一次会议上，公开宣布根本不存在所谓的“导 弹差距”，美国在核武器方面实际上远远超过苏联。他强调，美国在核力量方面具有绝对优势，苏联的偷袭不可能有效地摧毁美国的力量，即使其率先对美国实施突然袭击，美国仍有至少同样强大的能力进行还击，消灭对方。因而，美国确信苏联不会挑起核冲突；倘若苏联胆敢发起攻击，“无异于自取灭亡”。这篇讲话是肯尼迪、麦克纳马拉、国务卿腊斯克等人一起商定、审议的。美国决策者的考虑是，这篇讲话必须是权威的，足以引起苏联高层的重视，但又要显得不那么富有挑衅性，以免引起苏联人的惊恐，所以最好由国防部副部长出面，而不是由总统、国务卿或国防部长出面。这篇讲话是美国方面经过精心考虑而特意安排的，旨在向世人特别是向苏联传递一个明确信息，即曾一度沸沸扬扬的所谓“导 弹差距”其实根本不存在。
　　为了确保引起莫斯科的关注，美国国防部官员在记者招待会上特别强调，吉尔帕特里克的讲话得到了“最高层”的同意。次日，腊斯克进一步说明，这是一份经过审慎考虑的官方声明，赫鲁晓夫一定知道“我们是强大的”，尽管他在公开场合试图否认这一事实。助理国防部长尼采则明确警告苏联官员，在美国发动核打击之后，苏联将被夷为平地。肯尼迪、麦克纳马拉也在几个场合表示，“美国的核力量是苏联的数倍”，在一场核冲突中，美国具有明显的优势，有能力摧毁苏联的所有目标。1961年10月6日，肯尼迪甚至向苏联外长葛罗米柯出示了苏联导 弹基地的卫星照片，以证明苏联仅仅部署了数枚洲际导 弹。11月11日，麦克纳马拉在一次讲话中明确指出，美国拥有近1700架洲际轰炸机，其中包括630架B-52轰炸机，55架B-58轰炸机和1000架B-47轰炸机；另有6艘潜艇携带着80枚“北极星”导 弹；15艘航空母舰正游弋在世界各地，每艘装载着50架可携带核武器的攻击机；还有数十枚“大力神”洲际弹道导 弹。《纽约时报》公开载文称，苏联只有至多50枚可以打到美国的洲际导 弹，而美国部署的可以打到苏联的各种导 弹则有233枚。肯尼迪本人在1962年3月31日接受《星期六晚邮报》记者斯艾尔索普采访时指出，美国将放弃从不使用核武器进行打击的原则，强调在某些情况下，一旦美国的重大利益受到威胁，美国将不得不采取主动。不仅如此，从1962年4月底开始，美国在太平洋上展开了大规模的代号为“多米尼克-I”的核试验，共进行了36次核爆炸。毫无疑问，这给苏联以巨大压力。
　　同样，美国的军事战略也明显地具有挑衅性质。鉴于苏联在核武器方面的发展，迫使肯尼迪政府不得不放弃杜勒斯的“大规模报复战略”，转而奉行所谓的“灵活反应战略”，主张如果威慑失灵，就应该有选择地使用核武器，首要目标是对方的轰炸机和导 弹基地，其次是远离城市的其他军事力量和资源；再次是城市附近的军事力量及资源以及指挥、控制系统，必要时对城市、工业区进行大规模的攻击。据此，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提出了“反击对方武力”的战略思想。1961年9月23日，他向肯尼迪提交了一份关于战略核力量的报告，比较早地反映出他的这一思想。该报告指出，一旦遭受苏联的核打击，美国的战略力量将首先对其轰炸机基地、导 弹基地和其他与远程核力量有关的设施进行反击，以便削弱苏联的力量，限制苏联后续力量可能给美国造成的损伤，同时保留后备力量，以便在必要时能够有计划、有控制地摧毁苏联城市。1962年6月16日，麦克纳马拉在密西根州安阿伯发表的一篇讲话中更是公开强调：美国已经得出结论，认为在可能的程度内，当一旦发生核战争时，主要的军事目的应当是摧毁敌人的军队和军事设施，而不是其平民；要做到这一点，美国必须拥有一个超过苏联许多倍的全面核优势，以保证在遭受打击以后的还击力量至少和苏联先发制人的打击力量一样强大，“给予可能的敌人以可以想象的最强烈的刺激力量”，同时又要维护美国的社会结构，确保国家的生存，取得实力竞赛的胜利。根据麦克纳马拉的这一思想，在美国确定的1860个打击目标清单中，城市和工业目标只有210个，其余都是军事目标。在计划使用的3253件核武器中，用来打击城市和工业目标的只有349件。美国决策者的意图是，即使遭受苏联的核打击之后，美国仍要有足够的力量彻底摧毁对方所有的目标。所谓“反击对方武力”的战略意味着最大限度的核扩军，这就使本已十分激烈的核军备竞赛进一步加剧。
　　二
　　同美国领导人一样，赫鲁晓夫也将核武器视为维护国家利益、对外进行威慑的重要工具。1960年1月，他在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会议上强调，要用核武器来威慑美国，使其不敢发动战争；必要时用它速战速决地打败对手。他说，美国“用战争吓唬我们，我们也拿战争吓唬他们”，“如果遭到攻击，苏联将要把攻击我们的一个或几个国家从地球上消灭。如果西方发动战争，这将意味着资本主义的末日”。为此，赫鲁晓夫奉行了大力发展战略火箭部队的战略，使苏联核弹头数量由1956年的400枚增至1961年的2450枚，并在1961～1962年间进行了112次核试验，在核领域与美国展开了激烈的竞赛。
　　1957年苏联首先成功发射了洲际导 弹和人造地球卫星，引起美国乃至整个西方的震惊。赫鲁晓夫声称苏联现在拥有所需的各类导 弹，包括远程、中程和短程导 弹，制造导 弹就像制造香肠一样，不断从车间里成批生产出来；“世界的力量对比已开始发生根本的变化”，苏联已经把美国这个世界第一强国“甩到后面”，苏联的导 弹可以打击美国和欧洲的任一城市。他宣称，“十分明显，苏联既然能把火箭送到几十万公里的宇宙空间，也就能把强大的火箭百发百中地发射到地球上的任何一点”。他甚至明确指出打击某一目标需要多少导 弹和核弹头。“由于苏联吹嘘它的优势，以及美国承认暂时存在着导 弹差距，舆论似乎得出这样的结论：美国不仅目前在军事上落后于苏联，而且在以后的10年或20年中也将继续落后。”
　　实际上，在美苏核军备竞赛中，苏联始终处于劣势。苏联当时制造的导 弹和轰炸机，几乎全都是中程或中远程的，打击北美的能力十分有限。苏联当时有两种远程轰炸机，即“野牛”式和“熊”式，但都不适用于完成洲际飞行任务。由于缺乏空中加油技术，苏联的远程轰炸机显然只能对美国进行自杀式的攻击。苏联第一代洲际导 弹SS-6型虽是一种很好的运载火箭，可以把人造卫星送入太空，但比较原始笨重，可靠性较差，且造价昂贵，不适用于军事和大批量生产。即使这种导 弹能打到北美，在第一次打击中至多可以摧毁美国400～500件核武器；况且从苏联领土点火起飞，需要20～25分钟才能达到美国，而美国的导 弹从位于英国、意大利和土耳其的基地发射，只需要5～10分钟就能够对苏联西部地区进行打击。此外，苏联第一代洲际导 弹还有一个严重缺陷，就是均使用液体燃料，每隔一段时间就必须更换，因而很难使其长久地保持战备状态。直至1962～1963年间，苏联才开始部署第二代洲际导 弹，但鉴于其打击的准确性较差，且易遭受攻击，仍难以与美国的导 弹相抗衡。
　　苏联中程和中远程导 弹的设计、部署是供欧洲冲突使用的，打击的主要目标是美国在欧洲的核力量。这些导 弹射程有限，如果部署在苏联国内，虽然可以把美国在欧洲和亚洲的基地炸为灰烬，但对美国本土却无能为力，不足以对其构成重大威胁。对此，赫鲁晓夫自己是十分清楚的。他之所以大肆吹嘘苏联的战略力量，目的就是要让美国人和整个世界都相信苏联拥有战略优势，从而遏止西方国家的进攻企图。为此，他甚至指示在导 弹发射基地建造模拟导 弹，借以增加美国和西方国家的恐惧。
　　更令赫鲁晓夫感到极为不安的是，美国人开始公开宣传自己的核优势，甚至谈论起应该利用这种优势，对苏联发动先发制人的第一次核打击，摧毁那些瞄准美国目标的苏联核导 弹。根据苏联军事情报局的情报，美国政府在1961年6月6日至12日间已经做出决定，将在9月对苏联发动核攻击。只是由于苏联宣布将进行新一轮的核试验，才使得美国认识到苏联的核力量要比原来预想的大得多，因而改变了原来的冒险打击计划。1960-1962年初，苏联军事情报局和克格勃曾获得了数份美国以及北约有关率先对苏发动核打击的机密文件，其中包括“苏联境内核打击目标清单”等。毫无疑问，鉴于苏联战略力量的规模和脆弱性，苏联领导人一直非常担心美国会利用其所拥有的战略优势率先发动攻击，如此一来，即使不是全部，苏联大部分的战略力量将被摧毁。
　　对于吉尔帕特里克的讲话，赫鲁晓夫反应强烈。他对美国“战争贩子的歇斯底里”进行了谴责，强调军备竞赛只能导致灾难性的后果。他宣称，如果美国试图用武力来威胁苏联，必将遭到更为有力的回击。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警告说，如果在未来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话，其对人类的破坏将是前所未有的。他表示，苏联拥有各类核弹头，可以打到地球上的任一地点，一旦发生战争，西欧将被夷为平地。他还特别指出，苏联已经成功地解决了摧毁空中导 弹的问题，美国的威胁吓不倒苏联。1962年1月底，在接受《真理报》和《消息报》采访时，马利诺夫斯基重申，苏联有能力摧毁美国国内所有的工业中心和人口中心，同时消灭那些为美国提供军事基地的国家。在另一方面，为了显示自己的实力，1961年10月30日，苏联进行了历史上一次最大当量的核试验，达5000万吨级，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各国投放的包括轰炸广岛和长崎两颗原子弹在内的所有炸弹爆炸力的数倍。爆炸所产生的巨大蘑菇云升起高达64千米，远在1000公里都可以看到闪光。苏联之所以进行这次核试验，主要是出于政治上和心理上的考虑。赫鲁晓夫说，要让这颗炸弹像达摩克利斯剑一样悬在美国人头上。自1961年9月1日至11月4日，苏联先后进行了30多次核试验。对于肯尼迪的讲话，赫鲁晓夫认为是在故意挑衅。在他看来，肯尼迪的言论表明美国试图恐吓苏联，把其最近公开的核优势作为一种政治武器。赫鲁晓夫向肯尼迪的新闻秘书塞林格抱怨说：你们的总统犯了一个严重错误，一个非常严重的错误，他要为此付出代价；他宣称你们将首先使用原子弹，发表了甚至连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都不会发表的声明，这将迫使苏联重新估计自己的立场。为此，苏联国防部命令军队提高警戒。在苏共二十二大报告中，赫鲁晓夫宣布，在国际紧张局势加剧的情况下，苏联政府不得不暂时中断原定的1961年的裁军计划，增加国防开支，推迟陆海军士兵退役时间，重新恢复新型的、威力更大的武器试验。
　　

　　1962年2月，赫鲁晓夫主持召开国防委员会会议，讨论发展战略核武器问题。军方在会议上坦承，苏联现有的远程导 弹还不足以与美国抗衡，存在着诸多缺陷，特别是点火准备时间需几个小时，而美国的“民兵”导 弹则可以在几分钟之内发射。马利诺夫斯基警告说，“在我们准备发射之前，我们大概已经被炸死了”。而且，苏联导 弹使用的仍然是液体燃料，易发生爆炸，而美国使用的则是固体燃料，可以无限期地存放。不仅如此，苏联在洲际导 弹研制方面还遇到了一些技术上的难题，短期之内难以有重大突破。但是，苏联决策者仍然有一条摆脱困境的途径，那就是如果把中程和中远程导 弹部署在古巴，就可以大大提高第一次打击的能力，摧毁美国80%～85%的核武器，尽管仍会有500件核武器完好无损，但力量对比会发生变化。这些导 弹的射程可以覆盖整个北美大陆，并且可以绕过美国的导 弹警报系统，出其不意地发动进攻。因此，把中程和中远程导 弹部署到古巴，有助于扭转美苏两国导 弹数量和攻击时间上的不平衡，在一定程度上抵消美国的战略优势，等于使苏联能打到美国的洲际战略导 弹数量至少增加一倍，华盛顿、纽约、亚特兰大、达拉斯和新奥尔良等都在打击范围之内，而且同样重要的是，打击的准确度远比在苏联本土发射精确得多。赫鲁晓夫表示，美国企图获得核优势是“特别令人无法容忍的”，“现在正是斩断他们核武器之手的时候了”。5月，赫鲁晓夫正式做出了在古巴部署中程和中远程导 弹的决定。
　　促使赫鲁晓夫在古巴部署导 弹的因素或许很多，但扭转苏联的战略劣势无疑是其中至关重要的一个。赫鲁晓夫在其回忆录中坦率地承认：美国人用轰炸机和导 弹包围了苏联，苏联重要的政治和工业中心处于装载着核武器的美国飞机的直接威胁之下，苏联在古巴所做的不过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他的想法是，如果苏联秘密地将导 弹部署在古巴，并且是在已经装好可供发射之后才为美国发现，美国人在试图用军事手段摧毁这些导 弹前就须三思而行；“这些导 弹可能被美国摧毁，但不是全部。如果有1/4，甚至只有1/10的导 弹能够留下来，即使只留下一两个大的导 弹，我们仍旧能够击中纽约，而纽约势将所剩无几”。在他看来，一旦在古巴取得成功，那么就可以使美国面临一个既成事实，不仅可以威慑美国对苏联发动先发制人打击，而且也有助于解决苏联所遇到的一些政治、经济和军事问题，从而改变整个冷战环境。赫鲁晓夫的女婿阿朱别伊说得很清楚：赫鲁晓夫“绝对相信，如果我们不首先采取实际措施来改善我们的军事态势，就不可能与美国人成功地商谈古巴问题或任何其他问题”。
　　三
　　苏联在古巴部署导 弹的行动并没有逃过美国人的视线，并于1962年10月引发了一场震惊世界的危机，双方剑拔弩张，不仅把美苏两国而且把整个世界带到了核战争的边缘。毋庸置疑，古巴导 弹危机的发生是美苏核军备竞赛的产物。在另一方面，这场危机也使两国领导人深深地认识到：核冲突对双方都没有任何好处；在一场核战争中不可能有胜利者，任何一方都难逃厄运。
　　肯尼迪认为，美国的利益如果能够通过和平手段来获得，就应该尽量避免使用战争的方式，因为在核时代，一旦发生核战争，不仅会两败俱伤，而且有可能导致同归于尽的灾难性后果。尽管当时美国享有明显的核优势，但肯尼迪同样害怕局势升级为核战争。他清醒地认识到，美国不可能消灭苏联所有的核武器，苏联的回击会给美国和西方国家造成难以承受的巨大伤亡，核战争对双方来说都是灾难性的。
　　以往，一些美国政府官员和学者过分夸大了美国战略核力量对苏联的威慑作用，将危机的和平解决视为美国“强制性外交”的胜利，把赫鲁晓夫的妥协、退让归结为美国的核优势，称赫鲁晓夫完全明白他面对着美国的全部军事力量，包括核力量，而且他也非常清楚美国可能发动核攻击，即便苏联率先向美国发动突然进攻，美国的报复也会给苏联造成难以预料的伤亡，并赢得这场战争，“这就是他为何撤走导 弹的唯一原因”，同时也是他不敢在柏林轻举妄动的关键因素，否则，这场危机不可能这么快就结束。
　　但是，美国的核优势并非是导致危机和平解决的唯一因素，更非决定性的因素，一场核战争只会给美苏双方乃至整个人类带来史无前例的浩劫。事实上，在古巴导 弹危机期间，肯尼迪就对如何减少苏联的核打击给美国造成的伤亡感到束手无策，因为面对一场核战争，美国政府的保护措施几乎是无济于事。在美国决策者看来，不包括在古巴的导 弹，苏联已经部署了50枚陆基导 弹，100枚核潜艇导 弹，还有150架远程轰炸机，在不管是哪一方发动的任何核交锋中，这些导 弹和轰炸机中的一些将携带着数百万吨级的炸弹到达目的地，即使只有一个也将是一场灾难，因而“我们对任何核交锋都没有兴趣，而是要避免它，我们自己的战略力量具有绝对优势这一事实并不能使我们感到安逸。”
　　1962年10月初，美国政府应急计划办公室下属的国家资源评估中心利用计算机模拟系统，就苏联对美国发动大规模核打击的后果进行了分析，认为在2天之内，苏联可投掷355枚核武器，假定苏联的攻击仅仅限于军事目标而不是城市，即使如此也将会有50个城市的中心地带遭到轰炸的破坏；尽管1.64亿人可以幸存，但其中3400万人将严重缺水；美国的海空力量将因为人员和设施的损失而受到沉重打击；48%的工厂设施将遭受严重破坏；由于核辐射和爆炸的影响，全国有25个州的州政府至少在90天内不能正常运转。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一个研究小组根据模拟分析也得出结论：如果在1964～1968年间美苏两国发生全面核冲突，不论由哪一方首先发起攻击，双方都将会遭受严重破坏，人员伤亡惨重。据该小组估计，倘若苏联在1964或1968年率先对美发起核打击，美国的死亡人数分别为930万人和1340万人；若美国在1964年或1968年对苏联实施核打击，美国的死亡人数则为630万人和1080万人。该研究小组主任列昂·约翰逊向肯尼迪表示，“不论我们做什么，一旦爆发核战争，都没有办法使美国避免遭受难以接受的破坏”。在他看来，美国没有必要再研制任何新的进攻或防御性武器。麦克纳马拉在国会听证会上明确强调，不论美国拥有多么庞大、多少种类的核武器，要想有效地摧毁苏联大部分的战略核力量而同时确保自身不受大的损害将是非常困难的。他多次坦率地承认，尽管美国拥有5000颗核弹头，而苏联只有300颗，美国在数量上占据绝对优势，但他并不认为美国有能力对苏联发起先发制人的打击，而同时保证自身完好无损。根据他的估计，即使美国率先发动进攻，苏联原有300颗战略核弹头中或许会有25%保留下来，足以对美国和欧洲大陆造成灾难性的破坏。因而在他看来，1962年发动一场核战争不仅会摧毁苏联，而且美国、欧洲都难以幸免。
　　古巴导 弹危机表明，“少量核武器就极具破坏力的事实所导致的恐惧心理，比起核武器的数量对比要重要得多”。或许肯尼迪在危机过后说的这句话道出了两人当时的共同心理：“从双方都拥有核能力，双方都想保护自己的社会这一意义上来说，我和赫鲁晓夫先生是处境相同的。”在他看来，一个各国彼此以核武器相威胁的世界不仅是“无理性的”，而且是“不能容忍和不可思议的”，整个人类在防止核战争方面有着共同的利益。危机结束后，肯尼迪和赫鲁晓夫努力缓和两国间的紧张关系，以减少发生核冲突的可能性，从而使美苏关系进入一个相对缓和的时期。1963年6月10日，肯尼迪在美利坚大学发表讲话，要求美国人重新审视他们的冷战观念，重新审视对苏联的态度，寻求改善双边关系。这篇讲话为美苏关系未来的发展确定了基调。他强调，在核时代爆发战争是不可想象的，在制止军备竞赛方面美苏有着共同的深切的利益；“如果我们现在不能结束我们所有的一切分歧，那么，我们至少能够协力使世界在分歧之中保持安全。因为，归根结蒂，我们最基本的共同纽带是，我们全都生活在这个小小的星球之上”。他宣布，美国将不再进行大气层核试验。
　　惊心动魄的危机使赫鲁晓夫清醒地认识到，一场核战争对整个人类来说是一场灾难，因而重新举起了“和平共处”的旗帜。他在1962年12月向最高苏维埃所作的报告中指出：在核时代，必须显示出“更加清醒的头脑和消除国家间不和的各种障碍的更大愿望”，同时应该加强国际关系中理智的准则，呼吁有关大国排除就永久停止核试验达成协议的最后障碍。赫鲁晓夫还将肯尼迪在美利坚大学发表的讲话称为自富兰克林·罗斯福以来“美国总统发表的最好的一篇演说”。
　　古巴导 弹危机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它是冷战期间最危险的一次对抗，而且还在于它使美苏两国领导人都认识到核战争是要绝对要避免的。古巴危机过后，虽然东西方对抗这一冷战基本格局并没有发生改变，但美苏两国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管理他们之间的关系，防止类似的严重对抗再度重演。从这一意义上说，古巴导 弹危机的结束标志着自1947年以来激烈冷战时期的结束，以及美苏有限缓和时期的到来。尽管双方的军备竞赛和对抗又持续了近30年，但两国都再也没有哪一位领导人曾经让局势危险到彼此有可能直接使用核武器或使用武力的地步，危机开创了较为缓和的美苏关系的新纪元。曾长期出任苏联驻美大使的多勃雷宁认为，古巴导 弹危机“是冷战中最富有戏剧性的事件”，“这场危机将两个大国最大限度地拖到核战争的边缘，因此它成为人们推断两个大国的对抗究竟能达到何种程度的界石，同时也告诉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行动来防止核战争。在此后的30年里，古巴危机期间的某些做法成为核游戏的规则和界限，同时也成为莫斯科与华盛顿之间重要的、反复无常的、危险的关系中的规则和界限。”危机之后，美苏两国在处理双方关系时确立了一种更为现实的模式，“这种模式强调的是联系、讨论、谈判以及在这两个已开始被看成超级大国之间出现意见分歧的情况下不断进行的调整。”
　　古巴导 弹危机使肯尼迪、赫鲁晓夫都对自己的对手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和了解。肯尼迪在危机中的克制、谨慎给赫鲁晓夫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赢得了他的尊重，开始将其视为值得信赖的谈判伙伴。危机结束后，赫鲁晓夫对美苏关系发展的前景和肯尼迪的态度有了明显改变，希望以谈判取代对抗，并在制止核军备竞赛方面共同做出努力。1962年12月初，赫鲁晓夫致信肯尼迪，希望他能够连任，这样他们就能为“和平共处”创造更好的条件。在肯尼迪看来，赫鲁晓夫是一位理智的、有思想的领导人，能够正确地认识本国的利益和全人类的利益。1963年6月20日，美国和苏联达成谅解备忘录，决定在华盛顿和莫斯科之间建立“热线”，这样两国领导人在遇到紧急情况时可以进行直接磋商，防止因意外、误解、错误估计而导致一场核战争。8月初，经过长时期激烈的讨价还价，双方终于签署了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试验。尽管该条约未禁止地下核试验，以便两国进一步发展核武器，但这是自1945年核武器出现以来，美苏在限制核军备竞赛方面迈出的具有实质性意义的重要一步，同时还为日后双方在该领域进一步谈判并达成协议奠定了基础。肯尼迪曾表示希望访问莫斯科，并进一步扩大两国合作的领域，包括联合登月计划、加强贸易关系、共同削减军备等。
　　有一种观点称，如果1963年11月肯尼迪没有被暗杀、1964年10月赫鲁晓夫也没有被赶下台，美苏之间的关系或许会变得更为正常，冷战也将呈现另外一番景象，或许结束得会更早一些。还有学者甚至认为，一个难得的历史机遇被错过了。尽管这些说法有些言过其实，但却说明在经历了激烈的对抗之后，肯尼迪、赫鲁晓夫的确为两国关系的缓和、开启双边关系发展的新阶段带来了较大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