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组长李学勤辞世告别仪式在八宝山举行

风来矣 · 发表于: 2004-8-6 23:09:17

　　李学勤（1933～2019.02.24），北京人，清华大学哲学系肄业。著名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主任、教授。致力于汉以前的历史文化研究，注重将传世文献与考古学、出土文献研究成果相结合，在甲骨学、青铜器、战国文字、简帛学，以及与其相关的历史文化研究等众多领域，均有卓越建树。现为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历史评议组组长，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组长、首席科学家，中国先秦史学会理事长，曾任英国剑桥大学、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等多所外国名校的客座教授及国内多所高校的兼职教授。目前正在主持“清华简”的整理研究工作。2013年获首届汉语人文学术写作终身成就奖。2014年9月获得首届“全球华人国学奖终身成就奖”。2018年1月21日，被评为清华大学首批文科资深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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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osijia · 发表于: 2019-3-2 00:5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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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头 · 发表于: 2019-2-28 11:38:00

源自：北京晚报

原文标题：“百科全书式”学者李学勤告别仪式在北京八宝山举行
⊙记者：李祺瑶王海欣摄

　　今天早晨，轻薄的雾气和春日的阳光笼罩着八宝山，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主任李学勤先生的告别仪式在这里举行。近千人在殡仪馆东礼堂前排起长队，送别这位被誉为“百科全书式”的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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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别厅门前，一副副书法书写的挽联诉说着世人对先生的哀思，“研精夏商周汉百世足征抉微释古惟先觉，道贯礼易诗书佚篇重焕著史传经待后生”，高度概括了先生生前为中国古代文明研究所作出的巨大贡献。告别仪式气氛庄严肃穆，工作人员为每一位哀悼者佩戴上一朵白花，每位前来送别的人脸上都挂着悲伤与惋惜的表情，许多人眼里还含着泪花。
　　1933年，李学勤出生于北京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1951年，李学勤入读清华大学哲学系，不到两年便肄业，以临时工的身份进入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后在甲骨学、青铜器研究、战国文字研究和简帛学等多个领域研究颇深，成为少数于清华肄业、而后成为教授的特例之一。在60多年的学术生涯中，他还担任了“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组长、首席科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主任，清华大学文科高等研究中心主任，中国文字博物馆馆长等职务，共出版著作40多部，发表论文1000多篇。很多人称李学勤先生是这个时代难得的“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古文字通才”。
　　告别厅内被花圈和鲜花所包围，北京科技大学科技史与文化遗产研究院韩汝玢教授含泪向先生献上一朵雪白的花，她与李学勤先生一起工作、研究学术多年，“我们之间的关系像兄妹一样，思想和爱好可以说是完美契合，虽然都是搞工科，但他在中国古代文明的研究深深影响着我，更影响着世人。我曾跟着他去考古的现场做过调查，他那种认真投入的神情现在都印在我的脑海里。他对历史的深入解读和理解，开辟了一个新的学科。虽然有些人对他的工作有不同意见，他都坦然接受。”韩汝玢哽咽着说，“生病期间他一直坚持工作，我们也每年都见面，今年1月，他还寄给我一本他刚刚出版的新书，所以我并不知道他的病情这么严重，直到他去世那天才得知这个消息。”
　　从甲骨文、青铜器到简帛，从文字、历史到古代文明……李学勤始终一心扑进中国古代文明的浩瀚大海中，取得了大量的学术前沿成果。“中国古代文明的历史，过去因为西方国家的种种偏见，被贬低了。更好地把中国文明发展的历史说明出来，对那些被贬低的加以纠正，这是我们历史学者的责任。”他提出了“重新估价中国古代文明”、“走出疑古时代”等主张。近年来，他更是将全部精力投入到了免遭秦火的战国竹简“清华简”的抢救、保护与研究工作中。
　　送别的人群中，也有不少年轻学子。“我曾蹭课听过李先生讲课，他的课非常精彩，对我们那些看似幼稚的问题也是耐心解答。”一位学生告诉记者。不少人为先生没有看到清华大学新建的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大楼而感慨，还有人为清华简的保护研究工作刚过半程而惋惜。而他曾经在某座谈会上的一句话或许给了我们回答──“我们处在黄金时代的开始。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更重大的发现、更深入的研究应该在未来……文明史上的诸多问题，应该在今后解决，特别是在21世纪。我自己可能是看不见，可是在座的很多朋友一定会亲自看到它的辉煌成绩。”

浊气 · 发表于: 2019-2-25 14:23:00

源自：澎湃新闻

原文标题：“百科全书式的学者”走了：一生都在追索中华文明的根脉

⊙作者：唐婷

　　周日的微信朋友圈里，刷屏的不只是“流量明星”，还有一位重量级学者辞世的消息。
　　官方发布的讣告称，中国先秦史学会名誉理事长、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主任李学勤先生于 2019年2月24日0点11分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6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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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午8点左右，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辛德勇得知了李学勤先生仙逝的消息。整个上午都沉浸在哀思中的他理了理思绪，中午时分端坐在桌前，把还没来得及跟先生说的“心里话”写了下来。
　　“我从事的专业，同李学勤先生的主要研究领域距离较远，他也比我年长很多，虽然一同在中国社科院历史所工作了十多年，但直接的接触还是非常有限的。”辛德勇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说道。在有限的接触里，先生真学者、真性情的一面给辛德勇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真学者
　　如何评价一位学者？辛德勇认为，首先要看他对待学术的态度，和具体是如何来做学问的。
　　由于身体的原因，2017年冬天，李学勤住进了医院。在先生住院前的数月里，辛德勇曾去清华拜访过一次。当时，李学勤正趴在桌前，和几个学生一块辨认竹简上的字样。
　　“当下一些中青年学者，有了一定学术地位，往往就成了分包研究任务的‘老板’。李学勤先生已经年逾80，在学术界也有着很高的学术声望，仍然亲力亲为地做学问，甚至做一些很基础的研究工作，实在令人感佩。”辛德勇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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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顾李学勤最后十年的学术生涯，清华简无疑其中非常重要的关键词。2008年，清华大学抢救回一批走私到香港文物市场的珍贵竹简，依惯例命名为“清华简”。
　　据介绍，清华简是一批抄写于战国时期的竹简，总数约有2500枚。这批竹简由于很早就被随葬于地下，没有经历秦始皇焚书的劫难，因此最大限度地保存了先秦典籍的原貌。
　　来自北京大学、复旦大学的10多位专家出具的《清华大学所藏竹简鉴定会鉴定意见》认为：“这批战国竹简是十分珍贵的历史文物，涉及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是前所罕见的重大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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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更好地保护和研究这批竹简，2008年9月，清华大学成立了由李学勤带领的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从2010年开始，李学勤和他的团队大致以每年出版一辑整理报告的速度，整理公布清华简的有关内容，创造了战国竹简整理公布的新速度。

真性情
　　谈及李学勤，熟悉他的人都充满了敬佩之情。他长期致力于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在多学科领域都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引领和推进了中国古代史、考古学、古文字学等多学科的发展，被学术界誉为“百科全书式的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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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华大学历史系副主任刘国忠曾撰文指出，正是有这样的眼界和理论素养，李先生能够提倡“重新估价中国古代文明”“走出疑古时代”等涉及中国古代文明研究中理论和观念上的变革，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
　　在60多年的学术生涯中，李学勤共出版著作40多部。在这样一位著作等身的学者身上，时常流露出率真的一面。在辛德勇看来，因为学术是纯真的，所以真学者往往都会有些长不大，甚至会有些调皮。“这一点，我和业师黄永年先生接触太多太密，所以感受得最为清楚。其实，李学勤先生也是这样的真性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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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德勇刚担任中国社科院历史所历史地理研究室主任时，时任历史所所长的李学勤和他有过一次谈话。谈及研究室人员的研究能力和水平时，李学勤没有回避任何实际问题，没有一丝一毫的圆滑和世故。这是李学勤给辛德勇留下的最初印象。
　　后来，在一次聊天中，李学勤和辛德勇说起去医院看病的经历，当时挂了专家号也没看明白，最后是他自己给自己确定了病症。令辛德勇诧异的是，大医院的专家怎么会看不明白。李学勤指指外面的长安街马路说：“德勇啊，什么是专家？外边儿马路上的人，看我们这大楼里不也都是专家么？”
　　或许是一句调侃，在辛德勇看来，这是一位纯真的师长以俏皮话的形式在袒露心声。

源自：科技日报微信公众号

　　著名古文字学家李学勤去世享年86岁

灰头 · 发表于: 2019-2-25 12:53:00

源自：新京报

原文标题：李学勤：“走出疑古时代”能否重估中国古代文明？丨逝者

　　李学勤1933年3月生于北京。他是著名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考古学家，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主任，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组长、首席科学家，中国先秦史学会名誉理事长和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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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学勤
　　他被誉为“百科全书”式的学人。他在甲骨学、青铜器及其铭文、战国文字、简帛学等领域均有建树。他在同辈学者中，以视野开阔、学识渊博、善于利用新发现及海外的考古材料、国外汉学研究成果和多学科结合治学而著称。他也是第一个综合研究战国文字的人。他所提出的殷墟甲骨分期“非王卜辞说”与“两系说”虽曾引起很大争议，但最后也渐成定论。
　　李泽厚曾称他其为“大陆学界第一人”。在古文字学方面，他与裘锡圭并称为当世两大权威。李零也颇尊崇李学勤，称赞李学勤“博大”。而朱渊清评价说：“李学勤以其广阔的学术视野和高远的学术识见，走在中国学术的最前沿”。陈嘉映也从李学勤对中国思想史的梳理上受益颇多，并称其“博学卓识”。
　　李学勤有一个著名口号“走出疑古时代”，他围绕着这个口号，还提出了“重新估价中国古代文明”、“对古书的第二次反思”、“重写学术史”等相关命题。这些命题在学术界中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也产生了很大的争议。有学者也认为他与官方意识形态走得太近，轻信古书伪史，菲薄古史辨学派，囿于立场成见，妨碍了他在古史学研究领域做出了更大的贡献。
　　李学勤：因机缘巧合而走进古文字学术研究
　　李学勤生在北京。在年轻时，他就读于北京汇文中学。汇文中学是北京早期的近代中学之一，在当初成立时，它只是一个书院，包含了小学、中学乃至大学。其中大学部就是后来的燕京大学。李学勤的父亲也是汇文中学的学生。李学勤在1945年入学，并于1951年毕业。
　　在一个很偶然的场合，李学勤读到了金岳霖先生的《逻辑》。他很喜欢那些看不懂的符号。所以，当他看到书的第三章“介绍-逻辑系统”里面那些他不认识的各种符号时，他沉迷其中。因此，他决定报考清华大学，想跟着金岳霖先生学习数理逻辑。
　　在李学勤入学后的第二年，恰逢全国高等学校院系大调整，清华大学变成了一个多学科的工科大学。按照当时的调整，李学勤应该到北大去。可是李学勤并没有去北大，因为那时他已经自学了甲骨文。李学勤一直都特别喜欢一些看不懂的符号，他经常自己骑车到北京图书馆去借阅甲骨一类的书刊，也因此认识了馆中负责金石部的曾毅公先生。在曾先生的帮助下，他不但能看已经编目的书，还有机会看到不少馆中特别收藏的书籍、拓本，眼界逐渐开阔了起来。
　　当时的中国科学院院长把特殊工作──做殷墟甲骨的缀合，交给了中国科学院的考古研究所。那时的考古研究所刚成立不久，考古研究所所长郑振铎就问陈梦家能不能做这个工作，陈梦家则向郑振铎推荐了曾毅公和李学勤。因此，李学勤被调到了考古研究所。这是他学术研究的开始，那时他才19岁。
　　李学勤在考古研究所工作了两年，在1953年完成了《殷虚文字缀合》。这时，中国科学院要建立历史研究所，时任历史研究所二所副所长的侯外庐先生很赏识李学勤，就安排他到历史所工作。于是，李学勤就从考古所转到了历史所，作为侯外庐先生的助手，参加侯先生领导的《中国思想通史》研究工作。
　　在从事中国思想史研究期间，李学勤继续对甲骨文、战国文字、青铜器等上古文物进行深入研究，取得了许多开拓性的研究成果。比如在甲骨学方面，他出版了甲骨学专著《殷代地理简论》，填补了殷代地理研究的空白；他还率先鉴定出西周的甲骨文；并提出“非王卜辞”说等。在战国文字方面，他发表了《战国器物标年》和《战国题铭概述》等文，将战国时代的金文、玺印、陶文、货币文字以及简帛等综合起来考察，从而形成了古文字学的一个新分支──战国文字研究的出现。这些成果，使他得以崭露头角，初步奠定了自己的学术地位。在此期间，他还系统阅读了马克思、恩格斯等人的众多理论著作，提高了自己的理论素养。
　　1964年，由于政治形势变化，李学勤先生被抽调去搞“四清”。两年后，“文化大革命”爆发，历史研究所的学者们被下放到“五七干校”，李学勤的学术研究被迫中断。幸运的是，1971年冬天，李学勤被调回北京，参加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第一册的修订，李学勤得以重新从事学术研究。此外，李学勤也还参与了马王堆帛书、定县八角廊简、睡虎地秦简等多批出土简帛的整理工作。
　　李学勤在1993年于清华大学建立了国际汉学研究所，倡导国际汉学研究，这是国内最早建立的国际汉学研究机构之一。此后十多年间，他一直担任清华大学的双聘教授，并出任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所长。到2003年，在母校的多次邀请下，李学勤离开了工作50多年的历史研究所，全职回到清华大学任职。在他担任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主任期间，他主持清华简等出土文献的整理、研究和保护工作，贡献良多。
　　“走出疑古时代”所引起的争议和回响
　　李学勤著名口号“走出疑古时代”对学术界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但是，李学勤也给晚清以来的疑古思潮很高的评价。他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厚古薄今，三代以上是人类历史的黄金时代。康有为的著作《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对传统中国人的“古代观”是一种否定，是疑古思潮的开始。后来疑古思潮被以胡适为代表的留洋归国的学生接受后，又向前推进了一大步。顾颉刚在此基础上创立了古史辨派，提出了所谓的层累造成的古史观，他认为中国人对古代的看法是历代人不断地造伪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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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疑古时代》

⊙作者：李学勤

　　版本：长春出版社 2007年1月
　　晚清以来的疑古思潮无疑是进步的，因为它把当时古史上的偶像全都踢翻了，打破了“古代就是黄金时代”这一传统观点，还对古代文献进行重新审查，对传统的古代观进行了一次大扫荡。可是，疑古思潮也有很大的副作用。李学勤认为，疑古派对古代的否定常常过头，特别是对古书搞了非常多的“冤假错案”。
　　冯友兰先生在给《古史辨》第六册写序的时候，曾讲到一个“三阶段”说，即“信古──疑古──释古”。李学勤认为，我们要把文献研究和考古研究结合起来，才能对整个中国古代文明作出重新估价；此外，我们要结合考古学和历史学，充分吸收邻近学科的成果，系统地运用比较的研究方法，走多学科结合的道路。他除了利用新发现材料来推动研究工作的深入进行之外，还进一步从理论的高度对疑古思潮进行了反思。他指出，在指导思想上也需要摆脱一些旧的观念的束缚。在20世纪90年代，李学勤先生曾主持了国家九五重大攻关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科研工作，这一工作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看作是“走出疑古时代”后，在新时期对于中国古代历史和文明的重建。
　　“夏商周断代工程”让中国有据可依的历史年代向前推进了两千多年。它的目标是确定西周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以前各王，商代后期武丁以下各王以及商代后期武丁以下各王比较准确的年代。还有对商代前期和夏代，提出一个比较详细的年代框架。“夏商周断代工程”对传世的古代文献和出土的甲骨文、金文等材料进行了搜集、整理、鉴定和研究，对其中有关的天文现象和历法记录，通过现代天文学给予计算从而推定其年代，同时对有典型意义的考古遗址和墓葬材料进行了整理和分期研究，并进行了必要的发掘，获取样品后进行碳-14测年。
　　该工程引起了很大争议，许多海外学者并不相信夏代的存在，认为该工程想当然地视夏为商的前朝，并定二里头为夏都，而在目前情况下，证据尚未充足。此外，许多海外学者对该工程的一些学术研究细节也提出了质疑。李学勤认为，有不同的看法很正常。“夏商周断代工程”虽然备受诟病，但这个工程也让中国考古学在技术层面得到了发展。
　　葛兆光认为，走出“疑古”时代，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释古”究竟应该解释哪些“古”，是把流传的神话、传说、历史一起解释，还是只根据那些筛选过的资料解释？“释古”与“信古”“疑古”并不同，后者是史料的甄别，前者是史料的使用。“所以，’释古’与其说是一个必经阶段，还不如说是历史学家心目中期待的一个理想结果。”若想让“释古”成为现实，还必须等待新的史料，比如过去埋藏在地下的文献重新面世。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让人们不得不去重新理解古代中国的原来面目，才能“重写”历史。
　　不过，在对历史进行重新解释之前，需要下非常多的基础功夫。葛兆光认为，李学勤通过简帛佚籍对古代中国的重新认识，不过是个开端，因为他所展示的新的古代世界实在很陌生很深广，没有一个长时段的清理是不可能厘清它的意义。李学勤把这个幽深而广袤的古代世界大门的门缝推开一些。
　　历史学对古代中国学术史的描述，经常会有一个难以挣脱的范型，而当出土文献不断面世，这个范型就会出现问题。比如，过去为诸子百家所排列的时代先后秩序就会面临挑战，新的材料也会让过去“纯粹”的思想家似乎也不那么“纯粹”。
　　葛兆光认为，李学勤对解决这两个问题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他通过对地下简帛与现存典籍的考察，为部分学术史文献重新排了次序，纠正了过去的偏颇与失误，他通过各种文献之间的关键词语、思想表述的比较，为学术史找到了知识背景，也使中国学术史的描述更贴近当时的文化土壤。
　　不过，葛兆光也提醒我们，我们还是要对一些古代文献的记载保持一些怀疑和警惕，“走出疑古时代”并不是“回到信古时代”。

⊙作者：徐悦东

⊙编辑：董牧孜　校对：吴兴发

摩天方 · 发表于: 2019-2-25 12:38:00

源自：新京报

原文标题：徐凤先回忆李学勤：夏商周断代工程开多学科合作研究风潮

　　著名历史学、考古学、古文字学、古文献学专家李学勤因病于2019年2月24日凌晨去世，享年86岁。李学勤的一生，对于甲骨学、青铜器研究、简帛学及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他的去世，是中国学术界的重大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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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学勤
　　李学勤学术成就广泛，被学界誉为“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在甲骨学研究中，他创立了殷墟甲骨“两系说”的分期理论，发展了“非王卜辞”的研究，并首先鉴定出西周的甲骨文；在青铜器研究中，他推动制订了西周金文历谱，并在分期上取得了新成果；在战国文字研究中，他提出“五系说”，使这一学科分支得以成立；在简帛研究上，他将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献相结合，探讨了学术史上诸多焦点、热点和难点问题。
　　1996年启动、2000年结题的“夏商周断代工程”，李学勤是专家组组长、科学家。夏商周断代工程是一个以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相结合的方法来研究中国历史上夏、商、周三个历史时期的年代学的科学研究项目，是一个多学科交叉联合攻关的系统工程。徐凤先1994年从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取得博士学位后留所工作，在李学勤、席泽宗和张培瑜的指导下做博士后研究，课题是“商末周祭祀谱合历研究”，这项研究的成果构成了夏商周断代工程的一部分。徐凤先还在夏商周断代工程中担任学术秘书一职，她和其他三位秘书一起，起草了断代工程于2000年结题时发布的《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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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

⊙作者：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编著

　　版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2001年2月
　　徐凤先现为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她接受了新京报的独家专访，回忆了在李学勤的指导下做博士后研究的经历和李先生在夏商周断代工程中的工作。
　　他对学生总是寄予厚望
　　新京报：您曾在李学勤先生的指导下做博士后研究“商末周祭祀谱合历研究”，可以请您先解释一下这项研究吗？
　　徐凤先：我的博士后课题是“商末周祭祀谱合历研究”。“周祭”是指商代末期商王按照一定的次序，在大约一个太阳年的周期内，对先王先妣进行的祭祀。根据记载这些祭祀的材料，可以排列出一个祭祀的祀谱，再设法将其和历法对应起来，我做的就是和历法对应的这个工作。
　　新京报：那是要使用甲骨文的材料？
　　徐凤先：甲骨文和金文。
　　新京报：可以请您谈谈李先生在这项研究中对您的指导吗？
　　徐凤先：周祭问题最初是董作宾发现的，在他之后还有几位学者做过相关研究，最著名的是常玉芝先生，她也参加了夏商周断代工程。常先生根据甲骨文、金文的记载排出了祀谱，我的工作是在她的基础上展开的。
　　我是理科出身，博士做天文学相关研究，之前对甲骨文、金文没有基础。李先生从周祭材料中，挑选出了最重要的一批，也就是帝辛──就是商纣王──在位期间元祀（元年）到十一祀的记载了王年、月份、干支和周祭方式的材料。李先生就此自己写了一篇文章交给我，为我的研究进行了铺垫和引导。在我的研究中，李先生手写文章给我用作参考的情况不只一次。
　　因为商代先王先妣的名字中都有天干，而对他们的周祭要在相应的天干日进行。比如太甲、上甲，对他们的祭祀，一定要在甲日进行。由此我们有可能以祀谱和历法为基础，进行年代学的研究，将二者对应起来。
　　李先生对我的指导，具体学术上的就不一一说了，我想强调的是李先生对学生特别好。这种“好”表现在李先生对于学生总是寄予很厚的期望，他会说“我等着你这个结果出来”；而如果我有什么新想法打电话告诉他，他也会特别高兴地说“很好很好”。
　　新京报：我看您和李先生的博士后研究是1999年结束的，之后您和李先生还有什么学术上或生活上的往来吗？
　　徐凤先：我一直常能见到李先生，因为我是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学术秘书，简本（指2000年出版的《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是我们学术秘书起草的，繁本的起草我也参加了。
　　我2017年发表的《中国文明早期对于大范围地理距离的认知》还和李先生有关系呢。这篇文章的思路我在2014年时就有了，但当时我有一篇文章两次被退稿──我觉得都是审稿人没有看懂我的想法──因此对期刊审稿不抱希望，此文就没有想投给期刊。
　　2015年春夏，李先生想参考我的博士后研究，但手边一时无书。我给他送书时，顺便谈起《中国文明早期对于大范围地理距离的认知》一文的想法。李先生听了很重视。2016年11月我又去李先生家，先生问起文章的事，我说没有投，因为觉得过不了审。李先生立即说了几个刊物，并表示愿意为我推荐。最后定下来投给《中原文化研究》。文章最后发表在《中原文化研究》2017年1月刊上。
　　新京报：2015年李先生都80多岁了，也就是说他在很大的年纪仍然保持着对学术新发现的敏锐的洞察力和判断力；而且看得出他对自己的学生非常关心。
　　徐凤先：是的，你会觉得他对学生永远是寄予厚望的，他对你的期待就是你研究的动力。
　　夏商周断代工程开多学科合作研究风潮，断代成果报告繁本尚未出版是一大遗憾
　　新京报：您的博士后研究也是夏商周断代工程的一部分吗？另外，您刚才提到您是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学术秘书，可以请您介绍一下李先生作为断代工程首席专家组组长在整个工程中扮演的角色、发挥的作用吗？
　　徐凤先：对，我的博士后研究结论也被断代工程采纳了。夏商周断代工程主要由为历史学、考古学、天文学和碳14测年四个学科承担，李先生对于前三部分都有非常深厚的功力，他能在几方意见不一致的时候，判断出问题可能出在哪儿，应该在什么范围内、请哪些专家来开会，以便解决争议。
　　新京报：学界和社会上对于夏商周断代工程的成果似乎有一些争议。
　　徐凤先：这个我要说一下。有人好像觉得李先生借着断代工程把自己的主张放进去了，其实以我所知，有些结论是和他个人之前的学术意见相左的。比如武王伐纣，最后断代工程定为公元前1046年。此前李先生认为武王伐纣的时间应该更早，但最后武王伐纣天象研究、金文历谱和碳14对关键考古材料测年的研究将牧野之战指向公元前1046年，他也接受了。
　　学界有些人对夏商周断代工程的非议可能和断代结果与他个人的学术意见不同相关。社会上的议论，可能有些人觉得最后断代工程对于某些年代只给出了一个约数，比如商代前期，只给出了始年，但依据当时的材料只能做到这一步，不好强求一定要有每个王确定的年份。
　　另外我想说今天经常提到的多学科合作，如果你去查1996年夏商周断代工程开始前的学术成果，国内对于中国古史的研究，很少有多学科合作的，夏商周断代工程是大规模多学科合作进行学术研究的开端。
　　新京报：您前面提到参与了断代工程成果报告的简本和繁本的起草工作，可以请您介绍一下情况吗？
　　徐凤先：简本就是2000年结题时出版的《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是我们四个学术秘书起草的。繁本也是我们起草的，当时各个课题组都有结题报告，我们以此为基础，再参考正式出版的书和发表的文章。但是因为对于一些问题，专家组也有争议，特别是考古学界，对于像偃师商城和郑州商城在考古学上的性质，以及二里头遗址是不是最早的夏文化这些问题，到现在也没有结论，所以繁本的修改花了很大力量。最后李先生亲自执笔对书稿进行了修改。
　　其实我都不知道我们写的草稿，李先生用了多少，但我知道他花了很大力气来完善繁本，很细致地改过一次。这个稿子已经交给出版社了，现在李先生走了，繁本还没有出来，是个很大的遗憾。

⊙作者：寇淮禹

⊙编辑：董牧孜校对：卢茜

btkj · 发表于: 2019-2-25 07:23:00

源自：澎湃新闻

原文标题：李学勤先生遗体告别仪式定于2月28日在八宝山举行

　　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主任李学勤先生因病于2019年2月24日0点11分去世，享年86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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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月24日，李学勤先生治丧办公室发布讣告，缅怀先生一生事业。并写道：李学勤先生缅怀厅设置在清华大学新斋（人文学院）105室，从2月25日至27日（10:00～16:00），接待社会各界和师生缅怀悼念。
　　李学勤先生遗体告别仪式定于2019年2月28日（星期四）10:00在北京八宝山殡仪馆东礼堂举行。凡有关单位、团体或个人致唁电、唁函，敬献花圈者，请与李学勤先生治丧办公室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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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学勤先生治丧办公室联系方式
　　著名古文字学家李学勤去世享年86岁

chiaki · 发表于: 2019-2-24 17:46:00

源自：澎湃新闻

清华大学：李学勤是当代中国古代文明研究领域的一面旗帜</p>
　　清华大学　　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主任李学勤先生因病于2019年2月24日0点11分去世，享年86岁。李学勤先生是著名的历史学、考古学、古文字学、古文献学专家，对于甲骨学、青铜器研究、简帛学及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李学勤先生的去世，是清华大学的重大损失，也是中国学术界的重大损失。
　　清华大学师生沉痛悼念并深切缅怀李学勤先生！李学勤先生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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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学勤先生
　　李学勤先生1933年生于北京，曾就读于清华大学哲学系。1952至1953年，在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参加编著《殷虚文字缀合》。1954年至2003年7月，在中国科学院（后属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历任研究实习员、助理研究员、研究员，1985至1988年任副所长，1991年至1998年任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会成立后，任第一、二届委员。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二至四届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2003年起全职回母校清华大学工作，现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主任、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协同创新中心主任、国际汉学研究所所长，中国文字博物馆馆长，中国先秦史学会名誉理事长，楚文化研究会名誉理事长，“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组长、首席科学家。1997年当选为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1986年被推选为美国东方学会荣誉会员。
　　1984年获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称号，1991年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2001年获“九五国家重点科技攻关计划突出贡献者”称号，2002年获“全国杰出专业技术人才”称号，2013年荣获首届“汉语人文学术写作终身成就奖”和本年度“孔子文化奖”，2014年获首届国学大典“全球华人国学奖终身成就奖”，2015年荣获第四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2017年获第三届会林文化奖。
　　李学勤教授学术兴趣爱好广泛，被学术界誉为是“百科全书式的学者”，拥有很高的学术威望。他长期从事中国古代文明的研究工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是当代中国古代文明研究领域的一面旗帜。他对于许多学科领域都有独到的研究和贡献，尤其致力于中国先秦秦汉史、考古学和古文字学的研究，涉及甲骨学、青铜器研究、战国文字研究和简帛学等各方面。在甲骨学研究中，他建立了殷墟甲骨“两系说”的分期理论，发展了“非王卜辞”的研究，并首先鉴定出西周的甲骨文。在青铜器研究中，他强调要从“形制、纹饰、铭文、字体、功能、组合和铸造工艺”等各方面综合研究，推动制订西周金文历谱，在分期上取得新成果。在战国文字研究中他率先提出进行综合研究，提出“五系说”，使这一学科分支得以成立。在简帛研究中，他参加或主持整理马王堆帛书、定县汉简、睡虎地秦简、清华简等多种珍贵材料，并将简帛学与学术史研究结合起来，取得众多的成果。他提出了“重新估价中国古代文明”、“走出疑古时代”等主张，提倡比较考古学和比较文明史研究、国际汉学研究和重写学术史，在学术界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从上世纪50年代起，他已出版《殷代地理简论》《东周与秦代文明》《新出青铜器研究》《比较考古学随笔》《走出疑古时代》《简帛佚籍与学术史》《古文献丛论》《周易溯源》《文物中的古文明》《通向文明之路》《三代文明研究》《夏商周文明研究》《清华简及古代文明》等学术专著40余部。

雏菊花 · 发表于: 2019-2-24 14:38:00

源自：中国新闻网

原文标题：著名历史学家李学勤去世被称“古文字通才”

　　中新网客户端北京2月24日电（记者：宋宇晟）24日，清华大学发布讣告，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主任李学勤先生因病于2019年2月24日0点11分去世，享年86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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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发布的讣告。
　　李学勤曾先后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组长、首席科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主任，清华大学文科高等研究中心主任，中国文字博物馆馆长等。
　　他早年就读清华大学哲学系，师从金岳霖。上世纪80年代，提出“走出疑古时代”口号，90年代任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组长、首席科学家。
　　他被认为是“少有的古文字通才”、“百科全书”式的学人。
　　他是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在甲骨学、青铜器及其铭文、战国文字、简帛学等领域均有重要建树。
　　研究甲骨文期间，李学勤曾提出“甲骨文非王卜辞学说”；此后，他又先后参与整理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整理云梦睡虎地秦简。
　　晚年，李学勤就职于清华大学，其主要工作就是整理“清华简”。
　　2008年7月15日下午，近2500枚从境外抢救的战国时期竹简，抵达清华园。这些竹简后来被人们称为“清华简”。
　　中国古文字学泰斗裘锡圭曾用“极为罕见”评价清华简。
　　此后，李学勤将大部分精力投注到这些国宝中。
　　如今，这批竹简的研究已持续十余年。“清华简”中的诸多史料对夏商周三代的史实有所印证、补充或纠正，同时也丰富了春秋战国时期的史料。
　　去年11月，“清华简”第八辑研究成果发布，新整理出的8篇失传两千年的文献面世。
　　而李学勤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直言，这批“清华简”的研究成果计划“出15本左右”。
　　而作为历史学家，李学勤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曾提出，重新评价中国古代文明。“中国古代文明的历史，过去因为西方国家的种种偏见，被贬低了。更好地把中国文明发展的历史说明出来，对那些贬低的中国古代文明加以纠正，这是我们历史学者的责任。”
　　他也曾表示，“我们中国的历史很值得同世界讲讲”。
　　清华大学在讣告中称，李学勤先生的去世，是清华大学的重大损失，也是中国学术界的重大损失。 ●

　　著名古文字学家李学勤去世享年86岁

孽角 · 发表于: 2019-2-24 13:08:00

源自：新京报

原文标题：他离世，清华重大损失

　　著名历史学、考古学、古文字学、古文献学专家，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主任李学勤因病于2019年2月24日0点11分去世，享年86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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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学勤对于甲骨学、青铜器研究、简帛学及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清华大学悼念文章称，李学勤先生的去世，是清华大学的重大损失，也是中国学术界的重大损失。
　　李学勤1933年生于北京，曾就读于清华大学哲学系，师从金岳霖先生。1952至1953年，在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参加编著《殷虚文字缀合》。1954年至2003年7月，在中国科学院（后属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历任研究实习员、助理研究员、研究员，1985至1988年任副所长，1991年至1998年任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会成立后，任第一、二届委员。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二至四届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2003年起全职回母校清华大学工作。
　　李学勤教授学术兴趣爱好广泛，被学术界誉为“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他长期从事中国古代文明的研究工作，是当代中国古代文明研究领域的一面旗帜。他对于许多学科领域都有独到的研究和贡献，尤其致力于中国先秦秦汉史、考古学和古文字学的研究，涉及甲骨学、青铜器研究、战国文字研究和简帛学等各方面。
　　2013年7月，李学勤荣获首届“汉语人文学术写作终身成就奖”。
　　由北京大学、香港城市大学、复旦大学、中山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和四川大学专家学者组成的20人的学术评议委员会一致认为，李学勤长期专注于历史与文化的研究，注重将文献与考古学、古文字学成果相结合，在甲骨学、青铜器及其铭文、战国文字、简帛学，以及在汇通上述领域学问来重建中国先秦古代史等研究领域均有重要建树，此次获奖实至名归。
　　2015年12月，李学勤荣获第四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吴玉章基金委员会主任马凯为获奖者颁奖。当时与他一起获奖的还有著名经济学家、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卫兴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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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凯当时指出，卫兴华教授、李学勤教授在各自的领域取得了卓越的成就，都为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的繁荣和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获此殊荣是众望所归、当之无愧。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自成立以来，获奖的各位先生在各自领域的学术地位使这个奖项分量越来越重，他们信念坚定、矢志不渝的品格，热爱学术、追求正义的风骨，淡泊名利、潜心向学的精神，求真务实、严谨治学的态度值得永远汲取并发扬光大。
　　李学勤曾为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
　　2016年全国两会，他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我曾是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虽然只一届，但是我感受还是很深，应该说终生难忘。我一直认为，政协的组织形式，是我们国家历史上的一个重要创造。新中国的第一届政协会议，在那样一个把全民进步力量的各方面代表综合起来参政议政的基础之上，现在发展到代表方方面面的一个局面，我觉得真是来之不易。我想，随着我们国家的不断进步，政治协商制度的经验还会不断推广。
　　“我一直认为自己做得不够好，我担任政协委员时正值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紧要处，业务非常繁重，现在想起来很惭愧。今后如果有像我这样的人，参加全国或者地方各级政协，我想都应该先以国家大事为己任。我想这点是非常重要的。作为政协委员，要把国家的事作为己任、作为一种义务，在两会这个舞台上完成好自己的使命。”李学勤说。
　　2015年4月，中纪委网站曾到清华大学李学勤家中对他进行专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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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他谈到了十八大后的反腐工作。他说：“十八大以来的反腐败工作，一是超乎我的想象，二是它确实是我们党健康的表现，有力量的表现。这是很深切的体会，反腐败有一个过程。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不是我们党有问题的表现，而是我们党本身健康和进一步健康的表现。”
　　“从整个干部群体来说，腐败分子只是一小部分。正风反腐，一个是风气的问题，一个是罪行的问题。罪行的问题是在风气基础之上的突出表现，比起我们党来说还是少数。作为一个党员，应该对我们党有自信。风气方面的变化影响在逐渐深入，不能说这个工作已经做完了，可是怎么样从根本上好转，不仅仅是打几个‘老虎’的问题，这是起了很重要的震慑作用，但还得有一个比较长期的教育和引导问题。”
　　李学勤还结合自己对古代历史文化的研究，对当下如何治理腐败提出了自己的建议。他说：“就是礼和刑的问题。用法律来惩治腐败，这是绝对重要的，而且应该继续坚持，变成一个常态的法治化。腐败本身就是犯法，必须受到法律的惩治。另外很重要一点就是要加强宣传、加强教育，严明纪律和规矩。更多地从正面、从积极教育的角度出发，来扭转这样的风气，使风气越来越清明。中国古代说吏治清明，清明跟腐败是相反的。吏治能够清明，官员做得很清楚，老百姓能看得很清楚，结果也很清楚。‘清明’两个字很重要。”
　　2016年6月28日，时任中组部人才局局长孙学玉和原国家卫生计生委保健局综合处负责人到李学勤家里看望他。孙学玉对李学勤在历史学、古文字学领域，特别是近年来整理研究“清华简”工作中做出的巨大贡献表示赞赏。
　　著名古文字学家李学勤去世享年86岁

吖吖 · 发表于: 2019-2-24 12:23:00

源自：光明日报

原文标题：李学勤：“一些的一切，一切的一些”
⊙作者：刘国忠

　　导语：此为旧文，原刊于2017年04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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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学勤（中）与其团队研究清华简
　　
　　2017年4月23日，清华大学即将举行第7辑清华简整理报告的成果发布会，与此同时，清华简《算表》被吉尼斯世界纪录确认为“世界上最早的十进制乘法表”的认证仪式也将同时举行，作为古代文史研究热点的清华简将再一次吸引大众的目光。
　　清华简是一批抄写于战国时期的竹简，总数约有2500枚，自从2008年入藏清华大学起，清华简就一直是古代文史学者的研究焦点。这批竹简由于很早就被随葬于地下，没有经历秦始皇焚书的劫难，因此最大限度地保存了先秦典籍的原貌。
　　提起清华简，就不能不说起李学勤先生。清华简之所以能够有今天，是与李先生的辛勤付出分不开的。清华简的抢救、保护、整理和研究工作一直是在他的主持下进行。从2010年开始，李先生和他的团队大致以每年出版一辑整理报告的速度，整理公布清华简的有关内容，创造了战国竹简整理公布的新速度。清华简整理报告在编排体例的科学、图版拍摄的清晰以及整理水平的高超等方面，都在同类的著作中首屈一指，获得了学术同行们的高度评价。而李先生所做的“这次挖到了一个历史学家”“清华简让人读起来太激动，一天之内不能看太多，否则心脏受不了”等形象生动的比喻，也让普通大众在会心微笑中体会到了清华简的重大价值。
　　在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的团队里，李先生是当之无愧的核心人物，而且他在各方面都起着表率作用，每一次分配给团队成员分头整理的清华简篇目，他都是第一个完成，而且是又快又好；对于同事们所负责整理的各篇，他也都毫无保留地贡献自己的见解，供大家参考。而每一辑整理报告在提交出版社之前，他都要细心研读，最后定稿，以保证整理报告的质量和水准。不仅如此，他对于出版公布的每一篇清华简篇目都做了认真的研究，出版了《初识清华简》一书，发表了近百篇研究论文。
　　这就是李学勤先生，他始终以科学之方法、进取之精神、乐观之态度积极投入科研工作，并为中国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工作赋予了崭新的内涵。
　　谈及李学勤先生，熟悉他的人都充满了敬佩之情。李先生的研究面实在是太广博了，从上古时代的刻画符号到20世纪的中国学术史，从考古学、古文字学、上古史到古文献学、美术史、国际汉学，从甲骨、青铜器、简帛到玉器、玺印、钱币，等等，他都做了一系列的研究，取得了大量的学术前沿成果，被人们誉为“百科全书式的学者”。钦敬之余，世人也非常好奇，李先生是怎么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在他成功的背后，究竟有哪些我们应该学习和借鉴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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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学不辍
　　李学勤先生1933年生于北京，父亲在协和医院工作。由于是独生子，加上从小体质纤弱，儿时的他没有什么玩伴。好在母亲很早就教他认字，四岁之前已可识字读书。
　　父亲专门给李学勤请了一位家庭教师，他用两年时间学完了小学教材，但因年幼，1941年进小学时仍需上三年级。由于课堂内容远不能满足其求知欲，上课之余，他阅读了众多的课外书籍，尤其是《科学画报》。
　　因为兴趣爱好广泛，李先生的读书范围也非常广泛，但由于家里经济条件有限，他经常不吃早饭或午饭，省吃俭用，去书店和书摊买旧书，看完后再卖掉，换买其他的书来读。当时商务印书馆印行了许多学术著作，李先生阅读了其中的大部分，甚至一度计划要把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全部图书搜集齐备，足见他对读书学习的痴迷程度。
　　20世纪50年代，李先生刚到清华大学读书时，他的同学钱耕森等人曾应邀去他家玩，对于其藏书的丰富留下了深刻印象：“参观他的书房时，我们无不感到很惊奇！只见四壁都摆着一排书架，每个书架上都摆满了书，几乎全是中外古今的学术名著。因此，它并不像一个中学生的书房，也不像一个刚进大学的低年级的大学生的书房，倒像是一个研究生的书房，甚至倒像大学里一个年轻的老师的书房呢！”
　　侯外庐先生晚年撰写回忆录时，对青年时期的李学勤评价是“博闻强记，熟悉典籍”（《韧的追求》，三联书店，1985年，第315页），可以说是切中肯綮。
　　在李先生阅读的大量典籍中，符号一类的书籍是他特别钟情的，越是看不懂的书他越感兴趣。李先生喜欢阅读那些能够启迪人们智慧，而又多少能给人以一种神秘感，需要费一番气力才能看得懂的作品。
　　有一回，李先生在旧书摊上买到一本书，是一个英国俱乐部印的，非常精致漂亮，可是一翻开书就傻眼了，里面全部都是符号，根本不知所云。原来，这本书是用老式打字机键盘上的非字母符号写的一本英文小说，每一个符号──如#号、*号等──分别对应着一个字母，必须在头脑中将它们转换成26个英文字母后才能阅读，目的是锻炼人的大脑机能。
　　李先生极爱这本书，在很长的时间里一直搁在书包里头，随时翻阅。金岳霖先生的《逻辑》一书，他先后读过多次，书中第三章“介绍一逻辑系统”介绍了数理逻辑，里面都是他不认识的各种符号，也让他十分着迷。1951年，他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清华大学哲学系，就是想追随金岳霖先生研究数理逻辑，不过囿于当时的历史条件，最终他没有能够实现这一愿望。
　　还在中学读书时，李先生就曾听人说，最难学的是甲骨文，这引起了他极大的兴趣，于是，他开始留心甲骨文，一有时间就到位于文津街的北京图书馆自学甲骨文。在他看来，那些刻写在龟甲兽骨上的文字也像符号一样，特别有意思。
　　长期潜心治学的结果，使李先生养成了一个良好的读书习惯，只要一有时间，他就自觉投入到学习和科研工作之中，不肯浪费点滴时光。青年时代的勤奋使他具备了渊博的学识，即便到了后来，虽然长期担任行政领导职务，要处理繁忙的公务，一有闲暇，他还是用来读书和写作，并发表了大量的科研成果。
　　由于兴趣爱好广泛，李先生长期读书治学中培养出来的另外一个特长，就是可以在各种工作、各个研究领域之间进行迅速切换，前一分钟，他可以在从事甲骨学的研究，而后一分钟就可以马上转入对清代学术的探讨，能随时随地钻进冷僻深奥的研究中去，又能随时随地走出来，了无滞碍。因此，李先生具备了极高的工作效率。他自己有一个形象的比喻，说自己像一个“多波段收音机”，这么一拧是中波，那么一拧又到短波，可以随时进行各种调换。应该说，这一本领是一般人所很难企及的。

中西融汇
古今贯通
　　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之后，清华大学变成一所工科院校。李先生没有和大多数的学生那样转到北大求学，而是到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参与编撰《殷虚文字缀合》，从此走上了学术道路。
　　1953年年底，中国科学院筹建历史研究所，李先生又被选中，到新成立的历史研究所，作为侯外庐先生的助手，参加《中国思想通史》的写作。到了20世纪70年代，由于马王堆帛书、定县汉简、云梦秦简等简牍帛书的发现，他又把工作重心转移到考古和古文字学方面。2003年，他离开了工作长达50年的历史研究所，回到了清华大学，为母校文科的重建竭尽心力。
　　在60多年的学术生涯中，李先生取得了累累硕果，共出版著作40多部，发表论文1000多篇，其成果之丰富、所涉领域之广博，令人眼花缭乱。对此，李先生戏称这是“杂学”：“我这个人兴趣相当广泛，所学杂而不纯，又由于工作的经历，从事过不同方面的研究，写过的东西很难理出一条思想发展的线索。”（《李学勤集》自序，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
　　这里有三个地方需要说明。
　　首先，李先生说自己是“杂而不纯”，这句话只说对了一半，“杂”是因为李先生博览群书、兴趣爱好广泛所致，但是在他所致力的每一个研究领域却都是极其“纯”的，而且只要他决定从事的研究，就一定要做到居于学术研究的最前沿。
　　李先生很喜欢用一句英文俗语“一些的一切，一切的一些”来说明自己的治学体会。“一些的一切”即学什么东西就要对这个领域已有的一切都懂；“一切的一些”即对其他领域的知识也都应懂一些。
　　李先生是通过自学走上学术研究道路的，在学习的过程中，他十分重视参考前人的已有论著。20世纪50年代，他自学研究甲骨文，就以胡厚宣先生《五十年甲骨论著目录》为线索，按图索骥，把里面提到的中外甲骨学论著全部阅读了一遍，对于甲骨学的研究历史、研究现状和存在问题了如指掌，并在此基础上对甲骨学的分期断代、历史地理等方面做出了精深研究，而甲骨学尚不是李先生学术研究的重点所在。
　　李先生也不是专门从事《周易》研究的学者，但是他对易学史却十分熟悉，他所写的《周易溯源》一书，从考古学、文献学的角度，对《周易》做了别出心裁的研究，解决了《周易》研究史上长期困惑学者的许多难题，受到了著名易学家金景芳先生的击节称赞：“李学勤同志对《周易》经传研究所征引的资料是何等浩博！其所作的分析又何等精审！”
　　20世纪70年代末，李先生第一次受邀去美国访问，当时国内学人因长期与外界隔绝，对国外的汉学研究不甚了了，于是，他就根据日本学者对各国汉学的调查报告成果，走访美国的相关高校和机构，拜访有关的著名学者，很快掌握了美国汉学界研究古代中国的历史和现状。后来，李先生一直倡导国际汉学的研究，即与他对国际汉学界的熟稔密切相关。
　　其次，李先生的研究领域虽然广博，但是却有一条主线贯穿于其中，即以探索中国古代文明的奥秘作为自己的研究重心。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对自己的研究领域也有意加以收缩，因此这条主线愈来愈明显。对此，李先生多次做过说明──
　　“我所致力的领域，常给人以杂多的印象，其实说起来也很单纯，就是中国历史上文明早期的一段，大体与《史记》的上下限差不多。问题是对这一段的研究不太好定位，有的算历史学，有的算考古学，还有文献学、古文字学、科技史、艺术史、思想史等等，充分表明这个领域学科交叉的综合性质。这一领域，我想最好称为‘中国古代文明研究’。”（《中国古代文明十讲》一书《序言》，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
　　最后，李先生因为同时具备广博的知识面和精深的专业素质，因此他的研究特别擅长融会贯通，纵横捭阖。中西融汇、古今贯通是清华大学一直倡导的学术理念，二重证据法更是清华国学院导师王国维先生在研究古史中首创的方法，李先生很好地继承了清华的这些优秀传统，并在自己的研究工作中发扬光大。
　　李先生曾总结说：“我认为研究古代文明的这一段，最好采用多学科结合和比较研究的方法。所谓多学科结合，是指历史学、文献学（包括传统的经学）、考古学、古文字学、美术史……诸方面研究的融会贯通，尤其要注意文献与考古的互相印证；所谓比较研究，是指以我国与世界各个古代文明对比参照，把中国古代文明放在整个人类文明发展背景中去考察。”（《李学勤集》自序，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89年）
　　而这种研究正好可以发挥李先生的专长，他不仅博古而且通今，既熟悉中国文明又熟悉世界文明，并在自己的研究中将之有机地交融在一起。不过，李先生对于自己的研究工作并不满足，他有更远大的研究目标。我们都知道，李先生多年以来一直在倡导比较考古学的研究，并出版有《比较考古学随笔》一书，受到考古文博学界的重视。不过，李先生的目标并不仅于此，从年轻时候起他就有一个愿望，很想从事比较文明史研究，遗憾的是，由于年龄和外语等方面的原因，他本人可能已经不能如愿了。
　　李先生曾对采访的记者讲过自己的设想：“我们希望有一个人，能够做到两个方面，或者三个方面，最理想的是能研究古希腊罗马，再研究古代埃及，再研究古代中国，而这三个方面都做到的话，有一个前提，就是至少要会两到三门现代语言，再会这三个文明的语言。那时候我真想向这方面去做，这是我的一个梦想。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也许我至少能够做到一部分，并不是完全做不到。”（《“这辈子想做而没有做到的事”》，《书城》2008年1月号）虽然李先生可能无法完全实现这一理想，但是他的这种努力却足以令人感佩不已。

高屋建瓴
识见不凡
　　李先生原来读书于清华大学哲学系，想从事数理逻辑的研究，但由于时代的原因而未能实现。尽管如此，他的老师金岳霖先生对这位学生却印象深刻，并盛赞他具有哲学家的素质，这可以说是对李先生理论潜质的充分肯定。
　　20世纪50年代，李先生到了历史研究所，作为侯外庐先生的助手，参加了《中国思想通史》一书的撰写工作。侯先生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有着很高的理论素养，他经常告诫李学勤等“诸青”学者，一定要注意自己的“生长点”。
　　所谓的生长点，是说一个人的各个方面不会很平衡，总有一个方面需要特别加强，这就是生长点，也就是他的弱项所在。在侯先生看来，当时年轻的李学勤对于文献史料非常娴熟，外文也很不错，但是理论修养尚不够。为此，他曾多次提醒李学勤，要强化自己的理论素养，不要老想着搞甲骨文、金文，要做一个大史学家，做一个有理论的史学家。
　　侯先生所指的理论，不仅是指对于马克思主义等思想学说的学习和掌握，更重要的是提醒李学勤，要培养自己研究和看待问题的理论高度。
　　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李先生不仅认真研读了大量的马克思主义经典，同时也阅读了与马克思主义有关的各种流派的理论著作，所付出的努力是旁人所很难想象的。比如，为了搞清“亚细亚生产方式”的问题，李先生四处搜集资料，跑各地的图书馆、书店，不仅通读了国内学者的所有论著，还阅读了大量德文、英文、日文的原著，他自己光是所做的笔记就达五百多页。
　　李先生常说，一个人不见得要做理论的工作，但必须有理论的高度，在研究过程中可能考证的只是一个字，但心里得想着一个大的事儿。
　　以下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来加以说明──
　　曾国之谜是20世纪古史研究的一个热点。在传世文献中记载有一个姒姓的鄫国，分布在今天的山东一带。然而，在1933年安徽寿县的楚王墓中出土了一对曾姬壶，显示出春秋战国时期还存在一个姬姓的曾国。此后，有关曾国的考古发现越来越多，尤其是湖北随州曾侯乙墓的发现，更是轰动世界，但古书中却没有任何有关这个姬姓曾国的记载，让人困惑不已。
　　为此，李先生专门写了《曾国之谜》等文，并指出，曾人的活动范围主要是在湖北北部的汉水以东，以新野为其北限，姬姓曾国并非没有在《左传》等传世文献中露面，只是以随国的名称出现而已，考古发现中的曾国就是古文献的随国，曾、随是一国两名。
　　这一别开生面的观点一经提出，立即引起了学术界的热烈讨论。此后，不断发现的曾国文物一再印证了李先生这一观点的正确性。进入21世纪以来，随州的叶家山一带发现了西周早期的曾国墓地，从而把曾国的分封提前到了西周前期，而在文峰塔发现的曾侯乙编钟铭文已经清楚说明，曾国的始封者是被列为文王四友之一的南宫适。
　　正当学者们为这一重要发现印证了曾、随为一而欣悦的时候，李先生又从理论高度分析阐释了西周初年分封曾国的重要历史意义，他指出，有关曾国的这些发现使我们对于西周甚至整个周朝历史上很多重要问题有了新的看法。从武王伐纣开始，南方的问题对于整个周朝的政治和社会形式都有特别重要的影响。《礼记·乐记》所载《大武》乐章中有“武始而北出，再成而灭商”，该乐章一共是六成，即六个乐章。到了第二成的时候灭商，后面说“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国是疆”，过去学者们没有很好地注意这点，其实在灭商之外，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南国是疆”，即把南方的领土收归了周朝。然后说“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即周公、召公分陕而治。武王克商之后的南土范围非常之大，在整个周朝的结构里非常重要。南土是由召公来治理，这一点已经由出土的太保玉戈等材料所证实。周朝在南国地区的发展，是以汉水流域为中心，而在汉水流域里，则是以在汉阳汉东大洪山地区的随州这一带作为中心点。周朝把文王四友之一的南宫括分封到这里，其性质与召公封燕、周公封鲁差不多。因此，曾国的建立，本来是周朝经略南国的重要组成部分，掌握了这一点，我们对于后来曾国的兴衰和整个周朝的兴衰之间的关系，就会有更新的一些认识，许多问题也就可以串起来了。
　　这种极富理论高度的见解，绝非是一般的学者所能想到的。
　　正是有这样的眼界和理论素养，李先生能够提倡“重新估价中国古代文明”“走出疑古时代”等涉及中国古代文明研究中理论和观念上的变革，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
　　刘国忠，男，1969年出生于福建省政和县，历史学博士，现为清华大学长聘教授，历史系副主任。已出版《走近清华简》《唐宋时期命理文献初探》等4部专著，主编教材1部，发表论文70多篇。
　　（本文图片均为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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