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冲突下──需重构人民共同体

⊙作者：欧树军

　　1989年，美国务院官员日裔人福山正式在《家利益》上发表“历史终结论”，一时风头无两，美国乃至西方知识界处弥散着这种政治浪漫主义，然而，福山的老师、向以冷峻著称西方至上主义者亨廷顿却一点也乐观不起来，1993年，他敏锐地指出，意识形态的冷战告一段落，天下却不会从此太平，这是因为，西方文明本质上是独特的而非普世的。但它却有着强烈的普世主义扩张倾向，必将与伊斯兰文明、中国文明展开一场人类历史上声势浩大的“文明的冲突”。历史已经证明，姜还是老的辣，福山同学并未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亨廷顿余音乃在绕梁之际，美国所代表的西方文明与伊斯兰间的冲突就敲响了21世纪到来的钟声。
　　“在反恐战争面前，所有国家不是我们的敌人就朋友。”美国为西方文明设定了新的路线斗争红线。随之而来，是西方文明走到了新的十字路口。在美国，次贷危机、金融危机、失业率高企、国债限额反复提高，终于促使美国人认识到：是1%的寡头在统治99%的大众。在欧洲，多元主义宣告终结，福利社会遭遇财政困境府陷入主权债务危机经济丧失活力，“和平义、高福利的欧洲梦陷入了财政生命线泥沼。与之相呼应，是西方文明对伊斯兰文明更加同仇敌忾，阿富汗、伊拉克攻陷之后便是突尼斯埃及利比亚也门、叙利亚，处于中国古丝绸之路上的阿拉伯家一条线正在相继陷入西方文明的饱和炮火之下。
　　我战国初期《司马法》曰过：“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两个一百年的战略远景能否实现，不能以学生福山历史终结论为蓝本，而应他师傅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为镜鉴。美国例外论倡导者、政治学者哈茨也说过，英国模式的成功之处在于将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糅合在了一起，当然，事实上还应该补充另一种思想传统：殖民主义。殖民主义当然不是中国未来的选项，那么两个一百年战略远景能否实现，很大程度上也就取决于我们能否成功地将中国的文化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和社会社会整合在一起，而意识形态的整合需要文教、财政、金融尤其是经济、社会政策的配合。如果说两个一百年的战略远景是理想大厦，那么这些政策就支撑这座大厦的柱石。
　　然而，儒家有纯杂君子小人之别，自由主义也张生发、放任自流的野蛮由主义与张政府干预、反向保护人道之分，社会义也有贫穷与富裕、计划与市场等多种分野，对于任何一意识形态而言都不能犯“怀古道而不行，言直而行枉，道是而情非，衣冠有以殊于乡曲，实无异于凡人”的错误。
　　在可预见的未来，我们所身处意识形态分歧仍将是文明冲突这一国际大势在国内的投射。人民分化则是文明冲突另一个产物，这两百年战略远景必须具备的另一层危机意识。人民正在加速分化，城里与乡下（据说农民只是一个需要加速缩减乃至消灭的职业），精英与大众，官二代、学二代与农二代，高级知识分子与“黑暗森林里的小人物”，富穷有产者无如代，高级知识分子与“黑暗森林里的小人物”，富人与穷人，有产者与无产者，如何重新将分化成不同群体的人民凝聚一个命运共同体、伦理共同体和文明共同体，无疑取决于我们还能否看清楚谁是人民，根据什么标准定义民，取决于我们能否充分运用传统优势资源并开创新的制度资源，当然这一切最终都更取决于我们的政治正当性在多大程度上真正诉诸于“人民的政治学”。
　　“人民的政治学”不仅需要关注何以成为人民的人民性（people hood people hood people hood），以及关注作为“一”的全体人民，还更需要在不同政治空间如何区分中的人民中的多数与少数，如何区分哪些是真实的需要、那些是过高的要求，哪些是要命的多数、哪些是可以绑架多数的少数，以及能否识别并阻止那一点点消磨人民政治正当性的力量集结和结构的型塑。这些问题，都是在文明冲突背下追求两个一百年战略愿景所不得不深思熟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