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文史哲：同样的实事求是，不同的毛泽东、邓小平

一：马克思主义是最朴实的
　　邓小平1992年说，“我读的书并不多，就是一条，相信毛主席讲的实事求是。过去我们打仗靠这个，现在搞建设、搞改革也靠这个。我们讲了一辈子马克思主义，其实马克思主义并不玄奥。马克思主义是很朴实的东西，很朴实的道理。”
　　这与毛泽东早年对于“山沟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不服气，在延安发奋读书是一脉相承的。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结合中国的国情，走出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新路。在1943年全党承认毛泽东思想之前，相当一部分党内同志包括中央领导人，都与毛泽东处于相同的革命经历中，为什么是毛泽东总结出来这条新路？这是因为哲学素质和世界观方法论上面的不同导致的。
　　同样的过程再一次在中国共产党内发生，是集中在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路的邓小平身上。
　　邓小平在新中国建立之后的二十世纪下半叶近五十年中，最终把中国共产党，从一个在早期工业化进程搞群众运动的政党，变成一个融入世界经济舞台的具有工业化社会特征的执政党。
　　改革开放以后，当今中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的方方面面，与改革开放前，有了本质的不同。这些都是邓小平开创性的思想和工作带来的。
　　应当说，在这一过程完成之前，相当一部分党内同志包括中央领导人，包括毛泽东生前一段时间在内，与邓小平处于相同的新中国实践中，但是他们都没有总结出这条新路。
　　这是为什么呢？同样的是因为哲学素质和世界观方法论上面的不同导致的。
　　也就是说，同样的是“实事求是”，毛泽东在运用时与邓小平在运用时，表现出来哲学素质和世界观方法论上面的不同。这是我们要重点关注的。
　　实事求是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灵魂，为什么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新中国最终找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实事求是的个性化和最终实现，会有这样的不同？
　　比较毛泽东的实事求是，当时在“求是”上，已经有了巴黎公社的经验、十月革命的经验之上总结的很多大本本。人们陷入在概念、逻辑、社会划分中，因此，毛泽东强调的是调查和深入实事当中总结新的“是”。
　　而邓小平的实事求是，则是诉诸人们的共同处于一个巨大的实事当中的情感，以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落后不是社会主义等情感语言，引导大家先改变这个实事，先不管那个“是”。对于是与非先不争论，相信群众干部的情感引导，先改变实事。也就是说，在这里强调一个“求”的前提改变。
　　邓小平说，社会主义搞了很多年，还没有搞清的东西是很多的。但是，邓小平在自己新中国近五十年的历程中，对于什么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应当通过不断改革适应生产力等等问题，看得很清楚。
　　在这方面，邓小平与党内外大多数干部群众最终走到了一起，把实事求是的“求”前提──实事先干起来再说，最终造成了我们共同开创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

二：在什么是“实事”上邓与毛的分歧
　　仔细研究邓小平在新中国以后的48年，即1949年到1997年。其中与毛泽东共同度过的有27年，即1949年到1976年。
　　在分析邓与毛在实事求是上的不同，就要重点研究这27年。
　　我们把这27年，又分成三个阶段：1949年到1956年；1956年到1973年；1973年到1976年。
　　1949年到1956年，中国在通过抗美援朝和向苏联一边倒，获得了工业化成套设备，完成了一五计划。这一时期，邓小平并没有进入中央领导核心，但是对于社会主义初期运动不断的现实，并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对。
　　1956年到1973年，从1956年担任中央书记处总书记以后，在处理党的政治结构与国务院的关系上，十分注意不要干扰经济具体工作。在执行毛泽东的整风、反右的群众运动时表现得非常积极。但是到了1960年代毛泽东提出抓阶级斗争以后，已经不能够主动配合了。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躲得远远的”，而是对于处于一线工作的刘少奇有了政治上的理解。白猫黑猫理论就是这一时期提出来的。并且由于文化大革命初期参与刘少奇派工作组一事，被打成刘邓反动路线，于1969年底至1973年初放逐到江西。
　　1973年到1976年，因为是主动接触毛泽东，向毛泽东反复做检讨，获得了毛泽东对于邓小平态度上的接近。邓小平在代表毛泽东出席联大发表三个世界理论，进入军委担任军委委员期间十分注意保持与毛泽东的意见一致。在这一时期，邓小平以一个新的政治自信和自觉的角色，主动与毛泽东保持近距离。终于在周恩来的推荐下，主持了中央的工作，大力开展整顿，并且自觉保持与毛泽东的近距离，勤汇报勤请示。最后终因四人帮的挑拨和与毛泽东的根本意见冲突爆发而下台。直到毛泽东去世。
　　从以上几个阶段看，1949年到1956年，并没有什么实事上的分歧，认为共产党用群众运动方式搞工业化是可行的。
　　1956年到1973年，经济上对于刘少奇周恩来的经济工作注意党政分开，但是在政治上，对于反右和大跃进的群众运动方式是积极发展的。到了三年江西放逐期间，开始认真反思这种政治上的群众运动究竟是不是“实事”。
　　1973年到1976年，在究竟什么是“实事”的标准上，已经与毛泽东有了根本的对立，但是在政治上已经有策略地与毛泽东在态度上接近，以取得策略上的优势。但是在这三年中，做了大量他所认为的“实事”，取得了文化大革命后期广泛的党心、民心基础。1976年四五天安门事件，是邓小平与毛泽东在“实事”问题上对立的全面爆发。但是这仅仅是在意识形态上。在感情上由于这些年邓小平在态度上对于毛泽东的主动接近，使得毛泽东在撤销邓的一切职务同时，不可能做出开除邓小平党籍的决定。

三：实事求是，毛泽东、邓小平出发点不同
　　1920年7月19日，经过考试，邓小平在重庆留法预备学校毕业之后，经过法国驻重庆领事馆的口试及体格检查，取得了赴法勤工俭学资格。取得资格的有83人，邓小平是其中年龄最小的一个。
　　邓小平后来在莫斯科时写的自传中回忆说：“最初两年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罪恶虽略有感觉，然法国生活浪漫之故，不能有个深刻的觉悟。”1984年4月，邓小平在会见美国联合汽车工人工会代表团和美国工会领导人代表团时谈到他在法国的生活时说：“我也是一个工人，1920年在法国当工人。那时才16岁。当时是勤工俭学。勤工就是劳动，挣一点钱上学。我在法国呆了5年多，其中在工厂工作了4 年。我的个子小，就是因为年轻时干了重劳动。但也有个好处，这样的生活，使我接受了马克思主义。”
　　1921年3月，张申府、刘清扬与旅法留学生领袖赵世炎、周恩来等人，秘密成立了巴黎共产主义小组。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在海外的中国革命者也积极筹划建立共产主义组织。
　　邓小平后来在回忆这段历史时写道：“我在法国的五年零两个月期间，前后做工约四年左右（其余一年左右在党团机关工作）。从自己的劳动生活中，在先进国家的影响和帮助下，在法国工人运动的影响下，我的思想也开始变化，开始接触一些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参加一些中国人的和法国人的宣传共产主义的集会，有了参加革命组织的要求和愿望，终于在1922年夏季被吸收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成员。”他还说过：“我自从18岁加入革命队伍，就是想把革命干成功，没有任何别的考虑。”
　　邓小平毕业院校：重庆勤工俭学留法预备学校，诺曼底区巴耶男子中学。他的求学经历实践性很强。这里的实践性就表现在“实事”上。
　　邓小平选择马克思主义的实事就是外国的资本主义国家现实，在这个基础上，他求得了马克思主义用于中国的环境中。
　　毛泽东没有参加赴法勤工俭学，他愿意留在国内为新民学会打好基础，也不打算再进学校。他于1920年6月7日致黎锦熙的信中说：“我一生恨极了学校，所以我决定不再进学校。自由研究，只要有规律，有方法，未必全不能”。
　　1920年11月毛泽东给罗章龙的信中说：“讲到湖南教育，真是欲哭无泪。我于湖南教育只有两个希望：一是希望至今还存在的一班造孽的教育家死尽，这个希望是做不到的。一个是希望学生自决，我唯一的希望在此。怪不得人家说‘湖南学生的思想幼稚’(沈仲九的话──当时一师教员)，从来没有人供给过他们的思想，也没有自觉地将自己的思想开发过，思想怎么会不幼稚呢？”
　　办一种私塾式的自修学校，采古讲学今学校二者之长，结合同志，自由研究，共同讨论；同时将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适当结合，这是毛泽东久已在朋友间酝酿过的想法。
　　1921年8月间，利用船山学社的经费和社址，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终于办起了湖南自修大学。毛泽东本人、他的战友、部分党和团的干部，最初都是自修大学的学生。后来成为党在大革命时期主要领导干部的夏明翰、陈佑魁等，自学校出来后，即入自修大学，住在船山学社。同时，全省学生联合会也设在这里，更便于党领导学生运动。
　　从毛泽东对于教育的看法，就可以看出他的实践性表现在“求是”上。他认为，对于中国的老旧实事，必须求一个新的是非看法，走到一条新的道路上来。因此，他的实践性出发点是中国的陈旧实践必须用重锤击破，必须用重大思想理论去击破它。

四：实事求是，毛泽东、邓小平一脉相承
　　邓小平对“实事求是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总体贡献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论核心发展成为总体性的人民群众在实践中创造中国新历史的“实践创造论”。在这里，唯物论、认识论、历史观、价值论、辩证法不可分割，融成一体。邓小平“实事求是”、“实践创造论”的合乎逻辑的要点是：
　　──从批判开始。任何一个实践者，当他投入一项创造新历史的伟大实践时，他必定面对着既有的理论观念和实践经验。邓小平和我们整个的党，在1978年决定实行战略转变和改革开放时，正是面对着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传统理解，面对着苏联和中国过去的实践经验。邓小平认为，必须对这些东西采取批判态度，重新研究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建立新的实践理念，从而另起炉灶，从头迈步。
　　──从实际出发。任何一个实践者，即使是具有高度理论修养的实践者，他顶多知道一些一般规律的知识，却难以在没有任何经验积累时把前行之路说得清清楚楚。这时，唯一具有确定性的是实践赖以展开的既成客观条件。邓小平对此具有极为清醒的意念，他研究了国际的实际，揭示了以和平和发展为主要问题的时代实况；他又研究了国内的实际，确认了中国正处在并将长期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这两个刚性条件的约束下，邓小平估计了现实中包含的各种可能性，选择了把社会主义同市场经济、同政治民主、同精神文明结合起来的前进道路。
　　──用社会进步尺度引导。任何一个实践者，都怀着一定价值目标投入实践。这种价值目标，可以是教条主义的，以外国的或者其他什么模式为目标；可以是个人主义的，从权力、私利、甚至仇恨出发来构想前进方向；马克思主义者不会这样做，他们把社会发展和人类进步作为价值方向。邓小平就是这样做的。他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形成了“社会主义本质论”的重要思想，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历史进步尺度和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的人学价值尺度统一起来，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设置了正确的价值导向。
　　──在选择中建构。实践的先行工作是决策，决策以客观实际和价值目标为制约条件，在各种可能的方案中进行选择，把可利用的资源实行辩证的结合，构想待创造的新事物。邓小平是重视选择的，他在1962年农村生产关系形式的问题上就讲了历史唯物主义的选择论：“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1978年在市场经济还是计划经济的问题上，又讲了这种选择论。选择不一定是从现存几种模式中选优，还可以从不同经济形式中各取一端加以组合，这就是一种矛盾的建构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同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的结合就是对立面的结合。
　　──通过实践检验来确定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一条“新路”，只能在实践中一步一步地创造出来。邓小平一方面主张发挥实践的创造性，“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另一方面主张自觉接受实践的检验，运用它的自律性，“总结经验，对的就坚持，不对的赶快改，新问题出来抓紧解决”。在实践创造和实践自律的相互作用下，党领导人民走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创造了新的社会主义模式和中国的崭新历史。
　　邓小平运用这一整套实践论的思维方式，同人民群众在一起奋斗，达到了既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又为人民群众共同富裕不断创造坚实基础的目标。这种思维方式在哲学学理上完全应当被理解为指引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历史创造论”。它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在19世纪中叶所讲的“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从既成条件出发创造历史”的理论，具体地揭示了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机理，具有极高的哲学价值。
　　因此，邓小平的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就是当前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与毛泽东的实事求是一脉相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