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战友谈王朔：在新兵连以"神侃"天赋闻名

王朔：离开大院的日子
　　37年前，周大伟和王朔分别从北京31中、北京44中毕业，成为北海舰队的新兵。虽然家庭背景不同，但同在北京城，经历的事儿大同小异。“身体发育时适逢三年自然灾害，受教育时赶上文化大革命，所谓全面营养不良，身无一技之长”。好在扭曲的年代终于结束。一些人揪着头发把自己从原来的轨道上硬生生拉扯出来，而那些从没被扯疼过的人，很多就像被温水慢慢煮熟的青蛙，还没回过神儿来，便已经失去了在新时代抗争的能力和勇气

⊙记者：滑璇

　　像往年一样，周大伟在2014年春节将近时，候鸟一般从美国加州飞回北京。他下意识地想去看一看《私人订制》，却发现几家影院都已下线。与葛优、冯小刚相比，他更关心王朔。网上如潮的恶评，并不影响他对电影的期待。
　　37年前，周大伟和王朔分别从北京31中、北京44中毕业，成为北海舰队的新兵。二人中，一个来自三里河附近的一机部汽车局大院，出身知识分子家庭；一个成长于复兴路西头的解放军政治学院大院，是典型的部队子弟。
　　虽然家庭背景不同，但同在北京城，经历的事儿大同小异。周大伟认为，那个年代违背了当时流行的哲学理念，无论个体如何努力，也无法获得正常的成长机遇，“外因成了决定因素，内因成了变化条件”。用王朔的话总结，则是“身体发育时适逢三年自然灾害，受教育时赶上文化大革命，所谓全面营养不良，身无一技之长”。
　　好在扭曲的年代终于结束。一些人揪着头发把自己从原来的轨道上硬生生拉扯出来，而那些从没被扯疼过的人，很多就像被温水慢慢煮熟的青蛙，还没回过神儿来，便已经失去了在新时代抗争的能力和勇气。
　　周大伟和王朔经历了不同的人生拐点，却都属于前者。他们都与绝大多数当年的战友失去了联系，但两人之间仍时断时续地保持着电话联络，偶尔还会在北京城里一起坐坐。

军营岁月
　　有时，人生如同海上行舟，有人扬起风帆，有人随波逐流，有人原地打转。起落沉浮，身不由己。
　　距离青岛数十华里的即墨（现属青岛市管辖），有一个叫南泉的海军训练基地。每年，都有成百上千的海军新兵被送到此地。经过近一年的新兵训练和专业技术训练后，再被派往北海舰队的水面舰艇上服役。
　　1977年1月初的一个下午，120名来自北京的应届高中毕业生来到这里。这些年轻人身穿藏蓝色的冬季海军服，满脸兴奋。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几乎所有人都认可当兵才是应届高中生的最好选择，不仅可以逃过上山下乡，复员后还能返回原籍。周大伟和王朔也在这趟列车上，尽管互不相识，但身为海军的幸运与自豪并无二致。
　　在新兵连，王朔因为过人的“神侃”天赋远近闻名。一个星期天的下午，他受邀到周大伟所在的班级表演。那天，王朔给周大伟的第一印象是“极为清纯的脸”，“皮肤细嫩红润，表情腼腆乖巧，但一笑又好像一脸的坏水儿被拧出来了”。当天，来自大院的王朔满口名人趣事、军事典故，其间还不乏男女荷尔蒙之类的医学名词，几乎把周大伟和战友们“侃晕”了。
　　后来，周大伟和王朔都参加了中队的宣传小组。借出板报的由头，他们一起逃过队列训练，钻过熄灯号的空子。周大伟发现，王朔对事情的认识和判断又准又狠，眼界远超同龄人。再加上他骨子里透出的那股不甘平庸的劲头儿，到了哪，都是个刺眼的人物。
　　由于过于特立独行，部队里很多人对王朔并不欣赏。但周大伟不这么看，他认为王朔绝顶聪明，是个“精灵一般的人”。
　　和王朔比，周大伟似乎正好相反。尽管内心中同样自视甚高，但他并不张扬，也从不惹事。他是那种从小就很乖的孩子，好强但听话，成绩好却不怎么招人嫉妒。对一些士兵讨好上级、假装刻苦训练的功利行为，他也看不顺眼，但不会在言语中表露态度。
　　新兵连结束后，王朔和战友孙东平被调到青岛市区，一个去卫生学校学护士，一个去水兵俱乐部做炊事员。周大伟则和100多战友留在封闭的基地，继续学习航海和操舵。
　　数月训练，基地大门紧闭，几乎与外界隔绝。一次，因为要进行大型队列训练，场地不够，士兵们破天荒地在营区的围墙外训练。走队列时，远处两个村姑包着花头巾、提着竹篮子走进视野，士兵们的步法一下全乱了。副中队长气急败坏地大吼：“刚才谁看了，站出来！谁看了？站出来！”其实所有人都看了，只是离得太远，压根就没见到正脸儿。
　　离开北京数月，周大伟开始感受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社会生活的剧变。从亲友来信中，他了解到，北京城里放映了久违的西方电影，各种世界文学名著重新印刷。
　　1977年夏，这股气息四处弥漫，传到军营。一天，战友们正在沙坑前练习单杠，不远处的一个男人一下吸引了周大伟的眼光。这是一个战友的同学，专程从北京赶来探望。周大伟发现，这个同龄人穿着尖头皮鞋、藏青色西裤和一件夹克衫。他悠哉游哉地站在场外，看着战友们做着拉上、放下，再拉上、再放下的机械性动作。周大伟隐隐感觉有点儿不对。突然间，他明白了，是自己初为军人时的优越感正在迅速消减。他开始羡慕这个无拘无束的“地方老百姓”，心中五味杂陈。
　　那年年底，国家宣布恢复高考。在与家人和同学的通信中，周大伟得知整个北京都沉浸在备战高考的氛围之中。周大伟过去的同学、身边的亲友，只要有条件都准备试上一把。他自己也在思考，要不要追赶“高考”这趟人生的高速列车？
　　可惜，军人不是自由之身，周大伟不能参加高考。他甚至感觉自己被时代抛在了后面。

各奔前程
　　转机出现在1979年。那一年，周大伟结束了军舰上的实习，成了训练基地航海教研室的一名助教，不再出海。和他一起留下的，还有战友裴真。
　　当时的军人要想参加高考，必须满足两个条件：一是部队推荐；二是有时间复习。周大伟和另外一名叫裴真的战友，是那120名京籍水兵中符合条件中仅有的两人。1979年春，他们开始复习准备。他们白天给新兵上课，晚上就猫在屋里埋头苦读。等所有营房都成了黑漆漆的一片，他们的宿舍还亮着灯。
　　那年夏天，周大伟考中了重庆的西南政法学院（现西南政法大学），裴真没有参加这次高考，也放弃了投考军事院校（由军队内部出题，比较容易录取）的机会。他的家人希望他早日退伍回京，准备报考地方大学。
　　等待发榜的日子里，周大伟在青岛市区的水兵招待所门前再次遇到王朔。他参加高考的消息，也传到了王朔耳中。那次见面，王朔主动问起高考的事，而且破天荒没有调侃。从王朔的表情，周大伟看出了他对前途的担忧。
　　不过，对于大多数北京籍士兵来说，那根变革的神经尚未觉醒。
　　海军当时有个规矩，水兵复员时要上交一套大衣、手套、皮鞋。很多人复员前就想法设法找到一套旧装上交，而把新装后压在箱底不穿，等着临走时带回家炫耀。对于这些人来说，理想依旧简单，海上日子再苦，只要熬到年头复员回家，就能找个工厂当工人。
　　在西政，周大伟遇到了来自全国各地、各行各业的同学，很多人来自基层的农村和工厂。在周大伟看来，他们中的许多人此后都走向了成功，同学聚会时，席间不乏省部级的高官、全国知名的学者、腰缠万贯的律师。
　　有时，周大伟会想，在他人生的多个转弯中，高考或许是角度最大的一个。
　　对于裴真而言，周大伟的离开是一个巨大的激励。1980年初，几经周折，裴真如愿复员回京。
　　在北京三里河附近的高考补习班，裴真意外碰到了同样复员回京的王朔。据裴真回忆，王朔常穿一件草绿色的军大衣，坐在教室最后一排和女生小声说话，有时还会忍不住笑出声来。
　　那时，王朔正在白塔寺附近的一家药品批发商店担任业务员。当兵时，他就对打针、抽血之类的事情不太擅长，总要在病人的胳膊上扎两次才能找到血管。换了地方、换了岗位，他依然提不起兴趣，也不怎么好好干。据传，商店的女团支部书记要找王朔谈话，还没进入正题，就被他逗得咯咯直笑，合不拢嘴。1983年，王朔下狠心辞职，成了一个没工作、没收入、没单位的人。“那时，他只在《解放军文艺》上发表过一篇小说，但他决定从此以写作为生”。
　　经过一番努力，裴真考取了西安交通大学。周大伟则在大四时，考上了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的研究生。他回绝了北海舰队军事法院助理法官的任命，从重庆再次回京。而当年的那些战友，不少成了岗位工人，还有人当了出租车司机。
　　自从1977年高考恢复，文化大革命时风光无限的北京复兴路便归于沉寂，泯然众人。当年扬名立万的军队大院子弟，在高考这场新的战役中节节败退，失去了半壁江山。与此相反，三里河的国家部委大院、中关村的高校大院，作为一股新势力在京城迅速崛起。1

重新谋生
　　1984年春末，周大伟和家人一同到颐和园踏青。在回程的114路无轨电车上，他见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王朔身穿T恤和短裤，很有些香港同胞的味道。
　　5年后再次相遇，彼此都很激动。后来，周大伟到王朔位于解放军政治学院大院的家中做客。在周大伟的印象中，王朔的卧室不仅面积狭小，而且屋顶是个斜坡，简直就像一个专门设计出的储物间，而且王朔当时和家里的关系有些紧张。
　　1986年，周大伟硕士毕业，在人大留校任教。虽然研究生学历在那个时代被称作“天之骄子”，但现实中，他每月不过几十块钱。他开始跟着导师和师兄外出讲课、打官司赚钱。不过，几经考虑他还是决定去美国深造、发展。
　　出国前，正赶上1989年风波。此时的王朔，已是大红大紫的名作家、名编剧。“他对政治看得一清二楚，以旁观者的心态，说出一些虚虚实实耐人寻味的话”。
　　周大伟说，当时的中国如果像今天这个样子，他肯定不走。因为对于一个小有名气的大学老师来说，提着两个箱子到地球的另外一边重新谋生，需要极大的勇气。
　　在美国，周大伟一边读书一边打工。到图书馆清理微缩胶片、到出版社进行文字校对，努力挣回来的那点儿美元，还要一分钱掰成两半花。当时，在国内工作的父亲经常因公出国。每次到美国看望他时，都要带去不少日用品，有一次甚至背去了一床被子。“当时人在美国，穿的衣服都是海鸥牌、蓝天牌，大华衬衫。”周大伟说，直到学业结束开始工作后，他才开始在国外买衣服。
　　那几年，王朔参与的电视剧《编辑部的故事》《我爱我家》《渴望》等已经风靡全国。周大伟回忆，就连大洋彼岸的华人圈子也争相租借这些录像，作为王朔的昔日战友，周大伟时常把这些影视剧推荐给海外的华人朋友观看。
　　1994年，周大伟第一次回国，也算“衣锦还乡”。毕竟，在美国打工一小时挣的钱，相当于国内一个大学生干上一个月。在北京西苑饭店著名的旋转餐厅，周大伟再次见到王朔。饭吃到一半时，冯小刚匆匆赶到。冯一坐下，一大群姑娘小伙就蜂拥而上，围着冯、王二人要签名。即便超凡脱俗如王朔，在这样的情况下，也显出一点儿得意。但是人群散去之后，冯小刚一脸沮丧，周大伟后来得知，彼时王朔在国内几乎被各类媒体封杀。
　　1997年，王朔曾带着家人短暂赴美。用周大伟的话说，“当他来到美国大陆时，他得到了天空，却失去了大地，语言的障碍让他才思枯竭。”在美国逗留几个月后，王朔孤身一人回到北京。

回到北京
　　经过一番打拼，周大伟在美国具备了一定的经济实力。2000年后，在“海归”最为受宠的时候，他“与时俱进”地回到国内，开始经商。那段日子，他每天夹着皮包出入于东方广场、港澳中心等豪华酒店，逢人便称自己是在“谈生意”。虽然日子过得风生水起，但他对从商并没有多少发自内心的热爱。
　　与许多生意人不同，周大伟多年来保持着读书的习惯，还会做一些剪报，记录下那些值得思考的东西。当在一个偶然的场合，有人主动向他约稿时，他又回到了十几年前阅读、写作的生活状态。没几年，他的两本法学随笔《北京往事》《法治的细节》先后出版，在法学界引起不小的影响。
　　回首往事，周大伟会感慨于自己的“顺”。大家挤破头去当兵时，他当了海军；高考恢复后，他考上了大学；流行出国时，他飞到了美国；国内环境变好后，他又成为了“海归”。从某种程度上讲，或许，他比王朔还要幸运。
　　而老战友王朔，这些年一直住在北京近郊那个最早开发的别墅区里。门口的汽车上蒙着厚厚的尘土，显然，主人自闭一隅，久未外出。据周大伟了解，近年来，王朔几乎谢绝了所有的交际活动，就连女儿王咪的婚礼，都未曾露面。他在家潜心研究古籍，作品充满虚幻而又真实的宗教味道。
　　不过，周大伟和王朔只是当年的120名战友中的少数，那些昔日的战友已很少联系。
　　几年前的一个傍晚，周大伟在北京师范大学开完会后，一身西服革履，正要打车回家。在京师大厦门口，一辆出租车恰好在等客。借着黄昏残留下的一丝余晖，周大伟一眼认出司机正是当年的海军战友之一，司机显然并没有认出他。周大伟犹豫了一会，最终，还是借故离开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