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王传超分子人类学中国人三分法

评王传超分子人类学中国人三分法

──迈向远古联合国

金识 多嘠贡   

摘要：远古联合国起源于第二个孵抱期有一个统一的基因样本吗？虽然在这第二个孵抱期是游团、部落、酋邦组织形态都有的集成体，类似今天的联合国的民族组成，但前者的地域毕竟只是古巴蜀盆塞海四周及其扩散地区，即使在这四方都有如王传超博士的中国人有三个超级祖先的争论，然而起底王传超分子人类学真实观，也能给我们提供远古联合国起源于第二个孵抱期的DNA基因考量。

关键词：分子考古学、盆塞海文明、远古联合国、卡-丘空间

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朱大可教授在《华夏上古神系》一书中说：“刘邦推翻秦帝国之后，在互相兼并和大统一的价值观支配下，一种全新的血姻叙事开始启动，大批重要史书被‘意外地发现’，《五帝德》和《帝系》应运而生，这些文本利用残剩的神话传说资源，编织出统一的上古帝王传承谱系……顾颉刚嘲笑和批判了这种制造‘伪史’的行径”。1923年顾颉刚先生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一文中，对这种“伪史”表现的行径说成是：“时代愈后，传说中的古史期愈长”；“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大”；于是结论“层累”为虚。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史学研究所李锐教授说，顾先生的“层累说”作为一种批判古代史的模式，有成立的地方，但根据近来公布的竹简《子羔》篇、《容成氏》篇和新蔡楚墓竹简等出土文献，“层累说”也存在有问题。但问题还不在出土文献，近年来DNA分型与测序技术的突破性进展，极大地推动了分子人类学的进展。复旦大学现代人类生物学博士王传超先生说，他们以分子人类学证据为主，结合考古学、语言学、历史学和民族学等其它学科，分析中国人的起源和蒙古人种的形成，已基本证实了中国人的非洲起源说。按顾先生的“层累说”，中国人非洲起源，是时代愈后提出的观点，而建立的古史却是最早的，这是否也是“伪史”？我们是赞成用DNA分型与测序技术研究上古史的，但王传超博士说上古时代中国人有华夏、蚩尤和东夷三个主要来源，时段不分期精准吗？

            

                   一、王传超博士的学术功底和观点

上世纪末“北京猿人到底是不是我们的祖先”争论，学界针锋相对，媒体辩论激烈，还在念小学的王传超觉得挺有趣。今天28岁的王传超博士，已成为研究分子人类学的学霸和杰青。他1987年出生在山东阳谷县农村。2006年考入中国海洋大学海洋生物学本科专业。2008 年王传超在论坛上接触关于现代人类祖先是非洲起源还是多地起源的辩论，在熟悉相关研究后，参与了讨论。2009年夏天王传超参加复旦优秀大学生夏令营，这相当于提前的研究生面试。他找到时任复旦大学副校长兼研究生院院长的金力教授，李辉老师被安排面试他。面试顺利，2010年考研也录取到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师从金力院士硕博连读，研究方向都是分子人类学。2011年王传超曾到美国贝勒医学院人类基因组测序中心作研究；2012年王传超以第一作者在国外《科学》杂志上发表《反驳‘语音多样性支持语言从非洲扩张的系列奠基者效应’》一文，成为反驳语言非洲起源论而提出早期人类及语言“亚洲扩张”新假说的学者。

复旦大学的作为现代人类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是全世界成立的8个现代人类学研究中心之一。2012年由国家基金会提供经费支持启动回民遗传基因调查，暑假王传超只身一人，辗转13个省份取样，历经40天，行程两万多公里调查回民遗传基因，取得了1000多份唾液样本。王传超在川西的羌藏取样，高原缺氧，一待就是20多天，且每两天要走过一个县，往往是中午赶在半路上，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只能啃面包喝矿泉水。可见他是个非常吃得苦的人。

王传超在读博期间共发表学术论文23篇，第一作者SCI论文9篇；获教育部学术新人奖 、华人生物学在读博士最高奖-吴瑞奖等10多个。我们是在科学网上读到《分子人类学所见东夷族群的起源与演化》、《川西羌语支人群的遗传结构》、《四成的中国人Y染色体继承自新石器时代的三个老祖宗》等博文后，对他产生了关注。分子人类学以“新石器”分段不精准，即使不质疑他证实中国人非洲起源为真，但王传超博士等用该方法分析现代人进入中国，就分为南北两支人群，没有第二个孵抱期的聚散交流，与21世纪以来工作在国内外的专家学者，如苏三、郭静云、程映虹、朱学渊、朱大可等借助国际科学界对人类和人类文明起源第一个孵抱期，是非洲到中东的地区的研究成果的普及，纷纷打出中华上古文明西来说，长江中下游说，北方游牧民族说等，虽然有区别；然而与国内史学界的各种中华文明本土起源或演化论之间，看他的相关的迁移路线及主要扩张事件的年代估计和规模，也仅是大同小异。

这虽然避免了朱学渊、朱大可等的中国60%以上朝代的统治者、先秦的所有著名的学者及典籍，均来自外国或“海归”，如老子是印度留学归来的楚国人，孔子的血缘里有通古斯语族的印记，墨子则兼具了犹太先知和拉比等奇谈怪论。但由于他们是借助国内史学界各种中华文明本土起源或演化论等公开发表的成果，重新把各种分散的原始材料选择组合成的反驳“利器”，即使不承认它们是真实可靠，但从苏三、郭静云、程映虹、朱学渊、朱大可，到裴文中、贾兰坡、吴汝康、饶宗颐、苏雪林、李济、苏秉琦、岑仲勉等一起，构成的仍是实质还是殊途同归的主流大多数，其特征是对人类和人类文明起源的第二个孵抱期及其形成的远古联合国远古巴蜀盆塞海文明的不重视。

当然，无第二个孵抱期的人类文明非洲起源和本土多地区起源或演化论问题，谈不上错误，历史因素占了很大的比重，他们作的很多决定在各自当的环境下，也是别无选择，只能说是有些遗憾。像四川省文史馆员何拔儒先生能持第二个孵抱期的看法，也只是因出生在巴蜀远古盆塞海后来干涸了的大围坪盆塞海海啸遗迹地貌标度的本土，和能亲身数十年作历史计量学考察；反观前者只把自己掌握的本地性材料作普世性来推论，这种不全自然成为缺憾。现在中国的社会环境已经经历了30多年改革开放的锤炼，应该有能力求真把此前的事情做得更好。古巴蜀盆塞海文明建立的远古联合国的版图和地貌，与古地震、堰塞湖、盆塞海及海啸联系，复杂的变迁，是古巴蜀盆地几经盆塞海、几经干涸。

这与四周河流、江水入川也是有必然的联系，因为人类第二个孵抱期的青藏高原，围绕古盆塞海形成的山寨城邦海洋文明，是先于农耕文明，成为远古联合国的中心活动地区的。此时的迁徙实为围绕青藏高原与盆塞海的起落，周期流转，与后来盆塞海彻底干涸后的迁徙有区别。人类文明不在于人种来自哪里，而在于文明爆发的时间。作为亚洲从非洲大陆迁徙出来走得最远的一批人群，必定也是世界上最优秀的人群之一。他们定会选择条件最好的地方辟土开疆，从而在一万年前中华大地东、南、西、北、中五方，分布起原始的部落。古巴蜀盆塞海城邦文明和海洋文明先于古希腊、古罗马，如果把当时游团、部落、酋邦组织的大联盟，比作抗战时建立的联合国，那么今天联合国的这种多元一体，其功能松散比不过那时，因是战争对抗的结果，而那时是团结救灾、抗灾的结果。

中华文明分裂起源说，如朱大可教授在《华夏上古神系》一书第七章，提出东亚拥有三个强大支系──辽河文明、黄河文明和长江文明，由此建构了三元一体的多样性面貌的“亚洲精神共同体”。他的反“中华文明独立起源论”的“中华文明分裂起源论”，相悖的两者殊途同归，都不见5000多年前存在的远古联合国对华夏“天下大同，幸福共享”理想的贡献。而有相关，是因在第四纪大冰期前后两端，形成有过人类共同基因、语言和文化起源的两个孵抱期。特别在第二个孵抱期是个“多难兴邦”的特殊时期，大自然灾害逼迫原始社会的人们，团结救灾、抗灾才自然成就形成了巴蜀盆塞海及四周内陆山寨城邦中的远古联合国。
但团结救灾、抗灾需要发展生产力做后盾，而科技创新，就成为人们对生产力的第一源泉的认识。美国文化人类学家塞维斯，把人类社会组织形态发展序列分为：游团、部落、酋邦和国家等四个阶段。我们则化简为三大阶段：远古联合国时期、游团部落酋邦时期和王国国家时期。远古联合国虽然还是个原始社会，在这第二个孵抱期里游团、部落、酋邦组织形态都有，但只要它们在远古移民和远古贸易等相互交往中，能和谐共处，不以战争和暴力处理内外事物，就都是远古联合国大同世界的成员。而且远古联合国的政权人物，是以科技比赛来当选的。因为有了发达的科技，才能“以富扶贫”；而“以下推尖”的选苗助长的教育模式，也为远古联合国的政权人物，以科技比赛来当选的办法打下了基础。
时间可以搭起分子人类学考古远古联合国历史的桥梁，而且分子钟的方法和理论是生物进化上估算分化时间的核心之一，但如果在使用分子人类学的时间分析上的缺陷，那么王传超博士应用于研究中国人类群体的起源和分化时间提出的三分法，似乎和朱大可教授“中华文明分裂起源论”就有相呼应的地方。虽然王传超提出的早期人类及语言“亚洲扩张”新假说，是与朱大可教授赞同语言非洲起源论是对立的。2015年
再说王传超博士采用的DNA分型与测序技术的分子人类学方法，还是男女性别先前的普世性认识，这也需与时俱进。例如《南方周末》2015年4月13日发表《男女之外，还有多种性别》，报道性别是一列频谱，并不是简单的非男即女。性别频谱典型男性染色体为XY，女性XX。在男女两个性别中各自还能分出更多的类别，而存在重叠；处于重叠区的人不能简单地用这种二元结构对自己的性别进行定义。一些研究甚至表明，每个细胞的性别都会通过复杂的分子间相互作用网络来驱动细胞的行为。因为性别决定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两个截然相反的基因活动网络展开竞赛，决定性腺的命运。
从某种意义上讲，性别是一种平衡。即使在发育结束很久以后，这种平衡仍有可能改变。除此之外，一般认为每个细胞都含有相同的一套基因。但有些人身上存在镶嵌现象：这些人为一个受精卵发育而来，却携带着基因不同的细胞。而人的性别开端在人生命开始孕育的胚胎发育五周后，在胚胎的肾脏附近，名为生殖腺嵴的两处凸起会沿着两对管道形成。其中一对管道可以形成子宫或输卵管，另一对管道形成男性的内生殖管道：附睾、输精管和精囊。胚胎发育六周后，性腺开始发育成卵巢或睾丸。如果睾丸发育，性腺会分泌睾丸酮，支持男性生殖管道的发育，还会生成其他激素，迫使可能发育成子宫和输卵管的部分退化消失。如果卵巢发育，性腺会生成雌激素，而男性生殖管道将由于缺少睾丸酮而退化。性激素对外生殖器的发育也起着支配作用，外生殖器会在青春期再次发挥作用，激发第二性征的发育。上述过程中的任何变化都可能对一个人的性别产生巨大的影响。

DNA测序和细胞生物学领域的新技术也表明，几乎每个人在某种程度上都是遗传物质不同的细胞的混合体，其中一些细胞的性别可能与身体其他部分的细胞不符。分子人类学的数据，是积累父系Y染色体研究使遗传脉络明晰。王传超说他们构建的Y染色体进化树，最惊人的发现是在O3-M324下的三个星状扩张，他们将其依次命名为Oα、Oβ和Oγ，这既是在M117下游、M134xM117复合单倍群的下游以及002611下游。但一看时间，只是在约5000年前的远古联合国瓦解前后。所以他们选择样本进行高通量测序，说是已考虑了样本的全面性和代表性，但也只是在远古联合国瓦解前后的快速变化。

而且他们承认星状扩张表明父系支系是在很短时间内（500年内）的成功扩张，三个支系在现在的大部分东亚族群里的频率都很高，总共占到了现今全部汉族的40%，其中Oα占到16%、Oβ占11%、Oγ能占到14%，即现在大约有3亿男性是新石器时代晚期三个男人的父系后裔。王传超博士说，人体内有23对染色体，其中22对常染色体中，每一对染色体都有一条来自父系，一条来自母系，两条染色体在传代过程中对应的部分会发生交换，从而造成混血的效应，就是遗传学上说的重组。另一对性染色体包括X染色体和Y染色体。在女性体内，X染色体也是成对的，分别来自父母双方，所以也不能避免混血的影响。而在男性体内，却只有一条来自母亲的X染色体和一条来自父亲的Y染色体，也就是说男性的Y染色体只能来源于父亲。Y染色体DNA大约包含六千万个碱基对，其中染色体两端的5%为拟常染色体区域，在传代过程中与X染色体相应区段会发生重组，而主干部分的95%为非重组区域，不与任何染色体发生重组。

但Y染色体主干部分的此特性，保证了子代能完整地继承父代的Y染色体主干而不受混血影响，保证了Y染色体主干的严格父系遗传，是绝对的吗？王传超博士没有说，只说Y染色体主干类型分布追溯群体或者家族的父系起源是最佳方法。普世性的是没错，但他们是在有很多条件限制下测序和取样，不全面就有所难免。

王传超和李辉的《从Y染色体解析东亚人群历史》一文的“Y 染色体单倍群C、D、N和O在东亚的迁徙（虚线表示另外可能的迁徙路线）”图，类似有统一指挥领导一样，迁徙分化路线清晰单一，这也许不符合事实。即使约5000年巴蜀古盆塞海干涸后的中国现代文明的农民工出外打工，有的地方农村95%的人走空，也没有统一的指挥领导，而是农民自发集群寻找合适自己的方向。王传超博士采用的是单一“卡-丘空间”分析的母系父系时期，旧石器新石器时期的传统划分。如果采用代表全面性的“卡-丘空间”分析，这是用远古联合国时期、游团部落酋邦时期和王国国家时期等三个序列划分时代，如何呢？“分裂论”称上古时代中国人来源华夏、蚩尤和东夷；把居住在黄河中游地区的民族，称为“华夏”，把华夏以外的其他民族称之为蛮、夷、戎、狄；如夷大致分布在华夏族的东部，便被称为东夷。与时俱进，母系父系、旧石器新石器不是唯一准确的选择，差距会越辩越明。据傅斯年研究，夷在“今山东全省境中，及河南省之东部，江苏之北部，安徽之东北角，或兼及河北省之渤海岸”；这里人考古也支持“黄河南岸的杞县至淮河北岸的安徽临泉一线”以东都是东夷族群的分布区。其实这与考古学家们的出生地、经历、学识也有关。
王传超出生在山东，对东夷情有独钟，这和今天山东“稷下学”的学者周光华等先生类似，说东夷族群是整个中华民族的主要源头之一，对理解中国各民族族群的起源、融合和分化，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还有朱学渊教授，更类似把王传超的情有独钟推到极端。朱学渊的母系有朝鲜血统，他认为东夷人来源朝鲜人，甚至整个东亚，包括贵州古夜郎国都来源朝鲜人。他们赞扬东夷族群在山东及其周边地区先后创造了灿烂的有承继性的北辛、大汶口、龙山和岳石文化。其实人类文明起源的地方，如古非洲现代人起源、古希腊科学文明起源、古盐亭盘古-嫘祖文明起源，也许今天还成经济相对落后的地方。
如果把王传超的“分裂论”构建的东夷人Y染色体进化树“卡-丘空间”，称之为“单倍群”，他认为全世界的Y染色体都属于一种单倍群，都来自20多万年前的一个东非晚期智人男子。进而全世界又可以分为20种主干单倍群，用编号从A到T 。其中O, C, D和N是东亚四个主要单倍群，约占到东亚全部男性的93%。O-M175是东亚最大的单倍群，约75%的中国人以及超过50%的日本人都可归到这一类型下。O-M175分出三个主要的下游单倍群O1a-M119、O2-M268以及O3-M122，这三个单倍群约占到东亚男性的60%。

王传超等使用此捕获测序方法，对110个东亚样本做Y染色体全测序，重新计算了Y染色体主要分支节点（尤其是O3单倍群）和相关东亚族群的分化时间认为，Y染色体O3a1c-002611的遗传证据勾勒出新石器时代晚期汉族祖先清晰的迁徙和扩张模式是：单倍群O3a1c-002611、O3a1c1-F11在约1万2千年前开始从东南亚大陆向北迁徙。约7千年前，单倍群O3a1c2-F238起源于中国东部的汉藏祖先人群。约6千年前，汉族祖先脱离原始汉藏族群，广泛分布到东部和南部。约5千年前，单倍群O3a1c1-F11可能在东部族群中经历了快速的扩张过程，并与周围人群融合形成东亚各个民族。
王传超等还结合STR多样性模式分析，时间估算002611及F11的突变也似乎同时发生于约1.2万年前的东南亚人群，然后向北迁徙到东亚。汉族O3a1c1-F11的变异年龄约为4800年，STR的网络结构图呈现星状扩散，反映出汉族的该父系类型在新石器时代有过强烈扩张。F238突变可能产生于约7千年前的中国东部的族群中，汉族的O3a1c2-F238的STR年龄约为7200年，但未见于老挝人，在西部的藏族和其他人群也非常低频。然而王传超博士承认，由于Y染色体STR突变率的不稳定，且随着位点的不同而相差很大，根据STR估算的时间有很大的不准确性。说到底这种对分子人类学中国人三分法的贡献，准确吗？
例如，2007年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考察队邓涛等专家，在喜马拉雅山西部海拔4200多米的扎达盆地中，发现的一具远古完整的披毛犀头骨和下颌骨后，推证全世界的人类起源的“动物”类，来自青藏高原雪岭地带的“雪人”类。因为这表明西藏披毛犀，有带着对寒冷的适应能力基因，走出西藏，扩展到包括北极圈在内的欧亚大陆北部的干冷草原地带，最后演化为最成功的冰期动物之一。由此的贡嘎山视角是：人类进化到类人猿，与人类文明起源于非洲是有区别的。因为世界亚、欧、非、美等各洲都有类人猿，以及中国有类人猿，这只与生命起源来源于共同的动物祖先有关，而与后来人类文明起源的孵抱地的单一没有关系。即人类社会的起源，不是从一盘散沙开始，而与有早先优胜动物社会群体的传承性有关。“贡嘎山雪人”约200万年前到非洲，其杂交后代约20万年前从非洲，沿陆路和海路走出，是已经进化到“智人”的一部分现代人种。
何拔儒先生和笔者都出生在四川盐亭县。何拔儒先生说“山海”就是“盆塞海” ，《山海经》就是以“盆塞海”文明为中心的古联合国史地志书。何拔儒曾把《山海经》看成是《涸海古卷》，并以盐亭县榉溪河两岸，距今8000年左右犹存的规模宏伟、气势壮观的山寨聚落遗址，以及围绕山寨的处于半山腰的大围坪，延伸数百里的地貌作为具体考古平台，提出西部远古地震──堰塞湖──盆塞海──大围坪──海啸有关联的假说。
人们能理解让这种文明失落证据的古巴蜀盆地几经盆塞海、几经干涸，由此人类早期起源地的青藏高原，四周河流，江水入川，围绕古巴蜀盆塞海形成过山寨城邦海洋文明，是先于农耕文明的。此期的迁徙实为围绕青藏高原与盆塞海的起落，周期流转，与后来盆塞海彻底干涸后的迁徙也有区别。这个“远古联合国时期”存在的事实，解决了中国“多地区起源”和“非洲起源”的争论，也解决了现代人种与中国类人猿不分的错误。这可以沿循朱大可教授的《华夏上古神系》一书用 “全球移民”、“世界贸易”等概念来说明。例如“移民”、“贸易”与行走有关，行走与腿有关。远古联合国留下的古蜀土著民，相对其他移民、贸易的交流行走，古蜀土著民在几万、几千年中要少许多，在“腿”的基因进化上，会有变化。我们虽然不能做DNA检测，但从基因表型反映在“腿”的行走上，外表观察，会相对有腿伸展差异较直、较慢的“硬”感觉。

事实也是，几十年间我们在家乡盐亭县家族大量正常人群中作的概率观察统计，确实发现在姓杜、姓范、姓何等人家间通婚频率大的出生的男性中的概率高，这也许和名曰“杜宇”的古蜀王有一定对应。远古巴蜀智人的后代，不但可以在20万年前走出非洲，回到东亚故土，重建人类进化的第二个孵抱期──远古联合国巴蜀盆塞海文明。而且还可以早在200万年前，就走进非洲，加入到非洲人类进化的第一个孵抱期的建设和杂交。所以《华夏上古神系》虽然说人种基因、语言基因、神话基因等三大原创，都起源于非洲，但反过来也能证明与第二个孵抱期有关，原因是巴蜀盆塞海古智人，不但因他们是来自青藏高原的雪山，有不怕严寒的基因，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们是最早吃熟食的古人，如吃烧烤的笋子虫。而烧烤的“苏、苏”声，使巴蜀盆塞海古智人兴奋得常学着“苏、苏”叫嚷。
这是人类语言起源原语中的一个集体语音。“蜀”人──吃“熟”食的人──吃“苏”食的人──脑子会变得聪明的人──这就是类似联系最早的苏美尔人和最早最高苏美尔文明的起源──而“蜀”人、“熟”人、“苏”人，与“丝”、“瓷”的古读音相近──“丝”人与嫘祖养蚕联系；“瓷”器与陶器联系盘古陶场文明大爆炸，等等。所以当后来古蜀人的非洲杂交后代，成为全球移民、世界贸易，以及神话与宗教等交流的领跑者，是其原因的所在。1992年在平武第四届全国数学、物理、力学及高新技术研讨会上，云南大学高能天体物理学家喻传赞教授，曾拍案而起讲近万年产生盆塞海灾变的证据是什么？他在会上，放弃了原准备好的发言稿，专讲“喻传赞曲线”。即证明中国远古史中，存在女娲突变纪和大禹突变纪的科学认识方法。这是他在完成国家交给的“近万年的气候变化曲线”的高能实验测定项目中，发现该曲线在6000多年前和4000多年前有两处出现特高的奇峰，大大超过曲线全段其他地方的峰值。喻教授虽不是研究历史的，但在惊异之余，终于在远古女娲补天、大禹治水的传说中找到了答案，即中华远古文明传说中有真实成分。“喻传赞曲线”是女娲王表、大禹王表存在的第一批科学根据；它支持的《盘古王表年表》为中国上古编年史，比王大有先生的三皇五帝的断代，更能“提供可靠的依据”。
人类共同基因起源和人类文明起源，有两个孵抱期，一是非洲到中东的地区，一是巴蜀古盆塞海周边及东南西北中的地区。人类的大迁徙在这两个方向，有过多次的来回。讲完整的全球历史演化序列构成，必须说明世界文明还起源于8 000多年前的巴蜀盆塞海洋文明和山寨城邦文明。这里有类似远古海啸遗迹地貌的标志，还有从平武到黄龙寺、九寨沟路上，能看到延绵数十里，不见一只飞鸟、不见一棵草木的怪石嶙峋的大山，就像刚发生过大地震的景象。喻传赞教授1992年调研这一情况后，他讲的就是这本地理古史教科书。所以不难理顺王传超的导师金力院士的研究团队，通过DNA分析证实现代中国人带有非洲起源的基因。

二．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远古联合国
中央电视台每周倪萍主持的“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节目，很感动人，但都只涉及个人、家庭或少数人的意志和力量。为缘天时地利人和寻找，为爱共享和平幸福大同世界坚守的远古联合国，却是全人类的精神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武汉大学梅荣政教授有篇《对当前几种错误观点的评析》文章，说有四种错误观点：“苏马非马”、“西马释马”、“以儒化马”、“指鹿为马”。文章认为“苏马非马”将“苏联模式”篡改为“苏联马克思主义”；主张这种错误观点的人，对于究竟什么是“原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却避而不谈。而梅荣政教授也没有完整准确谈什么是“原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马正马”。
全国人大外委会主任委员傅莹同志说：人类历史发展到今天，大国之间通过协商而不是战争建立起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关系和秩序，好像还没有先例。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希望中国和美国这两个重要的大国避免陷入大国竞争冲突的老路，走出一条合作共赢的新路。这也为世界大国的相处之道提供一种新的解决方案，因此，世界进入一个共同秩序的前景是存在的。“中马正马”，这正是中国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带来的政治变革，和中国取得的这种成功及增强的自信，使中国道路更加不可逆转。
马克思主义与远古联合国有没有关系？有没有远古联合国？这是评论王传超分子人类学中国人三分法关注的一个焦点。事物有简约之美，也有复杂之美，数学“卡-丘空间”就是这两种情形都能很好结合的例子。读王传超博士的中国人分子人类学文章，虽然说得很复杂，但细看只有简约之美缺少复杂之美。
远古联合国也类似一种“卡-丘空间”，因为一个人的脑洞脑海再复杂，跟很多人结合的学派、民族、国家组成的共同体比起来，也只算“卡-丘空间” 一个脑洞脑海的简约之美，不是整个“卡-丘空间”多种脑洞脑海翻转的复杂之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人分子人类学结合，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例如，享誉中外的“资阳人”头骨化石出土半个多世纪了，在历史教科书和大小百科全书上，仅有文字记载。贾兰坡、裴文中、吴汝康等我国人类考古学家，是否也有辜负邓小平同志抓人类上古史大统一的地方？在追捧北京猿人、半坡人历史中，是否因为时代的局限也有让外国人骗了我们？近代中华古文明科学研究方法的开创与文物的发掘，如北京人头盖骨的发掘和仰韶文化的开拓，先是西方模式的国外专家、学者和资金的介入，解放后又是苏联模式的进来，单一的或传统的意识形态一边倒，恰恰对中华古文明研究有害。例子是西安半坡遗址纪念馆，我国建国初请前苏联专家帮助塑造半坡人像。但直到我国改革开放，才允许不同意识形态的西方学者，进入大陆考察古文明的研究。这批学者中有人指出，半坡人塑像属白种古人，我国学者还不以为然。到上世纪90年代，有美籍华人学者回国，他们再次指证，半坡人塑像才得以改变。
又如2011年3月12日，《重庆日报》在头版发表的新闻稿《91年前的今天 中国最早的共产主义组织在重庆诞生》，并以整版篇幅发表了长篇报道《“重庆报告”：中共创建史上的一个未解之谜》和专家学者对《重庆报告》的评论。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成为全国的执政党，编写中共党史成为现实的需要和历史的必然，1951年6月，胡乔木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30周年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文中明确指出：“1921年7月1日，在‘五四’运动以后发展起来的各地共产主义小组选举了12名代表，在中国工业中心和工人运动中心上海举行了第一次代表大会。”由于胡乔木在党内“一支笔”的地位和在学界的影响，他的这篇文章自然成为了后来学界编写中共党史的一个参照和范本。但事实是，1982年人民出版社才内部印行中央档案馆编译出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档案资料》第一版，其中收入的《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到1983年才第一次公开在《四川党史研究》1983年第9期，发表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何盛明的《关于<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的探索意见》一文，才从党史角度作学术研究。

这种复杂性和难言之隐说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也有两个“孵抱期”。俄国红色的社会主义经历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形成期，是人类社会发展不可绕过的一种必然的和特定的历史潮流，对中国革命的影响和帮助很大。但即使没有列宁、没有十月革命、没有苏联，中国也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会有中国共产党。道理就是在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党人，如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毛主席的岳父杨开慧的父亲杨怀中先生；以及如直接参加过四川保路运动和“重庆组织”的当事人、邓小平同志的父亲邓文明先生，和在邓文明先生的战友张澜、吴玉章、王佑木、杨闇公、何拔儒等的影响、关怀和引导下，从青少年时代开始的毛泽东和邓小平同志就直接在离开苏联模式和西方模式的走向约定，体验探索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文明走向。他们把俄国红色的社会主义作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磨刀石，韬光养晦；用今天作比较，能深刻体会这种才可持续走向中的多元高深莫测复杂的中国智慧。
例如从1933年到2008年的65年间，在四川发生过三次7.5级以上山崩地陷的大地震。1933年的叠溪大地震，叠溪地陷、堰塞湖溃坝扫荡，震区和邻近的就有9300多人丧生。但那时正是国共在进行井冈山战争，当时对赈灾、抗灾、救灾只能敷衍，几十年连谈都不愿谈此事。1976年的松潘平武大地震，那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虽然能团结抗灾、救灾，但贫穷物资有限。2008年的5·12大地震，七万多人死亡，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已见成效，三年团结抗灾、救灾大变样，赛过20年。所以有人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是第四次人学大解放，人类才明白，贫穷不是社会主义，霸权也不是社会主义；遭大多数发达的现代西方国家经济封锁就是社会主义吗？正能量如果说今天实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还有很多不尽人意的问题话，这不是邓副主席的错，也不应该由邓小平同志来承担，而是俄国红色的社会主义从1921年在我国影响以来，遗留下来的雾霾。
依法治国的“法”、“中马正马”有两层意思的，一是“法律”，指要以法治国，但所有的国家、所有的时期，也许掌权的人都说是在“以法治国”。所以还有“效法”：在远古联合国盆塞海山寨城邦及海洋文明的“法天法地”时期，人类始祖就知道“效法天、效法地”来治理社会。俄国发生十月革命，是俄国人民的选择，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人，无意选择同或不同意。事实上从远古联合国那时的科技先进传遍世界，经济互惠吸引全球，被称为人学的第一次大解放起，后因使古巴蜀盆塞海干涸的强大自然灾害，胜过当时人类驾驭科技的能力，远古联合国解体，“大同世界，幸福共享”的理想分散到全世界各个民族、各个国家以来，发展科学战胜自然灾害的梦想，就存在于第二、第三、第四次人学大解放的目标中。马克思的巨著《资本论》等是精准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合作共赢的科学分析，反对通赢通吃。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作为事实、现象、规律的论述，强调人民掌权和认可暴力，但主张世界统一和依法治国建立平等、相互尊重的关系与秩序。在学习与实践马克思主义中形成的“苏马”和“西马”，用于两类争霸统一世界时，是各取所需。其产生的雾霾，也不应该由马克思来承担。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远古联合国，作分子人类学研究的成果，1993年第3期《四川丝绸》发表的《嫘祖年谱初探》，和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1993年出版的《嫘祖研究》一书发表的《嫘祖年谱初编》，都提到现代人类在第四纪大冰期后期，约20万年从非洲走出存在文明起源的第二个孵抱期问题，实际就暗指是“远古联合国”。这是把早期人类社会组织形态发展序列，分为“远古联合国时期”、“部落游团酋邦时期”、“王国国家时期”等三种分类。以四川盐亭县流传的天垣《盘古王表年表》设为上古编年史，从盘古到嫘祖的人类进化的第二个孵抱期巴蜀盆塞海文明，可以追溯到非洲人类进化的第一个孵抱期，但只有第二个孵抱期才可划为“远古联合国时期”。夏朝以前到嫘祖可划为“部落游团酋邦时期”。从夏商周春秋战国到秦汉等可划为“王国国家时期”。正是有远古联合国第二个孵抱期巴蜀盆塞海文明，也才有产生后来出现中华《易经》、《山海经》、《道德经》、《黄帝内经》以及墨子、庄子、惠子、孔子、老子等中国古代著名经典和文化名人的基础。中共盐亭县委宣传部为《嫘祖研究》一书作《序》中曾号召：有关嫘祖的争论，希望大家抄用分子考古学、遥感考古等国际先进科学成就来论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