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华为什么这么好笑

何晓 · 发表于: 2005-8-1 22:30:01

　　余华，1960年4月3日生于浙江杭州，当代作家。中国作家协会第九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1977年中学毕业后，进入北京鲁迅文学院进修深造。1983年开始创作，同年进入浙江省海盐县文化馆。1984年开始发表小说，《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同时入选百位批评家和文学编辑评选的九十年代最具有影响的十部作品。1998年获意大利格林扎纳·卡佛文学奖。2005年获得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

余华沉寂十年推出长篇《兄弟》
源自：南方都市报

　　小说大家余华沉寂十年后推出长篇《兄弟》，本报记者第一时间对他进行了独家专访
　　自1993年写出《许三观卖血记》之后，余华已经十多年未出版小说，引起读者和文学界的种种猜疑和期待。而近日，余华的最新长篇《兄弟》的上部终于“千呼万唤始出来”，由上海文艺出版社隆重推出。本报记者第一时间获得了《兄弟》上部的文稿，并与余华做了深入的对话。余华表示对自己这部新作非常满意，认为它比《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更加有力。
　　《兄弟》上部讲述了江南小镇两兄弟李光头和宋钢的人生。李光头的父亲不怎么光彩地意外身亡，而同一天李光头出生。宋钢的父亲宋凡平在众人的嘲笑声中挺身而出，帮助了李光头的母亲李兰，被后者视为恩人。几年后宋钢的母亲也亡故，李兰和宋凡平在互相帮助中相爱并结婚，虽然这场婚姻遭到了镇上人们的鄙夷和嘲弄，但两人依然相爱甚笃，而李光头和宋钢这对没有血缘关系的兄弟也十分投缘。李兰去上海看病，而“文化大革命”开始，宋凡平遭受了极其残酷的虐待，但他坚持给病中的妻子写信，隐瞒了事实真相，用想像出的美好生活欺骗着妻子，但最终仍然逃脱不了惨死的命运。李兰为宋凡平守孝，7年不洗头，而李光头和宋钢则在相互照顾中成长……

　　《兄弟》的下部正在最后的修改之中，余华表示至迟将在年底出版。下部将从两兄弟工作后开始讲起，写到当下的生活，其表现的外部世界将更加丰富。
　　余华在后记中写到，这是关于两个时代相遇的小说，前一个是“文化大革命”中的故事，那是一个精神狂热、本能压抑和命运惨烈的时代；后一个是现在的故事，那是一个伦理颠覆、浮躁纵欲和众生万象的时代。而连结这两个时代的纽带就是这兄弟两人，他们的命运和这两个时代一样翻天覆地。
　　余华表示，自己是在写一部大长篇遇到困难的情况下转而写作这部小长篇的，本意只打算写8万字，恢复一下自己的写作感觉。但在开始之后余华就发现停不下来，越写越长，光是上部就写了18万字，下部目前已经写了28万字，成了一个超过40万字的不折不扣的“长篇”。
　　这种“失控”的写作状态，用余华的话来说是“最好的”。他表示写《兄弟》的过程和写《许三观卖血记》的状态极为相似，《许三观卖血记》开始只是打算写一个短篇，结果控制不住写成了长篇。写《兄弟》让他再次体会到了失控的感觉和激情。
　　谈到对《兄弟》的自我评价时，余华非常自信地表示，这绝对是一部自己满意的作品。而且他认为《兄弟》在叙述的力度上超过了《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在写完《兄弟》之后，余华将重新拾起原计划的大长篇来写。
　　问题一　为什么十年没有发表小说？
　　“写完《许三观卖血记》以后，我主要是写随笔，连续写了四五年。”

　　南方都市报(以下简称“南都”)：从1991年到1995年，你连续写了《在细雨中呼喊》、《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这几部作品多年来一直备受赞誉。但写完《许三观卖血记》之后，你的小说写作却突然停止了，读者都很好奇这10年你在干什么？
　　余华：写完《许三观卖血记》以后，我主要是写随笔，连续写了四五年。因为一个朋友去《读书》当主编，向我约一篇稿，我就写了《大师和玛格丽特》，发表以后听到一片赞扬声。结果就一发不可收拾了。这些随笔后来结成了三本集子。
　　南都：为什么停止写小说了？
　　余华：2000年我重新开始写一部大的长篇小说，说的是四个家庭在一个世纪中的故事。我突然发现思维受到了随笔写作的很大影响。随笔强调逻辑性，而小说是可以省略很多东西的，两者的思维方式是不一样的。由于很长时间没有写小说，我找不到写小说的感觉了。另外还因为一开始就启动了一个比较大的计划，完成的难度就会相当大；如果我启动一个比较短小的长篇的话，可能解决起来会容易一点。
　　问题二　出国太频繁影响写作？
　　“从美国回来以后这一年多，为了写《兄弟》，我就只去了一趟香港，好几个出国邀请我都回绝了。”

　　南都：除了写随笔，你近些年好像出国很多，参加各种讲学活动，让一些人怀疑你的创造力停滞，或者这些活动消磨了你的精力？
　　余华：近几年参加的活动确实是有点多了。近五年的时间里，刚好我的书在国外集中出版，我就出去为自己的书做宣传，参加各种各样的活动。近几年去了太多国家，包括法国、意大利、德国、奥地利、澳大利亚、英国和韩国。我原来的护照都贴满了。我对我新护照的规定是，最多只能贴五张。也就是这五年里我只能出国五次，我不能再那么跑了。
　　在那种状态下只能写随笔，写不了什么大的东西。从美国回来以后这一年多，为了写《兄弟》，我就只去了一趟香港，好几个出国邀请我都回绝了。
　　南都：十年之中很多人等待着你的作品，你有没有感到压力？
　　余华：最近才开始感觉到。从那个大长篇写得不顺后，每次总是有人问。去年我参加上海书展，上海人民出版社出了我的12本旧书，那些记者不断问我。我告诉他们：你们要是真关心我，就别问这些。我也有点害怕了。现在我就不怕别人问我了。
　　南都：还有人说你是因为写不出作品，焦虑得失眠了。
　　余华：没有，我的失眠不是精神方面的原因，而是生理上的问题。我现在不是睡不着，而是睡着的时间很短，睡上两三个小时就醒来。我周围很多同时代的人也都有这样的状况。我记得十多年前我和莫言是同宿舍的同学，他那时睡眠极好，我也不错。现在是我们俩都经常失眠。
　　南都：失眠对你的写作应该有影响吧？
　　余华：有很大的影响。现在为什么不能保证每天都正常写作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失眠。为了写作我是不吃安眠药的，吃上就下不来了。往往是第二天要出门参加活动的时候我才吃药。通过失眠这件事我意识到我必须尽快地多写些长篇小说出来，因为我知道再过十年我的睡眠状况和身体状况会更加糟糕。
　　问题三　是否恢复了写作状态？
　　“我是‘喷发机’式的。我常常是一停就停那么几年，然后一喷又喷那么几年。我估计在最近几年里可能会喷发一下。”

　　南都：这次写作《兄弟》是怎样开始的？
　　余华：刚才说到的那个大长篇都写了20多万字了，但一直写得不太顺。后来2003年我去美国住了7个月，2004年4月回来以后，我就想先写一个短的小长篇，恢复一下写小说的感觉，就写了这个《兄弟》。原计划只是写10万字，但写着写着就控制不住了。现在出版的上半部有18万字，下半部年底或者明年年初出来，现在已经写了20多万接近30万字了。
　　南都：根据你的经验，这种“失控”的写作状态是不是最好的？
　　余华：当然，写小说的时候这种状态肯定最好，感觉也是最美的。写这部小说的状态和写《许三观卖血记》的时候非常像。写《许三观》的时候本来是打算写短篇的，结果控制不住写成了长篇；这次本来想写10万字，结果写成了40万字。在写《兄弟》的时候我保持每天写几千字的速度足足一个多月，这是前所未有的。去年4月到现在，40多万字都写完了，如果放在过去，能写10多万字就不错了。
　　南都：你估计这样的创作状态会持续多久？
　　余华：不知道。但我估计在最近几年里可能会喷发一下。文学批评家洪治纲做过我的评传之后对我很了解，他发现我的写作和其他作家不一样，我是“喷发机”式的。我不是那么稳定地每年都写，每年产量都那么稳定。我常常是一停就停那么几年，然后一喷又喷那么几年。喷完以后又停上几年。我仔细一想他说得对，我确实一直是这样的。前两年是说我老没新东西，但最近几年你们可能会烦我，怎么老出新书呢！因为我在写这部作品的时候，关于上面说到的那个大长篇，我的脑子里已经又有新的东西在涌动了，已经有另外一个构思在逐步成熟。
　　南都：看来你是彻底地找回了写作的好状态。
　　余华：是啊，当你写一部让你状态特别好的小说的时候，你还没有写完它的时候后面已经有一到两部在等着你了。现在我就是这种状态。
　　问题四　新作为何“温情脉脉”？
　　“他们是用那种非常软弱的温暖来抗衡他们家庭外部那个非常暴力、非常恐怖的世界。”

　　南都：我们谈谈《兄弟》吧。你这次选择写兄弟间的情感，而且写得温情脉脉，这和你的成长经历有关吗？我知道你也有一个哥哥，所以很容易联想小说里会有你们兄弟的一些经历。
　　余华：这个倒没什么关系。我跟我哥哥小时候几乎每天都打架，每个礼拜都要打得头破血流，绝对没有小说里的李光头和宋钢那么好。但小说里的故事和我的经历肯定有很大关系，我的童年就是“文化大革命”中的童年，少年也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度过的。在《兄弟》里，不仅是兄弟两人，包括他们整个一家人之间的感情都非常温暖。他们是用那种非常软弱的温暖来抗衡他们家庭外部那个非常暴力、非常恐怖的世界。在他们父母去世后，兄弟两人能够生存下来，靠的就是那种情感。
　　南都：你写到的那些温暖把苦难都淡化了许多。我觉得和《活着》跟《许三观卖血记》里面没完没了的苦难相比，这部作品虽然也充满苦难，但色调好像亮了很多。是不是因为你对生活的看法改变了？
　　余华：我对生活的看法肯定有一些变化。但其实《兄弟》比《许三观卖血记》还要残忍得多，它的整个外部世界是很残忍的。之所以让人感觉到亮色，可能一方面是我在写他们一家人时，确实充满了情感。另一方面，我觉得是外部世界的残酷对他们家庭的温情起到了衬托作用。正是因为他们走出家门是那么恐怖，而回到家里却有那样的温情，你才会加倍地感觉到这种温情的存在。
　　南都：你写这部作品时的状态是怎么样的？
　　余华：我感觉写《兄弟》的时候已经进入了我想要什么就有什么的状态。为什么我把之前的大长篇停下来，就是因为我想要什么却老没有。具体的写作过程就是有时不断哭，有时不断笑。哭了很多次，我感觉写《兄弟》上部时哭的次数跟写《活着》时差不多了。尤其是宋凡平死后那一段一直到结束，我几乎是哭着写完的。当然也有很多笑的，开头第一第二段写李光头偷看女人屁股的部分基本是笑着写完的。
　　问题五　什么叫“强度叙述”？
　　“他们是笨拙的，不像20世纪的作家那么聪明、那么轻巧和迂回。他们是直来直去的，正面展开的，而这是最需要功力的。”

　　南都：看来你对这部作品非常满意，《兄弟》和以前的作品比如何？
　　余华：不仅是感觉找回来，而且我还发现了自己一种新的写作能力。我这部作品叙述的强度，远远高于我前面的三部长篇。比它们更有力量。为什么我愿意把《兄弟》的上部单独拿出来？因为我觉得仅仅是上部，就已经不在《活着》和《许三观》之下了。用评论家洪治纲的话说，《兄弟》里的细节叙述全部是“正面强攻”型的。
　　南都：就我的阅读感觉，你在《兄弟》里的叙述风格有不小的变化。在我们熟悉的《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里，你在语言上都是很快速，很直接，点到为止的。但这次对很多细节和场面都不放过，写得很细致。这就是你的“正面强攻”吗？
　　余华：写随笔的过程中，我再次重读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和狄更斯等人的作品，感觉到这些伟大作家的作品都是一种强度的叙述。他们写小说比20世纪的作家们更强有力。他们是笨拙的，不像20世纪的作家那么聪明、那么轻巧和迂回。他们是直来直去的，正面展开的，而这是最需要功力的。当叙述的每个细部都写得很充分的时候，肯定也会带来更加强烈的阅读感受。这就是我说的强度叙述，我觉得中文里面这应该是我发明的一个词。
　　陀思妥耶夫斯基把这种强度叙述推到了顶峰。我不能和他去比，但我觉得我叙述的强度是增加了。你看《兄弟》当中，李兰走出车站看到两个脏兮兮的孩子之后，直到把她的丈夫埋葬，这一段叙述写得多好，层层推进地写，大概有五六万字。如果按照我在《许三观卖血记》里的写法，大概五千字就完了。我觉得点到为止很容易，有才华就够了。但正面地写是最难的，需要有力量。
　　南都：层层推进？这是随笔写作的影响吗？
　　余华：我现在还不能做准确的判断，但是写随笔可能给我带来了一种很好的思维方式，就是追根寻源。一定要把一个事情问到问不下去为止。在《兄弟》里面，正如你刚才说的，所有的细节我都是充分地去写，写得很周到很细致。这一点应该是写随笔给我带来的好处。
　　南都：你在《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里表现出来的那种精炼迅捷的语言风格，已经被视为一种很出色的、带有鲜明“余华特色”的风格，而你现在要改变这种语言方式，是不是太可惜？
　　余华：根据不同的题材，我以后也会采用那种迅捷风格的。只不过在这部小说当中，要写出两个时代的特征，我就必须要正面表达。在《兄弟》里，“文化大革命”第一次在我的作品中不再是个配角，它就是正在发生的事，就是现场。而在《活着》或者《许三观卖血记》里，“文化大革命”都只是作为一个背景就过了，没有正面去写。
　　南都：这样写带来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你的小说变厚了。以前我的印象中你的小说全都是薄薄的一本。
　　余华：我估计以后的小说都不会写得那么短了。但是我也不希望自己写太长，对一个读者来说，超过四十万字也许就有些难以接受了。在国外这个问题尤其明显。在美国，超过600页的书读者根本接受不了，基本不可能出版。
　　南都：你在一次演讲中说到，你的小说之所以文字简洁，是因为你认识的字少？
　　余华：是这样的，就是因为认字不多，所以写得比较朴素。人生就是这样，当你从短处出发时，你也会创造出新的长处来。如果认识的字多，我就有可能创造出一种很繁复的文体；但因为不多，所以写出简洁来。现在虽然认识的字多了，但过去那种简洁的风格已经习惯了，保留下来了。
　　问题六　怎么看“伟大的中国小说”？
　　“我敢肯定，心中有这样理想的作家，写出来的东西一定比心中没有这种理想的作家写的好。”

　　南都：《兄弟》出来是不是感到如释重负？
　　余华：现在还没有如释重负，毕竟《兄弟》下部还没出来。只有到下次我那部大的长篇写出来，我才叫如释重负。现在只是一个很大的任务完成了。
　　南都：因为你10年来都没有出版小说，难免会有人怀疑你是不是要急于证明自己的写作能力还没有衰退，所以先把上部拿出来。
　　余华：没有。这个完全是为了出版社的需要。出版社想赶在上海书展期间推出新书。如果不先出上部的话，还要再等待半年时间。当然，如果上部和下部同时出版，可能效果会更好。但是我相信，上部的故事本身具有的力量已经可以了，足以独立成篇。
　　南都：你以前几部作品出来后，有人就说你是当代最有才华的作家，说你是作品字数最少的但废品也最少的作家。这些来自读者和评论界的巨大的关注，对你后来的写作会不会有影响？
　　余华：肯定有影响。一个比较大的影响就是如果我自己写的不满意，我就一定不会拿出来。因为他们把你推到那种位置上以后，你就只能在那里坐着了，你已经下不来了。但我感觉到这种压力对我反而是种动力，让我努力写好，对得起那些夸奖我的人。
　　其实我放下的那个大长篇，前面的20多万字拿出来，我可以毫不惭愧地说绝对也是目前中国文学里面的好作品。但是我还是觉得不满意，我还要把它弄得更满意。因为我觉得这部作品我写得不疯狂，要写到有疯狂的感觉我才知道这部作品写对了。而写大长篇时的感觉是偶尔疯狂上几千字又变得沉闷了，所以我最终把它放了下来。
　　南都：你现在的愿望是写一部伟大的小说？怎么看作家哈金提出的“伟大的中国小说”概念？
　　余华：这不是我现在的愿望，我从刚开始写作就有这样的愿望了。哈金的概念非常好。可能你不一定能真正写出伟大的作品，但你怀有这样的愿望，这样努力去做的话，你肯定会比没有这样的愿望、没有这样的努力写出来的作品要好。我敢肯定，心中有这样理想的作家，写出来的东西一定比心中没有这种理想的作家写的好。
　　南都：在你看来，怎样的小说才是伟大的？
　　余华：每个人的评判标准都不一样。就我自己的看法，首先篇幅上应该有一定的厚度，不能太薄。起码不低于20万字。它所写的故事要带有冲击力这一点也很重要。还有它应该是一种带有强烈的现实和历史意味的叙述，不应该是空中楼阁式的小说。我可以给你列出几十条标准。
　　问题七　如何评价作家去做编剧？
　　“我以前为了养家糊口也做过编剧，但自从我的书在市场上受到读者欢迎后，就再也不干这种事情了。”

　　南都：你的《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在很多国家出版，你也得了很多国外的文学奖。你出国时觉得国外读者对你作品的接受程度如何？
　　余华：读者的接受好像没什么问题。凡是我接触到的普通读者，无论美国法国德国，读过这两本书的他们都很喜欢。当然发行量不能跟中国比。
　　不知道为什么，我的小说在韩国很快就热起来。尤其《许三观卖血记》在韩国特别受欢迎。韩国一个电影公司买下了《许三观卖血记》的电影版权，要把它拍成一个在韩国的故事。昨天我刚刚和电影《丑闻》的导演见过面，讨论拍电影的事情。现在一个意大利电影公司也想拍。
　　南都：你会做这部电影的编剧吗？
　　余华：不会。因为全是韩语的，我做不了。
　　南都：你是怎么看作家去做编剧的？
　　余华：我以前为了养家糊口也做过编剧，但自从我的书在市场上受到读者欢迎后，就再不干这种事情了。做编剧对写作影响很大。作家和编剧是两种方法，编剧写东西不是要适应自己，他永远要适应导演、制片人或者明星演员的需要。这种写作方式是很难受的。假如再遇到一个比你笨的导演，一个聪明人去适应一个笨蛋，这个笨蛋又掌握着支票的话，这种状况是很痛苦的。但写小说我适应自己就行了，这比适应别人要容易很多。
　　本报记者　田志凌　实习生　徐红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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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菜花 · 发表于: 2021-10-3 23:13:59

源自：中国新闻网

原文标题：余华为什么这么好笑
⊙编辑：高萌　责编：王珊珊

　　@中国新闻网
　　余华：不会说脱口秀的牙医不是好作家

　　问：上官云
　　最近，作家余华火了。他写过《活着》《许三观卖血记》等知名作品，但这次被推上热搜，却是因为超乎寻常的幽默：
　　不信看这几个热搜：“被余华笑死”“余华是被写作耽误的喜剧人吧”……

资料图：余华。钟欣摄 8307-5492d052c31c6ca3db41e03a86c2eb87.jpg 保存到相册

　　有人问，“他真不是来说相声的吗？”也有人推荐他去参加脱口秀，“肯定能成”。很多人都没想到，印象中很严肃的作家，会这么有趣。

一
　　刷一遍网上流传的几个有关余华的热门视频，画风确实有些搞笑。
　　有一期《朗读者》邀请了余华。余华的父母都是医生，工作特别忙，便把他和哥哥反锁在家里。俩人趴在窗上，看着外面的景色：从二楼望去，可以看到广阔的田野。
　　他经常去稻田里玩：因为闯祸以后，得找个地方躲起来，当父亲来找人时就发出哭声，哭声是给父亲一个信号弹，让他知道方向在哪里，“要不他找不到我”。
　　但时机得把握好，要是走过了以后再哭，父亲就听不到了。这招也不一定次次灵验，因为父亲有时候并不来找，余华只好自己灰溜溜地回家。
　　在稻田里最久躺多长时间？“睡着了。”
　　父亲是外科大夫，也给他看病，但这却是一个“悲惨的经历”。父亲要惩罚他，他觉得也不能老去稻田里躲着，于是装病，说肚子疼，“我小时候是有演技的”。
　　结果父亲大概信以为真。等上了手术台，余华才发现玩笑开大了，急忙补救，“我现在不疼了，能不能让我下来”，却为时已晚，阑尾就这么被割掉了。

二
　　讲自己如何走上文学道路，余华的描述里也透着一丝丝幽默。
　　他曾当过牙医。上班第一天，就给人拔牙了。对这份工作，余华不怎么喜欢，也特别不喜欢每天看别人张开的嘴巴，因为那是“世界上最没有风景的地方”。

资料图：作家余华现身吕梁文学季。武俊杰摄 004e-42a42c89248b0cd2a04050803ae2afb8.jpg 保存到相册

　　拔了五年牙，他实在不想再拔了，特别想去文化馆。余华曾调侃自己：为什么后来的评论家们都赞扬我的语言简洁，那是因为我认识的字少。
　　没有写小说的基础没关系，先找一本杂志看。他拿着《人民文学》认真研究，感觉差不多了，好吧，开始写。
　　开始文学创作后，厚脸皮地把作品先往重要的杂志投，被拒绝了就继续投档次低一些的。后来，他的文章可以发表了，但要求是，得把作品的结尾改“光明”。
　　余华当即同意：只要能发表，我从头到尾都可以给你光明。几年后，不同杂志社同时发来三封约稿函，他得意极了：从投稿没人要，到约稿不断，那是我有成名感觉的唯一时刻。
　　就这样，凭着一部又一部的作品，余华成了人们熟知的大作家。

三
　　说起来，很多网友之所以会觉得余华有些“反差萌”，跟他的作品不无关系。有些读者看完《活着》或《许三观卖血记》等书后，给出的关键词是“残忍”或“冷酷”。
　　曾有人分析，这可能跟余华童年时的经历有关系：他的童年基本就在医院里边。另外，因为家里没有卫生间，所以必须要到对面上卫生间。

图片源自：《朗读者》视频截图 df4f-daa7c618f4a4e506f2eb2e789c9dd302.jpg 保存到相册

　　上厕所时要经过太平间。太平间没有门，男厕所没有门，女厕所也没有门，回忆起这一切，余华幽默地解释，“为什么呢？你装上木头门，就被人半夜里边扛走了，回去做家具去了”。
　　他并不觉得害怕，而且基本每天晚上都会被失去亲人的哭声给吵醒，很小的时候就已经能够区分各种各样的哭声。
　　余华曾透露过，自己在太平间睡午觉：夏天很热，后来他就发现太平间特别凉快，有一次就在那里边睡了个午觉，一点汗水都没有。
　　长大以后，他读到了海涅的一首诗，里边有一句大意是“死亡是凉爽的夜晚”，当时的心理活动如下：那就是我在太平间睡午觉的感受。
　　结合他一些作品，有人说，余华是把对生活的观摩以冰冷的叙事方式沉淀到小说中，用黑色幽默的方式讲述人生中的不甘和苦难。

四
　　不过，此次余华的幽默感成为热门话题，让很多人看到他的另一面：穿着打扮很随性，说话时喜欢笑，不咬文嚼字，也不端着架子，作家也可以如此接地气。

资料图：余华。高凯摄 7a64-5c6f4af92d5aea457d2b415a8b37d670.jpg 保存到相册

　　有人因此又去翻了一遍他的书，觉得体会到了很多人生哲理：活着的意义是什么？能够看清现实，也敢于面对现实。
　　也有人从他的小说中看到了生命的力量：人的一生总要经历挫折和磨难，世事无常，难如人愿。但我们还是要去经历这些，怀有希望，对生活永远向往。
　　看完一部作品，笑过、感慨过之后，多些有价值的思考，或许，这也是人们要做的。

天文星 · 发表于: 2017-4-20 17:31:00

谈教育：“我也希望我的儿子成功”
记者团：听说您儿子和我们年龄相当，请问您对您的儿子是怎样的教育理念？
　　余华：我在我儿子小时候犯的最大的一个错误就是在幼儿园前没让他认字和学数学，就让他玩。当时我们家还在空城歌舞团的一个院子里，我老婆在从空城歌舞团的创作室里面工作。我儿子整天在院子里和花匠的孩子、园丁的孩子一起玩，每天都弄一身泥回家，也经常把他那些同样脏兮兮的小朋友一起带到家里来。我老婆在这方面的教育理念非常好，对他的那些朋友们都很好，他也经常去那些脏兮兮的朋友家里。
　　我们院子里也有那些自认为有社会地位的家庭，孩子也和我们家孩子差不多大，当我儿子带着那些玩儿得一身泥的朋友去他们家时，对方只允许我儿子进去，不让他的朋友们进去。他有时候也会把那些自认为有社会地位的家庭的孩子带到花匠、园丁家里去，人家也一样，只允许我儿子进去，不允许他们进，“既然你们这么干净，就也不要到我们家来。”这是我儿子后来告诉我的。
　　在他上幼儿园之前我们没怎么在学业上教育他，但是在他上幼儿园之后我们就知道不对了。因为他什么都不会，不会数数，不会写自己的名字，很自卑，同学都认为他是个傻子。我有时候去接他的时候，就听到那些同学在和他们的父母说”XXX是一个傻子”，说他连几加几都不知道等于几。
　　这样我们才发现我们的教育是一个错误，你既然在这样的一个社会里边，你还是要适应这个社会，如果不适应就会对孩子内心伤害很大，他后来真的不愿意去幼儿园。上了小学以后情况才好一些了，到了中学以后他就无所谓了，心理已经很强大了。

记者团：现在很多家长都说“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不仅给孩子报奥数班绘画班，还给孩子报钢琴班舞蹈班，您如何看待家长这种“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心态？
　　余华：对，这是一句口号。这个很正常，我也希望我的儿子成功，非常非常的成功，他做出的所有让我感觉到好的一方面，都让我非常高兴。第一点我觉得没有必要，因为我见过太多我的朋友的孩子从小学钢琴，学小提琴，学这个学那个，到了中学之后就什么都不学了。
　　到了初中之后就面临一个很现实的问题──考一个好的高中。到了高中之后又面临一个很现实的问题──考一个好的大学，这样他们根本就没有时间去学那些，除非你进入一个专业去进行专业的学习。
　　现在所谓素质教育，简单来说就是琴棋书画，假如一个人琴棋书画都会的话，我可以这么说，这个人就什么都不突出了。一个人只要把一件事情做的很突出就足够了，你不可能把所有的事情都做得很突出。所以我不赞成所谓的素质教育。素质教育应该是一个人的爱好，他爱好什么他才去关心什么，他如果不爱好，这种教育是没有用的。

记者团：一些家长不送孩子去学校读书，而是自己在家中教孩子，觉得自己的教学方式足够好，您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余华：这肯定很糟糕。孩子一定要融入社会，和同龄人待在一起，他们的行为习惯、兴趣爱好和大人是不一样的。

记者团：您曾说您常被儿子采用的奇怪而特别的比喻吸引，那么您有培养他的写作天赋吗？
　　余华：这是没法培养的，他愿意写就写，而且他现在已经成年了，我对他施加不了那么大影响力了。

记者团：听说您儿子正在筹拍同名电影《许三观卖血记》？
　　余华：对，他在准备很多事情，但具体怎么样还不清楚，毕竟做电影很不容易。

谈互联网“在中国这个人情社会，我倾向于互联网时代”
记者团：写作时您习惯于手写还是用电脑？
　　余华：93年就开始用电脑写作了，现在我经常提笔忘字。有时本来想开机写作的，东一瞧西一看，一两个小时就过去了，特别是看体育新闻耗费了我很长时间，然后就疲倦了，再然后就可以吃饭了。

记者团：您认为如今的互联网时代和您成长起来的那个时代相比，哪一种氛围更利于作家的成长？
　　余华：各有利弊。在没有互联网的时代，我们会有一种相对安静的状态，可以阅读、思考、写作，互联网来了之后，这种时间相对会少很多，因为人们联系起来太容易了，过去连电话都没有，有人要找我只能通过写信，我再回信，像这种通讯方式其实是很利于作家写作的。
　　互联网来临后，作家的时间可能会被挤压，但同时获得信息比以前更容易、信息量更大，比如，我以前生活在海盐就只知道在海盐所发生的事情，到了北京鲁迅文学院也就只知道鲁迅文学院发生的事，但现在不是这样了。
　　我们说以前的时代更安静可能还有另一个原因，在互联网时代之前，我们这一代作家还没有像今天这样被认可，相对会清闲一些，越被认可就会越繁忙，没有办法，毕竟中国是人情社会。

记者团：您个人更倾向于哪种时代呢？
　　余华：我个人还是更倾向于互联网时代，因为想要不被打扰其实是可以做到的，你可以在一个别人永远找不到你的地方，在那里生活一两年，只不过我还没下这个决心而已，如果我下了决心的话，是没有人能够找到我的。

天文星 · 发表于: 2017-4-20 17:31:00

谈李健：“他是一位非常了解我作品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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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团：歌手李健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您是他最喜欢的中国作家，他甚至还说他比您还了解您的作品，您也在他的加油视频里露了脸。
　　余华：对！他是我的朋友，他要我给他说几句话，我说好好好好好。

记者团：可以分享一些你们的交情和故事吗？
　　余华：李健是很多年以前朋友介绍认识的。其实我们的故事并不多，因为我们从事着不同的工作。有一个朋友也是清华毕业的，他跟李健关系很好，他就跟我说能不能一起吃个饭，给你介绍一个朋友。我也不知道是谁，结果到了以后才知道是李健，然后我们一起聊天。
　　我确实很惊讶，他对我的作品确实非常非常了解，评论家们也没有那么了解，但我还是觉得不如我自己了解（笑）。他不仅看我的作品，连我的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连采访他都读。

记者团：您有听过他唱的歌吗？最喜欢的是哪一首？
　　余华：他只要一出唱片都会送给我，比如他最新出的专辑，我们一起吃了饭以后他就送给我，我就回去听。他的歌我都很喜欢，但我曾经也跟他提过意见，我说你们出的那些唱片啊，不照顾中老年人，字太小了，我戴上老花镜都看不清那些字。《贝尔加湖畔》是令我印象非常深刻的一首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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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手李健

记者团：李健最近在湖南卫视的《歌手》上面以非常坦诚的金句王的形象出现，网友们都觉得他非常亲切，就您观察，他在私底下的时候是不是一个有幽默感的人？
　　余华：我以前是不看《歌手》的，有一天我在手机上看新闻，突然看到李健闯关还是什么踢馆成功。我说哪个“李健”啊，是不是我的朋友李健？点开一看，照片果然是他，那次开始我就看湖南卫视了，一直看到李健没有为止（笑）。
　　《歌手》我也看了两集，后台里的他确实挺有幽默感的、蛮活跃的，但是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他是一个很安静的人。但他有时候话也很多，我们会一起讨论文学，一起谈文学，一起谈音乐。
　　这次我们在春节前吃饭，他说他要上春晚，后来春节前第二次吃饭的时候，他又跟我说他决定不上了。我说：你当时决定要上春晚的时候，其实我心里边觉得你不应该去的，但是你已经决定要去了，我也就不说别的话了，你既然要去就去吧。我说：上春晚对你来说是一种羞辱。
　　他拒绝上春晚的一个原因是他不愿意唱那样的歌，那种违背内心的歌，而且他要把歌词改过来，改过来后他们又不同意，又要改回去，他就不愿意唱了，他就不去上春晚了。这个你们都不知道，但是我是知道他的，他是一个有自我的人，他不是随波逐流的人，所以这也是我很喜欢他的一个方面。

谈生活：“写作对我来说是另一个世界”
记者团：有人看了您最早期一些暴力美学的作品后，说您的血液里流的是冰碴子，但是我们发现生活中的您和作为作家的您给人感觉不太一样，印象中的您和现实中的您不太一样。
　　余华：对，所有人都这么认为。我刚开始并不认为不一样，但是别人都这么说了之后，我也开始认为不一样了。因为写作对我来说是另外一个世界。

记者团：您在写作时有没有特别投入一个作品，自己的情绪包括那一段期间个人的生活会受到作品的影响吗？
　　余华：情绪会受到影响，但是生活不会。我们的生活很简单，整天在家呆着。我家里人都知道，只要我进入到写作状态，他们就不会来搭理我。

记者团：听说您比较关注新浪的社会新闻，平时会关注类似微信公众号上的文章吗？
　　余华：这可能是一些评论家的误会，我已经好多年没看新浪新闻了。80年代的大学生都是去图书馆看书、在宿舍里讨论书，90年代我去大学做演讲时，发现大学生活已经完全不一样了。所以我告诉他们，要去关心别人，尤其是与自己素不相识的人，通过他人了解自己。看社会新闻，你会发现很多人的生活和你们是不一样的，而新浪在门户网站中做得算是比较好的。于是就有人说我在作品中加入社会新闻素材，但其实《兄弟》50多万字，没有一句话来自社会新闻。

记者团：您有特别关注的球队吗？
　　余华：我关注的球队很多哦，都是像骑士、勇士、火箭这样的强队，不爱关注弱队。我关心马刺十多年了，最早我看马刺的时候，邓肯还在新秀赛季。他去年退役了，我从他到NBA第一年看到他在的最后一年。那个时候马刺的领袖还不是邓肯，是大卫罗宾逊，他是当过海军的，司职中锋，邓肯来了之后他就把中锋位置让了，实行双核战术，两个中锋，当时拿了那个赛季的总冠军，于是邓肯第一个赛季就拿了总冠军。

记者团：您平时喜欢听音乐吗？比较钟爱什么类型的音乐？
　　余华：这个小音响（指向电视机旁的小音响）基本上我是随身带着的，我比较喜欢室内乐。而室内乐太多了，不好说最喜欢哪种，因为室内乐团有四重奏、六重奏，甚至还有八重奏，不过少一点。三重奏就是钢琴、大提琴、小提琴，四重奏稍微稳定点，其他的室内乐团并不是很稳定，二重奏、三重奏的乐团尤其不稳定。
　　能够有独奏机会的音乐家都是特别强大的，即使你给他乐团首席的位置，他也不会去乐团，因为往往两个或者三个独奏界比较顶端的人物，会组合起来。四重奏是一个集体项目，可能他们每个人都不是很受欢迎，但他们组合起来就很受欢迎。像柏林爱乐、维也纳爱乐乐团。维也纳爱乐乐团现在衰落了，但柏林爱乐乐团还是像以前那样强大，他们在休演期会派出一些室内乐团，全世界巡游。

记者团：那您会去听现场音乐会之类的吗？
　　余华：我听过，而且经常听。我听过柏林爱乐乐团和维也纳爱乐乐团的演出。柏林爱乐乐团的演出很有意思，我当年去的时候，刚好是拉特第一次在柏林爱乐乐团演出。之前卡拉扬就像一个独裁者一样控制着柏林爱乐。到了后期卡拉扬没那么优秀了，却还想控制它。柏林爱乐确实是这个世界上所有指挥家都梦想要去的那个地方，因为它太强大了。
　　去年10月份我还去听了维也纳爱乐乐团的演出，在大厅听了勃拉姆斯的第三交响曲。很遗憾的是我们要去买威尔第的《安魂曲》的票时没有买到，我和我老婆孩子三个人都在售票处守着，想等别人退票，可是根本不可能，因为那是一个特别棒的演出。

天文星 · 发表于: 2017-4-20 17:31:00

　　2017年已经是华中科技大学春秋讲学举办的第六个年头，每年春季和秋季，华中科技大学当代写作研究中心聘请中国当代著名作家和文学评论家进驻高校，与高校师生、湖北学术界研讨文学创作前沿话题，即称为“春讲”和“秋讲”。
　　今年四月，春季讲学请来了当代作家余华驻校两周，给华中大中文系的学生上课，与华中大学习交流，校内掀起了一股“余华热”。
　　活动期间，华中大记者团对余华进行了一次专访，聊了聊文学、NBA、美食（余华透露他做的红烧肉很好吃，被家人评为米其林三星），当然，也聊到了歌手李健。以下为采访内容，△读书栏目经授权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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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华接受记者团采访

谈过去：“幼时在太平间是为了乘凉，而非体验死亡”

　　记者团：很多作家的作品常常带有自己家乡的地方特色，为什么您的作品中家乡的色彩很少？
　　余华：因为我在写的时候并不想用一个确定的地方，经验都是来源于我成长的地方──浙江海盐。

　　记者团：如果作品没有很明显的地域特征，故事就可以发生在任何一个地方，比如韩国在翻拍《许三观卖血记》时直接改编成发生在平壤的故事，你在写作的时候会考虑这方面吗？
　　余华：这个我觉得不是问题。如果想改编莫言的小说，东北高密乡的故事就可以，这是八十年代流行的一种方式，很多作家都想给自己寻找一个故乡，光是我们浙江的作家就有好几个。这是从国外引进来的，比如威廉福克纳、加西亚·马尔克斯。
　　但是，我觉得这好像不太适合我的写作，我的所有经验全部来自海盐，我写的时候也都是海盐，但我可以把地名换一下，只是肯定不是韩国的地名。所以这个不是问题，可能他们是因为喜欢这个故事才去改编的，不是因为这个地名是不确定的。

记者团：《父子之战》中您讲述了一个关于装病被切阑尾的故事，这个素材源于真实事件吗？听说您小时候经常去太平间闲逛，还曾躺在死人躺过的地方，能多分享一些轶事吗？
　　余华：那就是我的故事，我的阑尾最后被我爸切掉了。小时候经常去太平间闲逛，夏天很热，太平间里很凉快，我去睡午觉而已，你们也可以去试试（笑）。太平间里也没什么别的好玩的事了，我就是为了乘凉，才不是为了所谓的体验死亡。

谈作品：“高中教案和我的想法完全不一样”
记者团：您在小说创作的过程中，相对而言，遇到最大困难的是哪部作品？
　　余华：《兄弟》吧，因为写了很久。困难也很多，一部小说没有困难是一件奇怪的事。比如《兄弟》的上部讲的是文革时候的事，到了下部有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的区别，在不伤害故事人物的情况下，要把时代也表现出来，所以要寻找一种意象，寻找到了以后，你还要判断是否能表现出来。
　　八十年代我找的是垃圾西装，中国刚刚把中山装换成西装，看起来是简单的服装革命，但是实际上是一个思维的革命；九十年代电视里全是选美比赛。我相信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都会有印象。

记者团：对于您的作品鉴赏，您是希望学生接受老师课上的文本分析，还是希望能够维持原生态地留在学生记忆里，然后随着年纪增长来自行理解？
　　余华：我认为应该是后者。语文老师做的《十八岁出门远行》的教案我也看过，我觉得做得非常好，但是和我的想法完全不一样（笑）。所以这个没关系，你们应该也是有一个和老师的想法完全不一样、和我的想法完全不一样的想法。

记者团：您曾经说过《活着》是您风格转变的标志，学界目前有人把《兄弟》或者《第七天》视为您第二次创作转变，从历史现实主义到怪诞现实主义。您是否认同这种说法？
　　余华：我不太清楚从历史现实主义到怪诞现实主义，但是我认为他们说得都很有道理，因为他们评论界需要理论解释。至于我自己在写作的时候，我不是不会考虑历史现实主义到怪诞现实主义这种的。

记者团：对于大学生而言，该如何培养观察社会的视角、丰富阅历，从而写出反映现实的文章呢？
　　余华：这要靠自我训练，你喜欢什么就写什么。新闻是越近越好，你写得不够好说明你还不够近，而文学是相反的，保持距离为好。

谈心态：“现在最大的苦难是时间被切碎”
记者团：您如何看待部分文学批评家对您作品的批评？
　　余华：我经历的批评已经太多了，所以我觉得这是我生活的一部分，而且也是比较重要的一个部分。作家必须去接受批评，各种各样的批评。你可以不同意批评你文章的观点，但是反过来，有很多表扬你的文章的观点，其实你也不同意，并不是说表扬的观点你都是同意的。
　　对我来说，面对批评也好，面对表扬也好，我都已经习惯了。面对批评相对容易一点，面对赞扬会比面对批评更加不容易。因为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赞扬，说实话写得都是很差的。赞扬的文章都是互相抄来抄去，永远是那些论调。当你能够正确面对那些赞扬你的文章的观点时，你就可以正确地去面对那些批评你的文章了。这是一种态度的选择。

记者团：您觉得批评您的文章中有哪些带给您触动、让您有所改变？
　　余华：改变不可能。赞扬不会让你改变，批评也同样不会让你改变。批评的文章往往言辞比较激烈，当他的言辞比较激烈时，他往往会强调某一方面，而忽略其他方面，所以你会觉得他并不是很公正。反过来想想自己，自己在看待社会问题或者某些事物时也同样如此。无论是赞扬也好，批评也好，对我的写作都不会有什么帮助，但是对我的心态有很好的帮助。

记者团：您说过在年轻的时候经历了很多挫折，我们也常说这是一个不自由的时代，在现在这样的社会现状下，您是如何一直保持您在年轻时对写作的情怀呢？
　　余华：现在最大的苦难是时间被切碎。过去没有那么多应酬，现在活动、应酬越来越多。比如到华中大来那么长时间，就是因为跟方方是三十多年的朋友，她跟我说你要来，那我就说“好吧好吧，行、行，我来”，毕竟是人情社会。你写作的时间会变少，阅读的时间也会变少，甚至你思考的时间也会变少。这肯定不仅是我，也是其他作家都面临的一个问题。

记者团：演员、歌手可以成为明星，您认为作家可以成为明星吗？
　　余华：作家中间也有明星，19世纪的作家和摇滚明星没什么区别。《老古玩店》刊登以后，狄更斯乘船去波士顿，当他晃晃悠悠地上岸时，发现码头上聚集了上万人在迎接他。当时他写的小说都是在报纸上连载，照理来说报纸要晚十天半个月才能到，但读者都知道狄更斯来了，并且问他同一个问题：“小耐儿是不是死了？”还有西班牙诗人洛尔迦，他到古巴时，几万人在码头呼喊他的名字。当年托尔斯泰去世时，交通还很不发达，仍有3000多人赶到庄园为他送葬。

又亮又热 · 发表于: 2017-1-23 23:17:00

源自：南方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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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华做客文化周末大讲坛（右）。范兰斌摄

▲　余华

★　人物介绍
　　余华，1960年4月3日生于中国浙江杭州，3岁时随父母迁至海盐，在海盐读完小学和中学，曾经从事过5年的牙医工作，1983年开始写作，主要作品有《兄弟》《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在细雨中呼喊》等，其作品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在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荷兰、瑞典、希腊、挪威、俄罗斯、捷克、以色列、巴西、日本、韩国、越南、泰国和印度等国家出版。曾获法国文学和艺术骑士勋章（2004年），首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2005年）等。
　　人物侧记
　　从最早的《十八岁出门远行》到《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再到引发文学界震荡的《兄弟》，余华的作品更多给人冷酷、先锋、悲观的印象。但出现在现实中的余华，展示得最多的却是幽默和平和。
　　余华的东莞演讲首先从座椅引起的不适开始，面对主办方安排的中式太师椅，余华笑称自己更喜欢坐松软的沙发。这似乎可以视为他偏爱西方文学的一种投射。在这场名为《文学给了我什么》的主题讲座中，追溯自身文学经历似乎不可或缺，主持人谢有顺的开场白过后，余华以怀旧语气，回顾了那些使他获益匪浅的文学大师：川端康成、卡夫卡、福克纳，以及直到1995年才重新发现其价值的鲁迅。
　　这次讲座的听众几乎囊括了东莞所有文学爱好者，余华用从西方文学到东方文学的漫谈，也让东莞的文学爱好者们重温了自己的文学道路。
　　整场讲座氛围轻松而生动，余华充分发挥了他擅长讲故事的能力。他说，读到雪莱的诗句“死亡是凉爽的夜晚”时，一下子勾起了他夏季在医院太平间里睡觉的童年记忆。这种记忆以及体验曾经给予他最初的创作动力，并影响了他职业选择：“我不想永远做牙医，一辈子只是看别人口腔内的风景。”
　　而在讲坛之外，他一直在感叹，“来去太仓促了”，他想在东莞多留点时间，这或许是一个作家的职业需求，他想在东莞寻找到一些创作的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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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余华。可汗/绘图

▲　本版整理/夏觉得
　　我的文学启蒙
　　我从事写作已经有二十多年了。
　　二十年来，不同时期会突然冒出这样的一个问题，经常会问自己，“文学是什么？”后来发现这是个很难回答的问题。过了很多年以后，我就发现与其说“文学是什么？”还不如说“文学给了我什么？”在回答很多问题的过程中，我会告诉别人文学给了我什么。
　　我的感觉是这样的，因为谁也没有资格给文学下一个定义。你用100个字给文学下定义是说不清楚的，你用100万个字也同样说不清楚。我想继续研究文学的魅力所在，我想用这样一个题目“文学给了我什么？”
　　我刚刚开始写小说的时候，启蒙老师是日本的川端康成。影响我的作家非常非常多，但我提到最多的，一个是川端康成，一个是卡夫卡。因为他俩是在我写作之初的时候影响了我，对我的影响是终生的。
　　我的作品显然和川端康成的不太一样。我去日本为《兄弟》那本书做宣传，记者读了我的书，问：“你怎么会喜欢川端康成，你跟他太不一样了。”我就告诉他，我以前在一篇文章里写过：“一个作家对另外一个作家的影响，就好比阳光对树木的影响是一样的道理。重要的是树木在接受阳光的时候，是以树木的方式在成长，而不是以阳光的方式在成长。”任何健康的影响只会让一个作家越来越像他自己，而不会像别的作家。
　　影响我的作家还有很多，包括威廉·福克纳，我也写过文章，他对我某些具体的地方产生过影响。
　　影响我的作家起码能够组成一个连，或者一个团。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数，有些我可能已经意识到了，有些我可能以后才能意识到，还有些我可能永远都不会意识到对我产生过影响。我们这个世界不断地沟通和交流，通过这样的途径大家都在成长，都在生活。当初我在读川端康成，我对那个时代的日本文学作品非常熟悉，包括三岛由纪夫，我也读了很多。后来还有比他们更老的，像夏目漱石、岛崎藤村。
　　我大概在20岁的时候，第一次读到川端的小说《伊豆的舞女》，当时中国刚好是伤痕文学最流行的时候，我突然发现，还有用这样的一种很温和、很抒情的方式来描写内心感受的。那时我很年轻，很喜欢川端康成的作品，几乎把他翻译成中文的作品读完了，那是在20岁这个年龄层喜欢干的事情──追星，喜欢一个作家，然后读完他的作品。
　　现在我不会这么干了，喜欢一个作家最多读他两三部作品已经算多了，觉得已经足够了，没有必要读那么多。读了川端以后，意犹未尽，又读了很多三岛由纪夫、谷崎润一郎的作品。包括我前面提到的另外两位日本老作家，还有一个女作家叫樋口一叶，作品很少，她开了一家杂货店，24岁就去世了，写得极其好。
　　第一次读到她的作品是一个中篇小说叫《青梅竹马》，写一个十来岁的小和尚和十来岁的小女孩的那种朦朦胧胧的爱情，那个故事写得极其的美。后来又读了她一些短篇小说，我第一次去日本的时候，专门要去看了樋口一叶的纪念馆，她写的那些字极其秀美。
　　为什么我这么喜爱这个作家还是有特殊原因的，因为我是在24岁那一年发现这个作家的，看关于她的介绍，她刚好是24岁去世的，所以我那时候读她的作品特别感伤，一直念念不忘。
　　但为什么我当时特别迷恋川端康成超过三岛由纪夫呢？因为他曾经在笔下写出了一种肉体迷宫的感觉。尤其是他写女性肌肤的那种光泽或者是抚摸的感觉时，写得极其美妙。我们那个时代的年轻人交女朋友都比较晚，我刚开始读他作品的时候还没有和异性接触过，所以读到他作品的时候想入非非。后来有了和女性接触的经验以后发现川端康成骗了我，没那么美好。从那一刻我知道这就是文学，这是我的第一个感叹，因为文学总是给我们带来生活中经历过的，可是又和我们生活中经历的东西存在差异的感触，既美好，又有不美好之处。
　　卡夫卡给我带来的是我们生活中似乎经历过的，有差异的不美好的东西。我觉得自己就是从他们两个人身上学到了文学。我现在再也没有去重读川端康成的作品，因为我怕破坏对启蒙老师的内心崇敬之情，我怕再一读，就会觉得他写得可能不行了。尽管我的写作与川端康成是毫无相似之处的，起码从普通读者的角度来看是这样的，但对于我来说，我觉得还是有一些地方相似的。
　　我仍然非常感谢川端康城，因为我在刚刚开始写小说的时候，我第一个老师就是川端康成，他教会了我怎么去写细节。日本文学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非常强调细节的描写，我觉得这对我的写作很重要。
　　2006年我第一次去日本的时候走了很多地方，然后我就知道为什么会产生风格那么细腻的日本文学，日本就是一个非常强调细节的国家，每一个细节都处理得非常好。给你们举一个例子：如果你要去看某一个人的墓，而这个人比较有身份，在他的墓碑前会有一个水泥的名片箱，意味着去看他的时候你要给他送一张名片……还有许多类似这样非常人性化的细节。
　　请我去日本的是出版社，酒店是庭院式的风格，服务极其周到。当时携带的全是面额很大的十万日元的钱，于是就让服务员去银行换成一万元的，换完回来以后发现每一张钱都是笔挺的，拿起来一摸竟还是热的。为什么呢？原来找回钱后，服务员又用熨斗把它熨了一下，这就是日本的服务。
　　我还有一个做房地产商的朋友，有一次他带着一帮人去日本考察。看到一个日本工人在挖沟，一边挖沟，一边用尺子在量，他说怕多挖一厘米或者少挖一厘米。我的朋友是一个很大的房地产商，他跟我说这些的时候，我真是感到震惊。如果我们也能这样来盖每一栋房子的话，就不会出现那么多的问题了。
　　日本确实是个到处都充满了细节的国家。说到川端康城对我的帮助，这是第一个故事，让我感叹文学原来是这样的。

天文星 · 发表于: 2016-9-23 15:31:00

　　那个时候，《收获》发了很多我这个年代作家的作品，像王蒙、张贤亮，很多文学杂志不敢发的小说，《收获》都敢发。很多文学杂志对此有一些意见，为什么同样的小说我们这边不能发，到《收获》可以发。当时主管意识形态的官员告诉他，因为巴金是统战对象。我在这儿还要再次感谢巴老，就是因为巴金的长寿，才能让像我这样的作家有足够的时间自由成长，《活着》就是这样。
　　我印象很深的是1992年，应该是8月份，初秋了，我拿着手稿，到上海。那时格非教授在华师大，每次我到上海都让格非帮我在华师大定一个房间，住华师大的招待所，在那定稿。我是在浙江嘉兴写完，拿过去给《收获》杂志。当时还有一点忐忑不安，为什么？因为这是我第一次用这样的方式写一部小说，我的责任编辑是程永新，是现在《收获》的主编。当时我们也没有电话，他看完那个小说以后，李小林也看完了，我逼着他给李小林打一个电话，我们当时就在华师大的公用电话上，听程永新和李小林在对话，他们两个人对这部小说都很喜欢，我就放心了，他们是这部小说最早的读者。
　　当时这部小说发表的时候，我根本没有想到24年以后，这部作品对我个人来说是如此重要，差不多是我所有的作品中，起码是在中国，它是最受欢迎的一部作品，我一直说它是我的“幸运之书”，如果没有这本书的话，恐怕很多人并不知道我，很多读者是读了这本书以后，又去读了我其他的作品，才开始慢慢了解我。这确实是我的一本“幸运之书”。
　　刚才史航介绍我是“先锋作家”，先锋作家是指我在《活着》之前的一部长篇，是我的第一部长篇──《在细雨中呼喊》，在1991年发表，我基本每次都是在第6期发表我的长篇小说。《在细雨中呼喊》是1991年的第6期，《活着》是1992年第6期，《许三观卖血记》是1995年第6期，因为我写的总是比我想象中慢。
　　《活着》对我个人的写作来说，具有很重要的意义。刚才史航在介绍我的时候，说先锋作家，同时也是后卫或者是前卫或者是守门员，我很同意这样的说法。我记得大概是上个月，张悦然新的小说《茧》，我很喜欢，我去参加发布会的时候，看到人大教授样杨庆翔对他说，有了这部小说之后，人家就不会认为你是80后作家了。我说我都五十好几了，人家还说我是先锋派作家，那是我20多岁的时候的称号，它会伴随我一生，我说你那个“80后作家”，等到你到了80岁的时候，人家仍然说你是“80后作家”，这是很难改变的。
　　《活着》的写作让我完全做了一个改变。最早写《活着》的时候，我是用第三人称，以一个旁观者的角度，和我以前先锋文学的叙述是一样的，用一个比较冷静，又比较抒情，语言很精美的方式去写这么一个故事。但是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是写不下去，写了大概有一万多字以后，发现自己写不下去了，怎么写都写不下去。但这个题材又始终吸引着我，我就想换一个方式，因为那时候我已经写过一些作品了，已经有写作上的经验，我知道如果用这样的方式写，如果很不顺的话，一，可能这个题材并没有那么成熟。二，这个题材已经成熟了，但是你的写作角度可能出问题了。所以我尝试着换一个角度，试试看，就让那个福贵用第一人称的方式，就是讲述自己的故事的方式写，很顺利就写完。
　　我印象中，那时候我在北京，在北京写完了“解放前”，回到浙江嘉兴以后写完了“解放后”，全部写完了以后，很多年过去以后，我开始意识到是什么原因了。刚开始的时候我可能仅仅认为是一个文学技巧的选择，后来我就开始感觉到可能更多是一种人生态度的选择。因为《活着》里面福贵这样一个人，他的一生，如果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来看，除了苦难就是苦难，没有别的，这就是一个旁观者。但是如果让一个人来讲述他自己的故事的时候，其实他苦难的人生中，苦难是别人的看法，他其实是充满了幸福感的：福贵的整个讲述里边是充满了幸福感。所以我觉得，与其说当时这样的一个转换是一种写作技巧的变化，更不如说是一种人生态度的选择，一个很普通的、一个很浅显的问题，就是每一个人的生活都是属于自己的感受，不属于别人的看法，别人对你怎么看，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是否已经感受到了，这个比什么都重要。这是从生活角度。
　　从写作角度来说，对我也有重大的意义。由于这样一个写作，让我意识到，面对一个题材要寻找最适合这个题材的叙述方式。一个作家做其他行业也是一样的，当你用这样一种方式成功以后，你会一直依赖于它，在处理新的事情的时候，也会用一种你认为成功的方式。这个世界上绝大部分作家一生都在用一种方式写小说，一种叙述方式写小说，不管他面对的是什么样的题材，他始终在用一种叙述方式。
　　但是另外还有一些作家，他会用不同的方式去处理不同的题材，比如刚才史航介绍我推荐的马尔克斯的短篇，马尔克斯有两个小说，虽然大家都说他是一个魔幻现实主义，但其实并不尽然。你如果读他的《百年孤独》，读《族长的没落》，那是魔幻的，但是如果读他的《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霍乱时期的爱情》，并不魔幻。马尔克斯在面对《百年孤独》的时候的处理的方式，还有《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的处理方式完全不一样。这对我的写字意义非常重大，让我知道当一个题材吸引我的时候，我首先要做的是去寻找最适合这个题材的一种表现方式，当然这个前提是努力把自己过去的、自己已经很熟悉的、自己已经非常娴熟的那种叙述手段给忘掉，用一种空白之心去面对一个新的题材，这是《活着》对我写作上的意义。

天文星 · 发表于: 2016-9-23 15:3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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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华在清华大学大礼堂演讲
　　“我一直说它是我的‘幸运之书’，如果没有这本书的话，恐怕很多人并不知道我，很多读者是读了这本书以后，又去读了我其他的作品，才开始慢慢了解我。”
　　9月20日，清华大学大礼堂，余华携《活着》温情而来。这一次，他更多回忆了24年前的秋天，这本“幸运之书”被刊载在《收获》的1992年，一个“因为巴金的长寿，才能让作家有足够的时间自由成长”的时代。
　　作为一本具有时代意义的小说，直至今天，《活着》仍是读者了解余华的必读书目，“人为何而活”的主题依旧被探讨。但鲜为人知的是，最早创作《活着》时，余华选择了旁观者（第三人称）的视觉，然而描写的“苦难”却脱离真实。“如果让一个人来讲述他（福贵）自己的故事的时候，其实他苦难的人生中，‘苦难’是别人的看法，他其实是充满了幸福感的。”对于写作思路的改变，余华做了这样的解释。
　　“我看着那条弯曲着通向城里的小路，听不到我儿子赤脚跑来的声音，月光照在路上，像是撒满了盐。”余华称，书中的这段描写语言很直白，用的词很少，但“盐”这个意向“在写福贵的时候一定要有”。第一人称写作，使得余华笔下的悲伤农民，得以有了“活着”的意义。
　　此外，当被问及对于在当今IP时代，文学作品被改编搬上大荧幕有什么看法的时候，余华说：“愚蠢的导演才会忠于原著，有主见的导演，都会进行改编”。据他介绍，他的作品被改编成影视剧的过程不是那么顺利，从《活着》来说，最早张艺谋找到余华，是想改编他的中短篇小说《河边的错误》，后来看到《活着》的清样，张艺谋激动到失眠，才决定拍《活着》。再到之后的《许三观卖血记》，当时包括姜文在内的许多导演也很感兴趣，后来因为审查等因素，被拍成了韩国电影。
　　当夜，清华大学的礼堂座无虚席。余华24年后的回首，回归了文学的本质，他以写作者之态，娓娓道出自己的创作之路，贴合着讲座的主题：活着，在现实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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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华在清华大学大礼堂演讲
　　以下为余华演讲部分实录：
　　今天这个题目还是从《活着》开始，1992年这部小说在《收获》发表，大概就是这个时节已经定稿了，或者已经下厂了，因为发表在《收获》第六期，是11月底，所以9月应该在印刷厂里转了。
　　我很感谢《收获》杂志那么多年来对我的帮助。我大概有超过3/4的小说都是发表在《收获》上面的。一方面，《收获》是我最喜爱的一本文学杂志，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很多小说别的杂志不愿意发，那个时候《收获》的主编是巴金，实际的主编是副主编李小林，是巴金的女儿。像《活着》这个小说在今天来看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在1992年发表的时候，还是要冒一些风险。
　　我一直认为巴金不可能知道我写了什么，后来他女儿告诉我他都知道。像后来的《许三观卖血记》，那时巴金已经不能下床了，在床上躺着，那是1995年在《收获》上发表，巴金从头到尾读完了，他说发表。当时卖血的故事在那个年代能够发表出来，还是比较难的。

又亮又热 · 发表于: 2016-9-21 17:31:05

　　9月20日，作家余华携手新影人举行读者交流会，此次交流会特邀新锐编剧、《奇葩说》辩手史航出席。在各大高校开学之际，余华和史航为初秋的高校献上了一场关于“活着，在现实之中”的巅峰对话！

余华&史航思想碰撞认识不一样的作家余华
　　此次余华读者交流会，史航作为特邀嘉宾和主持人出席，他以余华老师曾经推荐过的马尔克斯的短篇小说《礼拜二午睡时刻》为引，娓娓道来，并用石墨和金刚石来比喻不同作家的创作手法，形象地为读者介绍了余华作为先锋派作家，尖锐而发人深省的写作风格。
　　会上，余华以作品《活着》展开交流，和读者面对面分享自己创作过程中的点滴心路以及具有时代印记和年代感的创作故事。
余华老师和读者交流互动
　　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在转行当作家之前，余华做了五年时间的牙医。余华称自己是比较幸运的作家，他说，他刚开始创作的时候正赶上改革开放之后的文化复兴年代，这对他这样刚刚起步的作家来讲是个很好的机遇。之后开始发表长篇小说，又得到《收获》杂志主编巴金先生的赏识，他非常感谢《收获》杂志这么多年对他的帮助。
　　当被问及对于在当今IP时代，文学作品被改编搬上大荧幕有什么看法的时候，余华说：“愚蠢的导演才会忠于原著，有主见的导演，都会进行改编”。据他介绍，他的作品被改编成影视剧的过程不是那么顺利，从《活着》来说，最早张艺谋找到余华，是想改编他的中短篇小说《河边的错误》，后来看到《活着》的清样，张艺谋激动到失眠，才决定拍《活着》。再到之后的《许三观卖血记》，当时包括姜文在内的许多导演也很感兴趣，后来因为审查等因素，被拍成了韩国电影。
　　互动交流环节，读者纷纷表示看到了作家之外的另一个余华，锋利文笔下的余华，现实生活中却是意想不到的平和。
余华、史航对话交流，两代作家思想碰撞
　　活动的最后，余华和史航向现场的读者致谢并送上“更好地活着”的寄语。此次余华交流会，也得到了VR热播、单向空间、言几又、当当网、追书神器、开卷有益、有书、懒人听书、熊猫读书、黑白校园、多看阅读、雕刻时光、海尔洗衣等平台的大力支持。

余华首谈公益初衷新影人慈善板块正式启动
　　余华一向是一个比较低调的人，很少出来和外界公开交流，说起此次讲座的初衷，余华说，今年8月份的时候，他工作之余到甘肃省考察，感慨于当地村庄的贫困，想为那里的人做点什么，尤其是孩子，于是，他当即和新影人筹划这场讲座，想通过自身的带动力，影响更多的人去做一些具体的公益项目。
　　余华除了作家身份之外，还有一个身份，就是新影人的股东。2015年，余华加入新影人公司，和新影人公司一起筹备新影人慈善业务。新影人是先锋集团旗下从事影视文化产业投资运营的“金融+娱乐+互联网”公司，业务范围涵盖影视文化、基金、众筹、科技、慈善、衍生品等。
　　据新影人CEO王嘉介绍，此次余华公益讲座──“贫困地区儿童温暖包裹捐助”项目是新影人慈善着手做的第一个项目，讲座所取得的所有款项，将全部用于捐助甘肃省陇西县贫困小学，为当地的孩子提供羽绒服、手套、围巾等暖冬包裹，让孩子们开心温暖地度过这个冬天。
　　除了余华，新影人的明星股东还包括冯小刚、李亚鹏、孙红雷、柳岩、李小鹏、林丹、潘晓婷、邹市明和张艺兴9位。后续，新影人慈善板块将和10位明星股东一起，通过开展更多小而美、具体而实在的慈善项目，帮助那些实实在在需要帮助的人，例如“角膜移植手术捐献”、“退役运动员再教育”等等，真正实现新影人“帮好的人做好的事”的宗旨。

红叶 · 发表于: 2015-12-10 10:32:00

转自：余华的博客
　　二十年多前，我是一名牙科医生，在中国南方的一个小镇上手握钢钳，每天拨牙长达八个小时。
　　在我们中国的过去，牙医是属于跑江湖一类，通常和理发的或者修鞋的为伍，在繁华的街区撑开一把油布雨伞，将钳子、锤子等器械在桌上一字排开，同时也将以往拨下的牙齿一字排开，以此招徕顾客。这样的牙医都是独自一人，不需要助手，和修鞋匠一样挑着一付担子游走四方。
　　我是他们的继承者。虽然我在属于国家的医院里工作，但是我的前辈们都是从油布雨伞下走进医院的楼房，没有一个来自医学院。我所在的医院以拨牙为主，只有二十来人，因牙疼难忍前来治病的人都把我们的医院叫成“牙齿店”，很少有人认为我们是一家医院。
　　与牙科医生这个现在已经知识分子化的职业相比，我觉得自己其实是一名店员。
　　我就是那时候开始写作的。我在“牙齿店”干了五年，观看了数以万计的张开的嘴巴，我感到无聊之极，我倒是知道了世界上什么地方最没有风景，就是在嘴巴里。当时，我经常站在临街的窗前，看到在文化馆工作的人整日在大街上游手好闲地走来走去，心里十分羡慕。
　　有一次我问一位在文化馆工作的人，问他为什么经常在大街上游玩？他告诉我：这就是他的工作。我心想这样的工作我也喜欢。于是我决定写作，我希望有朝一日能够进入文化馆。
　　当时进入文化馆只有三条路可走：一是学会作曲；二是学会绘画；三就是写作。对我来说，作曲和绘画太难了，而写作只要认识汉字就行，我只能写作了。
　　在1983年11月的一个下午，我接到了一个来自北京的长途电话，一家文学杂志让我去北京修改我的小说。当我从北京改完小说回家时，我才知道我们小小的县城轰动了，我是我们县里历史上第一个去北京改稿的人。
　　我们县里的官员认为我是一个人材，他们说不能再让我拔牙了，说应该让我去文化馆工作。就这样我进了文化馆。在八十年代初的中国，个人是没有权利寻找自己的工作，工作都是国家分配的。
　　我从医院到文化馆工作时，我的调动文件上盖了十多个大红印章。我第一天到文化馆上班时故意迟到了两个小时，结果我发现自己竟然是第一个来上班的，我心想这地方来对了。
　　这几年很多外国朋友问我，为什么要放弃富有的牙医工作去从事贫穷的写作？他们不知道在八十年代的中国，做一名医生不会比一名工人富有，那时候的医生都是穷光蛋，拿着国家规定的薪水。
　　所以我放弃牙医工作去文化馆上班，没有任何经济上和心理上的压力，恰恰相反，我幸福的差不多要从睡梦里笑醒，因为我从一个每天都要勤奋工作的穷光蛋变成了一个每天都在游玩的穷光蛋，虽然都是穷光蛋，可是文化馆里的是个自由自在和幸福的穷光蛋。
　　我几乎每天都要睡到中午，然后在街上到处游荡，实在找不到什么人陪我玩了，我就回家开始写作。到了1993年，我觉得能够用写作养活自己时，我就辞去了这份世界上最自由的工作，定居北京开始更自由的生活。
　　现在，我已经有二十年的写作历史了。二十年的漫漫长夜和那些晴朗或者阴沉的白昼过去之后，我发现自己已经无法离开写作了。写作唤醒了我生活中无数的欲望，这样的欲望在我过去生活里曾经有过或者根本没有，曾经实现过或者根本无法实现。
　　我的写作使它们聚集到了一起，在虚构的现实里成为合法。二十年之后，我发现自己的写作已经建立了现实经历之外的一条人生道路，它和我现实的人生之路同时出发，并肩而行，有时交叉到了一起，有时又天各一方。
　　因此我现在越来越相信这样的话──写作有益于身心健康。当现实生活中无法实现的欲望，在虚构生活里纷纷得到实现时，我就会感到自己的人生正在完整起来。
　　写作使我拥有了两个人生，现实的和虚构的，它们的关系就像是健康和疾病，当一个强大起来时，另一个必然会衰落下去。于是当我现实的人生越来越平乏时，我虚构的人生已经异常丰富了。
　　我知道阅读别人的作品会影响自己，后来发现自己写下的人物也会影响我的人生态度。写作确实会改变一个人，会将一个刚强的人变得眼泪汪汪，会将一个果断的人变得犹豫不决，会将一个勇敢的人变得胆小怕事，最后就是将一个活生生的人变成了一个作家。
　　我这样说并不是为了贬低写作，恰恰是为了要说明文学或者说是写作对于一个人的重要，当作家变得越来越警觉的同时，他的心灵也会经常地感到柔弱无援。他会发现自己深陷其中的世界与四周的现实若即若离，而且还会格格不入。
　　然后他就发现自己已经具有了与众不同的准则，或者说是完全属于他自己的理解和判断，他感到自己的灵魂具有了无孔不入的本领，他的内心已经变得异常的丰富。这样的丰富就是来自于长时间的写作，来自于身体肌肉衰退后警觉和智慧的茁壮成长，而且这丰富总是容易受到伤害。
　　二十年来我一直生活在文学里，生活在那些转瞬即逝的意象和活生生的对白里，生活在那些妙不可言同时又真实可信的描写里……生活在很多伟大作家的叙述里，也生活在自己的叙述里。
　　我相信文学是由那些柔弱同时又是无比丰富和敏感的心灵创造的，让我们心领神会和激动失眠，让我们远隔千里仍然互相热爱，让我们生离死别后还是互相热爱。

远方的雁 · 发表于: 2015-12-3 01:28:00

源自：中国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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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华
　　中新网北京12月2日电（上官云）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马原、余华等作家纷纷登上文坛，因其独特的话语方式、对小说文体形式的实验，被评论界冠以“先锋派”的称号，并在当时的文学界引起了巨大反响。时隔约30年，先锋文学应如何评价？是否仍具有影响力？连日来，记者在北京采访了陈晓明等学者，并就此听取多位当年“先锋”作家的意见。陈晓明表示，先锋文学的出现，是基于中国文学变革的内在要求。作家余华则以一个有趣的比喻概括了自己的看法，“那个时代，中国文学好比一个人血管99%都堵住了，先锋文学起到的作用，就是装了几个支架”。

初现文坛：挑战文学常规今天应对其重新评价
　　毋庸置疑，先锋派文学是中国当代文学史进程中一个重要的文学现象。从最初的“先锋实验小说”开始，包括刘索拉、余华、苏童、格非在内的先锋派的作家们走出了一条饶有意味的文学创作之路。所谓先锋文学，有广义与狭义之分，亦应包括小说、诗歌等多种门类。这其中，1985年、1987年间开始的“先锋小说”潮流更为引人注目。
　　“1985年，我21岁。至今仍然记得，读到余华、苏童、格非等人作品的那种兴奋。”27日，在“纪念先锋文学三十年国际论坛”上，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李敬泽特别感慨地回忆，这些先锋作家的作品为自己打开了精神感受力和语言的新天地，“当时和后来的很多文学人，都或多或少受惠于那一代作家的探索和创造”。
　　诚如李敬泽所说，“先锋文学”的重要主题之一，就是“历史”。作家东西表示，讲先锋小说不能跟当时的历史背景脱离开来，在先锋文学之前已经出现了“伤痕文学”等类别，“那时候每个人都希望中国发生变化。先锋小说既与之前的文学有联系，对之后的作家也有影响：它是对中国文学传统文学的一次变革”。
　　“先锋文学的历史突破，体现在对文学常规的一种挑战。”上海交大文学院教授何言宏认为，先锋文学借鉴了西方现实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文学经验，是一种在精神气质、话语立场来挑战和突围的写作，“实际上当代中国思想文化突破、艺术突破，很多方面都是由先锋文学发起、承担。今天，我觉得应该重新评价先锋文学”。

语言的探索：多使用精致书面语语言具有很强辨识度
　　三十年后，回望当年引起广泛关注的先锋文学，可以发现，对叙事方式及语言形式的探索，是它较为显著的特点。其中，与之前的文学类别比较，语言方面发生的变化又更加明显，比如对语言的反常规运用、超常的词语搭配等等。
　　“先锋文学具有很强的辨识度，首先从语言上体现出来。我们看先锋文学，大概读三百字就知道了：它们对语言的讲究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所以后来把先锋文学也叫‘形式主义的美学’。”《小说选刊》副主编王干对记者说，文字的精确把握成为先锋文学的基本手段。
　　王干以苏童的小说《河岸》为例，“《河岸》语言自成一体。在他的作品中，也始终有一种语言‘飞翔’的感觉，保持了小说丝绸般的融合和光滑度，这说明先锋文学在语言上更舍得拼搏、尝试”。
　　“先锋文学改造着我们的文学语言。它们在文字上具有很大的视觉性，更强调叙事，所以很少使用口语、对白，几乎都是精致的书面语。”作家艾伟说道。
　　而在作家苏童的记忆中，自己第一个被认为具有“先锋”性质的短篇小说，是《飞跃我的枫杨树故乡》，“在评论家的文章里，我第一次看到了‘语感’这个词，这是我关于‘先锋’的美好记忆”。
　　“其实，一个作家在写作的时候，无论作品表现出的‘先锋姿态’，或者仅仅是向他喜欢的某一位作家的致敬态度，这都必然是年轻的，至于它在文本上形成的意义，我想多半是不自觉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非常感恩自己留下了这一批作品。”苏童说道。

“先锋派”非舶来品陈晓明：是基于中国文学变革的要求
　　上世纪80年代初，西方文学的大量引进，对“先锋文学”的出现无疑有着重要影响。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陈众议提出，中国文坛经过长时间的沉寂后，在此时期出现比较明显的“裂变”：从寻根文学萌发，到先锋文学开始出现变化。
　　“学界有一些年轻的朋友，一部分能接受先锋派，有一些不能理解先锋派，也不能接受我们对先锋派的评价。这可能源自各方面的差异。”评论家陈晓明对记者表示，在他看来，先锋派并不像现在不少批评文章理解的那样，只是对西方现代主义的套用，或者是“舶来品”，“它恰恰是基于中国文学变革的内在要求，是上世纪80年代中国文学第一次要回到文学本身的那种强烈的变革的欲求”。
　　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谢有顺则认为，先锋文学的出现和发展值得深思，“当时的先锋作家完全不认同已有的文学写作，要重新为文学历法，建立新的写作方式、叙事方式，这种精神，值得学习、纪念”。
　　“先锋文学到底是一个什么状态，很难说清楚。”作家余华表示，自己刚刚写小说的时候，对国内外作家的一些作品，几乎是同一时间阅读的，比较杂乱，“写作也是自然而然生发，并不是有序训练出来的。而那个时代的中国的文学好比一个人的血管99%基本上被堵住了，需要装上几个支架了，先锋文学在中国文学所起到的作用就是装了几个支架而已”。
　　“先锋文学表面上给人一种不稳重、不成熟的印象，但是他们的不妥协、不屈服，给了年轻一代精神成长强有力的支持。这是我对先锋文学的一个总体感受。”评论家张柠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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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人] 余华为什么这么好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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