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老“运动员”回忆

文化大革命前后,政治运动接连不断。运动一来，所有单位都要成立“运动办”，譬如清理阶级队伍时就要成立“清队办公室”。办公室的性质说起来是临时性的，所以人员的工资和人事关系都仍留在原单位；但总是原先的运动还未完，新的运动又开始了，于是办公室的人员又得留下来接受新的任务。就这样，连绵不断的政治运动使得每个单位都有一批靠吃“运动饭”过日子的“老运动员”。





　　１９６９年，我复员进入某单位工作。那时文化大革命尚未结束，两派争斗仍方兴未艾，单位的军管会对两派都极为厌烦，于是我们这批刚从部队回到地方、尚未介入派斗的复转军人大受军管会的青睐，我一到单位便被分配到“清理阶级队伍办公室”工作。岂知“清队”尚未结束，“揭批查”、“一打三反”、“双清”、“核查”．．．．．．等运动又一个接一个地接踵而来，于是我在“运动办”一直干到８０年代末；紧接着“整党”、“落实政策、平反冤假错案”的运动又接踵而至，我又接着得干下去。可笑的是在“落实政策”时，其对象好多就是原先清队时的清理对象：原先自己清理人家，后来又亲手给人家落实政策，这未免有些滑稽。



　　回忆起自己几十年的经历，不免感到惭愧，因为在生命力最旺盛的那些年月，一直干着这些出了力、却说不清有什么意义的事情，并没有为社会做出多少实在的贡献。于是我想，把当年在运动中一些亲身经历写下来告诉青年人，也算是我在晚年对社会作出的一点贡献吧。



　　１、“等国军一到，我就是司令”



　　到过四川的人恐怕好多都去过乐山。乐山有座乐山大佛，还有座乌游寺。这两个寺庙之间之间有个山谷，谷底有座小桥。我要讲述的事就发生在这座桥上。



    １９６８年，我单位有几位文化大革命中的“逍遥派”出去躲武斗，顺便去乐山游玩。在从乌游寺到大佛寺途经那座小桥时，大家正在兴致勃勃地谈论到京剧《智取威虎山》。有人一下子来了兴致，学着剧中座山雕的腔调说道：“等国军一到，我──就是司令，你们──都能弄个师长旅长当当的”。这句话说得大家哈哈大笑，但笑过后事情也就过去了。岂知清队时，几人中有人因涉及一个所谓“反革命案件”受到审查，这件事也就被揭发出来。革命群众一经分析，问题就严重了：“等国军一到”，“国军”是谁？当然是蒋介石的军队。他既然在等着“国军”到来，而且还大封“师长旅长”，这不是公然盼望国民党反动派反攻大陆么？于是“盼望国民党反动派反攻大陆”便成了他一项罪行。

    文化大革命后该案已平反，但涉案的另一成员在案发后，其妻与他“划清界线”，与其离婚并又另结连理。落实政策后，她与后夫感情甚笃，无法分手。于是案件可以平反，但他的婚姻却无法平反了。



    ２、惹祸的“红太阳”



　　清队中我们单位揪出了一个“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家伙。这个人是如何被揪出来的，他究竟犯了何种罪行？他犯的是“恶攻罪”。

    此人有一个女朋友。他在给女友写的信中有这样的话：“你是我心中最红最红的红艳艳的太阳”。倒霉的是这封情书后来被传出去了，清队时立刻成为一桩严重的罪行。谁是红太阳？毛主席他老人家是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而他竟然把其女友也称为“红太阳”，与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相提并论，而且还是“最红最红的红艳艳的太阳”，是可忍，孰不可忍！于是这个倒霉鬼理所当然地被揪了出来成了牛鬼。而他的女友也因此离他而去，真可谓是鸡飞蛋打。



    ３、恐怖的“特嫌”



　　我们单位是一家军工单位，自然政审十分严格。但就这样竟然还是发生了一件“国民党特务嫌疑”的案件。说起来这起案件的发生十分好笑。我们单位中有位员工安了只假眼。清队时“大抓牛鬼蛇神”，他这只假眼立刻引起了人们的警惕：他这只假眼会不会是照相机：眼睛一眨，就把我们的国防机密拍下来了？于是，一个“国民党特务案件”便成立了。专案组内查外调，直到找到了建国前帮他装假眼的医生，证明他确是因眼受伤才安装的假眼，这起特嫌案才算澄清。这位朋友还算幸运，并没有吃多少亏，而另一位朋友就没有这么幸运了。８７年我到外地进行外调时，遇到一位东北某大学的同行，他说他们学校有也有起特嫌案，其立案理由是此人安装了假牙，人们立刻发挥了充分的想象力：这假牙会不会是发报机（由眼睛而想到照相机，由牙齿而想到发报机，都是与它们的功能有关，因而并不算胡乱想象，总算是有点根据）？这人也因此立马成了“特嫌分子”。



    ４、热闹的“请罪”



　　我们单位的牛棚设在地下室，关押在那里的“牛鬼”们每天由民兵押送着到食堂吃饭。照例，饭前牛鬼们都要向设置在食堂前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挂像“请罪”。每天中午看牛鬼们“请罪”，是一天中最令人激动而兴奋的时刻：人们早早地等在食堂前，准备欣赏这一出既赏心悦目又激动人心的节目。请罪时表演得最流畅而又优雅的，是文化大革命中原“革命组织”的一个“坏头头”。此人是可出名的笔杆子，每天请罪的动作数他最为潇洒流畅：毛主席像前一站，并腿、立正、弯腰，动作潇洒自如，一气呵成；一连串请罪词如行云流水，倒背如流：“现行反革命分子、坏头头ＸＸＸ，向毛主席他老人家──请罪！”，于是乎，他每天都是第一个过关。最倒霉的是一个姓刘的地主了。真不知这个人当年是如何当上地主的，他不仅没有文化，且口齿又不清楚，总是把“低头认罪”说成是“勾头认罪”，因而几乎每天都要因此挨一顿暴打。



    ５、一只老母鸡惹的祸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国展开了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我这个老“运动员”又有工作可干了。于是几年间，自单位建立以来几乎所有的案件几乎都被我翻了个遍。其中政治案板大都得到了平反。在办理案件过程中，当然少不了与法院人员打交道。每次因工作请法院人员就餐全都由我掏腰包。案件改正后下面的收回安置、补发工资（按政策不属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和留有尾巴的案件不能补发工资，但可酌量情予以经济补助），解决住房、子女等等遗留问题，都由我负责。记得有一次为一位落实政策人员的工资补发问题，我几乎与市委主管此项工作的部门领导闹翻了脸。





    很自然，这些人问题完全解决后对我也心存感激，不止一次把钱装在信封里送给我。当时思想很单纯：人家受了那么多冤曲，这钱绝不能要！记得有一次星期日上街，在街头遇到一位刚为其完成善后事宜的人员来找我。你猜他手里提着什么？是一只老母鸡！我不要，他就不让我走，我走到哪里他就跟到哪里。待费了好多功夫把他打发走后回到家里时，炉子上的饭早烧糊了。





    在整个落实政策工作中，我唯一接受过的馈赠是一位平反后与丈夫复婚的女士送的喜糖。



    当然这是多年前的事了。我想，要是这些事发生在今天，我还会不会拒绝人家送的礼品？我绝对不会昧着良心用手中的权力去牟取私利，但善后工作完成后人家要“意思”一下，我恐怕就很难拒绝了。



    有的朋友可能有疑问：为什么企业会承担案件复查任务？这一是因为那时政企不分；二是因复查工作量太大，法院根本不可能靠自身的力量完成，所以申诉人在哪个单位就由哪个单位复查，复查完毕后还要提出结论意见报法院。法院审查后若同意单位意见，则由法院履行有关法律手续。后面的善后工作，自然还是要由所在单位来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