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纷争和体育凝聚：比较体育和政治、经济中的领军人物

一：德罗巴成为在中国踢球的知名度最大的球员
　　德罗巴为英国的切尔西队刚刚获得欧冠，就转会来到了中国的上海申花队，成为在中国踢球的现役球员中国际知名度最大的球员。
　　金融危机促进了人才的流动，这两年国际知名的足球运动员越来越多的来到中国的联赛。这是因为，中国的足球球会采取了国际统一的转会、商业运作规则可以为国际上的优秀球员所用，优秀球员的成绩和能力又得到中国当地球迷和赞助商的承认。就连上海申花等中国球队的队员也承认虽然国际球员的工资远高于国内球员，但是有了国际性球员成为领军人物，球队的整体影响力提升，对于全体队伍和相关地方都是受益者。
　　体育的人才流动和带来的服务业效益上升给人们的促进作用，这种规律性的东西，也间接影响到了这次金融危机期间各国政府的表现。
　　我们知道，2008年9月美国雷曼银行破产导致金融风暴时期，各国政府拿出了像一个连锁企业一样的统一表现，那就是纷纷拿出政府的信用支持本国与他国连在一起的全球化经济，而不是像上个世纪两次经济危机期间的纷纷采取民族主义、贸易保护措施导致一系列的连锁反应。
　　这是因为，代表西方社会创新性的美国欧洲的高端服务业人才，通过继续的开放政策，继续获得这样一个全球化经济舞台，不会因为金融危机爆发而受到就业前景的限制。相反，美国一批银行人才还在更大的领域获得了流动的机会。
　　金融危机爆发以后，欧美的创业经济活动仍然活跃，苹果电脑就出了两三个版本的升级版产品，苹果公司除了在美国保留研发销售环节以外，把大量就业岗位的装配、制造都安排在亚洲。
　　另外，亚洲特别是中国的国家财政刺激经济活动使得西方热钱进入中国、中国相关金融服务要求提升，客观上需要大批金融人才。因此，这两年亚洲的服务业得到了发展的机会，其中就包括获得了像德罗巴、阿内尔卡、孔卡等国际知名球员一样的欧美金融方面的人才。
　　但是，在国际平台没有限制投资流动性和移民劳工政策的情况下，美国和欧洲的下层劳动者的就业受到了极大损害，不仅如此，由于美国欧洲各国政府加大经济刺激，为减少财政赤字削减了大量社会福利，美欧的下层劳动者就更加受到了损害。
　　美国的下层劳动者一方面对本国创业成功的高端人才表示不满──为什么不把诸如苹果电脑的生产线留在国内来促进国内的就业呢？
　　另一方面，欧美的下层劳动者的愤怒通过国内的选举压力直接压向了各国政府。

二：中国模式与国际规则的比较
　　金融危机期间亚洲特别是中国的经济表现，高增长、政府财力强劲、劳动者阶层低工资、广泛就业等等都是西方各国政府羡慕不已的现象级指标。
　　中国政府在全球性危机期间，保证了中国的庞大人口的经济稳定、社会稳定、没有出乱子，是对世界历史的进步的巨大贡献。
　　但是，西方各国承认中国的世界级贡献、认为中国模式有它的优越性，同时，又认为中国在遵守国际统一的规则方面还有很大的不足。中国模式在处理对外交往方面，特别是对世界性资源的开发方面，在与当地的人文和人才交流方面，是有缺陷的。
　　与体育国际组织的单纯性不一样的是，国际政治经济组织以及它制定的规则，有着大国的和西方的历史背景在里面。中国政府很难像中国的球会承认国际球会运转规则那样一样简单地承认这些规则。
　　例如在世界气候大会针对各国的温室气体排放制定指标的规则中，中国是不能简单按照西方的规则走。还例如，在阿拉伯之春发生以后如何对待中东各国国内的事务方面，中国也不能简单地按照西方的标准与西方保持一致。
　　中国模式在处理对外交往中的这些方面被西方国家认为是缺陷，是违反国际政治经济规则的。这是因为，这些国际政治经济规则的特征，很大一部分是由大国和西方的历史来决定的。例如，西方政府不会代表企业出面进行国际经济活动。国际交往是按照着本国人才—本国企业—本国政府的递进层次开展。
　　在中东和非洲，中国政府只能在现存政府水平上进行交流，中国走出去的企业大多数都是国家级的大企业，在全球化的经济平台上，这种经济活动带有很大的政府背景，在利比亚和南北苏丹，就连企业员工都是从中国带去的，中国走出去的企业就是当地的一个个中国城。
　　这在西方人看来，这就像德罗巴到了中国不是作为人才来与中国的球会环境结合，而是直接带来一群人、直接嫁接切尔西的球会环境。
　　因此，中国的中央企业走出去，在具有人才带动效果方面存在的缺陷，表现就是对当地的贡献没有西方的地缘和民族历史交流那样的广泛深入。
　　这就是中国模式的缺陷。

三：美国的希拉里成为针对中国的规则说教者的背后
　　每到世界性危机期间，在国际规则制定方面和创造性的发展方面，总会产生各方面的人才。例如，总统罗斯福、经济学家凯恩斯、靖绥首相张伯伦、强硬派丘吉尔、对德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又担任抗击德国主要责任的斯大林、援助欧洲的马歇尔等等。
　　这些历史人物，可以说是当时政治经济中的领军人物
　　2008年以后，我们中国总是说金融危机意味着一些规则要重新制定，但是，我们拿不出有世界影响力的人物和领军人物来促进这一说法的实现。
　　既然，在金融危机时期的世界性政治经济组织的背后实际上是大国在起作用，那么我们就看看这两三年美国的政治家群体中产生了什么样的人才，或者说领军人物吧。
　　环球时报最近刊登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沈丁立的文章称，7月14日，刚刚在中国周边走访了一圈的希拉里，又马不停蹄地赶往埃及会见新总统穆尔西。作为美国“全球干涉”政策的执行者，希拉里所到之处，常常收到的不是鲜花，而是抗议人群，俄罗斯人甚至戏称她为“粗鲁的卡车司机”。然而这一切都不能阻止这位年近65岁的女国务卿继续投身如此高强度的工作。
　　但从为国家服务的角度看，希拉里显然是一位相当敬业的美国官员，其勤勉辛劳令人敬佩。美国特有的“山巅之城”的宗教式定位，塑造了代代美国人自命不凡的宏大认同。希拉里从小受到这种教育，并成长为美国一代精英，完全接受了“美国领导世界”的价值信念。无论是担任第一夫人、国会参议员，还是竞选总统，或是出任国务卿，她的表现都堪称怀有强烈使命感，并身体力行。
　　文章表示，正因为接受了“美国在过去的世界事务中必不可少”的理念，同时坚定地认为“新美国时代”将要来临，希拉里连年奔波世界各地，为结束美国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军事行动，为稳固美欧金融系统，为应对西亚北非动荡，不管成效如何，也算是殚精竭虑、鞠躬尽瘁了。
　　在21世纪担任美国的国务卿，注定了希拉里肩上的担子不会轻松，因为美国面临的挑战是前所未有的：资本主义体系深刻的金融危机、来自非国际行为体的打击以及一批新兴经济体的快速崛起，等等。为了让美国继续维持超强地位，希拉里恐怕想不忙也不可能。
　　文章称，纵观希拉里外交活动的主线，就是顺应美国全球战略调整，将美国外交和防务的重点转到亚太，其核心是强化盟国和伙伴体系，深耕以美国为核心和主导的国际秩序。事实证明，希拉里是一个有思想的外交实践者。面对困境，她不仅沿用前辈提出的“公共外交”之思路，还大力推广“巧实力”外交的概念，四处营销美国价值理念，在世界各地尤其是亚太地区强化美国主导的同盟体系，敏锐地协助美国总统将反恐外交及早回归到传统的大国外交，转移到应对新兴大国的崛起上来。
　　对中国的外交，恐怕是希拉里国务卿任内的重中之重。希拉里十分清楚对付中国若不采取新的思维和做法，美国萎缩的势头还将加快。这三年多来，希拉里的确给中国造成了一些麻烦，但她也为中国继续前行提供了很大战略启发。中国在成为全球大国的过程中，需要平衡周边与全球利益，平衡中短期与长期利益，发展对各国有吸引力的价值观体系，塑造真正的软实力，以及打造地区集体安全制度，为周边国家提供安全公共产品，从而稳固中国周边根基。在这些方面，希拉里不仅只是挑战了中国利益，更刺激了中国的大国思考，因此她是一个值得尊敬的对手。

四：比较体育和政治、经济中的领军人物
　　中国在世界成为一个稳定性的重要力量，但是，在领军人物方面，中国的政治性国际人才还不突出。就像中国的大量中央企业在中东非洲一些国家的投资行为，只是造成了一个个中国城一样，中国的特有的价值模式，还没有成为与国际规则和人才流动接轨的重要软实力系统。
　　中国在国内几十年经济体制发生重大变化的同时，在政治、新闻、法律和公民参与方面的变化确实不大，人才成长、经济创新、品牌占领、龙头企业方面确实存在着巨大的不足。
　　例如，中国的粗放投资基础上的高增长是不可持续的；
　　例如，政府和央企的高财力与民众的承受高房价和城市化中的巨大压力形成对比；
　　例如，劳工层面，低工资和广泛就业的局面也受到社会保障体系难以维持和老龄化提前到来的威胁。
　　从长远来说，中国必须要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走出重大步伐，来促进中国的国内经济结构转型。
　　从希拉里迫切希望影响中国的积极意义方面看，西方国家在某种程度上比中国政府更加重视中国的内部需求，因为西方的各种商品系列而不是简单的粮食、客机等大宗商品在等着向中国出口。如果中国的大量城市化人口的收入都滞留在储蓄中、等待着房价和医疗、养老的固定支出，那么西方对中国的出口将永远难以打开。
　　西方也希望在温室气体排放控制导致的新技术标准新技术的采用方面得到突破，从而产生新的经济增长点。
　　中国的下一步改革呼唤出现国际性人才和跨越性领军人物，这里所说的国际性人才、跨越性人才，就应当像历史上的罗斯福、马歇尔、凯恩斯一样能够回应国际上对一个国家的政治规则、法律规则和人文规则改革方面的新要求。
　　罗斯福、马歇尔、凯恩斯之所以成为当时危机背景下人民广泛拥护的领军人物，就在于他们身上具有的改革和求变精神。在面对新的国际形势和国际压力的时候，他们都是随时准备提出和接受新的思想，而不是简单地从历史教条出发拒绝和反对形势提出的变化要求。
　　因此可以预见，中国的领军性政治经济人才，不应当是现存党政体系大量产生的教条式官员和官僚式专家，而应当是通过改革现存党政制度，从一种有中国特色的新政治体制中产生的新型政治经济人才和国际性人才。
　　人们在对比中国的体育人才与外国的体育人才的产生规律时，都会发现外国体育参与人群和组织的多样性，是外国体育人才和领军人物源源不断的基础，这种多样性是植根于社会民主和公民自主环境中的。
　　相比之下，中国的体育人才和领军人物的政府培养来源的单一性，中国体育的社会化程度不高，这些都是中国体育成绩波动的重要原因。
　　在比较了体育和政治、经济中的领军人物产生规律方面的异同之后，难道我们还不明白其中的道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