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座谈会挂帅印的自然是张春桥,他一擂鼓点,其部属必轮番上阵。其中以徐景贤最会揣摩主子的意图,对张春桥极尽奉承阿谀之能事,他紧锣密鼓地说:“师院政史系的工宣队打了败仗,资产阶级势力已经占领了那里的文化思想阵地。马洪林同志,你是教育革命组长,大批判组长,又是教材编写组长,身兼三职,你不嫌太多了吗?你到底站在哪一边?站在无产阶级一边,还是站在资产阶级一边?”
张春桥显然感到对我几个小时的狂轰滥炸,还没有制服又酸又硬的我,便拿出一份上海市革委会文件宣读一遍,并解释说:“最近发现有人在农村演出时,公然在舞台上丑化杨子荣的光辉形象,破坏革命样板戏,这是明目张胆的现行反革命行为,而在台下看戏的复旦大学写作班,竟然拍手叫好,简直是麻木不仁。为了誓死捍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旗手江青同志,我特意亲自起草这个文件,对破坏样板戏的人处以极刑。”徐景贤明知故问:“春桥同志,什么叫极刑呀?”张春桥得意地向椅背上一靠,厉声高叫:“极刑,就是枪毙!”又霍地站起来用凶狠的目光扫视全场:“极刑,就是杀头,明白吗?”顿时,全场一片寂静。张春桥挥笔杀人,比法西斯还法西斯。
张春桥意犹未尽,咬牙切齿地说:“不要怕难,针插不进就用锥子,锥子不行就用刀子,我今天不是动刀了吗?在这块阵地上战斗,不准备头破血流是不行的。这次还得动刀子!”秘书叫张春桥去吃晚饭,他摆摆手说:“不吃了,今天要斗争到底!”
张春桥接着对王洪文说:“上海煤气公司有个小技术员桑伟川,竟然狗胆包天,写文章与文元同志商榷,为周而复的《上海的早晨》辩护,我亲自写了编者按语,把他的文章发表在《文汇报》上,让人们见识见识什么是大毒草。听说他不服气,那就叫工总司派人押他到各工厂批判,我就不相信武器的批判不能战胜思想的批判。”桑伟川拒绝出席,手执铁棍头戴藤帽的文攻武卫队员们,就用铁棍把他挑起来抬到各工厂游斗。桑伟川被“武器的批判”打得遍体鳞伤,气息奄奄,直到被逼疯了,仍然像猫玩老鼠一样,对他实行二十四小时连续批判。
张春桥一看表,已是晚上7点,从2点至此,我已经站了5个小时。张春桥宣布:“今天座谈会就开到这里。马洪林同志的问题不予追究,希望你今后挺起腰杆子做事,夹起尾巴做人。”我对这种仗势欺人的座谈会心中不服,拎起拉链包转身走出大厅,发现张春桥跟在后边,就加快步伐走出过厅,在下台阶时张春桥竟追上来与我握手言别,一时又把我弄糊涂了,可我一到家就被宣布隔离审查了。我不敢相信,他那“马洪林同志的问题不予追究”的话言犹在耳,怎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呢?
三、余响
从此我跌进了灾难的深渊。“元月座谈会”次日,我被押回松江县佘山公社陈坊桥大队江秋八队接受审查。下午,在佘山旁的凤凰山大草棚内召开全院大会,张惠明传达了张春桥的讲话精神,布置了批判“党内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战斗任务。政史系工宣队被诬陷包庇重用炮打情绪严重的教师,连长指导员成了“资产阶级的代理人”,揪斗他们的名字写得巴斗大。但工人师傅坚持真理,实事求是,并没有在“四人帮”淫威面前屈服,被以“轮换”为名赶回工厂。为了打垮师院的“资产阶级势力”,工宣队召开了“宽严大会”,当场给师院附小校长曹娴戴上手铐,宣布以现行反革命罪逮捕,把王春瑜揪上台示众,宣布成立专案组隔离审查,对所有参加炮打的教师进行抄家;对王春瑜实行毁灭性抄家,即把所有家具砸得粉碎,把书籍全部撕成碎片。同时还隔离审查了蒋葆庆、孙仲发、陈新权,日夜逼供交待炮打张春桥的“罪行”。王春瑜被折磨得了急性肝炎,生命垂危;陈新权被长期关押患了肺病,仍批斗不止。在一次批斗会上,陈新权昏厥跌倒直挺挺躺在地上,批判者竟说他是因为被揭发“攻击林副统帅”吓昏的,倒在地上是装死,冲上去反剪他的双手,抓住他的头发,拖起来继续批斗。
座谈会不久,佘山脚下开来了一长串车队,由徐海涛带队,有上海各高校的头头,《文汇报》、《解放日报》、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和新华社记者现场观摩,开始押我到各系科、各生产队游斗。我的贱名被写得有一人高且倒立打叉,涂满了江南山野乡村的白墙。虽然没有给我挂牌子、戴高帽子和坐喷气式飞机,但在“批马领导小组”精心策划下,到5月31日返校前,已进行了上百场的“口诛笔伐”,折磨得我面黄肌瘦、形销骨立。他们还在《文汇报》上撰写了长篇大批判文章《从康有为到刘少奇》,批判历史上和现实中的所谓改良主义,诬 陷我编写的《商鞅变法》是为改良主义招魂,鼓吹“三自一包”,企图从理论上把我压倒。这期间我企图以死抗争,梦想效法屈原投江自沉或追随外语系的龚皓跳罗山自裁,都因被人日夜看守而未成千古恨。粉碎“四人帮”后,我听说敝校被大批判逼死了22人,夏乃儒教授惊异地说:“马洪林被张春桥点名批判未死,是师院文化大革命的一大奇迹。”这期间,张春桥遥控指挥着手下人给他的密报《对市革会元月座谈会的反映》简报(1—11期),穷追所谓黑材料而未得逞。
5月31日上午,一辆大客车把政史系教工从松江佘山拉到师院卫生室前停下,当全体教工下车回家时,工宣队宣布我留下,押回政史系继续隔离审查。当他们把车门关上时,我听到一个小女孩凄惨的叫声:“爸爸,回家!”我不顾一切地站起来,看到我的小女儿马燕站在车下哭泣。看守人伸出头大喝一声:“你爸爸是反革命,不能回家!”而大客车押解着我调头就走,这小女孩竟发疯似的在车尾狂追不舍,直到她那瘦小的身影消失在汽车扬起的尘埃之中。
我的囚室设在师院东部办公楼西出口楼梯右边北向房间,内设两张双层床,令我睡在一张床的上层,下床要报告,以免逃逸;另一张床横在门口,由两个中国“盖世太保”蛇盘狼踞其上,严密监视着我的一举一动。四壁和门窗早已贴满了大字报和文化大革命流行语:“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顽抗到底,死路一条。”“马洪林不投降就叫他灭亡”等等。我简直就像被关在一个用大字报糊成的纸笼子里,压抑得喘不过气来。这样顶牛到7月1日党的生日,我这个共产党员才被“特赦”回家。
再说时令到了九月初,张春桥在师院的联络员特意到系里通知我:“今天下午一点半,在东部礼堂召开全院大会,你必须准时参加。”我对张春桥遥控千万人追查“莫须有”的“一麻袋黑材料”反感透了,届时不仅拒绝赴会,而且在床上高卧不起。据说主持人准时在东部礼堂主席台上大叫:“把资产阶级代表人物马洪林押上来示众!”满礼堂的人站起来四处张望,不见鄙人的影子,立即闹轰轰响成一片。主持人被我的蔑视惹恼了,他站起来大喊:“这还了得!派人去抓马洪林到现场批斗!”专案组长得令,立刻率领一批小将飞奔到第十教工宿舍,架起我的双臂,脚不点地冲出人群,直奔东部礼堂而去。
东部礼堂正门大开,我被押着从正中甬道走向主席台。这个礼堂原系华东音乐学院的演出厅,该院迁走后留给我们师院的,共鸣效果极佳,我平生还是第一次听到这山呼海啸般的怒吼,真是慑人心魄,荡人元气。也许正应了“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的古训,我故意昂首漫步,模仿走向刑场的志士状,气得会议主持者们暴跳如雷。我被押上主席台右侧,仍像一头山东倔驴不肯就范,这时从台下跳出来两条“武林高手”,拼命揿着我的头向下压,我则用尽吃奶的力气向上撑,在垂死挣扎中我听到造谣公司老总们上纲上线的批判。最后,主持人拍着台子问我:“资产阶级代表人物马洪林,你认罪不认罪?”我认为这些打手的发言全是胡说八道,只回答了两句话:“谎言重复千遍也不能成为真理;历史将宣判我无罪。”结果我在一片打倒的吼声中被轰出了会场。
我不堪凌辱,多次提出申请,要求回老家种田,均遭拒绝。1972年春,我被押着作环绕上海一周的拉练,当走到昔日我参加“四清”的金山县松隐公社田间时,陈新权问我:“远处土堆上的人在干什么?”我过去曾和贫下中农在那里烧过砖,便不假思索地说:“贫下中农在那里造窑,准备烧砖!”有“包打听”火速报告领队,谎称:“马洪林诬蔑贫下中农造谣!”不容分说,当晚就在松隐公社七一大队对我召开了批判大会。
1976年夏季,上海高校掀起了支援西藏的活动。据说是周总理生前的嘱咐。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在一夜之间要求支援西藏的大红纸决心书,挂满了系办公室前50米的长廊。那时我隶属于中国历史教研组,教研组长是我的老师陈旭麓教授,他动员我支援西藏,可以暂时脱离“上海陷阱”之苦。
1976年7月14日,我和上海高校42名战友到达拉萨西藏师范学院(今西藏大学),1978年7月15日离开拉萨,经敦煌、北京、青岛返回上海。在西藏整整两年为翻身农奴服务,是我人生最有价值的黄金时代。在这里,我有幸遇到了新华社驻拉萨的资深记者魏辅政先生。他早年毕业于南京大学中文系,当时任职于新华社江苏分社,也是支藏干部。他与我作过几次长谈,对我遭到“四人帮”迫害非常同情,挺身而出要为我这个小人物写一份通天的新华社《内参》。他说只印22份,直送每位政治局委员。不久,中共上海市委接到中央为我平反的批示,由上海市教委主任兼交通大学党委书记杨凯同志亲赴上海师范大学本部指导为我平反。
1976年12月28日,西藏党政军民两万人,在拉萨布达拉宫前广场上,举行声势浩大的深揭猛批“四人帮”篡党夺权滔天罪行的大会,我作为自治区宣传系统的代表在大会上发言,会后举行了群众大游行。著名歌唱家、西藏歌舞团团长才旦卓玛走过来紧握着我的手说:“马老师,你第二次解放了,扎西德勒(藏语,吉祥如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