晏阳初的乡村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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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5月，晏阳初（右）与爱因斯坦（左）等被膺选为“现代世界最具革命性贡献十大伟人”时，与主持人沙普列博士（中）合影。

一：“为全球乡村改造奋斗”的一生
　　最近一段时间，笔者为一种“阅读的激情”所笼罩。之所以说“阅读的激情”，是因为这种激情根源于对一种实践精神的感动；这种感动却来自于阅读，而不是自己用实践本身来承载了这一精神。笔者所读的是台湾学者吴相湘所著的人物传记《晏阳初传──为全球乡村改造奋斗六十年》。准确地说，笔者所读的是晏阳初这个人。
　　该书“前言”开篇指出：“近七八十年来，中国识字运动、平民教育、村治、乡村建设、农村复兴、乡村改造的各种呼声和行动，此起彼落，非常热烈。其中倡导较早、工作始终不断（迄今已六十三年）、认识最真切，并且现在仍继续苦干的，只有晏阳初先生。”这段话写于1981年；晏阳初先生已于1990年逝世，享年100岁。正如该书副题所示，晏阳初的一生是“为全球乡村改造奋斗”的一生：
　　1919年，晏阳初和一百余名留学英美法的中国学生，应募参加为在法国战场的华工们服务的工作。在服务期间，晏阳初认为自己有两大发现：中国农民智慧高、能力强，但缺乏读书求知的机会；中国高级知识分子没有认识到自己多数同胞的“苦”与“力”。从那以后，他矢志终生为苦难同胞服务，教他们识字读书，让他们有扬眉吐气、发扬才智的机会。1920年，“基督徒”晏阳初回国，在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的支持下，先后在华中、华北、华东三处推行识字的平民教育。1923年，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成立，宣布“除文盲，作新民”的宗旨，晏阳初任总干事，主持一切工作。不久设乡村教育部，把乡村平民作为平民教育的主要对象。1929年，晏阳初与“平教总会”迁往河北定县，组织举世闻名的“定县实验”。实验工作一直进行到1937年“七七事变”。此后，“平教总会”在定县的人员分别南下，继续参加湘川两省的平民教育工作。1941年，“平教总会”将原设于定县的乡村工作育才院，在重庆附近重新开张，培养乡村工作人员。
　　1943年，美洲各高等学校学术机关举行“哥白尼逝世四百周年纪念大会”，选举全球10位具有革命贡献的伟人。晏阳初因其在中国富有成效地推行平民教育运动而与爱因斯坦、杜威、劳伦斯、莱特、福特等一同入选。当时美国总统罗斯福发表人类四大自由原则。晏阳初当即提出第五项自由──“人民免于愚昧无知的自由”，并认为它是其他四项自由的基本。1945年，联合国成立。联合国文教组织受“第五自由”的启发倡导基本教育计划。1967年，晏阳初在菲律宾马尼拉南郊建立“国际乡村改造学院”，以应用研究、地区作业、训练各国乡村改造领袖人才、协助各国组织“乡村会”为四大工作。该学院很快成为全球“乡村改造”领袖人才的教育基地。通过国际乡村改造学院的国际推广和晏阳初本人的演讲宣传，乡村改造的“定县模式”相继在亚、非、拉各地推广。美国的“和平工作团”、“第四点计划”、“人民对人民运动”，比晏阳初“定县实验”迟三十年，都曾经接受晏阳初的指导。
　　不言而喻，这是一种伟大的人生。然而，晏阳初的意义至少从三个方面被大陆学者遮蔽了：
　　第一，在革命与反革命的历史叙事中，乡村建设运动属于非革命的改良派，“归根结底”是“反对用武力推翻帝国主义和地主买办阶级的统治，否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幻想在不触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统治秩序的基础上，依靠‘乡村建设’和文化教育救国，是根本行不通的”（《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卷》）。在暴力革命中，改良主义被宣布为“失败”，乡村建设派被宣布为“失败”，晏阳初也被宣布为“失败”，但笔者认为，被宣布为“失败”的应该不是他们，而是“中国人民”，是“中华民族”，因为她失去了人类最好的智慧、最好的途径和最好的机会，并将它们与“革命”几乎完全对立起来。
　　第二，仅仅把晏阳初放在教育史中考察，无法发现晏阳初对于人类的意义。《民国乡村建设运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指出：“就其本质而言，它是一场社会改良运动。”教育视角不仅无法涵盖晏阳初的社会活动和人生，而且教育本身的意义，小而言之，必须在“乡村改造运动”的整体性中才能得到揭示；大而言之，必须在现代性这一进程中才能得到阐释。笔者认为，晏阳初的社会活动和人生是一件具有丰富细节、富有全球效应和世界意义的现代性事件。
　　第三，用“西方影响型和本土型”（《剑桥中华民国史》）的比较模式来看待晏阳初的乡村建设运动和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运动，也即在“中”、“西”框架中描述他们的区别和意义，是相当片面的。一旦面对中国事务，无论西方人和中国人，都没有能力构建更加超越、更加宏伟、更加规范、更具人类意义的视角。晏阳初的建设方案是经过坚苦卓绝的调查研究、反复实验和螺旋上升而逐步形成的，是贴着乡村大地的。不仅如此，它的方案而且具有很强的超越性，是走向全球的。这种具有普遍性的乡村实验是现代性的典型表现。

二：晏阳初：现象主义的人道主义
　　如何认识晏阳初的意义？在不能忽视他那持之以恒地在全球范围实施和推广定县实验，使这一方案获得巨大的实践普遍性之外，应该在更广阔的历史社会意义上来看待。该书作者指出：“‘平教总会’为研究乡村改造的实际有效方案，1929年，开始进行定县实验。这一伟大艰巨的创举，具备多项特质:(1）是一革命的运动。（2）是一教育的运动。（3）是一科学的运动。（4）是一民主的运动。（5）是一‘布道’的运动。（6）是一世界的运动。”（P127）这一论断，毫无夸张之意。笔者更愿意从民主自由、以小农经济为主的第三世界乡村社会和现代性三者之间的关系来看待这六点意义。
　　在晏阳初看来，中国乡村的基本问题是“愚”、“穷”、“弱”、“私”，他的乡村建设运动，就以人民全部生活为起点，以民族改造为目标，创立和造就平民教育新体系：用文艺建设攻“愚”，培养农民的知识力；用生计建设攻“穷”，培养农民的生产力；用卫生建设攻“弱”，培养农民的健康力；用公民建设攻“私”，培养农民的团结力，并要求四大建设切合农民生活，联锁进行，相辅相成；采用学校式、社会式、家庭式三种非强制性方式全面推动平民教育。在此指导思想下，他们创造了乡村平民学校、生计巡回训练实验学校、大队组织教学，编制了字表、简化字以及各种程度的农民千字课本、农民读物，并从教育入手，对全县的生产、卫生保健、公民团体组织以及县政改革进行一揽子实验。在一般的表述中，这“四大建设”表述为“四大教育”。笔者以为“教育”不足以概括晏阳初在乡村所从事的工作，而用“以教育为核心的建设”来概括晏阳初的工作，可能更加恰当。比如县政改革就不仅仅是个教育问题。晏阳初后来还注意土地改革。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他平生的工作内容是促进全球乡村“五大建设”。
　　在当时的费孝通看来，这“是想避免社会制度的改革而达到农村复兴的目的的”，质疑“为什么不从土地制度入手来解决中国农村问题”，并指出：“晏先生的乡建工作是技术性的，当中国社会矛盾的死结解开了，他现在所提倡的四项工作：知识、生产、健康、组织都是十分重要的。这些是开发民力所需要的技术。”（P429）对类似的疑问，晏阳初则回答说：“这条路，今日也许有些人以为缓不济急，他们认为目前最迫切的是解决饥饿、物价、战争种种现实问题。但我们不应该忘记……这种被批评为缓不济急的工作一天不动手推行，就更多迟缓一天，而一切现实问题仍将存在。说‘迂缓’并不能否定问题，不做尤不是‘迂缓’的解答。所以三十年前应该走这条路，今天还是只有这条路可走。舍此别无二途，更无捷径。”（P427）在笔者看来，这实际是本质主义与现象主义、治本主义与治标主义、激进主义与演进主义之间的争论。
　　人们常常说到晏阳初对乡村教育的整体性、系统性的把握。晏阳初说：“乡村建设不是任何一面可以单独解决的，而是联锁进行的全面的建设。因为社会与生活都是整个的、集体的、联锁的、有机的，决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支离破碎的解决问题。”晏阳初不止于此。他还从乡村社会、乡村平民在整个中国社会和人类社会中的结构性地位来看待和从事乡村建设，认为乡村建设是关系到人类发展与和平的问题，因为人类的发展最终必须落实到具体的广大的个人的发展上，而不只是一个物质技术的指标问题。在晏阳初看来，乡村地区和乡村人口在全球中占有绝对的数量。“中国今日的生死问题，不是别的，是民族衰老、民族堕落、民族涣散，根本是人的问题，是构成中国的主人，害了几千年积累而成的很复杂的病，而且病至垂危，有无起死回生的方药问题”。因此，“乡村建设虽始于乡村，但不止于乡村，它不过是从拥有最大多数人民的乡村下手而已，它的最终目标当然是全中国的富强康乐，因而奠定世界和平”。
　　他并不否定费孝通所说的“死结”，但是他认为“死结”并不是“根本”；“根本”问题是农民的“愚”、“穷”、“弱”、“私”。这是一种现象主义的描述。笔者称之为“社会现象学”或者说现象主义，也就是说，解决从总体性现象层面把握到的问题，虽然显得“迂缓”，但更加急不可缓，更加需要未雨绸缪和持之以恒。人总是生活在现象层面；几乎没有人本质地生活着。本质地解决问题是刻舟求剑，是追求一劳永逸。只有最终落实到现象层面的解决方案，才是有效的。当然这种现象同时是总体性的，也就是说它既是总体性的，又是现象的。
　　本质主义与现象主义的区分，不止是一个认识方法的问题。它还是关于社会变革手段的正当性观念出现差异和对立的认识论原因。对于现象主义来说，激进革命虽然是解决社会“死结”的办法，但不是解决人的“死结”的办法。社会“死结”的解决往往是爆发性的、强制性的，但是社会“死结”的松开，只是为人的“死结”问题的解决创造一个必要条件，即宽松的社会环境。也就是说它只是解决问题的开始；它最终必须回到晏阳初的解决人的“死结”的道路上来。换言之，解决方案如果不是指向人在现象层面所存在的问题或者说每个人所存在的“死结”问题，就不是革命的，就是局部地解决；解决的就只是社会问题，而不是人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晏阳初的现象主义是一种彻底的人道主义。

三：托克维尔的世界难题与晏阳初的定县实验
　　这种人道主义精神带来的建设途径，只有可能是一种经验演进式的建构主义。笔者以为，就本质而言，民主自由在古代希腊属于城邦政治，在现代社会属于都市政治或者说市民政治；它不属于以小农经济为主的乡村社会。托克维尔解释和描述了美国民主社会的内在机制及其条件，被认为是“民主问题的先驱分析家之一”。托克维尔直接致力于分析美国民主的特殊的社会条件，即美国社会民情对美国民主的基础作用。由于这种分析富有说服力，托克维尔给自己也给人们提出了一个世界难题：不具备美国民情的国家和人民应该怎样才能具有比较完善的自由民主？今天的中国人已经认识到市场社会对民主自由的基础作用，而小农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化的艰难也被中国人深深地体会。经济学家指出：小农经济有自己的经济理性。这种理性在其所处的条件下依然追求利益最大化；它对市场化和个体化存在天然的拒斥作用。如果说托克维尔的意义是从社会条件角度寻找美国自由民主之所以可能的解释，那么晏阳初的意义就是在一个不具备美国民情而且一时半刻不可能发展出与乡村社会民主改造相适应的市场社会的国度和社会，研究、实验和建设自由民主的社会条件。在这个意义上，晏阳初不仅是乡村实践哲学家和乡村民主分析家，而且是乡村自由民主的建设家。晏阳初说：“定县实验的目的之一，在寻找适当实用的乡村改造方法和途径，对古老、落伍、可怜的农民给予新的生活力，并且要自下而上为中国民主政治建立坚实基础。”（P156）“外国友人或为中国忧虑，但有四五千年历史传统的古国，要演变为20世纪民国，自然须经过许多艰难，才能成功。何况，中华民国建立，今只20年。”（P116）
　　从实验过程来看，晏阳初的方案既能符合托克维尔的原则，也能嵌入所在地区和国家的原有社会结构。在晏阳初那里，现代自由民主对于以小农经济为主的乡村社会，不是一种移植关系，而依然是一种自生自发的关系。晏阳初说：“人的人格本来平等，原无上下高低之分；因为社会制度不良，一部分的人得到受教育的机会，一部分人没有受教育的机会；于是各人的学问德性，生出显然的不同，人格的高低，即由是而判别。吾人在社会组织未经改良之前，惟有努力于教育机会的平等，使人人所蕴蓄的无限能力，都有发展的机会，那么，人格不平等的原因，都可以消除了。”（P69）“建乡须先建民，先使农民觉悟起来，使他们有自动自发的精神，然后一切工作才不至于落空。”（P426）这种“自动自发”之所以可能，是因为晏阳初实现了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的实践性结合。罗斯福总统所说的“四大自由”：言论的自由、信仰的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和免于恐惧的自由，前两种属于消极自由，第三种属于积极自由，第四种可能属于消极自由，也可能属于积极自由。晏阳初将自己的实验方案上升到政治哲学的高度，提出“第五自由”──“免于愚昧无知的自由”：它既是一种能力，这种自由属于积极自由；又是一种机会，这属于消极自由。晏阳初虽然从事的是教育工作，也就是说创造第五种自由，但晏阳初把这种创造限制在属于消极自由的手段──基督精神+教育+民间方式──之中。
　　所谓的“教育+民间方式”，在本质上属于非强制性的、有组织性的、有规模的、有倾向性的“言论自由”。非强制性的教育本身体现的就是一种言论自由原则。同时，他用基督精神，特别是其中的献身精神，使这种非强制性具备相当的有效性。换言之，人们可以有计划地促进“实质自由”，但必须是用献身精神采取一种非强制性的方式。
　　由此我们进一步可以理解康德的“启蒙”这一概念的自由精神。晏阳初说：
　　“四顾茫茫，终夜徘徊，觉舍抱定‘除文盲作新民’的宗旨，从事于平民教育外，无最根本的事业、无最伟大的使命、无最有价值的生活。吾辈发宏愿，奋勇气，本愚公移山的精神，尽心竭力，努力于平民教育，为培养国民的元气，改进国民的生活、巩固国家的基础，无主义的主奴、无党派的的左右、无宗教的成见、无地方的畋域、无个人的背景、无新旧的界限；但期望三万万以上失学的同胞，普遍的得到做20世纪的人最低限度、必不可少的基础教育。至于宗教上或党派上的信徒，尤其任国民的自由意志去选择，绝不挟于平民教育内来宣传，这也是同仁良心上的主张、人格上的自信。”（P70）
　　晏阳初坚持将公民政治与党派政治分离的平民教育，力图促进农民“有勇气运用自己的理智”（康德语）和有能力运用自己的理智。只有这样，“启蒙”才能激发民众的“自动自发的精神”，才有可能在市场的激励机制形成之前，将哈耶克的“自生自发秩序”首先转化为一种个体性“精神”、一种个体性“意识”，而不是灌输对某种救世行为的感恩心理。这也是康德意义上的“启蒙”概念。“启蒙”本身就包含对“启蒙者”的否定。该书作者指出：“定县实验，既不是用政治的力量，建设所谓的模范县；也不是慈善机关，到定县来施舍教育；而是来研究实验四大教育的实施原则办法，希望得到一个方案，改造乡村农民，让他们扬眉吐气，发扬他们的伟大潜力，改造他们的生活，一切都要运用教育的力量。故定县实验的教育意义特别重大。”（P156）晏阳初选择非强制性的民间“教育”，正如基督徒选择勿以恶抗恶。在所有的人际作用中，也许非强制性教育是最少强制的。另外，这种经验式建构主义还表现在定县实验的步骤上：研究实验、训练人才、表征推广，并且终生冠以“实验”的名头，时时刻刻进行研究实验，时时刻刻进行修正。

四：基督精神与儒家精神的优雅结合
　　正因为如此，晏阳初实现了基督精神和儒家精神的优雅结合。这种结合借助了现代自由民主意识。
　　晏阳初伉俪是虔诚的基督徒。该书说：他们默诵《新约》，其中有云：“‘道成为人，位在我们当中。’我们看见了他们的荣耀，充满着恩典和真理。”他们默诵耶稣基督深入民间，为苦难的人们治病或服务的事迹。
　　我们可以把晏阳初称作“现代基督”，也可以称作“现代绅士”。张仲礼在《中国绅士的收入》一书中指出“经理家乡的事务，是绅士对中国社会所负责任的核心。”这种经理任务也被称为“绅士功能”，大体可以分为5类：“（1）公共事务的倡议者和经理者；（2）防务工程的倡议者和经理者；（3）慈善和福利机构的倡议者和经理者；（4）教育和文化事业的倡议者和经理者”。这些“乡士”在很大程度上保障了乡村社会的自治，尽管这种自治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以个人主义为基础的地方自治。
　　晏阳初的乡村建设活动基本上承担了这5类功能，而且其结构地位也比较一致。他一方面坚持民间自主，维持“平教会”的“民间社会组织”属性。晏阳初先生在河北定县进行实验，不但拒绝了张学良先生将其纳入地方军政府系统的邀请，而且谢绝了对其事业极为敬重和关注的当权者蒋介石将其纳入中央政府体系的要求。他坚持民间办教育的立场。此之谓晏阳初当初的公开誓愿：“我们此后须抱着孟子所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精神去做。”（P55）另一方面他与政府保持良好联系：或者获得政府支持和不反对，或者反过来影响政府。晏阳初对乡民的影响主要是通过自身的知识者身份和献身精神。晏阳初指出：“现在的一线希望，即古风犹存，人人都承认读书是好。这是中国的救星，我们应该保存。若过十年，旧道德推翻，则难救了。”晏阳初还认为中国民间尊重教书先生，是其他各国没有的特点。这是一种典型的“乡士”结构。晏阳初就利用这一社会结构，偷梁换柱，替换部分零件，建设新的乡村社会，比如其所谓的“团结力”就不再是传统共同体形态的“团结”，而是现代公共社会意义上的“团结”。晏阳初在美国留学时就发现美国个人主义与公民团结的内在关联。
　　更重要的是晏阳初“固本、安邦、平天下”的理想和实践，使基督精神和儒家精神的结合更加辉煌。1923年，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制定会歌，其中有：“唤醒旧邦人，大家起作新民，意诚心正，身修家齐国治天下平”。“平天下”也是国际乡村改造学院的使命之一。晏阳初说：“中国古圣教导我们：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就全世界说人是根本；如果根本脆弱，我们必须使其强固，以保世界和平。“（P363）
　　以神甫和儒生的实践精神、神甫的传教功能和儒生的教书功能，乡士的民间自治和现代的个人主义，走向更广义的“平天下”，岂不是儒家精神和基督精神的现代的优雅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