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籍中难免有记叙的谬误,像这样的张冠李戴却不多见。可叹的是两汉以后的一些史家,却把汉儒的错误当成了理所当然的正确,以为南濮本来就是“僰”,还牵强附会地为其寻找合理的依据。如《说文》谓:“僰,犍为夷也,从人棘声。”《水经注-江水》引《地理风俗志》则说:“僰──有人道,故字从人。”似乎南濮本来就是“棘”,因有人道故写作“僰”。由于代代沿用,“僰”已代替了“濮”,即使在濮侯国故地的宜宾,也只“会”写“僰侯国”而不用“濮”字了。但濮族并不因为人们书写的改变而改变成了僰族,不管这个民族现在是否存在,在它的历史上,毕竟在中国南部有近四千多年的辉煌!它的中文名称曾有过多种的写法,但不论怎样写濮族仍然是濮族。说到这里不妨略举几例,让大家看看历史上对濮族有多少同音、近音的异体字记载,也许这对还原濮人本来称呼的正名有好处: 《史记-五帝本记》:“──曰昌仆,”的“仆”。(昌仆) 《山海经-海内经》:“──昌意降处若水──娶淖子曰阿女,生帝颛顼。”的“淖”。(淖子) 《帝王世纪》:“颛顼,黄帝之孙,昌意之子,姬姓也。母曰景仆,蜀山氏女”的“景仆” 《大戴礼记-帝系》载:“昌意降居若水──昌意娶蜀山氏女,蜀山氏之子谓之昌濮氏”。这里的“昌濮”的“濮”又是对的。 《史记-五帝本记》与《大戴礼记-帝系》所记相同,不同的是用“仆”与“濮”。 《帝王世记》:“帝颛顼──昌意之子,母曰景璞(《易系辞》引作“昌仆”)这里作成“璞”。 《史记-周本纪》“二月甲子昧,武王朝至于商郊牧野──及庸、蜀、──濮人”的“西南八部族”,司马迁在这里又写成正确的“濮”。 《史记、西南夷列传》又写为“僰道”。 《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天子问相如,相如曰:‘邓、笮、冉、浦者近蜀,道亦可通。”在这里将“濮”写成“浦”。 《国语-楚语》:“巴、浦之犀。”《逸周书-王会解》:“卜人以丹砂。”在这里将“濮”写成了“卜”。 《华阳国志-蜀志》:“獠僰”在这里的“獠”和“僰”开始连称,过去有史家认为:这种连称都是“濮”的替代名词。 《华阳国志-南中志》:“滇僰”。“夷僰”。这里的“滇僰”、“夷僰”都系百濮民族。 此外,还有“蹼”、“蒲”等等写作。在这些不同的写作中,有的是,同音借代,有的是语音关系造成近音借代,有的是因为历史时期不同产生的称谓的变化。如“獠僰”,“滇僰”,滇与濮本是不同的两个民族,但在三国、魏晋时期,一部分川东的濮与賨族,巴族的一部分别融合一起,组成了新兴的僚族,其中一支迁至南滇,与滇族相互融合,原来的滇与濮就是百濮集团中的分支,在战国末期庄跻王滇以后加入了几万楚人,在西汉中叶后徙往西双版纳等地,留下的部份滇族又与僚融合。所以,后来的史家称“獠僰”、“滇僰”都不算错。但其中的“僰”字就错了,这是历史错误的延伸。 再看: 《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今欲招南夷,朝夜郎,降羌僰。”
夜郎是濮区域,“羌僰”所指孰南濮孰西僰呢? 《后汉书-杜笃传》:“捶驱氐僰。” 《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南夷之君,西僰之长,常交贡职,不敢怠惰。”“且夫邛笮、西僰之与中国并也。” 这几处的“羌僰”、“氐僰”、“西僰”,就得认真研究才能定夺了。概言之,历史上的西僰没有南来,南濮末曾西往,要区分它们只有一个办法,看叙述的事件研究是否有西、南之分,如在西陲,就是僰;如在南疆,就是濮,这样大致就错不了了。 张冠李戴了两千年,可谓积习难改,积重难返。汉儒之过也。今天的史家学者有“将错就错”习惯也。正如石天河老先生八十二岁时所著《爲簡體中文進入聯合國說聲且慢》一文中最后讲道:“所以,多年來,許多作家、學者和有識之士,曾一再提出‘同音合併’是一個原則性錯誤,必須改正。可是,在當代中國,事情就是這麽奇怪,一個明明是作錯了的事,要使人們承認是錯,要改正它,便比登天還難。現在,聽說簡體中文要進入聯合國,我想,這又是一個歷史關口。必須要使簡體中文改正了這個錯誤,才能讓它進入聯合國!否則,將來,錯誤會越積越多,會更難改正。”看来,“同音合并”又在给后代们制造新的困惑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