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相关的论文还有李文泽《史照〈资治通鉴释文〉与宋代四川方音》、丁治民《宋代川籍诗人用韵中的歌豪通押新证》和钱毅《宋代潼川诗韵中阳平分化现象分析》。李文也指出,宋代四川方音有浊上变去、浊音清化、平上作去和韵尾-n与-?混并的现象。丁文也注意到了宋代川籍诗人用韵中歌豪通押的现象,但是作者还不能断定这种现象是宋代四川方言语音的特点,还是诗人受闽方言的影响所致。钱文也认为,宋代潼川诗人用韵中存在着阳平分化的现象,其中阳平与上去声相协,这一现象是宋代潼川诗人实际语言的反映。
从宋代(包括宋代)至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巴蜀官话方言语音演变情况,彭金祥《四川方音在宋代以后的发展》一文对此作了一个大致的勾勒,使我们能较清晰地窥见其发展脉络。(1)宋代:入声韵尾-p,-t,-k完全相混,但因入声严格与阳声相区别,入声韵尾可能还没有消失,仍有一个喉塞音韵尾存在;鼻音韵尾-n、-m、-?在某种情况下完全混同。(2)明代:入声(喉塞音)已经消失,但它仍作为一个独立的调类存在;鼻音韵尾-n、-m、-?合流;阴阳平还没有分开。(3)近现代:西蜀方言.与现代的成都话不属于一个语音系统,它们之间存在有无入声、有无舌尖后声母、是否分尖团等方面的差异。
因文献材料的匮乏,对方言语音史的研究是非常艰难的。彭金祥能将研究巴蜀方言的语音史研究范围上推到两汉时期,实在是难能可贵。彭金祥《两汉西蜀方言的韵部音值》一文在对司马相如、王褒、扬雄、李尤等几位汉代四川重要文学家的作品进行认真研究的基础上分析了汉代四川方言韵部系统,认为:汉代四川方言中的缉部和盍部有少量字的-p尾转入-k尾;祭、脂两部很可能是有塞音韵尾的-d;鱼部有辅音韵尾,构拟为-g;-n尾全部存在。文章还构拟了各韵部音值。
彭金祥探讨了宋、明、清时期巴蜀官话方言的语音演变情况,而周及徐则以一个世纪为限、以一个方言点为例详细地分析了20世纪成都话语音的演变情况。周及徐《20世纪成都话音变研究──成都话在普通话影响下的语音变化及规律》调查了成都话老中青三代的语音变化,归纳了成都话的音变现象,并在在此基础上总结出成都话语音变化的规律和特点。成都话的音变现象有:普通话的影响是成都话语音变化的主要因素,向普通话语音靠拢是成都话语音变化的主要趋势;在变读词中,韵母变化最多,声母变化较少,声调变化极少,声调是当代成都话中最稳定的语音成分。其音变规律有读音对应不规则的词常常变读、读音对应规则的词通常不变读、部分读音对应规则词的变读为“同型类推”和词的使用频率对变读的影响等四条。其中,词的使用频率对方言语音变读的影响存在口语词和书面词的差异:口语词使用频率越高,其语音形式越稳定,越不容易产生变化;书面语词使用频率越高,其语音形式越容易受共同语语音形式的影响,产生变读更易、更快。其音变特点有:1、成都话特有的语音成份有些正逐渐趋同于普通话,有减少的可能;而普通话特有的语音成分又难以进入成都话,成都话语音成分不增加;成都话语音因而有可能会向简化的方向发展;2、虽然成都话中许多具体词的语音变为与普通话相似,但是从整个语音系统来看,成都话仍然比较完整地保持着自己的语音特点,并且在一定的时间内还会继续保持下去。
周文的调查和分析详细而深入,可以说是全面地反映了20世纪成都话语音的演变史。我们或许可以从20世纪成都话的语音演变情况看出其他汉语方言在当代普通话大力推广的情形之下方言语音演变的大致情况。
现代汉语方言是汉语历史发展的产物,是古汉语的延续。因此,现代汉语或多或少还有古汉语的遗留,且其发展演变是有规律的,但也会有例外,例外也是有原因的。袁苹《论四川郫县方音中的存古倾向》,杨梅、崔荣昌《成都话例外字音析释》、兰玉英《简析汉字声母在四川方言中的歧义读音》,兰玉英《释四川方言的一些例外字》等文章分析了方言中的存古现象和方言语音演变的例外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