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巴蜀方言语音研究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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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荣泽 高永鑫

一、引言:“四川方言”和“巴蜀方言”

“四川方言”是四川省境内的所有汉语方言的统称,着重地理的一面,它主要包括属于官话的四川话、客家方言和湘方言等。1997年重庆设为直辖市,不再归四川省,所以原来的“四川方言”就不再包括重庆方言了。为此,有学者提出“巴蜀方言”一说。较早提出“巴蜀方言”概念的是崔荣昌。崔荣昌认为,在秦灭巴蜀以前,巴蜀语言可以说既是巴人、蜀人的语言,又是巴国、蜀国或巴蜀地区的语言,是与华夏族语言(即汉语)不同的民族语言;秦灭巴蜀以后,由于秦、汉时期大批华夏族移民进入四川,巴蜀语言开始分化,一是部分巴民、蜀民避居山野,继续保留巴蜀语言,二是多数巴民、蜀民受华夏族同化,与华夏族融合,其巴蜀语言逐步形成为古汉语的一支──巴蜀方言;而后,沿着巴蜀方言的轨道发展变化为四川方言。由此看来,“巴蜀方言”与原来的“四川方言”仅是同体异名罢了。戴伟、周文德认为,原来的“四川方言”应当改称为“巴蜀方言”;“巴蜀方言”即反应了古巴方言和古蜀方言的历史承传性,又反应了巴、蜀两地传统地缘和人文关系。既然如此,那么“巴蜀方言”也就包括巴蜀官话方言、客家方言和湘方言等。

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崔荣昌总结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以前的四川方言研究情况,认为“三百年来,特别是半个世纪以来,我们对四川方言的研究已经取得了可喜的成就。然而,面对四川方言的复杂局面,我们尚有许多工作要做,任重而道远啊”。十余年过去了,巴蜀方言的研究现状又是如何的呢?其有何成就,又有何不足呢?本文继崔文之后,搜集了1995年至2006年12年间的有关巴蜀方言语音方面的研究论著,对其进行综述,以期能对巴蜀方言语音的深入研究有所裨益。

二、语音研究

这十二年间,有关巴蜀方言语音研究方面的论文是最丰富的,据不完全统计,该类论文近40篇。因论文较多、涉及面广,为便于论述,以下分别介绍巴蜀官话方言、客家方言和湘方言等的语音研究情况。

(一)巴蜀官话方言

在巴蜀官话方言语音研究中,有关巴蜀官话方言语音研究的论文是最多的。根据该类论文研究的侧重点,我们将其分为方言语音系统研究和方言语音史研究。

1.方言语音系统研究

作为巴蜀官话方言的代表──成都话和重庆话,不论是语音、词汇还是语法或其他方面,从来都是学者们不愿错过的研究宝地。

基于已有的调查研究成果,翟时雨从语音角度分析了成都、重庆话在四川方言分区中的地位,他在《成都、重庆话在四川方言分区中的地位》一文中认为成都话和重庆话只能代表新派四川方言,不能代表整个四川方言。

这期间,调查研究成都话共时语音系统方面的论文有崔荣昌、宋伶俐《普通话对成都话语音的影响》和肖娅曼《关于成都话舌尖后音声母的调查》。崔文从共时的角度调查了普通话对成都话声韵调的影响,认为普通话对成都话语音的影响还不够深入。肖文认为,舌尖后音声母还残存在部分六七十岁以上老年成都人的口音中,其保存范围与不同社会控制因素如年龄、民族、性别、居住区域之间有密切关系。近年来,地域方言的研究与社会语言学的联系日益密切起来。肖文是此时期结合社会语言学的方法来研究地域方言的一个代表,此外还有周及徐的《20世纪成都话音变研究──成都话在普通话影响下的语音变化及规律》(详见下文)。

调查研究重庆话语音系统的论文有汪长学《重庆方言儿化音刍议》和戴伟、周文德《巴蜀方言重庆话的语音特点》。此外,钟维克、郭飞鸣《巴县方言同音字汇》和吴立友《重庆开县话语音记略》两文则描写了重庆辖县的方言语音状况,这丰富了重庆市辖县的方言语音研究。

巴蜀官话方言虽然属于西南官话,但是其中的一些方言还存在入声。对这些有入声的方言进行调查研究的文章还不少,其中江津方言3篇,彭州方言1篇,大邑方言1篇,合江方言1篇。它们是钟维克《江津方言音系研究》和《江津方言同音字汇》、张惠淑《江津方言研究》、杨绍林《四川彭州方言语流音变》、彭金祥《大邑方言音系》、金勇《四川合江话韵母-n、-?尾的来源》。

这一时期,方言工作者对攀枝花、西昌等方言点进行了调查研究。

攀枝花市地处四川西南部,是一个建国后才兴起的工业城市。之前,梁德曼曾对攀枝花市(原名为渡口市)两县一区的方言进行过调查研究,发表了《四川省渡口市方言的现状和未来》。近年来,彭德惠、何永斌、陈奎彦、邹吉辉等较调查了攀枝花市城区和农村区县的方言状况,相继发表《攀枝花市城区现代汉语方音研究》、《攀枝花市农村县区现代汉语方音研究》、《攀枝花市现行汉语语音特点探析》等论文,这有利于我们全面了解攀枝花市城区和农村区县的方言语音状况,而且还涉及词汇、语法研究(将另文讨论)。这是继梁文之后对攀枝花方言研究取得的新进展,这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对攀枝花市城区和农村区县方言的调查研究。

同样处于四川西南部的西昌市,之前还没有专门调查研究该地区的汉语方言,只有汪坤玉、梁德曼的《四川西南部彝族使用汉语的历史和现状》。这一时期,该地区的方言调查研究有所加强,相关的论文有段英《四川西昌方言的现状及发展趋势》、曹晋英《西昌方言语音》。

另外,有关川东北、川南和川西方言的论文也有一些,如彭金祥《川东方言语音系统及其内部差异》、谭伦华《四川(平昌)方言的连读变调》、金小梅《中古入声字在南充方言中的读音研究》、苗春华《南江方言研究》、王琛《荣县方言语音系统及内部差异研究》和申向阳《九寨沟方言研究──语音部分》。

2.方言语音史研究

十余年来,有关巴蜀官话方言历时语音研究的论文比过去的几十年要多得多,涉及范围广,研究较深入,取得了不俗的成绩。特别是近几年,一些方言工作者开始关注巴蜀方言语音史,他们依据仅有的一些方言语音材料来钩沉当时巴蜀方言的语音状况,这在巴蜀官话方言语音史研究上迈出了可喜的一步。

这一时期,较早对巴蜀方言语音史进行研究的学者当首推黄尚军。黄尚军《〈蜀语〉所反映的明代四川方音的两个特征》一文指出明代四川方音的两个特征:一是古入声字的归调不一致,二是[-m]韵尾的消失。这对于我们研究巴蜀方言语音发展史有一定的帮助。

对巴蜀方言语音史有较深入研究的有罗雪梅、刘晓南和彭金祥等人,其研究范围主要集中在宋代及明清时期。他们通过发掘诗文用韵、韵文、方言古籍等中稀少的语音材料来探寻巴蜀官话方言语音发展的蛛丝马迹。

罗雪梅的《宋代四川诗人用韵研究》穷尽考察宋代四川408家诗人22248首诗的用韵情况,归纳出宋代四川诗人用韵的17部系统,即阴声7部、阳声6部、入声4部,它与通语系统比较,合并了真文、庚青,称之为真青部。文章指出,四川诗人用韵透露出一些方音信息,如歌豪通押、鱼尤通押、支鱼通押、东阳通押、阳平的分化等;由于特殊历史原因,它们大多从现代四川方音中找不到痕迹,但与宋代福建诗文用韵特点、现代闽方言很接近。文章认为,这可能是两地有部分相同的移民,两方音有相似的形成过程。文章认为,四川诗人的诗韵系统是受方言影响的通语韵系,即地域变体的通语韵系。刘晓南、罗雪梅《宋代四川诗人用韵及宋代通语音变若干问题》一文基本上是对罗雪梅《宋代四川诗人用韵研究》硕士学位论文的缩写。

刘晓南、罗雪梅《宋代四川诗人阳声韵及异调通押中的方音现象──宋代四川方音研究之一》在穷尽宋代四川诗人用韵基础上,分析平声与上去声字通押和阳声韵部跨部通押的特殊韵例,揭示阳声韵尾合并,个别阳声韵字主元音的特殊变化,个别阴声韵字读鼻音韵尾以及一些字声调归类等与宋代通语不同的方音现象。文章认为在宋代四川方音中侵寻部和监廉部的许多字的唇鼻尾都已转读前鼻韵尾了,并推测江阳与寒先、监廉与寒先的通押应当反映了宋代四川方言中的侈音鼻音韵尾的前鼻化演变,指出宋代四川方音发展大势是在音-尾大致并人-n尾的同时,所有-m尾韵也逐渐向-n尾靠拢。

与此相关的论文还有李文泽《史照〈资治通鉴释文〉与宋代四川方音》、丁治民《宋代川籍诗人用韵中的歌豪通押新证》和钱毅《宋代潼川诗韵中阳平分化现象分析》。李文也指出,宋代四川方音有浊上变去、浊音清化、平上作去和韵尾-n与-?混并的现象。丁文也注意到了宋代川籍诗人用韵中歌豪通押的现象,但是作者还不能断定这种现象是宋代四川方言语音的特点,还是诗人受闽方言的影响所致。钱文也认为,宋代潼川诗人用韵中存在着阳平分化的现象,其中阳平与上去声相协,这一现象是宋代潼川诗人实际语言的反映。

从宋代(包括宋代)至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巴蜀官话方言语音演变情况,彭金祥《四川方音在宋代以后的发展》一文对此作了一个大致的勾勒,使我们能较清晰地窥见其发展脉络。(1)宋代:入声韵尾-p,-t,-k完全相混,但因入声严格与阳声相区别,入声韵尾可能还没有消失,仍有一个喉塞音韵尾存在;鼻音韵尾-n、-m、-?在某种情况下完全混同。(2)明代:入声(喉塞音)已经消失,但它仍作为一个独立的调类存在;鼻音韵尾-n、-m、-?合流;阴阳平还没有分开。(3)近现代:西蜀方言.与现代的成都话不属于一个语音系统,它们之间存在有无入声、有无舌尖后声母、是否分尖团等方面的差异。

因文献材料的匮乏,对方言语音史的研究是非常艰难的。彭金祥能将研究巴蜀方言的语音史研究范围上推到两汉时期,实在是难能可贵。彭金祥《两汉西蜀方言的韵部音值》一文在对司马相如、王褒、扬雄、李尤等几位汉代四川重要文学家的作品进行认真研究的基础上分析了汉代四川方言韵部系统,认为:汉代四川方言中的缉部和盍部有少量字的-p尾转入-k尾;祭、脂两部很可能是有塞音韵尾的-d;鱼部有辅音韵尾,构拟为-g;-n尾全部存在。文章还构拟了各韵部音值。

彭金祥探讨了宋、明、清时期巴蜀官话方言的语音演变情况,而周及徐则以一个世纪为限、以一个方言点为例详细地分析了20世纪成都话语音的演变情况。周及徐《20世纪成都话音变研究──成都话在普通话影响下的语音变化及规律》调查了成都话老中青三代的语音变化,归纳了成都话的音变现象,并在在此基础上总结出成都话语音变化的规律和特点。成都话的音变现象有:普通话的影响是成都话语音变化的主要因素,向普通话语音靠拢是成都话语音变化的主要趋势;在变读词中,韵母变化最多,声母变化较少,声调变化极少,声调是当代成都话中最稳定的语音成分。其音变规律有读音对应不规则的词常常变读、读音对应规则的词通常不变读、部分读音对应规则词的变读为“同型类推”和词的使用频率对变读的影响等四条。其中,词的使用频率对方言语音变读的影响存在口语词和书面词的差异:口语词使用频率越高,其语音形式越稳定,越不容易产生变化;书面语词使用频率越高,其语音形式越容易受共同语语音形式的影响,产生变读更易、更快。其音变特点有:1、成都话特有的语音成份有些正逐渐趋同于普通话,有减少的可能;而普通话特有的语音成分又难以进入成都话,成都话语音成分不增加;成都话语音因而有可能会向简化的方向发展;2、虽然成都话中许多具体词的语音变为与普通话相似,但是从整个语音系统来看,成都话仍然比较完整地保持着自己的语音特点,并且在一定的时间内还会继续保持下去。

周文的调查和分析详细而深入,可以说是全面地反映了20世纪成都话语音的演变史。我们或许可以从20世纪成都话的语音演变情况看出其他汉语方言在当代普通话大力推广的情形之下方言语音演变的大致情况。

现代汉语方言是汉语历史发展的产物,是古汉语的延续。因此,现代汉语或多或少还有古汉语的遗留,且其发展演变是有规律的,但也会有例外,例外也是有原因的。袁苹《论四川郫县方音中的存古倾向》,杨梅、崔荣昌《成都话例外字音析释》、兰玉英《简析汉字声母在四川方言中的歧义读音》,兰玉英《释四川方言的一些例外字》等文章分析了方言中的存古现象和方言语音演变的例外情况。

(二)非官话方言

客家话和湘语是巴蜀方言的重要组成部分,对这些非官话方言的研究,主要是在语音方面,词汇和语法方面较少。

有关客家话语音研究的论文有4篇:李瑞禾、曹晋英《西昌黄联客家话同音字汇》、段英《四川黄联关客家话与梅县客家话的比较》、廖庆、唐磊《德阳客家话方言特色探讨》和王庆《龙潭寺客家话语音研究》。其中,廖庆、唐磊.德阳客家话方言特色探讨，不仅描写了德阳客家方言岛的语音系统,还搜集了一些比较特殊的词语,并涉及客家话的词类系统,如代词、结构助词、时态助词等。

有关湘方言的论文有6篇:曾晓舸《四川岳池顾县话的音系》、韩子京《四川石湾话和湖南温塘话声调比较──一种方言从原籍到移民地后的演变轨迹》、彭金祥《达县安仁长沙话调查记要》、尹蔚《四川达县新胜“长沙话”语音研究》、陈荣泽《宜宾(白花镇)方音研究》和杨荣华《四川安岳大平话音系研究》。这些论文都描写了湘方言岛的声韵调系统,并通过比较发现其语音成分与湘语、周围官话方言的异同,从而反映出湘方言岛的语音面貌及演变规律,指出其发展演变的方向。从语音现状看,这些湘方言的语音系统既在艰难地保留着一些湘方言的语音特征,又在不断地受到周围官话方言语音系统的巨大影响,逐渐与周围官话方言语音系统趋于一致。

三、结语

纵观这十余年的巴蜀方言语音研究,成绩是喜人的。1.研究成果显著。上世纪50年代至90年代初,有关巴蜀方言语音方面的论文只有15篇左右。而这一时期仅十余年,论文就40余篇,时间跨度小,成果丰富,其成绩是显而易见的。2.研究不断深入。巴蜀方言语音研究已不再停留于简单的共时研究,开始深入研究方言语音史。这都是之前少有的。3.研究队伍不断壮大。一些老方言工作者,如崔荣昌等,仍笔耕不辍,继续为巴蜀方言研究作出突出贡献;一大批中青年方言工作者,如黄尚军、彭金祥等,成果迭出,是巴蜀方言研究的中坚力量;还有一批高校方言学或相关方向的研究生,已成为巴蜀方言研究的新生力量,给巴蜀方言研究带来了勃勃生机,极大地壮大了巴蜀方言的研究队伍。

在看到成绩的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不足。1.研究地域上的不平衡。从地域上看,研究较多的是成都和重庆及周边地区,其次是川东、川西和川北,对川南、川西南和川西高原的汉语方言研究则显不足,应急需加强。2.缺乏宏观的方言语音研究。单个方言点的研究多,而综合研究的少,这就使我们不容易把握巴蜀方言语音的整体特征和内部的异同,不利用我们的深入研究。

知晓不足,我们才能更好地进行研究。为此,我们应在深入细致调查方言点的基础上扩大研究范围,由点及面,加强整个巴蜀方言语音的共时和历时比较研究,这样才能从整体上把握巴蜀方言语音的全貌。我们还应该以开阔的研究视野加强巴蜀方言语音与周围其他方言语音的比较研究,理清巴蜀方言与周围其他方言的异同亲疏,这样才更有利于我们分析巴蜀方言语音的历史层次和发展脉络。

陈荣泽,西藏民族学院 、人文学院讲师

源自：《四川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