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自:第一财经
原文标题:A股三十年“挣扎”向前,创设者解密市场化改革难点
热了愁、冷了愁,不热不冷也发愁。
1990年12月,沪深交易所开业,中国证券市场开启统一交易的发展阶段。2020年12月,证券市场三十而立,取得诸多发展成就的同时,改革征程依然没有停止。
就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楼继伟、屠光绍、高西庆、尉文渊、禹国刚等A股市场的早期缔造者们,在“三亚 财经国际论坛”回忆了A股初创时的诸多细节。
在他们看来,与国际其他市场自下而上发展演进不同,现代中国证券市场是自上而下推动建立,所以从一开始,建设者就面临诸多选择难题──要不要限制股价涨跌?要不要救市?要不要采用T+0?等等。这些过去的思考,对今天的改革亦是镜鉴。
站在三十年后的今天,初创者们感慨,资本市场被提到前所未有高度,具备诸多早期所不具备的支持条件,A股下一个三十年将大有可期。
自上而下创设
“1792年5月17日,24个从事股票交易的经纪人在华尔街一棵树下集会,宣告了纽约股票交易所的诞生。”这个被写入历史的画面,完美揭示了美国证券市场“自下而上”发展演进的特质。
与之不同,中国证券市场更多有赖于监管层推动形成。尉文渊曾任上海证券交易所首任总经理,对于交易所创办的细节他每每回忆都仿如昨日。
“30年前,我35岁,是一个很偶然的机遇,导致我走上了这个创办证券交易所、参与中国资本市场初创工作。”尉文渊12日回忆称,1990年听到时任上海市委书记兼市长朱镕基宣布“上海证券交易所年底开业”的消息后,当时还是“金融菜鸟”的自己非常“懵”。
自接手创办工作到预计开业之间,只有5个月左右的时间,而彼时所有的工作都是“一张白纸”。从找场地,到起草各种办法、单证,搞到最后竟觉“绝望”。
“感觉完成不了。当时在定方案的时候,自己有意无意在’找死’。”他回忆称,一开始说要找个大厅,难得不得了,后来不知天高地厚要搞电脑交易,短时间内要完成,要求非常高。所有参与者没日没夜全身心扑在工作上,终于熬到开业日期。
12月19日前夜,尉文渊一个人在大厅里忐忑思索──就要开业了,时间太紧已来不及再做测试,首日交易也不知能不能成。
好在开业当日一切相对顺利,尉文渊回忆称,“这个开业开出来,喘了一口气”。而当时的他,穿了一双“大小鞋”,左脚40码,右脚因感染无法站立,借了同事一只45码的皮鞋应急。
对当天有什么感觉?尉文渊回忆起来,什么都不知道。因为午宴之后,他因高烧去了医院。
回忆起深交所的设立,禹国刚同样历历在目。
“1983年,我到日本学习证券,回国后组织部跟我说,现在没有证券市场,你从哪来回哪去。”禹国刚于是回到企业工作,直到1988年深圳成立资本市场领导小组,1990年12月1日深交所开始集中交易,作为学成归国的首批证券人,禹国刚全身心投入其中。
沪深交易所建立之后,各地纷纷意欲效仿。据中国证券市场设计研究中心总干事王波明回忆,“90年沪深交易所开业之后,全国各省各市忽然发现这个东西好,来钱,我也要成立一个交易所”。
对于内地到底需要一个交易所,两个交易所还是多个交易所,当时有过诸多争议。禹国刚提出,参照美国当时14个交易所来看,中国内地至少可以设5个交易所。不过,据禹国刚回忆,当时朱镕基提出,按照GNP计算,参照美国当时GNP的体量,中国建一个交易所就够了。
据尉文渊回忆,初期上交所交易量是深圳四五倍,深圳市场北有沪市竞争,比邻还有香港市场,深交所发展不容易。所以,当时管理层有过两者合二为一的想法,并形成过初始方案,但最终并未实施。
交易所成立,并不意味着全国统一的证券市场真正建立。紧接着,建制度、立法规,逐步推动公司法、证券法出台,证券业“度量衡”统一,全国性交易市场形成。
全国政协常委、财政部原部长楼继伟彼时负责证监会的联系筹办,证券业如何监管、证监会如何设立、证监会章程起草等方方面面,逐一落地。1992年10月,中国证监会正式成立,标志着中国证券市场进入统一监管阶段。
涨跌停与T+0的纠结
当前资本市场正经历新一轮以注册制改革为基础的深化改革。其中,拓宽涨跌停限制甚至取消涨跌停板、实施T+0交易等仍在讨论之中。
A股创设30年来,曾经多次在放开与管制之间徘徊,而每一次选择背后都有其深层原因。
尉文渊回忆起90年代初,对当时的“束手束脚”记忆犹新。上交所创设初期,实施严格的涨跌停板制度。“涨5%都不行。”尉文渊称,当时不仅仅是为了防止波动,而是有很强的意识形态在里面,实行非常严格的涨跌停板,曾经将涨跌幅限制到5%,甚至一度缩至千分之五。
这种限制造成严重后果,1991年10月深圳率先放开股价,得到高层表扬,随后上交所1992年5月宣布取消涨跌停板限制。于是,当年5月21日,中国股市“石破天惊”,大盘暴涨一倍。
据中央财经大学证券期货研究所所长贺强回忆:“前一天收盘600多点,股民回家睡一觉,第二天早上开盘,目瞪口呆,大盘1200多点开盘,指数翻倍。”
在尉文渊看来,当日股市暴涨并不是“畸形”,反而是长期扭曲的一次压力释放,放开股价是一次重大突破。
但是随着股市风险事件迭出,涨跌停板恢复,直到今天依然是A股市场的一大特色机制。不过,在科创板设立及创业板注册制改革过程中,涨跌幅限制进一步放开,使得市场在价格行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T+0同样如此。作为一位“老股民”、全国政协委员,贺强12年间提交了46份关于资本市场的提案,从早期建议单边征收印花税、推出股指期货,到近期发展新三板,他的建议多项被采纳,但建议实施“T+0”的提案,连续提了9年仍未成行。
今年以来交易所也在进行有关T+0的讨论,其中单次T+0获得较多业界呼声,不过目前仍未有明确进展。
在管制与放松之间,监管层三十年来没有一天不纠结。禹国刚曾这样形容监管层的复杂想法──市场热了愁、冷了愁,不热不冷也发愁。
1990年深圳股市柜台交易火爆,一股1块钱的深发展被炒到白市60元、黑市120元,当时祭出印花税,给市场泼冷水;1990年12月到1991年连跌3个月,深市甚至在1991年4月出现单日“零成交”的奇景,随后监管层出手救市;在之后一段时间股市表现较为平稳,监管层又发愁“不够活跃”。
“何时不发愁呢?”禹国刚当时的发问,到今天依然令人深思。
带着这些问题,禹国刚曾向美国监管者学习请教。他发现,美国的监管态度类似“消防队”──只要股市正常运转,就不干预,但如果哪里冒烟失火,就迅速扑灭。在股市不“冒烟失火”时,监管层就把“消防车”、“灭火器”检修好,随时待命。
“1992年到现在,我觉得28年前讲的话,对我还有用。”禹国刚说。
从“计划”到“市场”
作为中国证券市场早期建设者、证监会前任官员,高西庆对A股三十年颇为感慨。
“我们20多年前就有1亿多账户,今天也是1亿多,形成了一个基本稳定群体。这个群体不断被‘割韭菜’,又不断冲进来。”他说,经过三十年一路狂奔后,我们需要想一下,这个狂奔,是奔向哪。
在他看来,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是全世界都认可的方向。让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作用,到今天为止,没有人发现比这个更有效的办法。
屠光绍曾在证监会、交易所工作多年。他认为,资本市场发展有时需要经历必要的“转化”过程。
“中国股票市场发展不容易,因为过去在计划经济土壤下,逐步推动市场经济的发展、建立资本市场,所以我们资本市场刚开始就有显著的特征。”他认为,股权分置改革是A股发展一个重要事件──正因为有股权分置,我们的资本市场才得以建立,如果一开始就按照完全成熟资本市场方式来进行,那中国的资本市场反而不能建立起来。
不过,当股权分置成为阻碍市场发展的因素之后,反过来也要解决股权分置问题。“我本人参与了股权分置的改革,股权分置改革是资本市场发展,同时也是处理好政府跟市场的关系的关键。”他说,股权分置改革解决了制约资本市场的一个基础问题。
回忆往昔,以不同角色参与中国证券市场创设的“元老”,对于今天资本市场所面临的发展机遇,都颇为艳羡,也颇有期待。
与最初“错了可以关”的小心尝试不同,今天资本市场被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支持。
“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坚强领导下,近年来我国资本市场改革发展明显加速,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成功落地,创业板、新三板等一批重大改革相继推出,对外开放持续深化,直接融资呈现加快发展的积极态势。”证监会主席易会满近日撰文称,截至2020年9月末,直接融资存量达到79.8万亿元,约占社会融资规模存量的29%。其中,“十三五”时期,新增直接融资38.9万亿元,占同期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的32%。
对于未来十年,禹国刚期待,全市场逐步实行注册制,坚持市场化、法制化、国际化道路,推动证券市场实现质的变化。 |